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祝良：从面具到虚拟形象：网络视频主播的身体遮蔽现象辨析

作者：钱祝良（四川传媒学院编导艺术学院讲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4期

导 读：

本文以网络视频主播的身体遮蔽为研究对象，以面具遮蔽与数字遮蔽两种角度切入，辨析其内在的传播逻辑与文化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网络视频行业呈现井喷式的发展。庞大的受众群体所带来的巨大市场空间驱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视频内容生产之中，网络视频主播越来越多。在视觉为主导的消费逻辑之下，“脸部时尚”与“身体审美”形塑了当下近乎于“颜值即正义”的“看脸时代”[1]，造就了视觉优位的大众社会心理模式与行为惯习。这自然而然促使网络视频主播通过美颜、滤镜、P图甚至是整形来修饰自己展现在媒介平台上的“面孔”与“身体”，以获取受众的关注与消费。

有趣的是，在以各种图像与影像展示和传播自我形象大行其道的网络新媒体平台中，却有着一部分网络视频主播选择了遮蔽其真实的面孔与身体，以“去身体/面孔化”的形象出现。“颜值”与“身材”不在，他们何以与受众形成新的社交关系？不仅如此，数字虚拟技术的发展，升级和改写了网络视频主播的身体遮蔽行为。虚拟网络视频主播代替了真人的肉身，却部分地获得了真人的“表情”，我们又该进行怎样的理解？

基于此，本文确定了研究的问题。在这个无限追求拟真的媒介世界当中，网络视频主播刻意放弃视觉优位的身体感官与行为惯习，以一种实物或虚拟的刻意遮蔽行为面对粉丝用户的时候，受众与主播各自暗含着怎样的心理动因？主播与受众之间形成了怎样的不同以往的社交关系？虚拟形象与真人的对话之后，个体的内在身份与主观情绪又如何悬置？本文暂且悬置主播的私人行为逻辑与心理机制以及资本驱动的消费逻辑，回到网络视频主播身体遮蔽现象的本身去回答上述问题。

二、面具的遮蔽：自我的重建与单向的凝视

面孔作为人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其他身体部位，是最为直接显露和展示在他者目光当中的部分，以一种标识的形态形成了对个体身份的圈定。按照让-克劳德·施密特的观点，无论是作为身份符号的脸，作为表情载体的脸，还是作为再现场所的脸，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和人们感知社会风化史的标签。[2]对面孔的遮蔽，即是一种对个体社会性的遮蔽。这在网络端同样适用，“不露脸”成为众多网友获取内心安全与非熟人传播的安全性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与藏在“隐私的暗室”之中的受众不同，网络视频主播是以主动暴露的模式实现自我媒介化的，对他们而言，面孔既是展演自我的手段又是获取关注的工具。当他们选择利用各种各样的面具、头套、玩偶服、口罩、墨镜遮蔽面孔的时候，传统的社交关系生成机制被阻隔了，并渐次生成了不同以往的新的关系类型。

（一）面孔遮蔽：身份遮蔽与自我重建

打开任意一个短视频平台，清一色的美女、帅哥霸屏，我们甚至一度无法辨析这些真人网络视频主播的面容差异，“脸盲”的感受背后，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标准颜值”构建了一种被固定的“单一审美场域”。真人网络视频主播以化妆、美颜的方式贴近这种已经被“确立的认可”，以强化面孔本身的势能，从而形成对受众的吸纳。相似的审美机制无形中对主播群体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形态规训，从正面说，差异化的面孔成为主播被受众识别、记住与喜爱的基础，而反过来看，相似的形象又成为被受众规约的、可以在网络端获得关注的机制。至此，面孔成为真人网络视频主播进行视觉传播与关系建构的策略。视频受众基于面孔识别主播，并缘于面孔喜欢主播，在这种看与接受被看的交互中，面孔成为社交双方的交往中介。

