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打开

曹林:解析媒体欲望结构:从技术主导回归内容根系

青年记者 | 2024-03-01 23:00:53原创

来源:青年记者

作者:曹林(知名评论员);汪惠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3期

导  读

媒体转型必须回到内容的根系,技术和工具应该生长在它的根系上,才能应对环境和变化的挑战。


《纽约时报》前记者詹妮弗·李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当年传统媒体精英对待流量的态度,读来简直恍若隔世。她问网站主页上某篇文章的流量是多少,却被告知,记者是不能看流量的。那时的精英报人很讨厌收视率下电视的肤浅,认为自己不能像电视那样关注收视率。当他们听说有网站把记者薪酬与页面浏览量挂钩时,都皱起了眉头。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就像读到《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段类似内容时的震惊程度一样,那时媒体采编与广告严格分开,当年芝加哥论坛报大厦有两部独立电梯,发行人甚至不愿意广告销售人员和记者同乘一部电梯。

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基于共享供应链资源而设计大模型框架,提供了基于机器学习进行内容创造的可能。“技术生成价值”的声音在以“内容为基”的新闻业中,激起了关于技术价值与内容价值之间关系的讨论。本文分析了媒体欲望结构的嬗变,工具和技术逻辑甚嚣尘上,对传统内容逻辑形成了凌驾与碾压,“成名的想象”被流量欲望所主导,影响力追求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滑落到“沦为被影响的人”,爆款/作品、小编/名编、文案/文章、视频/文字、网红/名记等新旧范畴的对立,也深刻体现着内容逻辑的退化。内容是新闻业以不变应万变的根系,技术应该回到专业的根系。

成名的想象:从“代表作”到10万+爆款

一个职业的专业主义要求,往往是通过边界上一些驱逐他者(商业、权力、大众)入侵的自主性规范所组成,这些规范往往表现为某种防火墙。比如新闻专业精神的神圣内核,就由一系列防火墙构成:新闻内容与广告经营的防火墙,不能让内容屈从于商业;新闻与评论的防火墙,记者忍不住评论就到二版去评去说,不要在新闻中夹杂主观评述,事实本身是一条新闻最好的评论。这两条常被媒体人谈起,被视为“金规则”,其实还有另外一道防火墙,就是内容与流量之间,新闻生产者应该独立于大众情绪和流量压力,在新闻的王国里保持对事实这个“君王”的神圣忠诚,避免真实性和价值性被KPI所裹挟。

专业主义退场、商业主义统合,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内容与流量”之间防火墙的倒塌。电视时代虽然大谈收视率,但还是有点遮遮掩掩,潜意识地觉得这很肤浅和庸俗,甚至反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门户网站时代的点击量也尚未压倒一切,仅是网络传播业的“地方规则”。新媒体革命的技术逻辑则完全撕掉了那层遮羞布,把流量普及到新闻业而上升为某种一手遮天、毋庸置疑的职业意识形态,使流量取代事实成为新闻业的“君王”。记者只负责写稿,不能看流量?这简直是编出来骗孩子的“新闻理想”,是“火星记者”吧?

过去的新闻编辑室讨论一篇报道的影响,会谈报道的句法结构、社会价值、事实可靠度、独家信息的含量,等等。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从玉华谈到过这种编辑室场景:“每周开会,我们会提到流量,但我们更在乎这个桌子边的人怎样评价。”[1]——桌子边的人,是新闻业的一个隐喻,代表着一种专业主导的评判标准。

而如今这个隐喻已经从“桌子边的人”变成“移动端的人”。微信群讨论中,领导不耐烦地扶一扶掉到鼻架上的眼镜,冷冷地打出几个字:阅读量多少?足以终结原有的业务讨论。记者和评论员写前构思时,就被流量的幽灵所环绕,什么选题能触发痛点泪点?哪些角度已被收割一波流量了,何种新角度能成收割新一波流量的爆款?标题怎么做才能把节奏带起来从而撬动起点击欲?开头第一句怎么保证把情绪煽动起来并激起转发?流量逻辑已经深深浸入传统新闻编辑室堡垒的每一个环节,并浸入每个媒体人思想肌体的毛细血管中。

