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雯 等：中国话语体系中的主流媒体：内涵演变、焦点流变与未来方向

作者：蔡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本刊学术顾问）；汪惠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院传播与新媒体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2期

导 读：

基于对中文新闻传播学术期刊论文的主题聚类分析、文本分析，对新闻从业者与新闻用户的问卷调查以及对全国四级媒体的长期调研，本研究发现：在中国语境中主流媒体是一种承担社会责任、有影响力的高质量媒体，在政策话语引领下与时俱进地服务于党和人民，其发展水平应该与综合国力相符。

引 言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首次提出“新型主流媒体”概念[1]。2024年，中国新型主流媒体的行动实践及对其的学术研究已进入第十年。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2]。当前深度媒介化环境下，在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在地化传播、国际传播都需要话语体系作为支撑。为了给新型主流媒体的实践与研究提供智力支撑和理论依据，笔者认为有必要重访一个基础概念：主流媒体。

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带[3]，有生命力的话语体系可以促成“三大体系”的相互转化。有效的话语体系建设还将有助于中国社会各类行动者达成对于主流媒体的共识性看法。

本研究旨在对中国话语体系中有关“主流媒体”的讨论进行系统性的历时分析，并基于此提出有关主流媒体议题的未来研究方向。本研究所采用的话语实践材料主要来自笔者依据研究需要所选定的中国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中的论文，以及笔者在全国四级媒体调研中收集到的新闻产品案例、相关访谈资料、田野笔记等。研究围绕以下四个步骤展开。

首先，笔者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那些和主流媒体研究有较为密切关系的中文期刊内①，以“主流媒体”作为检索词，得到了标题、摘要、关键词中包含这一检索词的文献共811篇（采集时间为2023年11月7日），最早的一篇出现于1991年。通过对上述文献中的关键篇目进行文本分析，梳理出中国语境中主流媒体的内涵演变脉络。

其次，考虑到不同人群对主流媒体的判断标准存在差异[4]，笔者对新闻从业者（N=65）、新闻用户（N=246）发放问卷，收集这两类群体对于“所认可的主流媒体”（不超过6家）的提名，描绘并比较两类群体对主流媒体的认知。

再次，对811篇样本文献的摘要使用LDA主题模型进行分析，梳理出中国主流媒体研究的焦点流变。

最后，笔者依据长期以来对全国四级媒体的调研与观察，对主流媒体相关话语体系建设的未来方向进行研判。

中国话语体系中主流媒体的内涵演变

（一）源于西方政治领域、嵌入本土语境的主流媒体概念

英文学术期刊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82年刊载的书评中首次使用了“mainstream media”一词，并提到“主流媒体的阶级（class）、种族（race）和性别（sex）偏见”[5]。原书作者与书评作者并未对主流媒体做出定义，而是将其视为一个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社会中作为常识的集合名词[6]。诺曼·乔姆斯基（Noma Chomsky）在1997年发表的评论性文章《主流媒体何以成为主流》，被许多中国学者视为“主流媒体”的概念出处，乔姆斯基在此文中分析了“主流媒体”与精英主义、权力以及市场逻辑的关系，并一定程度上对主流媒体持批判性态度。北美语境下主流媒体与政治一直有着密切联系。近年来，有西方学者认为数字新闻学研究长期“质疑新闻业是什么”、大量关注了边缘行动者及其实践，并呼吁现在需要回归主流了[7]。

中国、欧洲与北美国家暂时没有形成关于“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的明确定义和公认标准。常见的有两种定义方式：作为基于经验的、描述性的概念，主流媒体用来指媒体系统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新闻媒体；另一种是作为基于最优设想的、规范性的概念，主流媒体用来反映执政者对于媒体在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中应该发挥何种职能的期许。这在中国体现为新闻媒体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在欧洲与北美表现为政治权力光谱内各方权力的动态制衡[8]。与此同时，对主流媒体的描述性定义、规范性定义出现相互交叠的情况，即各类行动者对主流媒体的看法，既包含着对当前现象的描述以及社会常识、媒介素养教育中的理念，也包含着其对于主流媒体当前实践的美好期待。