与此同时，面孔亦是受众信任主播的基础。主播在获取注意力的同时，原初的个人身份、社会经历亦经常被网友曝光。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在社会舞台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根据所处的场景不同（“前台”和“后台”）调整着自己的行为。[3]如果说网络平台的个人展现是网络视频主播主动呈现的“前台”，那么“后台”则是一种被大多数主播隐藏或遮蔽的私我。私我是安全的领地，是“那些被竭力抑制”“可能有损于它所要造成的印象的那些活动”[4]。但作为以获取关注为主要谋生路径的主播，后台私我只能是“有限”遮蔽的，受众需要这种有限的真相去佐证其前台的表演，进而形成对主播的认同，这是一种无奈却有效的策略。然而，主播选择对自身的面孔进行遮蔽，实际上是以一种匿名的形式与受众形成一种非常规的、半拒绝性的交往。

面孔遮蔽实际上是对身份和个人社会性的遮蔽，主播们不再是某个真实个体的媒介化，而是形成了一种媒介化的个体。主播们利用面具遮蔽面孔，在获取身份安全的同时，亦放弃了以颜值作为交往策略，以真实身份获得认同的传播通路。面具的遮蔽使得真人网络视频主播以一种悬置的“媒介”形象出现在社交场景当中，粉丝受众自然无法通过视觉的观看获取社交对象的身份表征，一种链接信任的约定被终止了。“眼见为虚”或“管中窥豹”式的“看见”，不足以让粉丝受众以一种上帝视角获悉社交对象完整的身份和形象，这必然导致粉丝受众与网络视频主播之间社交情境真实感的降低，受众不再源于真实世界的交往逻辑“信任”主播，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识别。

源于这种现实身份的抽离，戴面具的真人网络视频主播获得了身份重建的机会。后台不再，前台得以彻底甩开枷锁，进入一种新的、带有清晰目的性的形象建构之中。主播得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设定，有策略地设计自己，以形成对受众的迎合与吸纳。离开了现实身份的牵绊，被重构的身份更加纯粹与完美。与此同时，主播与受众基于短暂的会面形成了临时性的关系群体，但这样的群体关系不是来自复杂的交往及长期经历的共享，而是一种“肤浅的、偶然的经历共享模式”，在不同场景的切换中用户并没有获得真正的交流，反而跟随自己的交往需求陷入了表演舞台营造出的幻象。[5]除此之外，面孔的缺失犹如悬念设置一般，吸引着粉丝受众对于面具之下的真容进行推论、猜测与幻想，从而构建了粉丝受众的社交期待。在好奇心的驱动下，面具背后的真身又形成一种美好的想象，并借由“谜团”的模式，对受众形成吸引。2022年10月3日，一直以绿色背景下的白色面瘫脸（面具）形象出现，坐拥3000万+订阅量的国外游戏博主Dream在YouTube上放出了自己的露脸视频。该视频发出的12小时内播放量达到1800万次，一周后接近4000万次。然而，一系列的赞美后，Twitter上对于Dream不断进行外貌侮辱的人身攻击登上了热搜。也许正是这种无限想象与具体现实的落差，才让Dream遭此非议。

（二）交往阻隔：表情隐匿与单向凝视

通过戴面具，真人网络视频主播在社会身份被抽离之外，作为交往中介的面孔表情亦被遮蔽起来。尽管网络社交媒体与现实社交并不一致，但表情作为个体情绪的放大器，亦成为主播实现情绪传播与社交关系建构的重要佐证。作为一种“现场性”的身体反应，表情所承担的能指是一种无法完全遮蔽的、可以被细微察觉的当下，而所指则偏向于个体实时的、具有共时性的情绪表征。隐匿在屏幕背后的受众以目光注视为手段，通过表情理解、感知主播的情绪，进而实现对主播生产内容与价值表达的认同、理解及靠拢。受众在与真人网络视频主播进行表情的对视与交流过程中，原本一对多的传播达成了“一对一”交流的假想，原本说给所有受众的话，在个体受众中形成了一种类似私人面对面社交的感受。

当然，受众是清醒的，他们并不奢求主播以单独的、私人订制的情绪观照自身，而是在一种旁观的凝视中形成情绪的感知与共振。无法看到受众的主播，则通过对评论/弹幕/礼物的观看与接受形成对虚拟在场受众的情绪回馈，进而形成一种接近双向的观看。这种“观看+社交”的交往关系的生成，正是在内容的基础上借由表情/面孔达成的。而当主播选择戴上面具时，传受双方的交往心理均发生了变化，这种交往关系被阻隔了。