毫无疑问,流量已经成为新媒体制造出来的一种关于数字的欲望结构,它表现为文章左下角不断滚动的阅读量,传递了一种“很多人在看”“看的人越来越多”“被人在看”“听到了回音”的迅速变现感。用德波“景观社会”的视角看[2],流量是一种让人迷入性“看”的景观,这种景观在媒体人心中传递了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拥有流量的作品才是好的,好作品才会呈现出高流量。被流量施了魔法后就会认为,新闻和评论的存在不再由自身的信息和观点价值决定,而是由流量景观所定格的那个阅读量数字所决定。转型时代的媒体人很容易因为对流量的迷入,而丧失对新闻本真价值的自信。流量制造着欲望,欲望决定着生产,形成一个甩掉专业、失去反思而陷入数字内卷的闭环。

一个行业生产者的欲望结构,决定着这个行业从业者的“成名的想象”[3]。在传统媒体时代,主宰着一个记者“成名想象”的是社会影响和专业承认,写出产生社会影响力、影响时事进程、受到同行尊重的代表作,以《永不抵达的列车》《回家》《倾听反对声》《北京最后的粪桶》这样的代表作行走行业江湖,才会受到尊重。而如今媒体人的欲望结构似乎已被流量数字所主导,人们迷入那个虚幻的数字想象之中不能自拔。从各大媒体的客户端所推的那些脸上写满10万+欲望的新闻中,能清晰地看到那种深入骨髓的欲望结构,传统的“名记者”被“网红记者”所取代。

一名年轻记者身患重病,撰文《我离死只差两三个步骤》记录了这段经历,某媒体以《向死而生,一名记者的住院日记》为题转载后,迅速成为爆款。这家媒体看到记者作品登上人民日报并成爆款后,迅速在客户端推文宣称《喜提“人民日报”10万+,本报首席记者的这篇日记火了》。作为媒体,没有表示出对记者健康的关心,只关心“记录重病过程”带来的10万+,深入骨髓的流量欲望可见一斑。一个80后创业失败后自杀,某位从传统媒体离职创业的新闻人写了一篇分析创业失败的文章,很快获得10万+,该新闻人称“以前公号从未达到10万+,努力皆有可能,先高兴一下”,没有对评论对象的悲悯,只有10万+的兴奋感,可见流量欲望是怎样主导着“成名的想象”。

欲望是什么?在拉康的哲学中,欲望是人对无法被要求表达的那部分需要的体验,人的欲望是在他者的欲望里得到其意义,他的首要目的是让他者承认他。你以为是自己的需要,而其实从来都是他者的欲望。[4]传统媒体人的欲望结构,想象着一个受自己报道影响的他者: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一句真话的分量比世界还重,弱者想通过媒体报道诉求公正改变命运,媒体要在回应他者的这种诉求中赢得他者的承认。正是这种欲望结构,塑造着从业者“成名的想象”,使一个行业形成这样的崇高使命感,认为“不仅要关心自己的命运,而且要关心众人的命运,并且相信它最终会与自己的命运相关”。

而如今欲望结构中那个“凝视的他者”已经被替换为“点赞打赏的他者”,退化为对数字的迷恋。流量中的欲望结构,是谁的欲望?是商业传播平台的欲望,流量是几大平台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这种欲望将商业价值凌驾于公共价值之上。是算法的欲望,无价值观的算法计算着人性中的阴暗、自私、躁动、窥私、低级需求并将其正当化为一种让人觉得“很自然”的结果。是用户的欲望,都盯着左下角那个数字,别人在看,我也要看,数字呈几何级数般增长,刷屏,很快又归于寂静和虚无。

手机成为人的新器官,在人们的无意识中进行着欲望生产,生成一种被人们误以为本己欲求的伪“我要”。什么是伪“我要”?张一兵在阐释拉康哲学时说,这是一种他者欲望的欲望,是经过他者中介了的东西,你常常认为在爱自己,其实却是在爱他者之爱。[5]流量就是这样一种“他者之爱”的欲望,进入这个欲望结构中就失去了本真的自我,陶醉在数字鸦片中把“平台要”“算法要”“窥私要”“用户要”当成一种“自然之爱”的“我要”。这种宗教幻觉式的欲望“比无还可怕”,因为它是“比真还要真的假”。

