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忆：视频媒介工具的大众化

作者：阿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电系副主任）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5期

导 读：

视频媒介工具正在创造一个全民性的视频传播时代。‍

做一个假设，一位文化水平不高却在养殖业小有成绩的农民，要想分享他的成功经验，他会在画材、Word文档、只能拍图片的相机、录音笔、可以拍视频的智能手机中选择哪一样做工具？抑或这样假设，他有一部智能手机，他会选择绘画、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中的哪种功能做工具？他应该首先放弃绘画和写文章的方式，那样做难度太大。拍照和录音简单，但图片不连贯，音频看不见，既然视频是看得见的连贯画面，只要它费用不昂贵，操作不复杂，选择它何乐而不为？廉价和便利是民众的第一选择理由。

实际上，就内容易成性、直观冲击力、信息证据性、信息易解性而言，他的最佳选择都应该是利用智能手机的视频功能。因为它不仅廉价易操作，而且独具视听影响力、实证性最强、用户最容易理解。

易成性:表述工具选择的首要因素

麦克卢汉曾在《理解媒介》中这样描述媒介演进史：文字发明之前，人类处在受听觉支配的口头文化社会；文字出现后，打破了口耳眼鼻舌身的感官平衡，只突出视觉作用，尤其是在16世纪机械印刷得到推广之后，感官失衡的进程大大加快；但电子革命正在恢复感官平衡，其中电视影响力最大，“它作用于人的整个感知系统，带动了以听觉为中心的人的触觉系统，用最终埋葬拼音文字的讯息塑造人的感知系统。结束视觉独霸地位的，首先是电视”[1]。

笔者这样理解并补充麦克卢汉的意思：我们的先祖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其表述思维以听觉信息和象形绘画为基础，其表述方式是口头的和颜绘的；当人类的抽象能力提高之后，文字成为传递信息和记录历史的主要工具，但是书写文字需要更高的智力水平，它使绝大多数人望而生畏，被排除在外；而视听媒介还原了先祖们的直观表述传统，并大幅提升了直观表述能力，其画其声都是对现实世界的复原式记录。这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含义：一是从传播内容的易成性上看，文图表述难度最大；二是电视的声画综合表述功效远胜于文字。这证实了美国媒介理论家莱文森为媒介发展史贡献的第一个重要论断，即“补偿性媒介”，所有后继媒介都是对先前媒介的先天不足的补救。[2]换句话说，最后出现的媒介，其补救能力一定是最强的，这便是互联网视频。

但要让民众普遍选择视频做表述工具需要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易得性，这种工具必须不贵且好买，更重要的是易成性，大家在运用这种工具进行声画表述、录制、传播的时候难度不大，比较容易完成。所谓易得性，并不是说视频表述工具最容易得到，而是它不难得到。与视频拍摄器比起来，纸笔更便宜，但当便携拍摄器取代了专业摄录机之后，其价格也不贵。正是因为价格均可接受，又便于提高生活质量，智能手机基本上已是人手一部。

在内容易成性方面：首先，摆脱了文字写作束缚的视频口语表达是自由的，如果不是特别在意表达的准确和简洁的话，那就根本无需训练，能让别人听懂即可；其次，视频录制操作极为简单，可以无师自通，一切设置皆为自动默认，拍摄由自己完成，不需要团队配合，而且可以这么说，只要人类对视频媒介性能的改进愿望不停止，设备精进的趋势就不会停止，便携拍摄器只会越来越方便使用；最后，在任何有电有信号的地方，利用廉价的套餐流量，视频信息一会儿就可以完成上传，而且5G一定会使上传的速度更快。由此看，智能手机的视频功能具有明显的易成性。

不过，比起音频和图片，视频似乎不是最简单的表达形式，但视频的另外两个优势使它最终超越了音频和图片。

直观冲击力:视频媒介的独有优势

视频独具直观性，其视听综合元素的丰富性支撑了它的信息冲击力。许多单个的表现元素在视频中处于有机融合的状态，其效能会远远大于仅把它们机械陈列出来所形成的表现力，即ABC>A+B+C。视频可以拥有图像、文字、声效音乐三大元素，但不能说图像、文字、声效音乐加起来构成了视频，只能说视频中包含着图像、文字、声效音乐，这三大元素在视频中是交织在一起的，并非相互独立的并列关系。各类信息融汇，形成合力，便构成了视频的“大容量传播”状态。这就是人们看视频时预估的时长总是远远大于真正时长的原因，用户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步获取了各种形式的信息，这些信息叠加在一起，造成了他们在时间上的加长幻觉。也就是说，用户经常是在5分钟内感受到了15分钟的信息冲击，而他们无法经由其他媒介感受到这种冲击。

这就是民众乐于运用视频方式进行表达的理由，它能让其他人同时听到和看到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而且5分钟能当15分钟用。其间，凡用户能明确看到的信息，无需制作者复述。如果是音频呢？它要用讲述语言把用户看不到的信息描述出来，这使音频讲述者的负担远重于视频讲述者。

因为直观性，视频在传播声音信息的同时，显露出大量的无声信息。这些无声信息被分称为“环境语言”和“体态语言”，它们都具有潜台词功能，前者反映空间环境和氛围，后者源自镜前人物的表情神态和包括手势在内的各种动作。美国传播学家梅拉比安说，人类表达出的意思，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占55%，因此镜前人物很大一部分信息是通过表情和动作来传达的，[3]而视频摄制者无需多言，可让用户根据各自的经验进行判断，做出各自的读解。因此，民众选择视频表达，实际上比选择音频表达要简单。