从主播层面说，失去目光的注视，真人网络视频主播可以不再为受众付出相应的表情的回复与情感的反馈，从而在受众的视觉期待当中得以解放。换句话说，面具对真人网络视频主播形成了一种情绪层面的保护，除了声音表情之外，主播无须在视频中在意自己的“情绪管理”。无论是头套、口罩、还是特殊形态的面具，实际上都是一种“固定”的表情图像，原本丰富的个人情绪被简化成为一种不及物的“相”，主播真实的私我很大程度被遮蔽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主播原有的人格主体性实质上被削弱了，形成了一种客体化的“物”，坦诚地接纳受众的凝视且不做回应。

而从受众的角度来说，当被观看的对象以一种固定的图像的形式呈现在他们的凝视之中的时候，原本可以持续吸引目光的丰富的情绪信息消失了，他们进入了一种观看层面的“失焦”状态。这种观看的失焦亦导致他们的情绪反馈失去了原有的落点，他们无法也不能期许主播对他们的观看做出表情的反应，表情的缺失大大地减损了双方关系建构的基础，进而进入一种弱关系或者说是去关系化的旁观之中。旁观更纯粹了，主客体之间从传受关系转变成一种观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种解放双方的过程，这种观看将社交中本应该有的表情与情感进行松绑，视觉交往的权利亦被平衡在不需要目光互动当中，形成了一种平等的、单向的、主客分立的单向凝视，或许是在这种相对更加自主的社交关系中，戴面具的主播的受众积累才并未减损。“黑脸V”常以黑色卫衣加黑色口罩示人，作为一名技术流主播，其在短视频里几乎是不说话的，这种拒绝交流、拒绝露脸的状态非但没有降低他的人气，还在这种自我客体化的过程中，让更多的粉丝关注他的视频内容、技术表达，面具成为他的特点，亦是阻隔深度交往的工具。在这种浅表的观看关系中，“黑脸V”彻底成为观看的客体。而当遮蔽从面孔铺展到全身的时候，这种自我客体化会变得更加明显。

三、数字拟身：想象性交往与社交真空化

虚拟主播通过用live2D、MMD、UNITY软件等制作2D、3D模型，打造虚拟人物形象，后台配以真人声优，并通过电子设备捕捉表情、神态和动作等，控制前台虚拟模型人物运动，以实现对虚拟主播的驱动。[6]在这一过程中，被称为“中之人”的虚拟形象背后的真人是一种自隐式的存在。如果说面具之于真人网络视频主播是物理层面的身体遮蔽，那么虚拟网络视频主播这种对于真人的完全隐匿，亦可以看作真人网络视频主播利用数字皮肤进行自我遮蔽的过程，对虚拟网络视频主播进行考察，可以看作对网络视频主播身体遮蔽现象考察的延伸。与面具遮蔽身体一样，虚拟网络视频主播同样隔绝了主播“形象”背后的现实身份，重建/虚拟了新的“形象”作为社交场景中的身体在场。但又不同于面具遮蔽导致真人网络视频主播面孔的消失与目光的遮挡，数字符号极力仿真的编码技术，赋予、补充虚拟形象“人”的面孔、目光、表情与情感，从而建构一个类似真人又具有差异化的新的社交场景。在这样的社交场景中，真人网络视频主播与虚拟形象之间是一种怎样的模式，而与受众之间又形成了怎样的社交关系值得辨析。

（一）虚拟面孔：表情回归与想象性的交往

与数字人完全的AI驱动不同，虚拟人是真人借助数字手段驱动的。近年来以“金桔2049”“柳叶熙”为代表的虚拟网络视频主播，利用数字“皮肤”加真人“灵魂”的模式与网友展开互动，收获了一大批粉丝。如果说面具的遮蔽造成真人网络视频主播的面孔以及面孔之下现实身份的隐匿，并按照设定展演着新的“自我”，那么虚拟网络视频主播则是借助数字技术进行符号的编码建立新的“形象”与用户进行视觉交往与社交互动。值得注意的是，这套形象编码并非凭空建构的，而是源于对无数真人身体的捕捉与概括。创造者在充分占有完美真人身体图像的基础上，利用技术手段对这些具身形象进行抽取、归纳、塑形，进而建构起接近完美的数字形象，虚拟形象更像是无数真人形象的索引。作为被建构出来的完美的拟象，它是一种符合社会外表形象审美的技术规训，从而更轻松地获取大众的信任与青睐。[7]