影响力滑落:告别“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媒体人欲望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对影响力的追求。在什么事件上、以何种方式、面对怎样的人群、获得何种影响,深刻在媒体人的职业欲望基因中。新闻作为职业,传媒作为平台,媒介作为工具,传播作为渠道,天然包括影响力体制,媒介权力的核心就是影响力。对不同层面影响力的追求,体现着内容价值观的分野。

在谈内容影响力之前,先谈一个触动人心的演讲,康奈尔大学校长Martha E. Pollack给2022届毕业生的演讲,题目叫《做个真正的影响者》。她说:“有一种由技术推动而出现的职业,我们没有一套课程与之匹配。这个职业让我这个非数字原生代花了一点时间才搞懂。这个职业就是‘网红’(influencer)。什么使‘网红’具有影响力?我搜索了‘十大网红’,基本上把因为在线下的作为而出名的人都排除在外了。我想说,衡量你的影响力的,不是你如何呈现你的生活,而是你用它做了什么。在座的每一位即将成为康奈尔大学毕业生的同学们,你们有非凡的潜力在真实的世界中成为真正的影响者。让你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真实的、持久的和善意的。”[6]

这是一种古典的影响观,也是传统媒体所推崇的、激发了很多年轻人的新闻理想而让他们进入新闻业的一种影响观。用报道去推动时事的进程,推动社会的进步,促动变革,促进良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桎梏,《东方风来满眼春》推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解放,孙志刚案的报道终结了收容遣送制度,《回家》在泪洒互联网中凝固了那场灾难的民间记忆。报道既让媒体获得了公信的声誉,让媒体人“成名”,更在影响具体事件中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媒体受人尊敬,正在于其内容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真实的、持久的和善意的”。

媒体内容在影响力这个问题上的失落和失范,可以从这四个层次上的滑落可以窥见:一是最早的“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二是到后来的“影响容易影响的人”,三是再到“影响已经影响的人”,四是退化到“沦为被影响的人”。

最早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很多媒体都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价值观,甚至写在报头宣示这种追求。“有影响力的人”包含这样三个层次:其一,我们的读者是有阅读、审美、理性判断力的人,他们一样有改良精神,他们认同报道所涉及问题的重大性,并能形成理性的思考,报道是引起他们的注意;其二,我们的读者是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拥有较高的认知水平、社会权威和公共影响,比如知识分子、教师、企业家,他们受到影响后,会将这种影响扩展到更多人,形成如拉扎斯菲尔德所说的“二级传播”效应:大众传播对人们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影响首先到达舆论领袖那里,舆论领袖再把他们读到和听到的内容传达给受他们影响的人;其三,这是能给被报道对象带来实在变化的影响,因为有影响力的人能看到。

然后是“影响容易被影响的人”,这是一种影响力的没落,失去了对“有影响力的人”的吸引,而去追逐“容易被影响的人”。这种变化,包含一种对内容价值的放逐,即用影响力去实现何种价值?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日拱一卒,功不唐捐,是致力于推动时事进程。而影响容易被影响的人,除了“降低内容标准”“争夺下沉受众”,更重要的是把影响力当成变现手段。什么人是“容易被影响的人”?作为易感人群,易感动、易愤怒、易点赞、易被带节奏,而且易被诱导下单、买买买。“影响容易被影响的人”的框架中,内容已经失去主体价值,而成为变现手段。什么样的内容更容易煽动下沉的情绪,更容易在搅动流量中变现,那就生产这样的内容。

再就是“影响已经被影响的人”,这是一种“茧房”“过滤泡”“回音壁”中的影响力观,已经被影响的人,实际上不需要影响,他们需要的是不同声音。未被影响的人,才需要去影响。这种影响力观,并不是致力提高社会的观念水位,不是提升公众的认知,不是用“友直、友谅、友多闻”扩展公众的见闻,而是热衷于在粉丝中割韭菜,利用“茧房”的封闭、狂热进行收割。这种影响力观,带来的不是广识、博闻和开放,而是不同圈层的撕裂和对立。

最后是“沦为被影响的人”,媒体的内容失去澄清谬误、设置议题、引领价值的力量,反而被舆论所影响。看看现在一些媒体报道的热点,并不是在突发事件、公共事件后提供有价值的报道,而是跟着社交媒体的“热搜”走,网民设置了什么议题,网曝什么热点,网民说了什么,网民扒出了什么,成为一些报道的主要信源。媒体的评论选题,很多时候就是从热搜议题中找,失去了向网络新媒体输出议题、热搜和内容价值观的能力。

