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解析媒体欲望结构：从技术主导回归内容根系

作者：曹林（知名评论员）；汪惠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3期

导  读

媒体转型必须回到内容的根系，技术和工具应该生长在它的根系上，才能应对环境和变化的挑战。

《纽约时报》前记者詹妮弗·李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当年传统媒体精英对待流量的态度，读来简直恍若隔世。她问网站主页上某篇文章的流量是多少，却被告知，记者是不能看流量的。那时的精英报人很讨厌收视率下电视的肤浅，认为自己不能像电视那样关注收视率。当他们听说有网站把记者薪酬与页面浏览量挂钩时，都皱起了眉头。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就像读到《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段类似内容时的震惊程度一样，那时媒体采编与广告严格分开，当年芝加哥论坛报大厦有两部独立电梯，发行人甚至不愿意广告销售人员和记者同乘一部电梯。

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基于共享供应链资源而设计大模型框架，提供了基于机器学习进行内容创造的可能。“技术生成价值”的声音在以“内容为基”的新闻业中，激起了关于技术价值与内容价值之间关系的讨论。本文分析了媒体欲望结构的嬗变，工具和技术逻辑甚嚣尘上，对传统内容逻辑形成了凌驾与碾压，“成名的想象”被流量欲望所主导，影响力追求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滑落到“沦为被影响的人”，爆款/作品、小编/名编、文案/文章、视频/文字、网红/名记等新旧范畴的对立，也深刻体现着内容逻辑的退化。内容是新闻业以不变应万变的根系，技术应该回到专业的根系。

成名的想象：从“代表作”到10万+爆款

一个职业的专业主义要求，往往是通过边界上一些驱逐他者（商业、权力、大众）入侵的自主性规范所组成，这些规范往往表现为某种防火墙。比如新闻专业精神的神圣内核，就由一系列防火墙构成：新闻内容与广告经营的防火墙，不能让内容屈从于商业；新闻与评论的防火墙，记者忍不住评论就到二版去评去说，不要在新闻中夹杂主观评述，事实本身是一条新闻最好的评论。这两条常被媒体人谈起，被视为“金规则”，其实还有另外一道防火墙，就是内容与流量之间，新闻生产者应该独立于大众情绪和流量压力，在新闻的王国里保持对事实这个“君王”的神圣忠诚，避免真实性和价值性被KPI所裹挟。

专业主义退场、商业主义统合，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内容与流量”之间防火墙的倒塌。电视时代虽然大谈收视率，但还是有点遮遮掩掩，潜意识地觉得这很肤浅和庸俗，甚至反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门户网站时代的点击量也尚未压倒一切，仅是网络传播业的“地方规则”。新媒体革命的技术逻辑则完全撕掉了那层遮羞布，把流量普及到新闻业而上升为某种一手遮天、毋庸置疑的职业意识形态，使流量取代事实成为新闻业的“君王”。记者只负责写稿，不能看流量？这简直是编出来骗孩子的“新闻理想”，是“火星记者”吧？

过去的新闻编辑室讨论一篇报道的影响，会谈报道的句法结构、社会价值、事实可靠度、独家信息的含量，等等。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从玉华谈到过这种编辑室场景：“每周开会，我们会提到流量，但我们更在乎这个桌子边的人怎样评价。”[1]——桌子边的人，是新闻业的一个隐喻，代表着一种专业主导的评判标准。

而如今这个隐喻已经从“桌子边的人”变成“移动端的人”。微信群讨论中，领导不耐烦地扶一扶掉到鼻架上的眼镜，冷冷地打出几个字：阅读量多少？足以终结原有的业务讨论。记者和评论员写前构思时，就被流量的幽灵所环绕，什么选题能触发痛点泪点？哪些角度已被收割一波流量了，何种新角度能成收割新一波流量的爆款？标题怎么做才能把节奏带起来从而撬动起点击欲？开头第一句怎么保证把情绪煽动起来并激起转发？流量逻辑已经深深浸入传统新闻编辑室堡垒的每一个环节，并浸入每个媒体人思想肌体的毛细血管中。