从这个角度来看，虚拟网络视频主播在建构之初，就有着明晰的“他者”目光的客体化建构特征，是作为被看的对象被生成的。尽管背后的“中之人”仍旧承担着虚拟网络视频主播的“灵魂”展演的工作，但数字化的、完全遮蔽真人的身体实际上将虚拟网络视频主播带入了悬置的非现实空间，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被观看者。如果说，真人网络视频主播通过摄像头与他者建立联系，应他者的要求进行展示和表演，实际上是将自己物化为一件商品或者一个符号[8]，那么虚拟网络视频主播在建构之初，就是“物”或者说是“符号化”的。数字皮肤成为悬置在“中之人”与受众之间的中介，是一种被操纵的“物相”，实现与观众的连接。

这与“银碳Gintan”等全身进行物理性（玩偶服）遮蔽的主播具有相似性，亦具有差异性。不同于物理手段的全身遮蔽行为，数字符号编码下的虚拟网络视频主播是“人”的“摹本”，而其所临摹的并非只有身体，还有具有即时反馈性的面孔与表情。借用技术手段，后台“中之人”真实的个体表情一定程度上借由数字化的面孔传递到观众面前，实现了表情的回归。嘟嘴、嬉笑、大笑、生气等表情成为受众可以与“中之人”进行情绪交流的介质。换句话说，不同于面具表情的固化所导致的社交阻隔，虚拟网络视频主播所具备的表情反馈实质上强化了社交属性，让受众得以与一个虚拟的“物相”进行情绪的交流，这是一种想象的交往。

虚拟网络视频主播与受众的交往通常是以屏幕为界，在网络连接基础上展开两端情感互动。此时，虚拟网络视频主播与受众之间更多的是“拟社会互动”，即想象的人际交往关系。[9]数字技术的“中之人”与前台的虚拟形象进行连接，犹如皮影戏当中“皮影”与幕布上的“影子”的关系。但又与皮影不同，屏幕中的影子可以即时性地与受众进行互动，并拥有完整的自然的灵魂，当“皮影”活了，用户就生成了一种超越经验的想象。“超真实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为主动地再生产或者头脑中的想象。影像景观的超真实性改变了我们感觉和认知世界的方式。”[10]同样，虚拟网络视频主播正是以这种超真实性的身体影像呈现在社交媒体平台，进入受众的经验视野。“想象”缝合虚拟与现实的断裂，形成了一种不同以往的体验。“金桔2049”在上线之初以生产视频为内容创作方式却屡屡碰壁，而在转道至直播领域时却意外得到了众多网友的喜爱，开播一周就涨粉15万。[11]借由技术手段，“金桔2049”不仅能快速切换且有各类新奇有趣的外形，给受众带来新的视觉体验，还可选择通过连麦真人主播的方式，与对方相互整活玩梗、制造笑料，输出与纯真人直播完全不一样的趣味直播内容，得到了用户的呼应。

（二）次元更迭：2.5次元与社交真空

以抖音平台上的虚拟网络视频主播“柳夜熙”为例，其作为拟人化的数字符号具有“人”的形象，具有人的身体形态、面孔与目光，但有着丰富网络经验的受众不会将其错认为真人，拟人非人，无论创作者如何提升建模技术，数字人都是人的“拟像”而非真身，受众对虚拟网络视频主播的观看并非因为对拟真的惊喜，而是对“非真”好奇。受众通过凝视，与“天妤TianYu”“金桔2049”等虚拟网络视频主播进行即时互动，受众得以从现实生活中暂时抽离出来，进入想象的虚拟世界之中。这个虚拟世界，既是由虚拟网络视频主播“生活”“存在”的二次元场域，亦是用户得以与之进行即时交流的伪现实空间，这里可以看作一种位于二次元空间与三次元现实之间的2.5次元世界。在这个2.5次元空间当中，受众与主播在进行“眼见为实”的视觉交往与社交互动当中，可以将真实的表情与情感的表现虚拟化，成为一种暂时的、去现实身份化的围观者，享有“虚拟化身”带来的自由、快感和想象性的补偿。