如果说“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代表着严肃新闻内容的价值观的话,那么后三者,“影响容易影响的人”“影响已经影响的人”“沦为被影响的人”,则代表着当下占据社交媒体热点频道的“新黄色新闻”,这样的影响力范式:在鸡毛蒜皮鸡飞狗跳的事情上,以网红出位的标题党方式,面对缺乏判断力的人群,利用人性的低级需求,获得某种爆炸性的情绪流量。

汶川大地震15年纪念,15年前在各大门户网站刷屏的一篇特稿《回家》,在15年后社交媒体迭了好几代的新媒体语境中,再一次刷屏。这篇报道的影响,不仅影响了那时有影响力的人,而且经过了时间的筛选,5年、10年、15年仍然有一种让人泪流满面的力量。过眼的爆款风吹云散,有多少10万+的生命能超过一天、一周或一月?新闻的力量在于改变今天,也在进入历史后启迪明天,那种凝固了生命、关怀、悲悯等恒久价值的新闻,才有这种能经受时间筛选的影响力。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这种严肃新闻的内容价值使命,不能在转型和融合中丢弃。转型,应该强化这种内容价值,而不是稀释和消解。

反思技术工具逻辑主导的内容价值观

实际上,无论是成名欲望的工具化,还是影响力观的退化,内容价值观的消解并非单纯发生在某一方面,而可能是系统性的。分析媒体人惯用语的嬗变,可以看到技术逻辑对当下内容生产的主导。

(一)爆款/作品

以前人们谈“作品”,如今流行说“爆款”,二者并不一样。作品,是以内容生产者和价值为主体,以专业共同体的判断为主导,一篇报道要成为作品,要经受专业共同体的审视,产生了实际影响,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作品是能够进入新闻学教授的研究视野、写进新闻教科书、成为学生学习的典范的。而爆款,则是消费性的,“爆”决定了它对即时情绪的消费,“款”也是一种商业和消费视角的凝视,联名款,上新款。爆款只有当下性,而没有时间性,爆款只对商业和变现负责,无关公共性和社会责任。

(二)小编/名编

考察“小编”的词源,本是网络新闻从业者的自黑自嘲,通过对“编辑”这个传统专业身份的祛魅和消解,以“小”的前缀将身份萌化(萌,其实体现着一种权力关系,小对大、弱对强、求对施、服务对消费的卖萌),从而与网络受众打成一片。新闻业“小编”的出现,与淘宝中“亲”字的流行是同时的,是市场意识形态的权力关系在日常话语中的一种体现,隐喻着服务者对消费者的谄媚。生产者通过俯首低眉的迎合、自贬、谦卑,表达对市场和受众的顺从。小编意味着没有主体性,不是以专业来定义自己,而是以市场需求和受众欲望来定义,以流量为导向。读者需要什么,我就编什么,读者让怎么编,我就怎么编,在“读者爸爸”面前,我就是一个小编。

与传统内容价值对应的是“名编辑”“大编辑”,编辑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专业岗位,是因为它在进化过程中赋予了这个岗位以主体性、不可替代的价值内涵。那些令人尊敬的新闻经典作品,多是经过编辑之手而有了灵魂的,比如《国旗为谁而降》《半个世纪的论证》等等。

(三)文案/文章

在新媒体内容生产的话语体系中,另一个谋杀了新闻专业价值的表述是“文案”这个词。一篇文章后,常常看到这样的署名:文案/×××。小编常常传来一段文字:“老师,你看看这段文案如何?”“我来配一段文案,写一段适合传播的文案。”什么是文案?文案本来是商业系统的一个概念,公司中从事文字工作的职位,文字不是主体,而是用来表现策划者已经制定的创意策略,为语辞、说辞、修辞进行广告信息内容表现的形式,以推广和营销为目的。文案这个词意味着,文字并没有主体性,只是体现商业创意的附庸。当文案泛化时,文字都用文案所代称,没有了作者,没有了创作,都成了体现别人某种创意的文案,专业价值就被谋杀了。文案的流行,见证着新闻和传播严肃内容生产力的丧失,专业主体性的稀释,被广告、宣传、公关、营销所主导。

