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媒介物质性”： 一种马克思主义视角的辨析

作者：陆灵鹏（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7期

导 读：

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审视这种“新”媒介物质性，指出其局限性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克服这种局限性。

一、引言

继20世纪的“语言转向”后，在21世纪初，哲学领域迎来一次新转向——“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①。2007年，社会学家、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能让唯物主义重回正轨吗》的文章，提出“厚”的物质概念和“薄”的物质概念的区分，其中“厚”的物质概念不仅是对“事物”的描述，还要对“事物性”（thingly）进行描述。[1]同年，梅亚苏、格雷厄姆等人提出了“思辨实在论”，旨在恢复唯物主义的地位；巴拉德根据量子物理学等理论提出了“主体实在论”，试图推翻旧的物质概念。2010年，福曼、乔伊斯等人编辑了名为《物质力量》的论文集，首次提出了物质转向和物质性（Materiality）的概念。[2]同年，贝内特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活力论的唯物主义”[3]；库克和福洛斯特在编辑的论文集中首次用到了“新唯物主义”术语[4]。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新唯物主义”不是指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面提出的新唯物主义，而是指贝内特、巴拉德等人提出的新物质概念思想。此后，关于新物质概念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出现，而且从哲学领域蔓延到文化、历史、新闻传播等研究领域，西方学术界称这股学术新风为“物质转向”。

在“物质转向”新风的影响下，“媒介物质性转向”成为国内外近几年新闻传播学的热门话题。在国外，有的学者把媒介物质性理解为一种“文化上的准能动主体”的性质[5]，有的将其理解为“构成文化和自然基础的系统过程和动态的模型”，即包括人类与非人类要素在内的“自组织的集合体”[6]，有的将其理解为“文化实践的物质性、关系和感觉的物质性”[7]。在国内的新闻传播学领域，从2019年开始逐渐出现了较有影响力的文章，如章戈浩和张磊的《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吕清远的《作为经验的传播：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的逻辑进路与范式转换——在二元对立的传播观念当中寻找一条中间路径》、吴璟薇和曾国华的《新闻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数字时代的媒介本体与媒介中介性》，等等。不少学者从海德格尔、布洛赫、德勒兹、拉图尔等人的理论，以及新唯物主义、思辨实在论等新思想角度论述了媒介的“物质性”。综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学者们从哲学的“物质转向”，从主客融合或关系性的角度重新解读媒介物质性，赋予媒介物质性新的内涵。从关系性角度重新理解媒介物质性究竟是否准确？有何不妥之处？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审视这种“新”媒介物质性，指出其局限性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克服这种局限性。

二、媒介物质性的三重新内涵

在传统观念中，媒介的物质性主要指媒介作为物理实体所具有的特性。媒介的物理载体决定了信息呈现与保存的方式，如纸质印刷品、胶片、磁带等，其物理属性如尺寸、材质、耐久性等影响媒介的可及性与传播效果；媒介的传播渠道依赖于物理设施，如邮政系统、电影放映网络、广播电视网等，其覆盖范围、传输速度、可靠性等影响了信息的传播广度、深度与时效；媒介的感官接触方式影响受众的媒介体验，如纸媒的触感、电影的视听效果、广播的听觉体验等，感官接触的物质性制约了媒介内容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但是，在哲学与文化“物质转向”思潮的影响下，媒介物质性被赋予了新内涵。

（一）媒介复合体。“媒介物质性转向”理论认为，媒介物质性实际上是一个“由物质基础设施、操作和技术组成的网络”复合体，“每一个媒介复合体都在向上和向下扩展知识与技术，同其他复合体链接形成网络，从而使世界变得可以理解”[8]。媒介复合体不仅是物质基础设施与技术的复合体，更是物质设施、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复合体。媒介的物质基础设施和技术从来都不是中性的，它们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等紧密相连。“媒介是社会生产的对象和系统，它们将世界呈现出来，像任何入学考试一样接纳和排斥主体。”[9]媒介作为社会生产的对象和系统，不仅反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在塑造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在现代技术的相互影响下，任何建筑物也都是一种媒介环境。从墙体到线路，建筑物的每个技术系统都体现着文化和社会关系。”[10]建筑物本身就成为一种媒介环境，它的每个技术组成部分都蕴含并彰显着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关系。