（二）承担社会责任、增强“四力”的中国主流媒体

“主流媒体”一词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中逐渐与中国本土新闻传播实践相联系是在1999年下半年之后。中国新闻媒体在互联网中的丰富实践以及中国在国际舆论中增强话语权的需要，促使新闻界围绕如何在网络时代建设中国新闻媒体展开对话和研究[9] [10]。

这种自觉探索首先出现于新闻业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新兴媒体——都市报，将主流作为划分边界、对自身严格要求的依据。因此这一词汇在中国语境中被广泛使用之初，就包含着积极正面的取向，“主流”代表了媒体的专业性与高质量。

都市报促进了中国报业市场的大发展，但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如小报作风、恶性同质竞争等。《华西都市报》在1998年提出“迈向主流媒体”的目标并落实在办报实践中[11]，随后全国范围内多份有影响力的都市报也提出类似的主流化愿景。都市报主流化的活动是一种自我净化、自我发展的有益实践，但也存在着“视主流化为媒体发展的唯一道路”“片面地将减少社会新闻、增加时政新闻视为主流化”等误区[12]，这让主流媒体的概念更加庞杂含混。

2001年复旦大学教授周胜林撰文《论主流媒体》，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首次专门讨论主流媒体的标准与职能，他认为主流媒体是“影响力大、起主导作用、能够代表或左右舆论的省级以上媒体”[13]，是“相对于非主流媒体而言的”，这是一种排除式、反向思维的定义方式。随后，学者、媒体人陆续提出的主流媒体标准主要包括主办方身份、新闻内容、媒体职能、媒体影响力、受众数量与范围等方面，构成元素不一而足。中国新闻业对于这些元素的重要程度也未达成一致。具有一定影响力、对彼时社会现实有较强概括力的定义认为，主流媒体的身份认定不在于受众质量和用户数量，而在于媒体对社会发展的有效、积极作用，具体表现为报道推动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在社会洪流中发挥整合、推动发展的作用。这种整合作用体现为不仅满足受众的信息获取需要，还要影响受众的思想和行为，并将这些思想和行为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实践[14]。主流媒体的核心是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这立足于媒体的社会价值，即发挥推动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作用，这也是媒介应该具备的使命感[15]。

主流媒体的内涵与职能是相互关联的，学界和业界在实践中反思主流媒体的职能[16]。这些讨论关注“硬新闻—软娱乐”之间的拉扯[17]，党报市场化、都市报主流化的做法成为此时新闻媒体建设的主要议题，新闻观念的变化也引发了新闻业界关于媒体人才培养方式的关注。

2003年4月起，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在全国多个省区市展开调研，相关成果在《中国记者》2004年第1期发表。这项研究也提供了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内首个由国家级单位权威发布的有关主流媒体内涵与职能的表述。课题组提出了7条关于主流媒体的判断标准，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在功能上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历史发展脉络的记录者，其所发布的内容是大多数人群的思想和行动依据；在价值导向上体现并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在影响力上有较大传播量、受众群体广泛、被国内外同行关注。课题组认为主流媒体已经取得以下效果：舆论引导成效显著；在受众中具有指导性和可信性；地位不可撼动；具有不可比拟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课题组还提出了主流媒体需要重视的三个方面，即在处理宣传与市场的关系上，主流媒体要在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基础上，面向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在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要寻求彼时传播环境中“媒体舆论场”与“口头舆论场”之间的最大重合度；在新闻业务上重视若干领域的报道，包括党务政务信息的充分报道与深度开发、典型报道的多样性与层次性、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加强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主动性[18]。

新华社在界定主流媒体的含义和标准时，将主流媒体和公信力进行了互为表里的绑定，学界对于主流媒体的研究从基础概念建构转向了公信力的测量和评价。此后有关主流媒体内涵与定义的讨论，以新华社2004年发布的标准为基础，围绕着新技术适应、公信力评价两个方向，进行着顺应时代的修订。例如有学者在移动互联网出现时提出，以互联网、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将成为主流媒体[19]，并在5G时代进一步确认了以手机为载体的媒体是用户覆盖数量层面的主流媒体[20]。

