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丨手工草编——外国人笔下的青岛系列（8）

□董兴宝

“作为家庭手工业，由德国保护区行政管理当局新引进的草辫编织业也获得长足发展。在德国保护区，没有一个村庄不在编织草辫。那些对出口贸易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商人宣布说，‘殖民地’生产的草辫现在很有竞争力。因此可以预期，这个尚年轻的产业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这是德国胶澳总督府编制的《胶澳发展备忘录》中，记录1912年发展状况的一段话，通过上述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德占青岛时期，“草辫”产业发达，每个村庄的农户在生产这种产品，而且这种产品大量出口。

根据《青岛文化通览》（山东人民出版社）介绍，条编、草编是青岛地区民间有特色的工艺品，在明清时期塔埠头港南运的货物主要就有草帽、毡帽等。

事实上，时至今日，平度等地的草编产品依然有知名度。我们来看看外国人的笔下，是如何记录青岛在晚清时期草编产业发展的呢？

需要说明的是：一些外国文献的汉译本，将各种草制品翻译为“草辫”——这应该是引用我国古代文献的词语缘故。为了表达方便，我们在下文统一描述为现代人普遍使用的“草编”。

草编出口

德国胶澳总督府编制的《胶澳发展备忘录》记载：根据海关统计，1901年的进口总值还是1750万马克，可1912年就增长到约1.8亿马克。属于青岛出口商品的有：胶州湾生产并卖到俄国和中国南方的盐、青岛屠宰场的动物产品、用于制作帽子的草编、丝绸、花生和食油以综述展览中的各个主题及煤炭。

该备忘录中还说，德国商人现在主要做的就是经青岛（出口）草编制品的生意，山东省这种生意主要是在沙河（属山东莱州市），在当时，大量的草编从山东各地运到青岛，而德国人还是希望青岛本地能生产出来，以降低运输成本。

通过上述德国人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从青岛出口的商品中，草编是很重要的其中之一，只是这些商品并非完全产自青岛，而是来自山东更多地区，包括“沙河”。但是，到了1909-1911年的时候，经过10多年的发展，青岛各项出口产品增加，其中：

单是—家德国著名公司1909年就向欧洲和美国就出口了260万元，他们对青岛的出口表示十分满意。众多载满货物的轮船第一次从青岛开往欧洲大陆。和过去一样，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是草编。而到了1910年草编的出口额达到了1110万元。可以说，草编产品成为青岛重要的出口商品。

上述草编的出口额中的“元”，是指当时的“银元”。而当时青岛的一块银元，在李村集市上可以买到800斤梨子，足见上述产值之高。

《胶澳发展备忘录》还说，到了1905年，芝罘的一家英国公司在青岛设立了分号，主要是为了参与过境保护区的草帽贸易。正因为有利可图，这些外国的商贸公司，才在青岛设立了分支机构。

德国人在该备忘录中自信的说：“1898年刚刚开港的青岛几乎赶上了1863年就已开港的芝罘，而且所有迹象都表明，青岛不久会超过这个港口。”青岛港出口商品的普遍增长引人注目：煤、豆饼和草帽编已成为三项很重要的出口商品，在商人们的努力下，这三宗货物的出口已被吸引到青岛。这也是一些在芝罘的外国商贸公司，到青岛设立分支机构的原因。

在德占青岛之前，胶州湾地区是否有草编产品输出呢？据清道光《重修胶志》记载，至清中期，胶州已成为中国东部重要商业城镇，贸易范围由江淮扩展至浙闽一带。由塔埠头南运的货物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胶州制作的山绸、草帽、毡帽等明显增多，“胶人设作坊制作，岁以数万计，由海舟运南省出售”。这也说明，当时的胶州湾一带已有草帽等草编产品南运，或者经过南方出口到国外。

实际上，在晚清时期，草编不仅仅是青岛出口的重要商品，在当时全国的出口商品中，也占据重要地位。根据德国人亥尔穆特·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记载，来自海关当局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出口商品在1885年-1893年，从六千五百万两增加到一亿一千七百万两，出口的货物主要依然是茶叶和丝，此外还有棉花、大豆、生皮、糖和其它农产品以及草帽编。

该书中还举例说，1877年在天津和其四周开业的迈业尔洋行就向英国伦敦输出了制草帽用的草帽编。麦草由洋行的中国人洗净、染色，草帽编则用用贷款的原则，交给一些农村中的家庭去办理。

比晚清时期更早的时候，即在清朝中期，草帽等草编品，也是重要的出口商品。例如，美国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说，在“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期间，行商是得到官府正式承认的唯一机构。行外商人，通过行商可采办的货物，必须由行商抽收一笔手续费，然后用行商的名义报关。但当时的行外商人已变得非常重要，他们每年都做巨额的生意。如丝织品、草席、草帽、南京布、绉绸、扇子、靴子等等。