毫无疑问，流量已经成为新媒体制造出来的一种关于数字的欲望结构，它表现为文章左下角不断滚动的阅读量，传递了一种“很多人在看”“看的人越来越多”“被人在看”“听到了回音”的迅速变现感。用德波“景观社会”的视角看[2]，流量是一种让人迷入性“看”的景观，这种景观在媒体人心中传递了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拥有流量的作品才是好的，好作品才会呈现出高流量。被流量施了魔法后就会认为，新闻和评论的存在不再由自身的信息和观点价值决定，而是由流量景观所定格的那个阅读量数字所决定。转型时代的媒体人很容易因为对流量的迷入，而丧失对新闻本真价值的自信。流量制造着欲望，欲望决定着生产，形成一个甩掉专业、失去反思而陷入数字内卷的闭环。

一个行业生产者的欲望结构，决定着这个行业从业者的“成名的想象”[3]。在传统媒体时代，主宰着一个记者“成名想象”的是社会影响和专业承认，写出产生社会影响力、影响时事进程、受到同行尊重的代表作，以《永不抵达的列车》《回家》《倾听反对声》《北京最后的粪桶》这样的代表作行走行业江湖，才会受到尊重。而如今媒体人的欲望结构似乎已被流量数字所主导，人们迷入那个虚幻的数字想象之中不能自拔。从各大媒体的客户端所推的那些脸上写满10万＋欲望的新闻中，能清晰地看到那种深入骨髓的欲望结构，传统的“名记者”被“网红记者”所取代。

一名年轻记者身患重病，撰文《我离死只差两三个步骤》记录了这段经历，某媒体以《向死而生，一名记者的住院日记》为题转载后，迅速成为爆款。这家媒体看到记者作品登上人民日报并成爆款后，迅速在客户端推文宣称《喜提“人民日报”10万+，本报首席记者的这篇日记火了》。作为媒体，没有表示出对记者健康的关心，只关心“记录重病过程”带来的10万+，深入骨髓的流量欲望可见一斑。一个80后创业失败后自杀，某位从传统媒体离职创业的新闻人写了一篇分析创业失败的文章，很快获得10万+，该新闻人称“以前公号从未达到10万+，努力皆有可能，先高兴一下”，没有对评论对象的悲悯，只有10万+的兴奋感，可见流量欲望是怎样主导着“成名的想象”。

欲望是什么？在拉康的哲学中，欲望是人对无法被要求表达的那部分需要的体验，人的欲望是在他者的欲望里得到其意义，他的首要目的是让他者承认他。你以为是自己的需要，而其实从来都是他者的欲望。[4]传统媒体人的欲望结构，想象着一个受自己报道影响的他者：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一句真话的分量比世界还重，弱者想通过媒体报道诉求公正改变命运，媒体要在回应他者的这种诉求中赢得他者的承认。正是这种欲望结构，塑造着从业者“成名的想象”，使一个行业形成这样的崇高使命感，认为“不仅要关心自己的命运，而且要关心众人的命运，并且相信它最终会与自己的命运相关”。

而如今欲望结构中那个“凝视的他者”已经被替换为“点赞打赏的他者”，退化为对数字的迷恋。流量中的欲望结构，是谁的欲望？是商业传播平台的欲望，流量是几大平台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这种欲望将商业价值凌驾于公共价值之上。是算法的欲望，无价值观的算法计算着人性中的阴暗、自私、躁动、窥私、低级需求并将其正当化为一种让人觉得“很自然”的结果。是用户的欲望，都盯着左下角那个数字，别人在看，我也要看，数字呈几何级数般增长，刷屏，很快又归于寂静和虚无。

手机成为人的新器官，在人们的无意识中进行着欲望生产，生成一种被人们误以为本己欲求的伪“我要”。什么是伪“我要”？张一兵在阐释拉康哲学时说，这是一种他者欲望的欲望，是经过他者中介了的东西，你常常认为在爱自己，其实却是在爱他者之爱。[5]流量就是这样一种“他者之爱”的欲望，进入这个欲望结构中就失去了本真的自我，陶醉在数字鸦片中把“平台要”“算法要”“窥私要”“用户要”当成一种“自然之爱”的“我要”。这种宗教幻觉式的欲望“比无还可怕”，因为它是“比真还要真的假”。