为了应对网络新兴媒体带来的竞争与压力、重振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我国在顶层设计中加强了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视。随着媒体融合与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深化，政策话语对主流媒体提出了新的职能要求。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21]。传统媒体需要正视新兴媒体的存在，并主动使用这些新技术新应用，与新兴媒体在相互融合的状态下合作。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22]的提法，让内容与技术的体用之辩不言而喻。主流媒体的重要性体现在坚守全社会的共通价值观、维护人民的基本利益，以及忠实记录历史与社会、确保民族文明得以代代传承的功能和使命上[23]。如果只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新技术的采纳和推广上而忽视了主流媒体自身的价值内核，就有失主流媒体的根本。《意见》指出“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这表明与曾经的主流媒体相比，新型主流媒体有两个特点：在媒介形态上与互联网相结合，在评判标准上体现为实际的影响力。传播体系与传播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24]，新闻传播活动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新闻舆论“四力”成为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行动指南。在2018年8月21日至22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推动媒体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形态多样、手段先进、竞争力强的新型主流媒体”[25]，从2014年起历经四年的发展，国家对于新型主流媒体的要求从“具有竞争力”提升为“竞争力强”，说明新型主流媒体在占领舆论阵地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而接下来需要做的是深入社会的毛细血管“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从基层入手、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与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26]，首次提出了“全媒体”一词，并将其解读为“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后被称为“四全媒体”。新型主流媒体符合“四全媒体”的实践要求，可以兼顾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这两个宏观目标。新型主流媒体正在重建公共传播体系、推动理性交往[27]，通过重构信息秩序以赋能社会治理[28]。

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题下指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做强新型主流媒体”[29]，将2018年对新闻业提出的建设要求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30]，新型主流媒体的建设目标既包括生产层面的传播体系建设，也包括以主流舆论为龙头的传播效果建设。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进一步指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是新闻舆论“四力”的建设目标。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重点不仅仅在于自身生产与传播能力的提高，更在于发挥主力军的引领作用，促进主流思想舆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新闻业界与新闻用户对主流媒体的认知调查

前文探讨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对主流媒体概念和内涵的理解，接下来笔者调查了中国新闻从业者、新闻用户对主流媒体的认知。

总体而言，本研究所调查的新闻从业者与新闻用户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青年群体。在新闻从业者调查中，回收有效问卷65份，被访者所处地域包含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等14个省（直辖市）；男性27人（41.5%），女性38人（58.5%）；20-29岁43人（66.2%），30-39岁16人（24.6%），40岁及以上6人（9.2%）；大学专科学历3人（4.6%），大学本科学历23人（35.4%），研究生及以上学历39人（60%）。

在新闻用户调查中，回收有效问卷246份，被访者所处地域包含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吉林、辽宁等20个省（直辖市）。男性74人（30.08%），女性172人（69.92%）；20-29岁81人（32.93%），30-39岁81人（32.93%），40-49岁40人（16.26%），50岁及以上44人（17.88%）；高中或中专学历7人（2.85%），大学专科学历33人（13.41%），大学本科学历108人（43.90%），研究生及以上学历98人（39.84%）。

65名新闻从业者共提名了80项有关主流媒体的表述，共计被提及233次（见表1）。这些新闻从业者都持有新闻记者证，对于主流媒体的身份判断主要以媒体主办单位的级别作为依据。被访的新闻从业者使用了“各省级电视台”“部委创办的报纸”等对于某一级别媒体的抽象概括词汇，其中被提名数量超过10次的均为中央级媒体。这说明在新闻从业者看来，中央级媒体是被认可的主流媒体代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格外得到关注。