最强的证据性

静态图片也有证据性，但它不连贯，而且是无声的，因此它在证据效力上远不及一整段画声俱全的活动视频。

数码拍摄器的默认帧率是30，即一秒钟活动画面由30帧静态画面组成，这使拍摄对象在镜头中的行动与他们的实际行动具有完全一致的时间流程，视频因此能提供最接近事物本真状态的视听符号。在信息保真度方面，视频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它提供给用户的影像，就是真实世界的原版复制。

数码媒介时代，视频拍摄器的演进趋势由不断精密化转向不断便携化，其外形已完全脱离传统摄录机的基本样态，体积骤然变小，重量无需考虑，方便日常携带，且在拍摄时完全没有负重感，可以灵活位移。更为重要的是，在其变小变轻的同时，功能并未减弱，甚至有所增强。手机视频拍摄的自动增益功能，使其对环境照度的依赖性越来越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手机拍摄视频时已经不用人工补光，使用自然光即可。由于手机摄像功能的照度比、色温、白平衡全都是默认设置，所以用手机进行拍摄已不必掌握关于照度的技术知识。手机拍摄者只需注意两点：第一，自动增益功能会把夏天19点半的天色拍成是18点的样子，所以观者对时间的直观感受是错的，这需要用字标或解说词加以说明；第二，在黑夜中拍摄，不要使用外在照明装置，最好选择夜景模式，或将感光度（ISO）调高，这样就可以获得较为柔和的画面。便携拍摄器的这些改变，使拍摄者无需分心去考虑技术因素，专心抓拍即可。

正因为拍摄者无需频繁做出技术调整和技术动作，外加手机人人都有，看上去毫无陌生感，所以拍摄对象不易察觉自己正在被拍摄，这使得各种短视频无孔不入，拍尽人间百态。当它记录善行和有趣的人物时，不易引发他们的紧张感以致改变言行状态。与此同时，它使不良言行和负面事件暴露在手机用户的监督之下，由于丑行可能被曝光，这会使绝大多数的人对社会生活产生一种敬畏，避免做出非分之举而被别人公之于众。

易解性:信息影响用户的保障

音频媒介出现后，恢复了人类远祖以听觉为核心的交流传统，为大多数受众解决了一个难题，即阅读报刊之前需要耗费很长时间去学习和辨识文字，但在音频媒介面前，受众可以像原始人一样只需要具备听力。

不过，音频语言其实就是人们听到的文字语言，就其不能直观的缺陷而言，这种语言与文字区别不大，它们都是对于事物实体的指代性表达，是一种概念化的中介符号。受众听到一个词汇，必须通过中介符号的“可内视性”进行破译，在脑海中浮现出相应的形象，建立起关于现实世界的影像。[4]因此，中介符号的功能实现，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受众需要具备相应的生活经验和实际感受。亚里士多德博闻广记，可他如果听到电、纳米、5G这样的词汇，一定不知所云。文字语言的这个特点构成了它的一大缺陷，它很难影响缺乏相应常识的人。而且，只有听觉，那是视障人士感知世界的方式，它需要调集对于画面的想象力，而想象中的画面和真实情境总是有着很大差距。

于是，电视广播和视频传播补救了文字和声音的不足，它们的画面语言直接呈现事物实体，让信息接收变得更简单了。莱文森为媒介发展史贡献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便是媒介的演进具有“人性化趋势”，它在模仿和复制人类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的进程中趋于完美。[5]视频同时诉诸听觉和视觉，比纸质媒介只诉诸文字和音频媒介只诉诸听觉更加人性化。用户无需消耗什么精力，便可以获得现成的视听信息。而且，“人们对于不同符号内容的记忆力不同。通常，阅读文字能记住10%，收听声音能记住20%，观看画面能记住30%，而边听边看，则能记住50%”[6]，受众从视听媒介接收信息的效果也得到了大幅提高。

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将受众在接收信息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大小定义为“费力程度”，其代价主要包括支出的时间和消耗的精力。其实，在考量吸收信息的费力程度之前，还应该考虑接收信息的费力程度，也就是受者能否比较容易地获取信息，只有具备易受性，媒介工具才可能被普遍选择。很好理解的是，就像视频信息的发布者一样，视频信息的消费用户也只需要一部廉价的智能手机，就不仅可以接受信息无碍，而且可以参与信息发布。

谈及吸纳视频信息的费力程度锐减，在学者看来，这是退化，它让受众养成了被动接受信息的惰性欣赏习惯；但在广大民众看来，这是解放，它解除了收看过程中的所有障碍，使信息获得了易解性。

我们常常听到学者们讥讽视频媒介肤浅，这是一个误会，即便是纸媒，也可能肤浅，导致肤浅的根源不是媒介，而是使用媒介的创作者。如果说这种讥讽还有一点点合理性，那也正是因为视频信息的易解性，不仅不需要受众识字，而且不再需要受众太动脑筋。也就是说，视频信息不一定肤浅，但它确实可能使用户变得肤浅。

结  语

人类从一开始便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记录生活和思想，分享信息，他们先后采用壁画、文字、音频、视频的手段去完成夙愿。因为技术的发展，后续媒介总是把先前媒介作为一种元素纳入自己的功能系统，因此影像化注定成为当代人的伴生物。

参考文献：

[1]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麦克卢汉精华[M].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372.

[2]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M].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98.

[3]陈笑春主编.新编电视采访与编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127.

[4]徐舫州,李智.电视写作[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23.

[5]保罗·莱文森.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

[6]巨浪编著.电视（新闻）采访与写作[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1.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阿忆.视频媒介工具的大众化[J].青年记者,2023(06):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