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丨《韦伯政治著作选》英文版序

□彼得·拉斯曼罗纳德·斯佩尔斯

卡尔·埃米尔·马克西米连·韦伯1864年出生于爱尔福特（Erfurt）。他的父亲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Sr. ）是个律师，并在1868—1882年和1884—1897年间担任民族自由党的普鲁士下院议员。他在1872—1884年间还曾是德国国会议员。韦伯的母亲海伦妮·法伦斯坦·韦伯（Helene Falleestein Weber），对宗教问题与社会改革却抱有与丈夫不同的关切。

韦伯在柏林的家吸引了大批学者和政治家，包括冯·本尼希森（R. von Bennigsen）、狄尔泰（Dilthey）、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与特赖奇克（Treitschke）。在家中进行的讨论必定给少年韦伯留下了强烈印象。1882年韦伯开始了在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的学业。他的主修科目是法律，但他也听政治经济学、史学、哲学及神学的课程。1883年他迁至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一边服兵役一边在大学读书。1884年韦伯回到柏林继续他的学业，仍然读法律，其间还听过吉尔克（Gierke）的德国法律史课程。特赖奇克的讲座没有给韦伯留下什么印象，因为它们充满了极端民族主义味道。韦伯认为那不过是些鼓惑宣传。大学毕业后，韦伯没有找到足够令人兴奋的法律实践机会，便继续进行政治科学以及法律史和经济史的研究。

1889年，韦伯提交了一篇题目略嫌冗长的博士论文，《家族性公开贸易公司中的连带责任与资金独立以及意大利诸城邦的贸易共同体》（“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Joint Liability and the Separate Fundin the Public Trading Company out of Household and Trade Communities in the Italian Cities”）。论文随后成了一部著作的一章，题为“论中世纪贸易公司史——以南欧原始资料为基础”（“On the History of Trading Companies in the Middle Ages, based on South-European Sources”），并于同年出版。后来韦伯在1891年发表了大学执教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chrift，获得德国大学教授资格必须具备更高学位），《论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宪法与民法的重要性》（“Roman Agrarian History and its Importance for Constitutional and Civil Law”）。在这期间，韦伯参与了福音派社会代表大会的活动，与弗里德利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结下了私谊，后者是基督教社会运动领袖和民族社会联盟（Nationalsozialer Verein）的创始人。

1892年，韦伯发表了由该联盟发起的一项调查得出的结果：《德国易北河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的状况》（“The Conditions of the Agricultural Workers in the East Elbian regions of Germany”）。这项庞大的研究具有可观的政治意义。它的主题引起了很大争议——保卫德国文化免受斯拉夫人，主要是波兰人的“渗透”。同一年，韦伯成了罗马法与商法讲师，次年，普鲁士文化部部长阿尔特霍夫（Althoff）下令，韦伯在柏林获任商法与日耳曼法教授。然而，1894年韦伯去了弗赖堡（Freiburg）大学，接受了那里的政治经济学教席，本书收入的文章《民族国家与国民经济政策》即为他的就职演说。演说也引起了高度争议，这是韦伯有意为之的。他曾愉快地提到他的观点之“粗暴”所引起的惊恐。

韦伯1896年离开弗赖堡前去海德堡接替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柯尼斯（Karl Knies）就任政治科学教授。尽管韦伯对柯尼斯的作品多有批评，但他本人的学术研究遵循的也是德国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所代表的同一传统。韦伯在海德堡的同事是宪法学教授格奥尔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与神学家和哲学家厄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前者在1900年发表了《国家通论》（Allgemeine Staatslehre）一书。他们两人都对韦伯的思想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顺便提到的是，韦伯在海德堡期间曾支持招收了第一批女研究生，其中就包括埃尔泽·冯·李希特霍芬［Else von Richthofen］，她的妹妹弗里达［Frieda］1912年嫁给了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

随着1897年父亲的去世，韦伯进入了一个以深度抑郁为标志的精神疾病时期。为了矫治这种症状，他开始了四处漫游，特别是到意大利，结果是韦伯最终恢复了持续广泛阅读的能力。由于无力履行教授之责，韦伯1903年从海德堡辞职。然而，在这同时，韦伯进入了一个创造力更新期，开始了一系列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著述，以及后来结集发表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系列文章的写作。

1904年，韦伯与埃德加·贾菲（Edgar Jaffé）和维尔纳·松巴特（Wermer Sombart）一起成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Sozialpolitik）的编辑，该刊物声明，其宗旨之一是探究“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意义”。同年韦伯访问了美国，这使他获得了对于急速的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文化与政治结果的直接认识。他应邀在圣路易（St. Louis）的世界博览会上发表了演说，但他利用这次机会在美国进行了广泛游历。

1905年革命的爆发使韦伯的注意力突然集中到了俄国那里。他在三个月内就学会了读俄语并能跟上俄语报刊报道的事件进程。在《论俄国的立宪民主形势》这篇长文（本书收入了它的绝大部分内容）以及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俄国向冒牌立宪的过渡》（“Russia’s Transition to Sham-Constitutionalism”）中，他讨论了俄国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中资本主义工业的最新发展可能带来的政治结果。

1909年，韦伯担任了规划中的“国民经济学”百科全书（即《国民经济学概论》［Grundriβ der Sozialökonomik］）的编者，他本人的撰著——《经济学、社会秩序与权力》（The Economy and the Social Orders and Powers）——是其中的一卷，在他去世之后，此卷于1921年出版时定名为《经济与社会》，原来的题目成了副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的岁月中，韦伯一方面在推进这项规划，一方面集中对世界上各主要宗教的经济伦理进行了比较研究。这期间他继续生活在海德堡，他在那里的家成了一个思想交锋的中心，其中的常客包括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维尔纳·松巴特、厄恩斯特·特勒尔奇、格奥尔格·耶利内克、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以及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