表1 新闻从业者提名的主流媒体类别与频次

新闻从业者对于主流媒体的主办单位是否是党政机关并未达成一致。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抖音等互联网平台被提名，说明了用户基数与影响力也是新闻从业者重视的要素。“自媒体”账号“占豪”被提名，同样说明了影响力在主流媒体身份认定中的重要性。该公众号从2018年至2023年底，持续位于商业传播平台所评选出的资讯类账号排行榜的头部位置。可见一些头部“自媒体”公众号的影响力是持续存在的，新闻媒体机构需要考虑如何看待有影响力的“自媒体”账号、如何与之共处共赢。

考虑到246名新闻用户填写内容（共计654次）与新闻从业者相比更加口语化，笔者对这部分数据做定性描述。与新闻从业者提名相类似的是，新闻用户也倾向于按照主管单位级别对主流媒体进行认定，如“省级以上新闻媒体”等。与此同时，被提及次数居前5位的均为中央级媒体。《新闻联播》是被新闻用户、新闻从业者同时提及且是唯一被提及的具体节目，说明这档最具时政新闻权威性、思想引领作用的节目集中体现了主流媒体的特质。

与新闻从业者提名情况不同的是，新闻用户提名了中央级主流媒体机构下属的网站，如人民网、新华网等。可见，母媒体与子新闻网站之间的从属关系是新闻用户不完全掌握的知识领域。新型主流媒体的最新对外呼号，在新闻用户中的普及程度比较有限。新闻用户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其下属单位的称呼是多样的，CCTV、央视、中央电视台、央视新闻等各类称呼均有出现。与此同时，新闻用户的提名中涉及媒介形态，如电视、抖音直播、各级平台、广播电台等，这说明新闻用户已亲身体验到媒介环境的变化，但其媒介素养未跟上相关话语体系的变化。

中国话语体系中对主流媒体研究的焦点流变

中国学者对主流媒体的研究，在初期先是聚焦于西方媒体，关注的是国际舆论斗争。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围绕主流媒体的研究在政策话语引领下，开始转向侧重于为本国媒体发展服务与关注党和人民的实践，同时也内外兼顾。

笔者以前述811篇文献的摘要作为样本，运用LDA主题模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进行聚类分析。LDA主题模型是一种无监督的算法模型，依据文段内词语之间的相关性对词语进行聚类，已被广泛用于新闻文本的分析。通过测验LDA困惑度（perplexity）指标可知，当主题数量k=6时，困惑度指数处于低值，若主题数量更多则各主题之间的覆盖范围难以互相区分。故本研究依据这些文献的内容侧重点，提炼出围绕主流媒体的5个重要研究主题：1.发展的时空背景；2.传播环境及其变化；3.建设目标与发展趋势；4.突出的对外传播议题；5.突出的国内议题。不属于上述5个重要研究主题的归到“6.其他”。主题聚类结果见表2。

表2 中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样本中对主流媒体研究的主题词分布（1991-2023年）

每一年内各主题之间的数量占比见图1。此图横坐标为年份，纵坐标为当年该主题的数量在所有主题中所占的百分比。

图1 中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样本中关于“主流媒体”的研究主题的逐年占比关系（1991-2023年）

以上统计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国学者对主流媒体展开研究的学术话语实践的特点。

第一，中国主流媒体发展的时空背景（主题1）是指网络时代的全球环境，研究者多以中外关系为出发点，以重大国际事件作为切入点，特别是涉及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这些研究谈及政府、政治、媒介对公众的影响等具有政治色彩的议题，而不是经济、技术等非意识形态的议题。这说明主流媒体在学术话语实践中是一个具有斗争性、先进性的政治概念，也一定程度上说明实践领域中主流媒体被赋予了先进性的行动期待。

从图1可以看出，在2008年及以前，主题1在所有主题中占较高比例，此后出现波动下降的趋势。这也印证了前文对于中国主流媒体内涵变化的分析。中国主流媒体的建设重点逐渐走向自主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

2009年6月，我国把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以期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媒体国际传播能力。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31]。中国对外传播的阶段性目标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而做出调整，开始以主动的、负责任大国的姿态积极建设良性的国际对话空间。