值得注意的是，受众在整个过程中亦是以一种虚拟在场的形态与主播进行交互的。受众借由点赞、评论、虚拟礼物和连麦视频与主播进行社交互动。在主播端，“中之人”同样目睹着已经被嵌入互联网端的受众评论、点赞与虚拟礼物，其感受同样是抽离的。目睹着自己操纵的“皮影”得到了受众的“虚拟”喜爱，仍停留在现实时空的“中之人”亦进入了一种社交真空之中。在这个真空当中，数字皮肤与数字回馈（各种各样的点赞、评论、刷礼物）相遇。借由前文所提到的想象，双方缝合了虚拟与现实的断裂，想象的在场成为虚拟网络视频主播与受众建构“真空化”的社交情境的有力支撑。至此，虚拟网络视频主播完全进入了一种不同于真人出镜的交往关系之中。原本以主播展演与受众反馈为核心的交往路径，转变成一种双向的虚拟交往，数字形象作为中介，导引受众进入交往的真空。主播与观众通过“双向奔赴”的“社交想象”弥合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并在现实与虚拟彼此融合当中形成了一个去身体、去现实的真空化的社交场景。

无论是虚拟网络视频主播“柳夜熙”还是“天妤TianYu”，其人设、形象本身脱离了现实场域，以虚拟、架空的形式存在于虚拟的社交世界当中，而当“柳夜熙”开始主动介入现实世界、现实时间，帮助剧中人解决现实问题，原本割裂的两个时空奇异性地串联了起来，形成了超越次元的、超越真实的虚拟时空，其背后的“中之人”、隐藏在屏幕背后的受众并未相遇，却在这个空间中实现了中介化的交互，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

四、结语

“面具”的使用是对于网络视频主播身体的遮蔽与修辞，“数字虚拟形象”的介入是对于网络视频主播身体的隐藏与置换。而无论是“面具”的遮蔽与修辞，还是“数字虚拟形象”的隐藏与置换，两者皆构建出了一种既不同于线下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与人际交往，又不同于线上面对面的人机传播与人机交往的模式。面具的遮蔽与数字虚拟形象的介入，使得网络视频主播与粉丝受众实现同时“符号在场”与“真身的缺席”，二者皆可以忽视生物性的社会面孔、身体、身份，更为纯粹地以虚拟的身体在场沉浸在追求拟真的媒介世界中，构建出一个既无视时空结构现实身份的交往负担，又可以忽略视觉交往关系的失衡，同时又搁置受众对主播表情回馈的期许，形成了彻底的、中间化的真空社交场景。这种偏向游戏化的、轻松化的社交模式，为互联网端的社交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我们有理由期待，在现实世界逐渐被嵌入网络世界之后，一种新的可以暂缓社会性瞩目的虚拟空间正在生成。

参考文献:

[1][2]战迪.论“看脸时代”的青年审美迷失[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10):101-106.

[3]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M].黄爱华，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21-29.

[4]董晨宇，丁依然.当戈夫曼遇上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与表演[J].新闻与写作，2018(01):56-62.

[5]刘洁，杜娟.交流的无奈：社交直播幻象下的现实思考[J].青年记者，2022(01):49-51.

[6][7]燕道成，张佳明.技术神话与虚实嵌套:消费文化视域下的网络虚拟主播[J].深圳社会科学，2022(06):147-157.

[8]Chou-Sung Yang. “Interne Celebrity Cul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Education”[J].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2018(12):4.

[9]吴金花.虚拟偶像传播伦理的失范及重塑[J].青年记者，2023(12):110-112.

[10]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M].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40.

[11]新播场.如何从0到1，打造一个百万级虚拟主播？对话金桔2049[EB/OL].（2022-12-21）.https://www.sohu.com/a/619546190_121260908/.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钱祝良，从面具到虚拟形象：网络视频主播的身体遮蔽现象辨析[J].青年记者，2024(04):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