媒介复合体把媒介物质性呈现为一种“媒介政治”（mediapolitics）。媒介物质性中的不同媒介形式所蕴含的技术特性、传播方式乃至美学形式，都与特定的政治诉求相关。媒介形式塑造着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和理解方式。媒介形式的选择和使用，实际上就是对现实再现方式的选择，具有政治意义。媒介政治揭示了知识生产与媒介物质性相融合的政治性。媒介复合体所形成的技术环境，深刻影响着知识生产的方式和内容。哪些知识能够被生产出来，哪些人能够参与知识生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技术的发展状况。而媒介技术的发展方向，又受制于政治经济的利益格局。因此，媒介物质性与知识生产的复杂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实践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媒介政治意味着媒介物质性的建构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方式。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媒介物质性的塑造和治理来实现的。例如，通过算法推荐、信息过滤等技术手段，权力机构可以有效引导公众舆论，塑造主流话语。

（二）媒介的非二元对立性。媒介物质性不仅包括媒介技术层面的客观性，更重要的是包括人的社会文化维度，是客观性和文化性的关系总和。正如约翰·罗（John Law）所说：“物质性被理解为一种关系性效应。”[11]媒介作为人与世界沟通的中介，其物质性必然与人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建构紧密相关。一方面，媒介技术和物质形态是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被开发和塑造的；另一方面，媒介又能够反过来影响和重构人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形态。媒介与人、社会、文化之间的物质联结是动态的、多维的、互构的。因此，媒介物质性跳出了主观/客观、人/非人、自然/技术的二元对立，它不是简单地强调媒介的物理属性，而是探讨媒介如何作为人与世界互动的物质界面，参与到社会文化的建构之中。例如，电影胶片的物质性不仅体现在其化学成分和机械运作上，更体现在其所承载的叙事传统、美学风格、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因素上。“物质是彻底的社会建构，因而是一种关系性效应。”[12]媒介物质性所关注的，正是媒介、人、社会之间的关系网络和互动过程。媒介从来就不是中性的传输通道，而是深深嵌入社会文化结构之中的能动者。

媒介的物质性游走于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物质力量之间。正如迪特尔·默施（Dieter Mersch）所言，“媒介或者说‘媒介性’可以被定位于物质和符号、身体和心智、事物和概念之间”[13]。媒介作为人类表意实践的物质载体，其意义从来都不是稳定和确定的，而是在不断的协商和重构中生成。同时，媒介的物质性又不仅仅局限于符号意义层面，它还包含了物质技术的力量。“物质不是死的、野蛮的、同质的物质，而是一种运动着的、承载着奇点或个体性、特质甚至运作的物质。”[14]媒介技术和物质形态塑造了信息传播的可能性，但又不完全决定传播的内容和效果。媒介物质性在符号意义和物质力量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张力。因此，媒介物质性实际上介入了文化实践区分符号/物质、心智/身体、概念/事物、文化/自然的过程。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无法充分解释媒介传播的复杂性。“在当下，自然和人工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15]媒介作为人造物，其物质性正是自然与文化交织的产物。媒介传播不是单向度的符号传递或技术决定，而是符号、物质、身体、文化等多重要素共同建构的过程。

（三）媒介的意识形态性。媒介物质性概念还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大众文化批判思想，认为媒介从来就不是中立的载体或纯粹的传播工具，而是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媒介所呈现和传达的内容，无不体现着特定的价值观念、权力关系和话语体系。[16]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指出的，话语与权力的运作密不可分，而媒介正是话语得以实现和流通的重要机制。

从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讯息”的角度看，媒介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如其物质性、技术逻辑乃至美学形式，都深刻地塑造了讯息的内涵和传播效果，进而对人们的感知、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媒介所提供的不仅是信息的通道，更是一种意义构建的框架。媒介环境犹如人们赖以生存的空气，看似中性透明，实则处处体现着意识形态的痕迹。

更进一步说，媒介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绝非外在，而是一种内在的同构（本体论上的同构）。媒介所采用的技术形式、符号系统、叙事模式等等，都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同源性，服务并强化既有的权力结构和话语秩序。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意识偏见，算法难以真正独立自主，因而往往成为统治阶级施加影响、操纵民意的工具。一方面，媒介的物质性体现为感官可感的物理属性，如屏幕的材质、光线的明暗、声音的高低等等，这些客观属性构成我们感知媒介的基础。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媒介的感知和体验，又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17]不同的意识形态赋予同一媒介不同的意义和价值。电影胶片作为一种物理媒介正在逐渐消亡，但一些导演仍然坚持使用胶片拍摄，因为胶片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种特殊的美学风格和创作理念。

