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前夜》：一个“经学昌明”王朝的覆灭史

东汉，一个被学者们称为“经学昌明时代”的王朝，却常在历史长河中被人们忽略。说起东汉，人们总是对一头一尾印象深刻，也就是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统治时期和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前三国时代。除去一头一尾的东汉历史，常被用“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来高度概括。如果再往深里看，东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

在文史作家张向荣的新书《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中，他用历史非虚构的写法，详细讲述了东汉这段不太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这段历史虽然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厉害的皇帝，也没有像司马迁、霍去病这样极具个性的文臣武将，却出现了一个普遍修习儒学、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群体。《三国前夜》通过对东汉时期士大夫群体的刻画，讲述了士大夫群体在发展过程中与皇帝、宦官、外戚等群体的矛盾纠葛，以及最终东汉皇权的崩解。这场东汉版“权力的游戏”是怎样展开的？近日，记者专访张向荣，听他讲述东汉的那段历史。

东汉版“权力的游戏”

记者：《三国前夜》中，描绘了很多矛盾对立关系，比如秦制与儒教、皇权与外戚、宦官与士大夫、中央与地方等。在这其中，最核心的矛盾是哪一个？

张向荣：我认为最核心的是秦制与儒教之间的矛盾。汉代的制度是从秦朝继承而来的，也就是汉承秦制。秦制的主要目的是维系一个庞大国家的正常运转，实现稳定统治。实现过程可能比较暴力，皇帝会从百姓身上尽可能多地攫取资源。我们说的不是皇帝这个人，而是皇帝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才会有郡县制，才会有编户齐民，普通百姓要为国家尽义务。

这套秦制系统在非常纯粹的时候，例如秦朝，很难长时间维持下去，很快就会崩溃。要维护这套系统的运转，就需要一个“润滑油”，这就由儒家来提供。儒家所提供的东西主要包括什么？一个是关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第二就是以孝为基础的伦理体系，从而塑造一套以家庭为核心的综合性理论。第三就是儒家对统治阶级提出了很多要求，要求皇帝按照儒家的方式行事，不要过多的杀戮、集权，要求地方官员敦风化俗、劝学行春等，都是很具体的措施。儒家有着润滑的作用，这其中并不都是粉饰，也有很具体的要求和规范。

但是秦制与儒教之间本身有非常深刻、不可调和的矛盾，秦制的目的导致这种制度一定会攫取越来越多的资源，因为它要供养的权力阶层会越来越庞大，所以它的攫取能力也会越来越强，直至最后达到一定程度，国家就支撑不下去了。伴随着秦制这套国家机器的攫取能力越来越强，儒家秉承的这套理论会被破坏，也无法在社会上发挥相应的作用。

在秦制与儒教这个核心矛盾的支配下，它在政治层面所呈现出来的是皇帝制度和秉承儒家理想的一群人的矛盾，也就是皇权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它还有很多变体，其中涉及围绕皇权而出现的外戚、宦官等群体。宦官是由皇权派生出来的，完全依附于皇帝。我们说一些宦官作威作福、专权，本质上还是因为皇帝有权力。与宦官类似的是外戚，它也是由皇权派生出来的。因此，在具体的历史中，这种矛盾有时体现在宦官与士大夫身上，有时则体现在外戚与士大夫身上。

在书的最后，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三国即将开始的时刻，宦官杀掉了外戚，士大夫杀光了宦官，大家就会发现这时的皇帝其实也就什么也没有了。

记者：《三国前夜》中描写了士大夫阶层的发展以及他们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你怎么看待东汉时期士大夫阶层的兴起和儒学之间的关系？

张向荣：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思想有它自己的内在理路。西汉时，这个思想越来越集中到孕育一个哲人王，最后就出现了王莽这样一个人物，但失败了。这也意味着儒家塑造、培养一个儒家帝王的做法失败了。失败后，东汉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东汉的皇帝会主动接受儒家学说的熏陶，但这不代表皇帝会按照儒家的要求去改革施政。这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一个人说他信奉什么思想，他未必真的会亦步亦趋地按照思想的要求去做，这是人之常情，东汉皇帝的目的是主动标榜儒学，从而避免再有类似王莽的人物利用儒学上位。

