让清官廉吏的廉洁光芒，从方志史料中闪耀

近日，由山东省纪委监委宣传部、山东省方志馆编著，山东友谊出版社精心打造的《山东地方志中的清官廉吏》一书出版发行。这是一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新作，是方志资源与廉洁文化相结合、历史资源与时代需求相碰撞、激活古籍并传承文脉的创新成果。                       

据悉，《山东地方志中的清官廉吏》是当代学人整理编撰的第一部山东“廉吏传”。书中收录的55位山东历史上的清官廉吏，是古代廉吏群像的缩影。既有修己慎独、洁身自好的“悬鱼太守”羊续、“一钱太守”刘宠，又有勤恤民隐、造福一方的富弼、贾琮，还有严肃纲纪、不惧权贵的薛宣、包拯；有说出“四知”名言——“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杨震，有创作著名官箴“公生明，廉生威”的年富，还有总结出为官三字——“俭”“简”“检”的牛运震。他们是廉政精神的践行者，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对于大家常有耳闻，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历史人物，该书重点介绍其廉政事迹，让读者对他有更全面地了解。比如，“病卧牛衣”“牛衣对泣”典故中的王章，处境微寒时曾经与妻子共守贫贱，步入仕途后清廉为官，不畏强权，而最终死于狱中。再如，《三字经》中“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的“神童”刘晏，这样一位功绩卓著的财政大臣，最终却因得罪权贵而被陷害致死，身后遗产仅两乘书、数斛米。

除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清官廉吏，这本书还收录了一些令名不彰、功名不显的人物，如即墨大夫、吴隐之、员半千、牛运震等；费祎祉、龚大良、李毓昌等人甚至正史阙载，仅见于几卷方志。因为他们身上闪着廉洁品质的光芒，这本书把他们从方志史料中“打捞”出来，为他们立传，让我们了解到传统廉洁文化与廉政理念在山东历史上的普及性、自觉性。

这些清官廉吏的事迹，看似各自独立，实则聚焦“廉”的内涵，这本书既提炼出廉洁人物的共性、顾及廉洁文化的普及性，又暗含了传统廉政观念的演进。

《山东地方志中的清官廉吏》既讲述了清官廉吏的清廉风范，又暗含了古圣先贤的清廉思想，让齐鲁廉洁文化从源远流长的文脉中显现出来，展现出一册生动的山东传统廉洁文化图卷。

首先，中国古代大力倡导清、公、勤、慎等“官德”，作为评价官员德行的标准，正史中专列《循吏传》《良吏传》以宣扬廉政之风，但凡有政治抱负的士人必奉行廉政。受此国家意志的影响，南宋以后，方志也逐渐在“人物志”专设“名宦”“循吏”等载录当地廉吏，渗透了廉洁元素的传记、诗文、逸事等不知凡几，并且随着时代的演进，方志中的廉洁文化不断得以修正与积淀。

其次，在儒家政治理想和治理模式之下，传统士人在积极参与治理国家、管理地方事务时，通常将“廉洁”“廉政”视作重要的地方仕宦成就之一，这使得廉洁文化不只是抽象的理论，而且体现于廉吏的具体施政实践中。方志载录的廉吏事迹，恰恰是各地廉洁文化的生动具象化体现。

另外，除了官方约定俗成的标准外，方志纂修者的个人倾向也会影响方志中廉洁文化的塑造。比如山东东阿人于慎行，不仅自身因“守清白之规，厉忠赤之志”而堪称“廉吏”，而且热心地方志编修，《山东地方志中的清官廉吏》收录的多位廉吏的人物传记即见于其编撰的《兖州府志》，起到了传播廉洁道德理念的价值引领作用。

该书中收录的晏婴，较早提出朴素的廉政观：“廉者，政之本也，民之惠也；贪者，政之腐也，民之贼也。”从春秋时期季文子到汉代羊续、唐代房玄龄、宋代范仲淹，再到明代于慎行、清代诸城刘氏，他们或修己慎独，清廉传家；或勤恤民隐，造福当地；或执法严明，伸张正义；或惩恶扬善，不惧权贵；或简朴戒贪，公而忘私。他们秉承的这些廉政理念，构成了齐鲁廉洁文化的主脉，并且和儒家道德修养、政治理念的思想相一致。

可见，国家导向、个人倾向贯穿于方志廉洁文化的形成、积淀过程，大量载录廉洁文化元素成为方志纂修的应有之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廉洁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山东历史上的清官廉吏恪守儒家思想，崇德尚廉、廉为政本、持廉守正，这种精神和文化的传承，可以辅助我们党员干部涵养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厚植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土壤。

（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卢昱 通讯员 张亚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