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丨钟表传入——外国人笔下的青岛系列（6）

□董兴宝

“长摆钟立于从德国总督楼主入口进入中央大厅的大门北侧，与壁炉相邻，它从百年前开始就在那里执行着自己的使命，忠诚地洒布着时光，稳定的位置、精准的节奏未曾改变。”

这是《七扇门推开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丛书》中的一段记载，其讲述的是总督楼内的一座立式长摆钟，这是1901年由德国的荣汉斯兄弟钟表厂出品，体现了当时世界钟表工业设计和制作之尖端水平的一件作品。

该书还介绍说，这座大钟其独到之处在于：钟声与音乐相结合的报时方法，每一个小时报时四次，整点响钟声，每间隔15分钟响音乐，音声清脆，韵律悠扬，转瞬已走过了百年时光。

西方制造的钟表，如何传入青岛及中国的呢？自明清时期及解放前，我国的钟表技术为何一直落后于欧洲呢？我们来看看一些外国人对此的记载。

钟表传入青岛

虽然《七扇门推开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丛书》记载的德国总督楼的钟表是1901年制造的，但在此之前，西方制造的钟表，已经传入青岛及山东地区。

“塔埠头到19世纪末成为海湾边最重要的港口，胶州湾整个商业贸易的一半要经过这个地方。进口货物则有欧洲的商品，如火柴和钟表等。”这是德国人余凯思在其著作《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一书中的记载。

该书中还说，一些居民从未见过的欧洲物品吸引了更多的好奇者前来。“他们对钟表、餐桌用具、欧洲的纸张和图书，特别是我的自动书写铅笔惊叹不已！”

其实，不仅19世纪末期的中国人对欧洲钟表有兴趣，早在明朝时，中国人就对其很有兴趣。例如，葡萄牙人奥伐罗·塞默多，给自己取了个有趣的汉名叫“曾德昭”，其在中国生活22年后，于1637年从澳门返回欧洲，撰写并出版了《大中国志》，该书中说：“欧洲在工业和机械制造方面仍大大超过中国，中国人最崇拜的欧洲工艺品是我们的钟。”

美国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的记载说，在16世纪末期和17世纪初期，中国尚不能制造机械钟表，对中国人来说，来自西方的钟表都是新玩意。通过这些外国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对钟表——这些欧洲新玩意的兴趣。

事实上，早在16-19世纪，钟表一直是西方输入中国的重要商品之一。比如，1752年，瑞典人彼得·奥斯贝克在其著作《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中，列举了从欧洲来的货品，羊毛织物、手枪、钟表、葡萄酒等。

通过德国人余凯思的著作说明，在19世纪末期，或在德占青岛之前，从胶州湾的塔埠头港口，已经有“钟表”等欧洲商品输入青岛地区，该书中还说，经过塔埠头和胶州转运的物品都是供山东东北部和中国南方富裕地区使用的，而其他港口则只供邻近周边地区货物运输之用。

显然，虽然从19世纪末欧洲的钟表已经进入青岛及山东地区，但其仍然是奢侈品。比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鲍德威(David D. Buck，1936—)《中国的城市变迁》中说：1900年的时候，在济南的某些店铺也开始能买到外国商品，火柴、煤油、锅碗瓢盆、钟表等货品，然而，这些外国商品的贸易仅仅是一种奢侈品贸易。毕竟，当时的国内并不能大规模生产这些产品。

欧洲钟表传入中国

对于欧洲制造的各种钟表，起源于什么年代呢？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入中国的呢？

曾在青岛旅居和传教的德国人花之安，在其文言文作品《自西徂东》一书中，专门谈了“西方科技史”，其中提到：“今将泰西制物之法、成物之时，请大略言之。自一千五百九十年初造显微镜，又一千六百零八年初造千里镜.......又如悬一绳于空中，不需人力而自能左右摆动者，此中固有其理存焉，聪明之人自能洞究端倪，所以至一千六百五十年所造之时辰钟。”

花之安认为，他们根据垂直物体左右摆动的原理，欧洲人在1650年制造了摆钟，但这种“时辰钟”与利玛窦1601年带入皇宫的“自鸣钟”，是不是同一种钟表，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考证，毕竟，两者的记载时间相差了近50年。