因此，东汉时期，儒家思想的能动性就跑到了社会的中间阶层，介于皇权和普通百姓之间的这样一个知识阶层，或者说精英阶层里，也就是士大夫。当时东汉选拔官员的方式，是从地方选拔茂才、举孝廉，这是很儒家的做法；以及皇帝和高官的征辟。在这种选官制度的推动下，汉代的精英阶层普遍修习儒学，这里面相当一部分人把儒家理想作为很崇高的东西去追求，以天下为己任，也因此而声名鹊起成为所谓“名士”，所以才会出现东汉后期党锢之祸中的那样一批人。也正是因为两次党锢之祸，士大夫阶层才开始意识到他们是一个阶层。

记者：东汉时期士大夫阶层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发展包括哪些？

张向荣：东汉时期的士大夫与先秦、周代的那种士和大夫是不一样的。东汉的这些士大夫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儒家学说的信仰者，同时他们中很多人也是官僚。

东汉的官僚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非常繁忙。如果这些士大夫做了地方主官，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征税，汉代普通百姓还有徭役、兵役要服。这些官员要负责把本地百姓送到各个地方去从事为期时间不等的徭役和兵役。此外，他们还可能当军事将领，不是像后世有些皇朝的文官挂名出征，而是实打实当武官。这些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跟儒家思想有不同程度的差距，但在当时他们未必会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士大夫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主要是一些理想性的、价值性的内容。

记者：《三国前夜》中描写了一些小故事，东汉时期有些士大夫群体为了展现自身品行高洁有时会做出一些“刻意”的行为，你在书中说这些行为其实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体现。那在你眼中，东汉的时代精神面貌是怎样的？

张向荣：如果我们抛开东汉的结局是三国这件事，古代的史学家公认东汉时期是践行礼教比较好的一个时代，司马光、顾炎武都说过东汉的风俗可以和三代相媲美。东汉时，标榜自己是忠臣、孝子、烈女这些比较盛行。读《后汉书》，有时就像在读榜样的事迹材料。清代经学家皮锡瑞说东汉是“经学昌明时代”，他所说的昌明指的是东汉的经学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相对比较深刻的影响。东汉的时代精神，我认为是儒家价值的体现，是对儒家礼教的表演。

如果说西汉时对儒学的发展更多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进行的，那么到了东汉的时候就出现了下移。东汉时，对儒家精神的实践，对儒家礼教的遵循，更多的是士大夫阶层对自己的要求，他们也会拿这个去批判腐败的政治。但普通百姓这时候还没有这个意识，主要是被动接受。

记者：东汉期间发生的党锢之祸虽然给士大夫阶层带来一些困难，但也让这些士大夫更加认同自己的身份，他们对自身这种阶层意识的觉醒对后来三国时代有影响吗？

张向荣：我理解，党锢之祸是之前诸多矛盾的爆发，并且它的重要性同样体现在爆发之后。对于党锢之祸后党人们的去向和命运，这是我比较关心的。写党锢之祸这一段我花了最多的篇幅，我希望呈现后党锢时代到三国之前这段时间，这些党人们的命运。

由于史料非常有限，这一块内容其实写得仍不够满意，主要因为党锢之祸后，这些党人一部分去世了，就没有故事了；另一部分人在这十年干了什么，史料非常缺乏，但是我还是努力搭了个框架，党锢之祸后的士大夫分成了几类，有一些逃亡的，有一些在家教书的，还有一些可能将来要做一番事情的。那个时代正好是三国主要人物的童年或者青少年时期，也有一些史料证明，比如像袁绍和曹操，在党锢之祸后其实跟一些被禁锢的党人有一些交流和交往，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党锢之祸对于三国的影响，我尤其认同徐冲老师的观点，即东汉对士大夫的打击，促使后来曹操、曹丕通过表彰士大夫来否定汉朝，从而为建立新政权寻找合法性。曹丕在称帝时的一些重要文件中，就通过这一点来强调汉朝没有天命了。这对于三国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像曹操父子，他们自己也是以士大夫自诩的，在成为皇帝前，他们首先认为自己是士大夫，他们的家族就是士大夫家族。三国和西晋，我们都可以把它们看成在东汉后期的这条延长线上，其中士大夫阶层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点影响就是党锢之祸后，党人们散布到各地，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学生、子嗣构成了三国混战中各方中的重要力量，比如张邈、刘表和颍川的荀氏、陈氏家族等。