(四)视频/文字

文字和视频本不对立,是新闻传播的两种呈现方式,让内容以多媒体的方式可视呈现,但当下媒体的内容生产中流行着一种视频化崇拜,重视频轻文字,以视频化定义“转型融合”。文字是新闻传播的基本媒介,是新闻与评论最清晰、有效、直接的方式,“图频”不是特别精彩,不是现场突发,不具有“文字不可还原性”,就不要用图频和视觉呈现。媒体融合和转型,是“优质内容”与用户的连接,不是折腾自己玩那些不擅长的东西,既生产图频垃圾,也浪费用户时间。印刷文字把主体建构为理性的自主的自我,有助于形成写作主体和阅读主体的交互主体联系。而那种迎合视觉的简化和图化,抽离了内容的专业内涵,也抽空了传播的主体。转型,是用技术给内容生产减负,让精品出位、让新闻上位、让垃圾走开,而不是困在技术系统中给新闻生产者增负。

(五)网红/名记

不少媒体热衷于打造和推举自己的网红记者,让记者去社交媒体平台以各种方式吸流量,网红是新媒体的概念,而传统媒体特别是纸媒,是有自己非常宝贵的传统资源的——那就是名编、名记、名评论员。网红记者很多时候与内容无关,而是依赖“网络”这个渠道而红,靠的往往是新闻内容之外的东西,某种行为,某个言论,甚至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蓝瘦香菇”那样,完全无规律、无厘头地就红了,追捧者也不是黏性较强的读者,而是没有黏性、追随热点、喜新厌旧的网友。名记是一种专业和读者承认的身份,而“网红”则抽离了专业和读者的认同价值而完全交由娱乐消费。丢掉自己的传统去迎合新媒体的浮躁节奏,硬推、硬造网红,是媒体在转型中转晕了头。

数据驱动新闻(date-driven journalism)的语境中,从爆款/作品、小编/名编、文案/文章、视频/文字、网红/名记这几对新闻话语新旧范畴,能看到技术工具逻辑对内容逻辑的凌驾与碾压。

回到内容的根系,让技术追随内容

被技术工具碾压、替代、淘汰的焦虑笼罩着当下媒体人,尤其是转型阵痛中的传统媒体人。技术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快得让人窒息,转型中的人们,像陀螺一样被技术“抽打”着向前移动,生怕慢一拍就会被抛下。对待内容生产的转型,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个热衷于积极追赶,一个热衷于主动“落伍”。

关于“追赶派”,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位前媒体人转型后的演讲——这个时代扔掉你的时候,都不会跟你说一声再见。从题目就能读到那种“进步”的欲望。她开玩笑说: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人说“我特别喜欢你”,后来有人说“我妈特别喜欢你”,再有人说“我奶奶特别喜欢你”,她特别担心很快就没有人喜欢自己了,就离开了。她说:更大的恐惧来自你明明知道世界在变,变得如此之快,变得如此无孔不入,进入你的方方面面。但是你并不知道它是怎么变的。科技正在改变世界,每个人都无法逃离。这个世界因为互联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果你不去理解这种改变,你可能就会沦落为上一个时代的人。

特别理解这种焦虑,多数媒体人可能都处于这种“害怕被时代扔掉”的迷茫状态,你追我赶,只争朝夕。幸好,一片焦虑之中还有另外一种声音,让卷得疲惫不堪的人,看到了可以慢下来保持自己从容节奏的同行者。

一个媒体知识分子主动选择了做一个“落伍者”,她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大约每五年就翻越一个“时代”的互联网纪元中:论坛、博客、微博、微信……这些“时代”之间似乎有泾渭分明的界限,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热血志士,而我作为一个曾经意气风发与“时代”赛跑的人,逐渐放弃了这种追赶,成为主动掉队者。这与清高无关,或许与能量和欲望有关——我既缺乏与时俱进的巨大能量,更缺乏征服每一个新时代的炽烈欲望。——我知道,这种“掉队”当然不是“躺平”,而是因为拥有某种价值定力才表现出的从容不迫。