影响力滑落：告别“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媒体人欲望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对影响力的追求。在什么事件上、以何种方式、面对怎样的人群、获得何种影响，深刻在媒体人的职业欲望基因中。新闻作为职业，传媒作为平台，媒介作为工具，传播作为渠道，天然包括影响力体制，媒介权力的核心就是影响力。对不同层面影响力的追求，体现着内容价值观的分野。

在谈内容影响力之前，先谈一个触动人心的演讲，康奈尔大学校长Martha E. Pollack给2022届毕业生的演讲，题目叫《做个真正的影响者》。她说：“有一种由技术推动而出现的职业，我们没有一套课程与之匹配。这个职业让我这个非数字原生代花了一点时间才搞懂。这个职业就是‘网红’(influencer)。什么使‘网红’具有影响力？我搜索了‘十大网红’，基本上把因为在线下的作为而出名的人都排除在外了。我想说，衡量你的影响力的，不是你如何呈现你的生活，而是你用它做了什么。在座的每一位即将成为康奈尔大学毕业生的同学们，你们有非凡的潜力在真实的世界中成为真正的影响者。让你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真实的、持久的和善意的。”[6]

这是一种古典的影响观，也是传统媒体所推崇的、激发了很多年轻人的新闻理想而让他们进入新闻业的一种影响观。用报道去推动时事的进程，推动社会的进步，促动变革，促进良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桎梏，《东方风来满眼春》推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解放，孙志刚案的报道终结了收容遣送制度，《回家》在泪洒互联网中凝固了那场灾难的民间记忆。报道既让媒体获得了公信的声誉，让媒体人“成名”，更在影响具体事件中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媒体受人尊敬，正在于其内容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真实的、持久的和善意的”。

媒体内容在影响力这个问题上的失落和失范，可以从这四个层次上的滑落可以窥见：一是最早的“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二是到后来的“影响容易影响的人”，三是再到“影响已经影响的人”，四是退化到“沦为被影响的人”。

最早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很多媒体都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价值观，甚至写在报头宣示这种追求。“有影响力的人”包含这样三个层次：其一，我们的读者是有阅读、审美、理性判断力的人，他们一样有改良精神，他们认同报道所涉及问题的重大性，并能形成理性的思考，报道是引起他们的注意；其二，我们的读者是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拥有较高的认知水平、社会权威和公共影响，比如知识分子、教师、企业家，他们受到影响后，会将这种影响扩展到更多人，形成如拉扎斯菲尔德所说的“二级传播”效应：大众传播对人们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影响首先到达舆论领袖那里，舆论领袖再把他们读到和听到的内容传达给受他们影响的人；其三，这是能给被报道对象带来实在变化的影响，因为有影响力的人能看到。

然后是“影响容易被影响的人”，这是一种影响力的没落，失去了对“有影响力的人”的吸引，而去追逐“容易被影响的人”。这种变化，包含一种对内容价值的放逐，即用影响力去实现何种价值？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日拱一卒，功不唐捐，是致力于推动时事进程。而影响容易被影响的人，除了“降低内容标准”“争夺下沉受众”，更重要的是把影响力当成变现手段。什么人是“容易被影响的人”？作为易感人群，易感动、易愤怒、易点赞、易被带节奏，而且易被诱导下单、买买买。“影响容易被影响的人”的框架中，内容已经失去主体价值，而成为变现手段。什么样的内容更容易煽动下沉的情绪，更容易在搅动流量中变现，那就生产这样的内容。

再就是“影响已经被影响的人”，这是一种“茧房”“过滤泡”“回音壁”中的影响力观，已经被影响的人，实际上不需要影响，他们需要的是不同声音。未被影响的人，才需要去影响。这种影响力观，并不是致力提高社会的观念水位，不是提升公众的认知，不是用“友直、友谅、友多闻”扩展公众的见闻，而是热衷于在粉丝中割韭菜，利用“茧房”的封闭、狂热进行收割。这种影响力观，带来的不是广识、博闻和开放，而是不同圈层的撕裂和对立。

最后是“沦为被影响的人”，媒体的内容失去澄清谬误、设置议题、引领价值的力量，反而被舆论所影响。看看现在一些媒体报道的热点，并不是在突发事件、公共事件后提供有价值的报道，而是跟着社交媒体的“热搜”走，网民设置了什么议题，网曝什么热点，网民说了什么，网民扒出了什么，成为一些报道的主要信源。媒体的评论选题，很多时候就是从热搜议题中找，失去了向网络新媒体输出议题、热搜和内容价值观的能力。

