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江：数字新闻生态:概念基础与结构特征

作者：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本刊学术顾问）；徐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2期

导  读

本文从媒介技术与新闻实践的关系出发，提出以数字新闻生态为认识论起点理解当代新闻实践、构建数字新闻学概念体系的主张。

引言：被技术逻辑塑造的新闻实践

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受到新闻生产、流通和接受的主导性媒介技术的深刻影响。一如印刷术之于报纸新闻的排布与阅读、电子技术之于电视新闻的编播与观看一样，数字技术也对当代新闻实践赋予了新的内涵与形式，从而使得一种专属于数字时代的新闻文化的实现成为可能。[1]与传统新闻实践相比，数字新闻实践各子范畴之间的边界是高度模糊的，新闻实践发展的动力机制存在于技术、多元行动者和诸种专业意识形态的动态关系之中，而个体情感经验和集体情感结构则成为新闻实践演化的核心动力。[2]数字技术的“数字性”因而与新闻实践的“新闻性”发生复杂的化合反应，令我们今日所面对和尝试理解的新闻成为一个高度混沌、挥发性极强、通过不断重组关系以追求局部稳态的“环境”。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尝试借鉴媒介生态学的理论话语，以“数字新闻生态”（digital news ecosystem）作为一个认识论起点，来构建数字新闻学的概念体系。

从学理上看，数字新闻生态这一概念包含着两重含义。第一，在观念层面，数字性（技术）与新闻性（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生态性而非工具性的，这意味着数字技术之于新闻实践不仅是提升效能的手段，更是基本观念框架和规则体系。数字媒体为新闻实践创造条件并限定范围，数字新闻实践则以层出不穷的样态创新支持数字媒体的基础设施化，技术和文化之间因此而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新闻学的基础认识论，乃是一种“技术-文化共生论”（a techno-cultural symbiosis）。第二，在行动层面，不同类型的行动者依其彼此之间持续变化的关系而构成无远弗届的数字新闻网络（network），关系由是而成为分析数字新闻现象与规律的基本单元，脱离了对一般性和具体关系的考察，我们便无法准确理解新闻的发生原理和意义机制。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中心的”（human-centered）新闻观念受到持续的挑战，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和以平台为集中体现的新型传播制度在深度介入新闻传播各环节的过程中部分地消解了人类行动者的中心地位。[3]数字新闻实践因此而面临着一系列亟待回应的规范、伦理和文化危机。

“生态转向”既是新闻实践在当下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必然经历的发展阶段，也是人类社会技术与文化变迁复杂交织形成的独特景观，其成因和结构中包孕着新闻业和新闻学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

数字新闻生态与传统新闻业态

任何“技术-文化生态”的形成都有其复杂的历史、技术和文化基因。我们可以将数字新闻生态视为传统新闻业态在数字技术逻辑的支配下“跳跃式”演化的结果。“生态”和“业态”尽管只有一字之差，本质属性却有质的区别：数字新闻生态是高度液态、多孔和易变的，而传统新闻业态则因循标准化、科层制和保守性原则，两者的关系难以用“继承”或“创新”来概括。若一定要选择一种界定方式，“破坏性发展”或许更加接近实际状况。

首先要看到的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似乎难以界定的数字新闻生态，其实在诸多方面体现出了对传统新闻业态的某种延续性。其中，“机构化”和“专业性”是这种延续性的基本体现。一方面，尽管数字技术，尤其是Web2.0技术鼓励个体行动者参与新闻生产并在事实上缔造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时代，但对整个新闻与信息环境的属性、角色和价值地位起支配性作用的，仍然是那些遵循传统行业惯例的新闻机构。其中，以人民日报、纽约时报、BBC为代表的老牌传统媒体始终是全球新闻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引领性力量，而澎湃新闻、赫芬顿邮报等新兴数字新闻机构尽管有着不同的出身和缘起，却也在很大程度上以传统媒体组织的方式运行。由海量个体行动者构成的平台生态尽管在相当程度上对传统新闻机构的知识权威构成了挑战，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全球主流新闻议程仍首要由机构媒体而非个人行动者所设定。以机构为基本构成要素的数字新闻生态因此而维系着自身系统的动态平衡，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陷入琐碎化的命运。另一方面，尽管传统新闻观念、价值和伦理体系不断被新技术逻辑所“改造”，且所谓“新闻从业者”的内涵和边界也面临着被重新定义的局面，[4]但新闻作为公共信息产品的文化独特性始终被广泛坚持和认同。对那些出于不同目标而积极参与新闻实践的行动者来说，旧的专业主义或许已不合时宜，但这不意味着新闻可以没有专业性——他们通过不断尝试以“慢新闻”取代“时效性”、以“介入性”取代“客观性”等行动方案来创造新的专业标准与身份认同。[5]这种对专业性的深刻体认和反复重申，构成了数字新闻生态稳定性的另一个来源。因此，只要新闻实践仍然以“机构”和“专业性”为支柱，那么数字新闻生态就具备基本的生产性和建设性，它的流动、挥发和多变也因此而始终被局限在特定的范围内，新闻也因此而避免了被虚无化。