第二，中国主流媒体所处的传播环境及其变化（主题2）是当前最为凸显的议题。从图1可以看出此话题自2008年起占比一直波动上升，且在2015年至2022年是持续占比最高的研究主题。这与2014年媒体融合成为国家战略以及国家在推进媒体融合深化、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等方面层层递进的政策指导密切相关。自2019年“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到2020年“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再到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的强调，主流媒体建设开始成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子任务，主流媒体的社会职能从维护舆论安全延展为增强文化浸润。主流媒体建设成为新时代新征程践行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选择，主流媒体是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增进人民幸福的重要行动主体。

第三，主流媒体的建设目标与发展趋势（主题3）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大多数研究都会提及的内容，“新型主流媒体”“治理”以及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等新的政策话语被学界广为使用。

第四，在与主流媒体相关的讨论中，突出的国际议题（主题4）主要涉及首都北京、“一带一路”主场外交与国家形象建设等要素。这些要素之间并未形成语义群，这一主题目前不是主流媒体研究的重点。而在主流媒体相关讨论中突出的国内议题（主题5）主要涉及党、党报党刊、两会等时政议题，说明研究者将中国主流媒体的研究重点放在时政新闻与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领域。例如，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人民的政治生活参与方式发生了变化，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始使用网络媒介参政议政、与人民互动，政治生活的组织方式与行动过程开始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32]。这一主题在2007年至2011年内占比持续较高，且2009年在所有议题中占比最高，这与当时中国社会面上的诸多突发事件如汶川地震等、国家形象建设与承担国际社会责任的重大举措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相关，这说明主流媒体的行动实践、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都和国家大事紧密绑定。与此同时，新闻传播领域内所发生的《人民日报》改版、《新闻联播》节目调整等党和国家重要媒体的自我创新[33][34]，是中国主流媒体建设的风向标，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建构中国主流媒体相关话语体系的未来方向

为了建构主流媒体相关话语体系，研究者应该以无边界的研究视野看待主流媒体所处的社会传播系统，并广泛应用综合性的实证研究方法与理论工具。

第一，研究对象从作为个体的主流媒体机构拓展为主流媒体系统以及作为整体的新闻传播系统。在对不同层级的主流媒体编辑部进行深度观察的基础上，关注各级媒体之间的竞合，关注主流媒体这个群体对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作用。例如，在四级媒体系统框架中，对各级媒体进行整体性设计的同时，鼓励各家媒体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业务。

作为整体的新闻传播系统包括主流媒体与社交平台、技术机构、新闻用户、高校新闻院系、新闻研究机构等主体，这些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新闻传播学在教育、生产、传播、管理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探索。

本研究中新闻用户、新闻从业者对主流媒体的认知调查显示，具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重要的新闻传播活动参与者，主流媒体与互联网平台的关系值得思考。主流媒体在互联网平台中开设账号、发布新闻内容，这些内容已经成为各大互联网平台的内容基础设施之一。新闻机构账号及其所发布的内容亦是互联网平台的一部分。主流媒体自主可控的渠道与互联网平台都是新闻用户获知信息的入口，用户在阅读新闻时不一定会关注到信息主体的身份与名称。主流媒体与互联网平台共同形成媒体生态，这是一个倡导并践行主流价值观的生态系统。

具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媒体”数量增多，在信息发布与评论方面有积极作用。新型主流媒体的职能已经从信息发布扩展到社会治理。信息真实、价值观积极是判断信息发布者主流与否的底线，而主流媒体建设的更高目标则是自觉发挥社会责任与参与国家治理的职能。那么，研究者应该思考主流媒体与其他行动者在塑造主流思想舆论中的作用机制，进一步确定新型主流媒体的不可替代性之所在。

