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观局｜亨特、波音先后“低头”，美式认罪协议究竟怎么回事？

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8日，美国波音公司宣布，已与美国联邦司法部就两起波音737 MAX型客机致命空难“原则上”达成认罪协议：波音承认犯有“密谋欺诈美国政府”罪；波音将被罚2.436亿美元，并承诺在未来3年内投入至少4.55亿美元进行合规整改、提升安全规范。协议还要求波音董事会与遇难者家属见面商谈善后事宜，赔偿金额后续将由法院裁定。

除了波音的认罪协议，我们熟悉的还有美国现任总统拜登的次子亨特·拜登的认罪协议。

这是5月20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拍摄的亨特·拜登。

去年6月，亨特与美国司法部和税务部达成认罪协议，以获得从轻处罚。其大体内容是：亨特认领在税务领域两项轻罪，然后交换他在撒谎持枪涉毒案中涉嫌的重罪，

按照这项认罪协议，亨特承诺要戒毒，在确认戒毒期间或后期持续放弃拥枪，以交换免予持枪涉毒案重罪处分。 

有关统计表明，目前美国联邦法院97%的刑事案件，州法院94%的刑事案件都是通过认罪协商的方式处理。

美国司法领域认罪协议数量如此惊人，实在是形势使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以前总统特朗普为例，短短两年，他竟然身负90多项犯罪指控。可以想见，如果特朗普不服，所有案件一一审理下来，会动用多少司法资源。

正式基于上述考量，早在18世纪末，随着案件数量不断增长，美国开始出现检察官通过与被告人协商，以减少指控的罪名、减轻指控的刑罚的方式来换取被告人有罪答辩的案件处理模式。其基础逻辑是：通过认罪协议可以在司法流程中节省时间、节省公众资源，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同时尽最大的可能去捍卫正义。

美国的认罪协议主要是在被告人和检察官之间进行，检察官作主导。被告人和检察官作为诉讼的当事人，为了促进纠纷的快速高效解决，可以放弃和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双方可以就罪名和量刑进行协商，甚至可以就罪数进行协商。

被告人一旦作出有罪答辩，即意味着其放弃宪法赋予的陪审团进行审判的权利、与控方进行质证的权利，以及要求政府提供超越合理怀疑的有罪证明的权利。由此，被告人可以获得两级减刑，但同时意味着上诉权的丧失。

为了给认罪协议加一把“安全锁”，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控辩双方达成的认罪协议对法院没有任何拘束力，法院可以接受，也可以“作废”。且量刑权专属于法院。比如，亨特的前述认罪协议就被作废且不久被判罪名成立。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法院都会同意控辩双方达成的协议。

话题再回到波音公司。众所周知，近年来波音飞机频频爆出质量问题，如波音737 MAX 9飞行中舱门掉落、自动增压故障灯亮起、门塞脱落等。全球多家监管机构和航空公司被迫宣布停飞该型号飞机。还有个别机型在起飞时发生轮胎掉落事故。

更为严重的是，2018年和2019年，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航班分别发生空难，总计346人丧生，失事飞机均为波音737 MAX 8型客机。该系列客机随后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遭停飞近两年。

面对上述人命关天的质量问题和汹涌而来的指责、批评之声，波音公司曾经一度态度冷漠而强硬，一些“吹哨人”声称遭到报复，乃至离奇死亡。

6月18日，在美国华盛顿，波音CEO戴夫·卡尔霍恩在国会出席“波音破碎的安全文化”听证会。

然而，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法律威吓下，波音公司最终选择了认罪认罚，此举既能避免（波音）出庭受审以及更重判罚，还能避免因为“有罪”而失去军方的订单。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眼下，以认罪协议为代表的认罪协商制度不仅在英美等“原产地”广泛适用，而且在意大利、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也已“开花结果”。 

此外，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认罪协商制度业已实行并客观存在着。最典型的当数交通肇事罪中，如果被告人能积极并充分地赔偿受害人，受害人出具“刑事谅解书”后，法院大多会酌情对被告人减轻甚至免于刑事处罚。

（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武宗义 据新华网、央视网、中国法院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