通过上述多位外国人的记录及国内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清朝中期和晚清时期，青岛乃至全国出口的商品中，草编是重要的商品。

草编生产

“此处几乎没有可称为工业的东西，在一两处海边沙滩上有制盐的，在村庄里有纺线的及编草帽编的，但只供自用，在胶州湾的东海岸是从事养蚕的，而在西海岸的则从事麦秆物品。”

这是日本田原天南的《胶州湾》一文的一段描述，该文收录在青岛中德关系研究会出版的《中德关系史译文集》中，我们从中可看出，在德占青岛前，与国内史料记载相同的是：青岛地区就有从事草编生产的村庄。

对于本文中讲的“草编”，都是什么材料制作的，又做成了什么产品呢？据《青岛文化通览》等资料介绍，青岛及山东地区，在明清时期草编产业就有了发展，人们用有麦秸草、金丝草、玉米皮、蒲草、茅草、棉杆皮等十几种植物秸杆和茎叶草，编制各种草编产品，如手编提篮、草帽、茶杯垫、坐垫、门帘、草地毯等众多品种。

另外，根据平度政府官方网站介绍，该市草编工艺已有150年历史。《续平度县志·卷十·民社志》载：“（清）咸（丰）同（治）后，由掖（县）之沙河传来，逐以盛行。”在这一点上，与上文中提到的《胶澳发展备忘录》中“草编生意主要在沙河”的相同，由此也可看出，青岛地区的草编，应该是从“沙河”传来，毕竟，平度距离莱州的沙河很近。

上述网站还介绍说，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书的《平度州乡土志·商务》载：“草帽辫，每年出售四千包，售于本境者半，售于掖商者半。本境麦茎颇佳，中辫料缘以无巨商，不能趸贩，所收者皆粗工，故无厚利。”

对此，更多来青岛及山东考察、旅居的外国人，也观察到了草编产业情况，并做了记载。

例如，德国人著名建筑师乔治·弗朗鸠斯在清朝末期，在考察了中国大半个沿海地区后，出版了《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该报告提出：在山东，规模较大的生产经营除养蚕业外，还有秸秆编织业，以编织草帽为主。此外，它的工业或许尚停留在初始阶段——当时草编等产业，还是手工业，而非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

再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鲍德威(David D. Buck，1936—)《中国的城市变迁》中提到，潍县贸易区坐落于济南以东富饶的华北平原上，这里的手工艺品尤其优良，包括用麦杆编成的各种草编制品。

当时的潍县为什么草编等产业发达呢？该书中介绍说，在1850年代后期，根据《天津条约》的条款，位于芝罘（烟台）港作为约开商埠向外国人开放，西方市场需求的传统手工艺品，如草帽编、丝绸和刺绣产品，需求开始增加，再加上沿海运输的改善，这刺激了潍县当地的生产性行业的发展，包括草编及大豆、煤炭等。

对于潍县及山东发展的草编产业情况，在《中国的城市变迁》中说，1914年夏天，“山东第一届物品展览会”在济南举行。展览的农产品包括各类谷物、原棉、草帽辫、花生和竹子。随着铁路的发展，山东经济的商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一些新的地方特产产品面向国外出口市场，包括草帽辫和发网等。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随着青岛港口的兴起，大量从山东南下或出口的商品，从烟台港转到了青岛港输出，虽然胶州湾地区在明清时期就有草编产业，但规模不大。如同《胶澳发展备忘录》中所记载，“大量的草编从山东各地运到青岛”，让德国人和青岛当地人看到了新的商机，让这个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说，与19世纪中期芝罘港的出口对潍县产业刺激一样，青岛港的大量商品出口，进一步促进了胶州湾地区本来已有草编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同样的，草编等大量出口，又刺激了当地的生产，实现了《胶澳发展备忘录》所言的产业发展：“没有一个村庄不在编织草编”。从这个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出，每个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与形成，背后必然有其道理。

随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青岛主城区周边原来的村庄，早已经蜕变成了城区或工业区，这些地区原村庄从事草编的居民也已经销声匿了，但在平度、即墨等地的农村，草编产业依旧存在，而且成为青岛乃至山东地区著名的“手造产品”。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化新时代加速到来的今天，对于有着辉煌历史的青岛草编产品，未来是否还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呢？其实，对于具有艺术品特点的手工产品，可以满足更多人的个性化需求，依然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只是，其前提是必须增加产品的文化内涵，彰显产品的艺术特色，才更有生命力。

对此，你认同吗？欢迎发表你的看法。

作者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