三、媒介物质性的理论局限

从本体论的关系性来解释媒介物质性，虽然揭示了媒介物质性所包含的物理性质和文化性质，但也带来了以下三个局限性。

（一）理论基础的神秘性。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简称“ANT”），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生命物质主义”，以及新唯物主义、活力论、思辨实在论，等等，要么以关系本体论来阐释物质性，要么以泛心论来解释物质性，这都将物质性引向新的形而上学，使其变得不可捉摸、充满神秘色彩。德布雷、基特勒、克莱默尔等人的媒介学说正是为了取消物质/非物质、人类/非人类、主观/客观的传统二元划分，将媒介学说引向神秘主义。因此，“物质转向”思潮使媒介物质性的理论基础具有某种神秘色彩。

媒介物质性统一于物质本身，而不是神秘的泛心论。以贝内特、格兰特为代表的新唯物主义致力将物质解释为具有“活力”“能动性”的准主体，试图像海德格尔一样从天地人神四维度为物质提供一个新的本体论解释。新唯物主义赋予了媒介除客观性之外的神性和主体性。国内有些学者同意这种观点，并指出新唯物主义是媒介物质性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一。②在当代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下，借助斯宾诺莎和伯格森的泛心论视角来阐释媒介，其解释力难免有所欠缺。媒介物质性主张媒介有形之客观性与无形之意义性的统一，实质上是媒介与人之间关系的统一，归根结底又统一于物质实践，统一于物质本身。物质“标志着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18]，其唯一的特性是客观实在性。新唯物主义试图为物质添加能动性的属性，视物质为“睡着了的”主体，虽然能够弥合主体/客体、物质/非物质之间的鸿沟，但陷入泛心论的唯心主义困境。媒介物质性所揭示的是人与媒介之间的意义关系，用泛心论来解释只会使其神秘化。因为媒介的文化意义是人类社会对媒介本身的文化映射，离开人类社会后的媒介并不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准主体，而仅仅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特殊物质形式。媒介无法离开人类而单独存在，新唯物主义的泛心论却把媒介同人类社会割裂，赋予媒介以人的能动性并试图在本体论层面实现同一，忽视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对媒介物质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衍生理论（如“主体实在论”等等），这些理论将媒介物质性诉诸一种关系本体论。[19]人类个体和非人类物体是平等的“行动者”或“网络节点”，二者共同构成了去中心化的巨大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最大特征是去人类中心化，实现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对称或超对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自然与社会的对立、物质与意识的对立、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立。基于这种基本观点，媒介的物质性被解释为包括媒介客观性、主观性、价值性在内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但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带来了神秘的多元论困境。虽然拉图尔竭力论证人类与非人类构成的网络是一个统一的本体，但是未能充分解释“自在”的自然界，以及梅亚苏所说的“前先祖性”的世界。在人类实践终止的地方，行动者网络就不再是一个真实的本体。在解释“自在”的自然界时，行动者网络理论承认只有物质本体；在解释人类社会领域时则主张物质与意识的网络本体；在纯粹思维领域却只承认一个意识的本体。物质、意识与行动者网络这三个本体之间的关系如何，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如何，拉图尔都缺乏一个明确的解释。此外，以行动者网络作为本体解释媒介的后果是规避了物质与意识这个人类实践中最普遍的关系、最基本的矛盾，将媒介的客观性和文化意义强行糅合在一起。即是说，行动者网络本体忽视了人类意识与物质之间的辩证关系，反而以一种本体论的方式强行将它们粘贴在一起。行动者网络理论虽然坚持以普遍联系的方法论看待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比二元论更具解释力，但网络本体把物质与意识的外在关系转变为本体内部神秘的属性，使得媒介本身也神秘化了。精神、思维或意识的“自由性”是作为主体的人特有的属性，它与媒介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无法简单地从本体论上来解释。行动者网络理论试图“扁平化”人与物之间的本质区别，却仅仅简单地宣布二者在本体论上的同一，结果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困境。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视精神为物质的派生物同时承认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同多元论划清界限，避免陷入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的困境。