然而，在延续之外，我们在经验层面更多观察到的其实是数字新闻生态相对于传统新闻业态而体现出的大量新特征与新趋势。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数字新闻生态所体现出来的高度“开放性”和“自动化”。数字技术对新闻传播所有环节的深度介入，将一种高度开放的生产和流通结构深深嵌入了数字新闻生态，这使得一切数字新闻实践都以协同、交互和体验为基本创新要素。[6]互联网在创造连接、聚合社群与突破边界等方面的强烈文化特性让新闻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全民性日常生活经验。在网络化动力机制的助益下，各种类型的开放生产项目层出不穷，这使得很多传统媒体时代难于完成的报道工作——如战争新闻报道、大型跨国调查性报道、基于海量数据挖掘的阐释性报道等——得以通过开源和众包等方式完成，这对传统新闻生产而言不啻“降维打击”，新闻也因此而拥有了新的定义和实践标准。此外，人工智能作为新型新闻行动者，也给新闻实践带来了人们在传统媒体时代难以想象的新变化。活跃在全球媒体平台上的社交机器人、经机器学习而能够渐趋完美地复刻人类理性与情感的生成式AI、被新闻机构广泛用于新闻精准分发的推荐算法……人工智能与新闻实践的交汇前所未有地将“新闻是否仍是人的事业”这一问题推至历史的前台，已完成从“个体”向“用户”转型的大众也开始严肃拷问自己的新闻经验被“自动化生成”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数字新闻生态下，“开放性”和“自动化”有着深刻的文化政治内涵，它们作为当代新闻实践的一般特征和基本趋势，蕴含着新闻与社会、与历史、与人类自身之间建立有机关联的可能路径。

因此，当我们以发展和辩证的目光看待新闻实践在当下的演变，会发现数字新闻生态的形成是传统新闻业运行逻辑与数字媒体的技术可供性之间反复进行协商与融合的结果。新闻实践因应技术环境的变化而不断重新校准自身的概念体系、反复调适自身与其他类型社会实践之间的边界，并探索建立新的专业和规范体系。但与此同时，技术创新所具有的潜能也被新闻机构和行动者深度开发和广泛使用以巩固并更新新闻实践的文化属性和价值目标，推动新闻履行其作为真相标识物、信息民主载体和公共文化档案的历史承诺。

数字新闻生态的结构特征

尽管数字新闻生态是高度流动和易变的，且受到地方传统、制度和文化框架的限定，但我们还是能够通过对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新闻实践的观察，大致归纳出全球数字新闻生态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结构特征。

首先，在实践形式上，数字新闻生态具有复杂的网络化（networked）结构。这不仅仅意味着数字新闻的分发和接受高度依赖狭义上的“通讯网络”，而是在总体上表明整个数字新闻生态其实完全建立在形式复杂且动态变化的物理、经济、趣缘和情感关系网络的基础之上。对于数字新闻生态来说，网络既是一种物质形态，即联接所有内容、技术和行动者的基础通信设施，也是一种专业认识论，即行动者和制度因应上述物质形态而形成的思维方式、观念体系和价值观。在数字时代，我们若脱离了对这一网络化结构的把握，就无法准确理解新闻究竟是如何被生产和接受的。因网络化结构的存在，原本高度原子化的新闻经验得以被整合成“社区感”，并成为一种更具介入性的新闻专业文化的基础。[7]同样，网络化结构持续的精细化发展，也使得我们在传统媒体时代形成的对于新闻传播过程的线性理解方式不再有效，我们必须看到复杂网络作为数字新闻流通的基本环境，已经对新闻的基本观念、新闻产品的工业标准，以及新闻与社会事实相互建构的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新闻从被孕育的那一刻起，就要以“可流通”为核心目标，致力于追求为不同人际网络和社交圈层提供体验价值，这无疑会极大强化新闻的社会动员和公共美学功能。[8]数字新闻生态也因此而成为以新闻为一般流通物、涵括整个数字生活范畴的庞大“信息-情感”网络。

其次，在演化规律上，数字新闻生态体现出显著的平台化（platformization）趋势。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技术和文化资源为全球性数字媒体平台所攫取和垄断，是科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平台化的倾向内嵌于数字信息社会的政治经济基因，故而也就成为数字新闻生态的一个基础结构特征。通过广泛建立与不同社会范畴间的“接口”的方式，平台生态不断扩张，早已超出了狭义的信息和交往服务范畴，而成为数字时代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基础设施。对数字新闻实践来说，平台化趋势兼有生产性和压迫性效应。一方面，平台为新闻机构与其他行动者提供了海量易得且成本极低的数据与连接资源，令新闻业永远摆脱了资源匮乏的束缚，进入了内容丰裕的时代；另一方面，平台也以自身的流量经济体系持续消解新闻业的品质标准，不但显著加深了新闻的商品成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新闻陷入了“加速的异化”。[9]因此，无论从新闻实践的文化属性还是新闻行业的社会定位的角度看，平台化都是我们在理解数字新闻生态时需要严肃审视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看到平台对新闻业的机构文化进行重塑的微妙过程及其重大的文化后果，并要对看似平等主义的流量评价体系背后的资本主义逻辑保持反思与批判。