此外，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是政府部门建设的新媒体是否具有媒体属性、是否属于主流媒体，如政府部门自主建设的官方网站、客户端以及入驻互联网平台的账号等。这些渠道打破了此前政府部门通过新闻发布会由媒体代为对外公布信息的模式依赖。在信息流中政府部门掌握了本领域信息的首发权，并由主流媒体自主可控平台、互联网平台同时扩散这些信息。主流媒体如果能在转发政府通告的基础上，第一时间为用户补充历史信息追溯、现实状况分析等，并为用户提供建设性的行动建议，将体现主流媒体对信息掌握的范围之广、认识程度之深，也将体现主流媒体的专业性与不可替代性。

第二，将媒体系统视为社会整体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突破新闻传播学内部视角的局限性。考虑到国家对于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能要求，研究者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时需要考虑新闻传播对各类社会活动的嵌入与影响，主流媒体的研究价值、话语共同体不应该局限在新闻业中。

将主流媒体生产与传播视为一种社会活动，媒体的职能也从信息发布扩展为参与现代化社会治理。例如，北京市政府“12345接诉即办”这项服务已经嵌入京内主流媒体客户端中，该服务渠道成为内参类、民生类新闻采编队伍的线索来源之一。新型主流媒体如何通过媒介化协商共治，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35]，是值得新闻学界持续关注的问题。

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从前文的数据调查可以发现，新闻用户、新闻从业者与新闻传播学界所掌握的话语资源的先进、丰富程度存在较大差距。话语体系建设不能局限在学术界，更应该进入实践界、教育界，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系统达成对于主流媒体认知的共识。新闻传播学界的话语体系如何能成为新闻从业者、新闻用户共用的话语体系，或者说学界话语体系中有必要被通俗化的部分，如何能注入后两者的话语体系中，是值得新闻传播学界思考的问题。这就涉及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之间的联系了。话语体系的更新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为人们对最新话语的正确理解、熟练使用，这一状态的实现需要完整的传输闭环，即从学界话语体系更新，到相关话语表述被纳入学科体系的表达中，到公众接受更新了的学科体系的培养，再到这批公众进入实践界、将新知识新观念新话语应用于最新实践中并创造出新的实践成果。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实践、科研成果，需要反哺到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中，以及推动义务教育与高等学校通识教育中媒介素养培育内容与手段的更新。

第三，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从新闻传播学特性延展到社会科学共性。在深度媒介化的环境中，新闻传播学已经成为显学，新闻传播活动发生在社会各方面与各学科领域中。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应该在充分的实证研究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考与更新，产出中国自主的标识性概念，借此推动理论与实践双重层面的国际对话。

值得思考的是，“主流媒体”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标识性概念，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在不同区域能产生共识的概念？若想发展出具有操作性、问题解释力的主流媒体理论体系，需要提出具有逻辑关联的子概念，并形成操作化的概念体系。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36]。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为与全球新闻传播学界展开交流互鉴，需要抓住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引领移动互联网新闻传播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契机，提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而不是在西方的新闻传播实践与学术体系基础上进行截取式的、碎片式的挪用以解释中国语境中的实践。在建设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应该从人类共性、共情的角度体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基于世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打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话语优势[37]。接下来值得中国学者思考的是中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新闻传播学的共同价值取向、研究旨趣与社会关切。例如，在移动互联网给新闻业带来挑战的背景下，中外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议题之一是社交媒体环境中虚假信息对媒体带来的危机与挑战，可研究的问题具体包括媒体的认知权威、媒体肩负社会责任的行动方案、新闻用户对于主流媒体的态度、新闻用户对于信息可信度的判断等。

中国主流媒体相关话语体系的建构，是提升和巩固中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国际话语权的总体目标下[38]，推动中国话语、中国叙事体系走向世界的重要探索。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研究”（编号：22JJD860015）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本文选取的新闻传播学中文期刊包括7本：《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记者》《编辑之友》《新闻与写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强调 共同为改革想招一起为改革发力 群策群力把各项改革工作抓到位 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N].人民日报，2014-08-19(1).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3]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J].中国社会科学，2019(05):4-22+204.

[4]Steppat D, Castro L, Esser F.What News Users Perceive as Alternative Media Varies between Countries: How Media Fragmentation and Polarization Matter[J].Digital Journalism, 2023, 11(5):741-761.