（二）忽视媒介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如果从主客关系性角度理解媒介物质性，简单地将媒介的物质性理解为其客观性质与社会文化意义之间的关系，就容易忽视媒介自身所具有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首先，媒介物质性是一种客观独立的存在。媒介并非仅仅作为人类传播意义的工具或容器，而是拥有自身的物质属性和运作逻辑。媒介的物质性是一种“抵抗的力量”，先于任何意指秩序而存在。这种物质性并不能被还原为符号系统所描述的对象，而是符号得以运作的前提和基础。从存在论的角度看，媒介的物质性是一种本体论的“在场”，是构成我们所感知世界的基本要素。这种物质性并非被动的客体，而是能够主动塑造人类感知和认知的能动存在。因此，探讨媒介物质性要审视媒介自身的存在方式。媒介并非抽象的概念或理念，而是具体的、物质的存在。唯有充分认识到媒介的物质性，我们才能理解媒介技术如何深刻地重塑人类的感知、思维和存在。由于媒介自身的物质属性和技术特点，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传播内容和传播者而存在。无论媒介所传递的是何种信息，也无论传播者是谁，媒介本身的特性都不会发生改变。一方面，媒介作为一种物质实体，其存在和运作遵循着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另一方面，媒介所呈现的内容，尽管可能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其传播过程本身仍然受制于媒介的技术逻辑。

其次，尽管媒介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但不应将其简单地视为社会文化意义的附属物。媒介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仅反映社会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社会文化。媒介对社会文化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马克·波斯特指出，“媒介往往会改变其所探讨事物，改变了原本（original）与指称性之间的同一性”[20]，不仅传递信息，更生产新的意义场域。不同的媒介环境会催生不同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样态。以电子媒介为例，它打破印刷时代的时空界限，创造出一种去中心化的网络化社会结构，重塑了人们的身份认同、权力关系和公共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塑造是深层而广泛的。另外，媒介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媒介的发展深深嵌入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反映了既有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权力格局；另一方面，媒介又不断突破旧有的社会文化边界，创造出新的可能性空间，为社会变革提供动力。这种互动关系使得媒介与社会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建构。马克·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一书中强调，媒介技术的变革往往引发社会组织方式和文化形态的变迁。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媒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将媒介视为社会文化的产物。

（三）陷入文化决定论。当代的“媒介物质性转向”借鉴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认为媒介绝非中性的信息传递工具，而是深深植根于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总是在一定的前结构中展开，这个前结构包括我们的历史传统、语言、文化背景等。同样，媒介作为人类理解和认识世界的中介，也带有这种前结构的烙印。

不可否认，任何媒介的出现都不是孤立于社会文化语境之外的，从媒介的发明创造到传播应用，无不打上特定时代和社会的烙印。[21]媒介作为人类创造的工具，必然要服务于人的需求，并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古人结绳记事、以文载道，现代社会网络互联、数字传播，不同时代的主流媒介形式都深刻反映了各自的社会文化特征。同时，媒介又通过承载和传播社会文化符号，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行为方式。因此，媒介与社会文化可谓相互交融、彼此建构。

但是，认为媒介的所有影响完全由文化和社会结构所决定，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片面。实际上，媒介作为人类传递信息和意义的重要手段，具备跨文化的普适性。无论是口头言语、文字符号还是现代传播媒介，它们作为信息传递的工具在各种文化中均有广泛的应用。媒介的核心功能在于跨越时空障碍，实现信息的记录、传播和延续，这一功能普遍适用，不受特定文化环境的限制。过分强调媒介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只会陷入媒介相对主义和文化决定论的误区。若坚持认为媒介必然服从和反映特定文化，认为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媒介不可通约，则将丧失媒介研究的普遍性基础。事实上，媒介与文化环境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影响和共同构建的关系。媒介不仅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在塑造和改变文化，但是不能像当代“物质性转向”思潮这样把媒介物质性中的文化性质夸大。

四、媒介物质性的实践论重构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没有从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关系性角度论述媒介物质性，而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述媒介物质性，因而能够避免媒介物质性的上述局限性。