更多资料显示，欧洲的钟表大体起源于15世纪。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两架自鸣钟送进中国皇宫，得到万历皇帝喜爱，从此开启了西方叩开中国特别是中国宫廷大门的步伐。

对于此事，葡萄牙人曾德昭《大中国志》中有记载。该书中说：神父们于1601年进入北京后，得到了很好的接待，他们准备好礼物呈献给皇帝。皇帝对每件物品都很重视。尤其对工艺精巧的钟，皇帝下令叫神父马上进宫，对它进行调理，神父借此机会见到了明朝的皇帝。

对于《大中国志》中的上述记载，讲述的是也是利玛窦送给明朝万历皇帝自鸣钟的故事，当然，《利玛窦中国礼记》有更为详细的记载，我们不再展开论述。

钟表制造技术传入

虽然欧洲的钟表早在15世纪就传入中国了，但对于国内钟表制造技术而言，大规模的工业化制造，还在是解放以后。在一些老青岛人的记忆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青岛生产的老“三大件”：金锚牌手表、鹰轮牌缝纫机和金鹿牌自行车在全国都曾经是响当当的品牌。

可以说，在青岛，能大批量的制造钟表，也是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当时的青岛工业制造水平全国领先，青岛尚且如此，国内其他城市在解放前，虽然能少量制造钟表，但并未形成规模化的制造，而对于老百姓而言，各种钟表，包括手表都是“奢侈品”。在欧洲的实物钟表传入中国后，钟表制造技术，又是如何传入的呢？

事实上，早在明清时期，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使者等，都试图努力向中国推介、展示欧洲的最新科技成果，他们的目的是让中国人认可他们并扩大通商，一些传教士还将钟表制造师带入中国，让中国人渐渐学会了钟表的制作。

例如，根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论中国》中的记载，马嘎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其随行人员包括一位外科医生、一位机械师、一位冶金学家、一位钟表匠、一位数学仪器制造师等，西方人努力向清朝皇帝及中国人展示他们最新的科技成果，希望扩大对华贸易。

而比马嘎尔尼访华更早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马礼逊回忆录》记载，马礼逊本人于1807年在国内给英国教会的一封信给中说：“能否考虑为中国传教团培养两三名后备人员？其中一个人以医学为主要目标，另一个人学天文学，第三个人会制作钟表，特别是船上用的钟表。研究天文学的人可以校准钟表，而钟表匠可以修理钟表。”

马礼逊希望英国教会派遣钟表匠，帮助中国人制造和修理钟表，以配合他的传教工作，虽然其最终目的是“传教”，但也在客观上将钟表制造技术带入了中国。

自明清至我国解放以前，钟表及各种机械制造方面，为什么会总是落后于欧洲呢？德国人华之安在《自西徂东》也给出了解释：至于自鸣钟、显微镜、千里镜等，亦利于世用，各有其益。无如中国专重作文，竟忘技艺之适用，即混视为下等之工而制器利用之材能，全不于此究心。

“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这位德国人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中国人重视文学和哲学，而忽视或轻视“技艺”，从“士农工商”排序也可以看出，“读书做官、务农耕田”是首要的，正是这种思想，阻碍了科技的发展，钟表制造技术，自然也是无法与欧洲比了。

最后，给读者讲述一个有趣故事：欧洲的钟表，在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上文提到的利玛窦是如何想到将“自鸣钟”作为礼物送给皇帝呢？事实上，这绝非偶然或巧合，而是他精心安排的结果。早在明朝时期，多位西方的传教士试图从澳门进入中国内地传教，都遇到了各种困难和阻力，他们以西方的钟表作为礼物，敲开了中国之门。

公元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以自鸣钟表当作贵重礼物送给了当时两广总督陈文峰，请求能够留在中国，没想到这招很管用，陈文峰看中了自鸣钟，让罗明坚留了下来。罗明坚留在广州的这段时间，他和当地官员密切交往。

罗明坚把这一信息告诉了罗马教廷，罗马教廷不但重金支持，还派来了利玛窦，而利玛窦又借鉴罗明坚的做法，将自鸣钟送给了明朝皇帝，最终获得了面见皇帝和在北京皇宫居住的机会。原来，这看似巧合的背后，却是精心的谋划。

作者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