1914年时，尽管韦伯对于外交政策走向持有强烈的保留态度，但他最初还是受到了普遍狂热的裹挟。随着战争的进展，他又恢复了自己特有的那种客观意识，公开反对德国政府宣称的战争目标，反对一切在欧洲进行领土兼并的政策建议。在韦伯看来，强化潜艇战的决定就足以表明德国政策不负责任的性质。这种政策最有可能的后果就是招致美国参战，前景肯定是德国的战败。在此期间，韦伯继续他的学术工作，完成并发表了关于世界诸宗教的专论，同时还接受了维也纳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席。

1918年底韦伯回到慕尼黑，怀着绝望的情绪观察了德国的革命。他把这场革命称为“血腥的狂欢”，它在德国战败的关头只能是削弱德国。1919年，韦伯踏入政治舞台的努力未能奏效，他作为国民大会民主党候选人的提名被党的官员否决。然而，韦伯以非官方的身份参与审议了未来宪法的性质，并短期参与了凡尔赛和谈代表团。曾有计划让韦伯担任内务部长，但却无果而终。他对新生的共和国持有保留态度，但正如本书中的论文所示，他坚决认为，为了这个民族的未来，共和国必须有效运转起来。

应慕尼黑大学学生之邀，韦伯分别在1917年11月和1919年1月发表了“以学术为天职”（Wissenschaft als Beruf）与“以政治为天职”（Politik als Beruf）这两篇著名演说。它们遭到了右翼学生组织的示威抗议。1920年夏，韦伯因肺炎辞世。

马克斯·韦伯曾经写道，“政治”是他的“秘密情人”。他毕生都在关心政治事务。韦伯常常感到自己被投身学术和投入政治这两种彼此冲突的需求所撕裂。可以认为，政治关切贯穿于他的全部学术研究之中，只有这些关切赋予了后者统一的主题，但许多解释者却不得其门而入。韦伯政治思想的重要性和原创性有时会被一些评论所遮蔽，它们把他的研究描述为是对一种避开政治论战的现代社会科学做出的相当直接的贡献。

这里汇集的论文和演说具有一种双重性。尽管它们都是缘起于当时的事件和问题，但又超出当时的背景进行了更广泛的思考。这部政治著作选基本上适合希望了解韦伯对当代世界的看法的任何人阅读。对德国政治命运的关切是所有这些文论的一个参照点。即便是讨论俄国政治局势，也是通过与德国的情况进行含蓄的比较而形成的。反过来说，即便是讨论德国政治的命运，不管多么紧扣德国的主题，也始终关系到我们对现代西方国家政治的基本认识。

由于韦伯的政治著作选横跨了大约25年，因此完全能够想见，它们展示了观念的某些发展变化。例如，他在就职演说中关于种族差异的说法，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就被放弃了，而且明确指出种族概念毫无说明性价值。另一方面，那篇演说的核心要点，即政治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是一个不变的主题。

对韦伯来说，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人民在物质上的安乐，而是在任何特定经济与社会秩序中的人类品质。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工作，目的就是要培育“我们认为构成了我们人性之伟大和高贵的那些素质”。我们不应忽略的事实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人类及其生存品质有关。韦伯以强有力的表达方式指出，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乃是如下经典意义上的政治科学：“它是政治的仆人，而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某些人、某些阶级碰巧在某一时期进行统治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的永久性权力政治利益。”韦伯的思想和表述特别结合了达尔文、尼采和马克思的成分，强调了国家、人民与阶级之间冲突与选择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尽管韦伯在这里表明他可以像马克思那样进行“唯物主义”分析，但韦伯与马克思的关键差异在于，韦伯认为，未来不会出现斗争将宣告结束这样的乌托邦。无休止的斗争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品格是否有力量，端赖我们是否能够抛弃幻想勇敢面对这一事实。

韦伯对政治生活的看法是高度悲观的。“我们传给子孙后代的并不是和平及人间乐园，而是为保存和提高我们民族的物种质量进行的永恒斗争。”韦伯专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完成与他在弗赖堡的教职有关的学术职责，1895年时他对这门学科还只有有限的了解。他接受了当时经济学界的流行观点，把它看作不断斗争以对付匮乏的学科。但是，韦伯已经看到，经济竞争也是“权力斗争”。国家就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保存民族权力为经济政策提供了终极准则。

有报道称（是否确凿不得而知），韦伯曾说过，马克思和尼采都是十分重要的现代思想者。尽管韦伯既不是尼采的信徒也不是马克思的门生，但他钦佩这两位思想家。他本人思想的原创性就来自与这些彼此竞争的声音的对话，来自对它们的密集研究和批判性地保持距离。尽管他的思想肯定不是仅仅受到他们的影响（狄尔泰、李凯尔特［Rickert］以及齐美尔关于历史与文化知识的性质的哲学研究具有核心的重要性，路德的《圣经》也有显而易见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影响，他的许多核心主题就是不可想象的。新近统一的德国那种格外迅猛的后发工业化问题，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问题成了韦伯那一代人的核心关切。社会主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出现，迫使整个社会，尤其是学术界不仅要详细审视“社会问题”，而且还要评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张。同时，尼采的激进精英论则被许多韦伯的同时代人看作“划时代的地震”。尼采是那些将欧洲社会与文化变革解读为衰落与颓废的思想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这种前景来看，社会主义乃是现代隐忧症（modern malaise）的一种症状而不是治疗方法，它所承诺的进步观仅仅是一种疲惫不堪的文明产生的错觉。

《韦伯政治著作选》

[德]马克斯·韦伯 著

阎克文 译

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