非虚构写作与历史小说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构思《三国前夜》这部作品的？

张向荣：我的博士论文关注的是汉代经学的发展，其实基本上包括了我上一本历史非虚构小说《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的核心思想。博士毕业后因为没有从事学术研究，所以这一兴趣搁置了十年，后来机缘巧合下写了《祥瑞》，关注儒学在汉代的发展，但实际上只写了西汉和王莽的这一半。关于儒学在东汉的发展是没有写的，所以写完《祥瑞》之后，马上就动笔开始写《三国前夜》了。

记者：和《祥瑞》相比，《三国前夜》在内容上有一些延续性。在写作、叙事等方面，这两部作品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张向荣：《三国前夜》延续前作的叙事，两本书的写法基本相似，都是历史非虚构的写法，在写作上尽量向学术研究靠拢，尽量把学术研究的一些成果传递给大众，但是靠拢到什么程度，包括我个人的能力能够传达到什么程度，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两本书的共性都是要把儒家思想在两汉的发展形态表述出来。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不使用学术语言的话，思想实际上很难讲，因为思想对人、对时代的影响非常剧烈，但却看不见摸不着，而且需要长时段的观察才能看清。所以我们用历史非虚构的写法表述一个思想的影响，只能去表达思想影响下的人和事。北师大曲柄睿老师有一个精妙的比喻，他说思想就像风，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书写被风吹动的树叶。对历史非虚构来说，这个比喻很贴切。

至于这两本书有什么不同，《祥瑞》虽然也花了很多篇幅来讲当时的政治局势，讲儒家的发展，但它主要还是围绕着王莽这一个人物来讲的。《三国前夜》这一本它更多的是一个群像，描写了东汉中后期的很多人，所以它显得不那么集中，有时候读者看的时候会觉得人物挺多，可能有些会记不住。

记者：《三国前夜》描写的是一个群像，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皇帝、皇后、太后、宦官、外戚、士大夫等，你是怎么把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理顺并讲清楚的？

张向荣：其实人物多少只是一方面。《三国演义》的人物也非常多，为什么大家不觉得人物多记不住？主要是因为《三国演义》故事比较精彩，其中的人物比较有性格，大家都很熟悉，熟悉了之后就不觉得人物多了。

对于东汉中后期这一段时间来说，人物多是一方面，但更主要的是大家对这些人物不熟悉，很多人不认识，人物间的关系也不了解。所以我一方面不断地把它跟大家熟悉的三国时的一些人物勾连起来，比如写到某个人，我会写他的曾孙是袁绍，某个人我会写到他的孙子是杨修，这是曹操的养祖父，诸如此类，让大家觉得不那么陌生。

其实《三国前夜》对人物群像的描写一定程度受限于史料记载。关于东汉的文献资料，主要就是《后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等，这些传世文献在写人物的时候，本身就写得不是很集中。以《后汉书》为例，写某个人物时可能会举两三个例子来证明他的个性，不会像《史记》那样浓墨重彩地写。我们更不可能给这些人物编造出对话或行动，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许的。

怎样突破这种限制？在儒家思想的加持下，东汉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视家族和地域的时代，这也是我这本书想突出的一个特点。在写的时候，我会采取一些叙事策略。首先是主要人物前面我会加上他的郡望，比如河内杜乔、汝南范滂等。一开始看的时候不一定觉得有用，但如果慢慢往下看，读者可能会发现某人和某人是老乡，某个姓可能到了东晋南朝的时候是个大姓，如果读者在这方面的积累足够，会有会心一笑的感觉。

第二个叙事策略是尽量反映出这些人物之间的家族、师承、同乡等关系，把关系网建立起来。书中我列了好几个关系简表，列出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增强对人物的熟悉和了解。

记者：《三国前夜》写了东汉这么多历史人物，有的人物也详细描写了他们的性格和命运。你觉得我们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可以借鉴些什么？

张向荣：我觉得读历史很难从历史人物身上得到借鉴，这些历史人物其实也都不是人物本身，他不像我们的家人或同事，每天在一起，能感受到其立体性，历史人物传递给我们的都是比较单面的。

东汉离我们那么远，汉代的这些人我们很难知其全貌。比如说党锢之祸里的著名人物范滂，在党锢之祸时为了不牵累他人选择自首赴死。自首后，他与母亲诀别，表达了不能奉养之遗憾。母亲却说：“你今天能和‘李杜’齐名，死有何恨？高贵的名誉和博取长寿，难道可以兼得吗？”我在书里也写了苏东坡跟他母亲讲，如果我能当范滂，母亲你觉得怎么样？苏东坡的母亲说，你如果能像范滂一样，我为什么不能像范滂的母亲一样？