（一）实践是媒介物质性的根源。从产生根源角度来看，实践是媒介物质性产生的根本原因。从实践审视媒介物质性能够摆脱媒介物质性的神秘性、形而上学性。

实践是媒介物质性得以产生的根本动力。实践是人特有的对象化活动，是人实现某种主观目的、能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22]自然物不会自动满足人的需求，人们根据自身和社会需求能动地改造自然之物，通过实践将自然之物变为“为我存在”之物。人类的实践活动需要媒介作为信息传播和交流的手段。在实践过程中，人们需要记录、存储、传播和交流信息，因而需要借助于各种媒介形式。社会需求和现实的实践活动构成了媒介形成与发展的动力，媒介正是实践的产物，而媒介的形态、属性、质量等客观性质体现了社会实践的水平、广度、深度和发展过程。由于实践包含人的主观目的，媒介必然被打上人的精神烙印，因而具有某种社会意义或文化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实践使媒介同时具备了物质客观性和文化意义性，即所谓的媒介物质性。以实践来解释媒介物质性的形成，不仅避免了某种神秘的本体论，而且能够说明媒介发展和人类社会实践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媒介产生的根本原因，人类的实践活动推动媒介形式的不断变革，只有将媒介置于人类实践活动的语境中才能真正理解媒介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实践的社会关系是媒介物质性中文化意义的来源。实践不是单个人的活动，实践的主体不仅是“以一定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而且伴随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23]这些社会关系总体上界定了社会的价值体系，媒介物质性中“无形”的一面与此相关。媒介物质性中的文化意义既不是精神本体的表现，也不是某种神秘的形而上学之物，而是社会生产生活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用“社会意识”准确地描述了社会实践的精神维度，因此，也可以说媒介物质性中的文化意义来自社会意识。人类通过实践创造媒介之时，不仅仅是改变自然媒介的形态，更重要的是在媒介中贯注了人的社会需要、目的和本质力量，使媒介从“自在之物”变为“为我之物”，从而创造出与自然之物不同的媒介物。媒介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被理解，其文化意义需要一个实践的社会视域才能存在。新唯物主义致力于赋予物质以主观能动性，试图以此说明媒介物质性是媒介固有性质，行动者网络理论则试图将物质与意识“混合”为一种“扁平”的本体来说明媒介的物质性。这两种观点的局限性是忽视了人的本质力量——实践，看不到人在媒介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仍然以形而上学的眼光把媒介看做神秘本体之物，因而不得不将媒介物质性引向神秘主义。事实上，媒介物质性“无形”的一面就来自人类实践活动本身，是人类各种精神价值的具现，而不是神秘的东西。

（二）实践决定媒介物质性的结构。媒介物质性所谓“有形”和“无形”的结构不过是实践结构的体现。从实践结构来看媒介物质性，才不会忽视媒介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实践决定了媒介的物理结构。一方面，物质生产实践为媒介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曾指出，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均依赖于物质生产的基础。媒介作为信息传递与思想交流的载体，其物质形态不可避免地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的竹简、帛书等媒介形式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产物；相对而言，现代的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则是工业甚至后工业社会生产力进步的结果。另一方面，媒介的技术形态也由人类的传播实践所决定。媒介技术的发展历程显示其适应不同传播需求的过程：为满足口头传播的需求，人类创造了语言；为适应远距离传播的需求，有了书信、电报等通信形式；为满足大规模传播的需求，又出现了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

实践的理性结构决定了媒介物质性的意识结构。[24]实践具有理性结构。人只有具备一定的理性能力才能进行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也能够拓展和深化人的理性能力。理性反映客观规律，将规律转化为主体能力，并按需求、意志去改造客观世界；理性在实践中既表现为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也表现为信念、计划、方案等心理形式；理性能够依据目的评价实践成果，又可以根据实践成果来评价目的和需求。作为实践的产物，媒介经历着客体主体化的过程，融入了人的意志和本质力量。因此，媒介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理性结构。理性、逻辑的思维隐藏在印刷媒介的线性结构中；直觉、感性的思维隐藏在电子媒介的非线性结构中；想象力、创造力的思维隐藏在沉浸式媒介的结构中。媒介在人类实践中不断变革自身的客观性与文化意义性，实质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不断外化和客观化。因此，媒介物质性中的精神能力并不是来自媒介本身，而是来自人类实践的理性结构。