如果说“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代表着严肃新闻内容的价值观的话，那么后三者，“影响容易影响的人”“影响已经影响的人”“沦为被影响的人”，则代表着当下占据社交媒体热点频道的“新黄色新闻”，这样的影响力范式：在鸡毛蒜皮鸡飞狗跳的事情上，以网红出位的标题党方式，面对缺乏判断力的人群，利用人性的低级需求，获得某种爆炸性的情绪流量。

汶川大地震15年纪念，15年前在各大门户网站刷屏的一篇特稿《回家》，在15年后社交媒体迭了好几代的新媒体语境中，再一次刷屏。这篇报道的影响，不仅影响了那时有影响力的人，而且经过了时间的筛选，5年、10年、15年仍然有一种让人泪流满面的力量。过眼的爆款风吹云散，有多少10万+的生命能超过一天、一周或一月？新闻的力量在于改变今天，也在进入历史后启迪明天，那种凝固了生命、关怀、悲悯等恒久价值的新闻，才有这种能经受时间筛选的影响力。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这种严肃新闻的内容价值使命，不能在转型和融合中丢弃。转型，应该强化这种内容价值，而不是稀释和消解。

反思技术工具逻辑主导的内容价值观

实际上，无论是成名欲望的工具化，还是影响力观的退化，内容价值观的消解并非单纯发生在某一方面，而可能是系统性的。分析媒体人惯用语的嬗变，可以看到技术逻辑对当下内容生产的主导。

（一）爆款/作品

以前人们谈“作品”，如今流行说“爆款”，二者并不一样。作品，是以内容生产者和价值为主体，以专业共同体的判断为主导，一篇报道要成为作品，要经受专业共同体的审视，产生了实际影响，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作品是能够进入新闻学教授的研究视野、写进新闻教科书、成为学生学习的典范的。而爆款，则是消费性的，“爆”决定了它对即时情绪的消费，“款”也是一种商业和消费视角的凝视，联名款，上新款。爆款只有当下性，而没有时间性，爆款只对商业和变现负责，无关公共性和社会责任。

（二）小编/名编

考察“小编”的词源，本是网络新闻从业者的自黑自嘲，通过对“编辑”这个传统专业身份的祛魅和消解，以“小”的前缀将身份萌化（萌，其实体现着一种权力关系，小对大、弱对强、求对施、服务对消费的卖萌），从而与网络受众打成一片。新闻业“小编”的出现，与淘宝中“亲”字的流行是同时的，是市场意识形态的权力关系在日常话语中的一种体现，隐喻着服务者对消费者的谄媚。生产者通过俯首低眉的迎合、自贬、谦卑，表达对市场和受众的顺从。小编意味着没有主体性，不是以专业来定义自己，而是以市场需求和受众欲望来定义，以流量为导向。读者需要什么，我就编什么，读者让怎么编，我就怎么编，在“读者爸爸”面前，我就是一个小编。

与传统内容价值对应的是“名编辑”“大编辑”，编辑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专业岗位，是因为它在进化过程中赋予了这个岗位以主体性、不可替代的价值内涵。那些令人尊敬的新闻经典作品，多是经过编辑之手而有了灵魂的，比如《国旗为谁而降》《半个世纪的论证》等等。

（三）文案/文章

在新媒体内容生产的话语体系中，另一个谋杀了新闻专业价值的表述是“文案”这个词。一篇文章后，常常看到这样的署名：文案/×××。小编常常传来一段文字：“老师，你看看这段文案如何？”“我来配一段文案，写一段适合传播的文案。”什么是文案？文案本来是商业系统的一个概念，公司中从事文字工作的职位，文字不是主体，而是用来表现策划者已经制定的创意策略，为语辞、说辞、修辞进行广告信息内容表现的形式，以推广和营销为目的。文案这个词意味着，文字并没有主体性，只是体现商业创意的附庸。当文案泛化时，文字都用文案所代称，没有了作者，没有了创作，都成了体现别人某种创意的文案，专业价值就被谋杀了。文案的流行，见证着新闻和传播严肃内容生产力的丧失，专业主体性的稀释，被广告、宣传、公关、营销所主导。