这就是一个从古人身上学习借鉴的例子，苏东坡借鉴了范滂一些比较高尚的道德品行。但是与他同时代的应劭写的《风俗通义》中，专门讲到了范滂一些别的事情，讲完之后他就说范滂这个人是伪君子。这个例子关乎范滂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士大夫，当时有人跟范滂套近乎，就跟范滂商量说可以让太守举荐他的父亲，范滂听了后非常恼火，就把这个事搅黄了，应韶由此批评他伪君子，认为范滂完全是拿亲人的利益来为自己的荣誉增加光彩。所以我们想要了解这些历史人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资料，很难知其全貌，也就更谈不上借鉴了。

记者：历史非虚构写作要看大量史料，书中你也用了很多史料，有一些注释还写出了史料中可能存在的一些自相矛盾或者错误的地方，你觉得在写作历史非虚构小说时应该达到怎样的严谨程度？历史非虚构写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向荣：我在写作过程中，总有很多人来问历史非虚构是什么，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历史本身就是非虚构的，你为什么还要用“历史非虚构”这样一个词？

其实“历史”是对题材的限定，非虚构指的就是要写真实的东西，而不是小说、诗歌。非虚构（non-fiction）这个概念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它的内容实际上是写当代的现实题材，这就需要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展现事物全貌，同时也要有自己的观点立场。在表达上，非虚构写作不是像学术论文那样高度凝练的专业写法，而是用大众喜欢的讲故事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你调查到的事实和你的观点。

因此，所谓的历史非虚构就是在历史领域的非虚构写作。对书里结论性的内容、历史的事实等，要求跟写论文是一样的。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要进行严谨的辨析，要对史料进行研究，因为很有可能在另一个史料里记载着矛盾的东西，或者虽然没有记载，但通过推理，能证明史料有问题，比如时间或者地点错了，或者这个事可能是假的，这种问题普遍存在。所以在写历史非虚构的时候，不是说史料都能用，还是要进行一些辨析。在此基础上，再来谈叙事手法和个人观点的呈现。

因此，仅从叙事这一点来说，历史学学术专著和论文尽管也是“非虚构”的，但不能叫做“历史非虚构”写作。

记者：现在历史小说挺受欢迎，对这种题材你怎么看？

张向荣：小说是虚构的，历史小说对于史实的把握我觉得有它自己的一套标准，比如鲁迅写的《故事新编》就是历史小说，还有法国诗人、小说家尤瑟纳尔写的《哈德良回忆录》，都是很高级的写法。也有像《封神演义》这样的章回体通俗小说，里面好多东西都是乱的，这个朝代的官职可能出现在另一个朝代，但也很受欢迎。无论高级与否，它们适合的受众是不同的。小说是虚构的，就看你虚构的水平怎么样。

还有的历史作品声称是非虚构的，或者作者认为在写一个非虚构的东西，但脑洞开得过大，或者说里面的逻辑推理过于“遥远”。其实我们看历史学术研究，里面也有大量的推理和猜测，包括很多史学大师级学者写历史方面的论著。猜测对历史研究来说不可避免，历史文献几乎都是碎片，要把它连缀起来，一定要通过一些推理和猜测，但问题是推理不能没有根据。

其实我在写作中也经历过对史实的推理，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推理来说，我们通过假定A成立，从而推到B，这在历史非虚构写作里就到底了，如果从假定的A，推到B，然后又推到C，再推到D，即便逻辑再严密，推理超过一层我都会怀疑其中的准确性。我会想：是不是走太远了？会赶紧停下来。

记者：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张向荣：我一直喜欢写作，从写短稿到写长稿，从写一两千字的书评到近万字的书评，我觉得我一定会走到写长篇的时候，这是一个从短跑到马拉松的过程。

接下来，我也想继续汉朝经学发展的主题，写作第三本历史非虚构作品，给秦汉经学背景下的历史故事画一个句号。其实，我作为一个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写作历史非虚构作品也是因为机缘巧合，我本质上还是从文学的角度、立场来写作。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也不想局限于历史题材，也会考虑其他题材的写作。

（大众新闻记者 梁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