实践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媒介物质性的社会结构。马克思曾指出，个人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25]从整个社会来看，社会关系就是实践的内在结构，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并以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式呈现出来。对于媒介物质性来说，实践的社会结构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说它是外在的，指的是实践的社会结构以外在的强制性制约着媒介物质性，因而媒介物质性具有很强的历史性、社会性；说它是内在的，指的是媒介物质性本身就是由实践的社会结构决定的，社会的实践状况决定了物质媒介性。某个实践的社会结构是在过去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又是后来实践活动的前提，如此往复，实践的社会结构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媒介及其物质性也跟着不断向前发展，表现为特殊的历史性、社会性。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社会结构也随之变化，媒介也更加具有独立性、能动性；反过来，媒介的独立化过程也会进一步推动实践的社会化，使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形成一个内在联系的实践系统。新唯物主义等“物质转向”理论由于自身的形而上学性否定了媒介物质性的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试图从主客同一的本体论上解释媒介物质性，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

（三）实践决定媒介物质性的主客关系。媒介物质性中的主客关系不是“物质性转向”所谓的一种本体论上的形而上学关系，而是一种变化发展的实践关系。从实践的主客关系来理解媒介物质性，不仅不会陷入文化决定论，而且能够从唯物主义角度解释媒介物质性，避免哲学上的神秘主义。

从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看，媒介物质性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双向运动的过程和结果。媒介一方面受到自身客观性的限定和制约，另一方面又能在主体的对象化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以自觉能动的活动打破自身的客体限定，超越现实客体。媒介物质性便是这种超越关系的具体体现。在这里，主体客体化就是主体媒介化，客体主体化就是媒介主体化。主体媒介化和媒介主体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相互交错的过程。主体媒介化是指人们在实践中根据需求把媒介改造为“有用”之物，转化为彰显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物。这一过程是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媒介主体化指媒介从客观对象的存在形式转化为主体的本质力量因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媒介失去对象化的形式，成为信息传播工具的存在形式，是人类身体器官的延伸。总之，人塑造媒介的同时，也被媒介所塑造；媒介承载人的主观性，同时也对人产生客观影响。两个过程相互交织，构成媒介物质性的独特意义。当代的媒介物质性理论没有理解这一点，反而求助于带有神秘色彩的新唯物主义等哲学理论，滑向形而上学的深渊。

媒介物质性是实践关系的具象化。媒介物质性深刻体现着社会实践关系，它不仅直接显现了创作主体（如导演、演员）与媒介工具（如摄影机、剧本）之间的实践互动，而且反映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联系，比如电影团队与资金方、发行方之间的经济互动，以及电影创作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文化交流。此外，媒介物质性还展示了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性。实践是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实践关系随着时代变迁而演变，媒介物质性也随之演变。因此，媒介物质性作为实践关系的体现，同样具有明显的历史发展特点，不同历史时期的媒介物质性，反映了各个时期实践关系的特定状态。

五、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新闻传播学界出现的“媒介物质性转向”思潮，试图从新唯物主义、行动者网络理论等哲学理论出发，重新解释媒介物质性，赋予媒介以能动性，强调媒介物质性的文化属性。但这种解释方式存在着忽视媒介客观性、陷入泛心论和文化决定论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彻底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能够克服上述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理解媒介物质性的关键。实践决定了媒介物质性的内容、结构和主客关系。媒介物质性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一方面具有物质客观性，另一方面又融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主客体的统一。媒介物质性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中介，可以揭示媒介物质性的本质，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未来相关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媒介物质性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化对媒介本质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西方传播理论的融合创新，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应有贡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数字文化润边研究”（批准号：21XKS031）、2022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本真性伦理重构研究” (编号：22CZX002)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这里需要区分“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和“物质性转向”（Materiality Turn）。物质转向是2010年由Tony Bennett和Patrick Joyce在其编辑的论文集《物质的力量：文化研究、历史和物质转向》中首次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21世纪初在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出现的唯物主义新思潮。物质性转向，一般描述的是受“物质转向”思潮的影响在新闻传媒等领域出现的“媒介物质性”研究趋势。

②参见：王继周.从“物”到“物质性”：媒介研究中一组概念的辨析[J].新闻界，2022(04):76-84；朱振明，付佳洁.德布雷媒介学研究中的“物质性转向”[J].全球传媒学刊，2022(05):73-86；何晶娇，褚传弘，陈媛媛.媒介物质性:伊尼斯“媒介-文明”观再思[J].新闻界，2020(11):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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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陆灵鹏.何谓“媒介物质性”——一种马克思主义视角的辨析[J].青年记者，2024(07):6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