[5]Jansen, S. C. Bias of simple arithmetic [Review of Small voices and great trumpets: Minorities and the media by B. Rubin][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82, 32(1), 227.

[6]Phelan, S., & Maeseele, P. Critiquing “Mainstream Media” on Twitter: Between Moralized Suspicion and Democratic Possibil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3, 17: 4304-4325.

[7]Steensen, S., & Westlund, O. What is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M]. Taylor & Francis. 2021: 136.

[8]Steensen S, Figenschou T U, Ihleb?k A. Playing the Mainstream Game. A Language-Game Analysis of “Mainstream”as a Possible Boundary Object in Journalism Studies[J].Digital Journalism, 2023, 11(4):653-671.

[9]刘康，李希光.新媒体挑战旧宣传——刘康、李希光对谈录[J].国际新闻界，2000(02):5-10.

[10]罗以澄，夏倩芳.我们离主流新闻网站还有多远?[J].现代传播，2002(02):102-104.

[11]陈国权.都市报40年:转型与未来——从媒介形态分化的视角[J].青年记者，2018(25):9-12.

[12]陈国权.都市报主流化的几个误区[J].当代传播，2004(05):36-37.

[13]周胜林.论主流媒体[J].新闻界，2001(06):11-12.

[14]席文举.主流媒体与随流媒体[J].中国报业，2005(08):1.

[15]夏虹，沈淮.整合型媒介传媒发展的新境界——《华西都市报》总编辑席文举访谈录[J].新闻界，2002(01):3-5.

[16]祁念曾.主流媒体与大报风范[J].新闻通讯，2002(04):17-18.

[17]李向群.新闻传播的“软硬”兼施和雅俗共赏[J].理论观察，2001(06):79-80.

[18]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主流媒体如何增强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J].中国记者，2004(01):20-28.

[19]匡文波.新媒体是主流媒体吗?——基于手机媒体的定量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1,33(06):80-84.

[20]匡文波.5G将彻底颠覆主流媒体的概念[J].编辑之友，2019, (07): 11-16.

[21]倪光辉，鞠鹏.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N].人民日报，2013-08-21(1).

[22]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强调 共同为改革想招一起为改革发力 群策群力把各项改革工作抓到位 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N].人民日报，2014-08-19(1).

[23]常江.新型主流媒体内涵辨析[J].青年记者，2015(28):16-17.

[24]陈国权.新型主流媒体的内涵及打造路径[J].青年记者，2014(34):44-46.

[25]张洋，鞠鹏.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 王沪宁主持[N].人民日报，2018-08-23(1).

[26]谢环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N]. 人民日报，2019-01-26(1).

[27]曾培伦，朱春阳.融媒十年考: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逻辑转换与汇流[J].新闻界，2023(11):12-22.

[28]王斌，张雪.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时代内涵、实践逻辑与价值旨归[J].编辑之友，2023(11):14-19.

[2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中国政府网,(2021-03-13).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3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3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N].人民日报，2021-06-2(1).

[32]曹鹏.两会报道:主流媒体与网络舆论谁主沉浮?[J].新闻记者，2010(04):22-25.

[33]李蕾.党报改革风向标 深度解读人民日报“七一”扩版[J].新闻与写作，2009(08):4.

[34]吴乐珺.人民日报近四次扩版回顾[J].新闻与写作，2009(08):16-17.

[35]牛耀红.媒介化协商共治：一种成长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路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30(11):5-22.

[36]鞠鹏,谢环驰.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王沪宁陪同考察[N].人民日报，2022-04-26(1).

[37]程曼丽.提升我国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优势[EB/OL]. （2021-08-15）,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208/t20220803_5463936.shtml.

[38]张政文.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逻辑关系[J].探索与争鸣，2023(09):5-9.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蔡雯，汪惠怡.中国话语体系中的主流媒体：内涵演变、焦点流变与未来方向[J].青年记者,2024(02):3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