（四）视频/文字

文字和视频本不对立，是新闻传播的两种呈现方式，让内容以多媒体的方式可视呈现，但当下媒体的内容生产中流行着一种视频化崇拜，重视频轻文字，以视频化定义“转型融合”。文字是新闻传播的基本媒介，是新闻与评论最清晰、有效、直接的方式，“图频”不是特别精彩，不是现场突发，不具有“文字不可还原性”，就不要用图频和视觉呈现。媒体融合和转型，是“优质内容”与用户的连接，不是折腾自己玩那些不擅长的东西，既生产图频垃圾，也浪费用户时间。印刷文字把主体建构为理性的自主的自我，有助于形成写作主体和阅读主体的交互主体联系。而那种迎合视觉的简化和图化，抽离了内容的专业内涵，也抽空了传播的主体。转型，是用技术给内容生产减负，让精品出位、让新闻上位、让垃圾走开，而不是困在技术系统中给新闻生产者增负。

（五）网红/名记

不少媒体热衷于打造和推举自己的网红记者，让记者去社交媒体平台以各种方式吸流量，网红是新媒体的概念，而传统媒体特别是纸媒，是有自己非常宝贵的传统资源的——那就是名编、名记、名评论员。网红记者很多时候与内容无关，而是依赖“网络”这个渠道而红，靠的往往是新闻内容之外的东西，某种行为，某个言论，甚至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蓝瘦香菇”那样，完全无规律、无厘头地就红了，追捧者也不是黏性较强的读者，而是没有黏性、追随热点、喜新厌旧的网友。名记是一种专业和读者承认的身份，而“网红”则抽离了专业和读者的认同价值而完全交由娱乐消费。丢掉自己的传统去迎合新媒体的浮躁节奏，硬推、硬造网红，是媒体在转型中转晕了头。

数据驱动新闻（date-driven journalism）的语境中，从爆款/作品、小编/名编、文案/文章、视频/文字、网红/名记这几对新闻话语新旧范畴，能看到技术工具逻辑对内容逻辑的凌驾与碾压。

回到内容的根系，让技术追随内容

被技术工具碾压、替代、淘汰的焦虑笼罩着当下媒体人，尤其是转型阵痛中的传统媒体人。技术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快得让人窒息，转型中的人们，像陀螺一样被技术“抽打”着向前移动，生怕慢一拍就会被抛下。对待内容生产的转型，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个热衷于积极追赶，一个热衷于主动“落伍”。

关于“追赶派”，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位前媒体人转型后的演讲——这个时代扔掉你的时候，都不会跟你说一声再见。从题目就能读到那种“进步”的欲望。她开玩笑说：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人说“我特别喜欢你”，后来有人说“我妈特别喜欢你”，再有人说“我奶奶特别喜欢你”，她特别担心很快就没有人喜欢自己了，就离开了。她说：更大的恐惧来自你明明知道世界在变，变得如此之快，变得如此无孔不入，进入你的方方面面。但是你并不知道它是怎么变的。科技正在改变世界，每个人都无法逃离。这个世界因为互联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果你不去理解这种改变，你可能就会沦落为上一个时代的人。

特别理解这种焦虑，多数媒体人可能都处于这种“害怕被时代扔掉”的迷茫状态，你追我赶，只争朝夕。幸好，一片焦虑之中还有另外一种声音，让卷得疲惫不堪的人，看到了可以慢下来保持自己从容节奏的同行者。

一个媒体知识分子主动选择了做一个“落伍者”，她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大约每五年就翻越一个“时代”的互联网纪元中：论坛、博客、微博、微信……这些“时代”之间似乎有泾渭分明的界限，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热血志士，而我作为一个曾经意气风发与“时代”赛跑的人，逐渐放弃了这种追赶，成为主动掉队者。这与清高无关，或许与能量和欲望有关——我既缺乏与时俱进的巨大能量，更缺乏征服每一个新时代的炽烈欲望。——我知道，这种“掉队”当然不是“躺平”，而是因为拥有某种价值定力才表现出的从容不迫。