20多岁的时候,很多人会是“时代抛弃你的时候,都不会跟你说一声”的信奉者,亦步亦趋,当新事物的虔诚信徒。而到了一定年龄,心理上也越来越接受“主动做一个掉队者落伍者”。“落伍者”当然不是落后、僵化和保守,而是有自己安身立命的追求,在变化之中保持从容与淡定,有保持不变的能力。这种“落伍”,不是落后于新事物,而是因为能坚守一些恒久不变的核心价值,这些价值能让新事物“回过头来”追着你跑。我们之所以努力,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自己可以从容一些,有资本不必逢“新”必追,有能力在积累中保持不被新事物“碾压”的先进性。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新闻当下很热,元宇宙又让老媒体人一脸茫然,常有人问,做新闻写评论的,会不会害怕被机器人所取代?当然不怕!一个媒体人如果轻易就被机器取代了,没什么可惜的,该被取代!说明他可能本就是一个“机器人”,做的本就是机器能做的工作,机械、重复、自动生成、没有创造性。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库克说:“我不担心机器会像人一样思考,而更担忧人会像机器一样思考。”确实,同机器智能相比,构成有机体的蛋白质确实缺乏力量和速度,但正是这些“劣势”区分了人与机器,“因为思维的发生是有机生命体受动(suffering)的结果,是生命体对于外界环境的受动性调适在意识层面的曲折反映”[7]。

看到一条新闻说,一门技能干到退休越来越难,中年群体兴起“考证热”。怎么办?深耕专业,做到精深极致,也许能成为某种“对抗一门技能很难干到退休”的力量。时尚花哨的概念正如时装一样,是短暂变化的永恒戏剧,如今人们太迷恋新事物了,刚出现一种新技术、一个新平台、一个新概念,恨不得立马纳入新闻学课程,开相应的课程,出相应的教材,学生得修相应的课程。可技术迭代的速度太快了,等学生毕业了,那种技术早落伍了,甚至平台都没了,只会陷入更深度无助的焦虑中。前几年互联网大厂似乎代表了某种方向,年轻人趋之若鹜,新闻人才培养以适配大厂为标准,但今年可以感觉到“大厂”也很难过,所面临的冲击甚至比传统媒体更大。

舆论曾热议过“文字讨好症”现象,其实人们也有一种“新概念新技术讨好症”倾向,这种对新技术的讨好、迎合与顺从在新闻业表现得尤其明显。一种新技术,只有进入一个专业的恒久价值中,才能真正存活下来,并成为“新传统”。——这些恒久价值,就是深植于内容基因中、我们赖以“以不变应万变”的专业精神和核心知识。深深扎根,才能撑起大树,并能应对风吹雨打,越到一个专业的高处,越会意识到内容根系的重要。没有内容之根,悬浮在新闻业的空心人,只会被那些“各领风骚没几天”的新奇事物卷来卷去。

媒体转型必须回到内容的根系。根系,是一个形象的类比,树苗有根,一面扎向泥土深处,用庞大的根系滋养生命,一面向上生长,伸向天空,吸收阳光雨露,长成参天大树。布罗代尔对于长时段与短时段有一个精彩的类比,他说:人类生活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地理环境、气候、生物物种分布等条件所决定的。仿佛一条河流,河床和深处的潜流的各种特征,才真正决定了河水的流速和流向,而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人物和事件,不过是河流表面的白沫。[8]一个专业和行业也是如此,内容是它的根系,技术和工具应该生长在它的根系上,才能应对环境和变化的挑战,才能在转型的大变局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参考文献:

[1]曹林.那张业务桌子让我们对抗着流量焦虑——访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从玉华[J].青年记者,2021(01):27-29.

[2]张一兵.颠倒再颠倒的景观世界——德波《景观社会》的文本学解读[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01):5-17.

[3]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2002(04)

[4][5]张一兵.伪“我要”:他者欲望的欲望——拉康哲学解读[J].学习与探索,2005(03):50-54.

[6]康奈尔校长敦促毕业生们 “走出舒适,寻求勇气”[EB/OL],微信公众号“视角学社”,2023-06-07.

[7]陈海静.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审美主体——基于康德美学的一种扩展性探讨[J].学术研究,2022(07):149-157.

[8]彭刚.事实与解释:历史知识的限度[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03):39-52+126.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曹林,汪惠怡.解构媒体欲望结构:从技术主导回归内容根系[J].青年记者,2023(13):28-32.

责任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