最后，在文化构型上，数字新闻生态包孕着强烈的介入性（engaging）倾向。数字化作为当代新闻实践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人类行动者进行赋权来促进新闻生产力的极大解放的。在数字新闻生态下，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积极受众在形式上获得了与新闻职业精英与建制化新闻机构同等的行动者地位，逐渐转变为更具主动性的“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他们兼有意愿、资源和能力参与数字新闻实践，并致力于通过一种行动主义（activism）意识形态来实现对社会进程的深度介入，[10]这在欧美国家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和中国的“看见女性劳动者”等热点话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与传统新闻业态相比，数字新闻生态与社会进程之间的文化和心理距离都更加接近，新闻实践呈现出融入日常生活经验的趋势。这一趋势对一般性新闻观念产生持续的影响，使过去那种认为新闻应当与报道对象、社会现实保持某种疏离关系的客观主义法则，逐渐让位于一种更具建设性和进步性的文化政治主张。这对于几乎完全建立在客观主义认识论，以及对客观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解构的学术实践基础上的经典新闻理论体系而言，意味着总体性范式创新的紧迫性。

从网络化、平台化和介入性三个核心结构特征出发，我们得以形成对数字新闻生态的本质的理解。这一生态既是一切经验性新闻实践——包括新闻的生产、流通与接受实践——得以实现的基本技术和文化语境，同时也是对各种类型新闻实践进行持续培育、塑造和限定的规则体系。这一环境兼有容纳和约束的效应，数字新闻业在其张力下逐渐形成稳定的运作模式，并开始生发“原生的”专业文化，这种文化在数字新闻生态与数字新闻行动者持续的互动之中被不断强化、调整与重塑。

结语：数字新闻学的生态性思维

作为新闻学在数字时代的创新范式，数字新闻学的知识框架、价值目标和概念体系均应建立在一种秉持生态性思维的理论化工作的基础上。数字新闻生态的基本属性和结构特征决定了数字新闻学应当以“基于新闻经验形成的公共信息关系”为基础研究单元，同时保持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切观照。

此外，生态性思维也为数字新闻学规划了具体的理论成长路径，那就是基于对新闻业的“行动者-网络”的观察和分析，不断探索新闻实践对日常生活、社会进程与信息文明日益深刻的参与和介入机制。当由新闻构成的生态已经成为我们获取日常生活经验所时时刻刻沉浸其中的环境，我们对这一环境的理解和解释也就成为我们对自身的存在加以理解和解释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生态话语强化而非削弱了新闻学的人文属性，将新闻学的客观知识生产与历史价值追求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生态性思维也对数字新闻学伦理体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说在传统新闻业态下，新闻伦理体系仍首要是一种专业伦理（professional ethics），那么在数字新闻生态下，由于新闻生产主体的泛化和新闻实践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涉入，新的新闻伦理体系应当在更大程度上转变成一种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其约束对象也应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职业精英，而涵盖共同构成并协同建设整个数字新闻生态的所有行动者。正如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一种公民责任一样，维系新闻生态的健康也应当成为数字时代的一种基本公民素养。这不仅有赖于所有新闻行动者的自我约束，而且呼吁整个社会媒介运转和规制系统的变革。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批准号：20&ZD318）、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深圳大学数字媒体文化实验室”（编号：2020WCXTD01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常江，何仁亿. 数字新闻生产简史：媒介逻辑与生态变革[J]. 新闻大学,2021(11): 1-14+121.

[2]黄雅兰，罗雅琴. 可供性与认识论：数字新闻学的研究路径创新[J]. 新闻界,2021(10): 13-20+32.

[3]陈昌凤.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实务赋能、理念挑战与角色重塑[J].新闻界,2023(06): 4-12.

[4]徐笛，胡雅晗.数字时代记者职业的重新领地化[J].中国出版,2023(16):15-20.

[5]常江， 杨惠涵. 告别客观性：介入性与数字新闻专业性[J].全球传媒学刊,2023(01): 148-159.

[6]黄文森.创新行动：数字新闻样态的兴起、扩散与主流化[J].新闻与写作,2023(07): 35-44.

[7]田浩.原子化认知及反思性社群：数字新闻接受的情感网络[J].新闻与写作, 2022(03): 35-44.

[8]何天平.可视化、沉浸化与游戏化：数字新闻美学的实践逻辑[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01): 83-91.

[9]涂凌波，赵奥博. 新闻时间研究：基本概念、运作逻辑与制度化结构——兼论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加速”及其异化[J]. 国际新闻界, 2022(10): 24-49.

[10]陆晔，赖楚谣. 创造新公共社区：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生产的情感维度[J].中国出版, 2021(10): 3-8.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常江，徐帅.数字新闻生态:概念基础与结构特征[J].青年记者,2024(02):7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