20多岁的时候，很多人会是“时代抛弃你的时候，都不会跟你说一声”的信奉者，亦步亦趋，当新事物的虔诚信徒。而到了一定年龄，心理上也越来越接受“主动做一个掉队者落伍者”。“落伍者”当然不是落后、僵化和保守，而是有自己安身立命的追求，在变化之中保持从容与淡定，有保持不变的能力。这种“落伍”，不是落后于新事物，而是因为能坚守一些恒久不变的核心价值，这些价值能让新事物“回过头来”追着你跑。我们之所以努力，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自己可以从容一些，有资本不必逢“新”必追，有能力在积累中保持不被新事物“碾压”的先进性。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新闻当下很热，元宇宙又让老媒体人一脸茫然，常有人问，做新闻写评论的，会不会害怕被机器人所取代？当然不怕！一个媒体人如果轻易就被机器取代了，没什么可惜的，该被取代！说明他可能本就是一个“机器人”，做的本就是机器能做的工作，机械、重复、自动生成、没有创造性。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库克说：“我不担心机器会像人一样思考，而更担忧人会像机器一样思考。”确实，同机器智能相比，构成有机体的蛋白质确实缺乏力量和速度，但正是这些“劣势”区分了人与机器，“因为思维的发生是有机生命体受动（suffering）的结果，是生命体对于外界环境的受动性调适在意识层面的曲折反映”[7]。

看到一条新闻说，一门技能干到退休越来越难，中年群体兴起“考证热”。怎么办？深耕专业，做到精深极致，也许能成为某种“对抗一门技能很难干到退休”的力量。时尚花哨的概念正如时装一样，是短暂变化的永恒戏剧，如今人们太迷恋新事物了，刚出现一种新技术、一个新平台、一个新概念，恨不得立马纳入新闻学课程，开相应的课程，出相应的教材，学生得修相应的课程。可技术迭代的速度太快了，等学生毕业了，那种技术早落伍了，甚至平台都没了，只会陷入更深度无助的焦虑中。前几年互联网大厂似乎代表了某种方向，年轻人趋之若鹜，新闻人才培养以适配大厂为标准，但今年可以感觉到“大厂”也很难过，所面临的冲击甚至比传统媒体更大。

舆论曾热议过“文字讨好症”现象，其实人们也有一种“新概念新技术讨好症”倾向，这种对新技术的讨好、迎合与顺从在新闻业表现得尤其明显。一种新技术，只有进入一个专业的恒久价值中，才能真正存活下来，并成为“新传统”。——这些恒久价值，就是深植于内容基因中、我们赖以“以不变应万变”的专业精神和核心知识。深深扎根，才能撑起大树，并能应对风吹雨打，越到一个专业的高处，越会意识到内容根系的重要。没有内容之根，悬浮在新闻业的空心人，只会被那些“各领风骚没几天”的新奇事物卷来卷去。

媒体转型必须回到内容的根系。根系，是一个形象的类比，树苗有根，一面扎向泥土深处，用庞大的根系滋养生命，一面向上生长，伸向天空，吸收阳光雨露，长成参天大树。布罗代尔对于长时段与短时段有一个精彩的类比，他说：人类生活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地理环境、气候、生物物种分布等条件所决定的。仿佛一条河流，河床和深处的潜流的各种特征，才真正决定了河水的流速和流向，而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人物和事件，不过是河流表面的白沫。[8]一个专业和行业也是如此，内容是它的根系，技术和工具应该生长在它的根系上，才能应对环境和变化的挑战，才能在转型的大变局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参考文献：

[1]曹林.那张业务桌子让我们对抗着流量焦虑——访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从玉华[J].青年记者，2021(01):27-29.

[2]张一兵.颠倒再颠倒的景观世界——德波《景观社会》的文本学解读[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01):5-17.

[3]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2002(04)

[4][5]张一兵.伪“我要”:他者欲望的欲望——拉康哲学解读[J].学习与探索，2005(03):50-54.

[6]康奈尔校长敦促毕业生们 “走出舒适，寻求勇气”[EB/OL]，微信公众号“视角学社”，2023-06-07.

[7]陈海静.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审美主体——基于康德美学的一种扩展性探讨[J].学术研究，2022(07):149-157.

[8]彭刚.事实与解释:历史知识的限度[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03):39-52+126.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曹林,汪惠怡.解构媒体欲望结构：从技术主导回归内容根系[J].青年记者,2023(13):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