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江：数字新闻政治经济学：平台与流量

作者：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研究员，本刊学术顾问）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9期

导 读：

本文尝试超越技术创新的视角，对数字新闻业的政治经济结构做出批判性考察。

一、引言：科技资本主义视野下的数字新闻

全球新闻业的数字化是科技创新的直接产物：数据处理与可视化技术极大丰富了新闻样态，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和普及为普通人参与新闻生产开辟路径，人工智能与人机共生不断加速新闻自动化进程，可穿戴技术促进人类身体与新闻世界的深度融合……上述所有趋势的汇聚，让数字新闻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前沿地带，却也令数字新闻生态成为科技资本主义的缩微景观。

数字新闻与科技资本主义的紧密关联来源于三种结构。第一，新闻创新所依赖的关键技术始终为少数高科技公司所掌握，这些高科技公司大多实现了跨界、跨国经营，其拥有的技术专利具有普泛性、全球性的影响力。第二，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无论传统新闻机构还是初创型数字新闻机构均未实现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独立，它们或隶属于大型传媒科技集团并仅享受有限的编辑自主权，或干脆只是高科技公司的信息产品孵化器并对新闻专业性缺乏认同。第三，数字新闻流通和接受高度终端化，样式繁多且迭代频繁的设备横亘于新闻生态与人类经验之间，基于其可供性发挥着巨大的中介化作用，令新闻经验结构日益深刻地受制于科技意识形态。可以说，正是这三种结构的存在，决定了数字新闻实践难以脱离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新闻的形式创新并不总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新，新闻实践的社会效应也绝不能超出具体的历史条件为其设定的角色边界。因此，我们对新闻的理解必须根植于新闻与科技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复杂互动的语境。[1]

具体而言，全球科技资本主义主要通过两种具体的机制实现对数字新闻生态的塑造：平台化与流量经济。

二、平台：基础设施与生态系统

在认识论上，我们将数字新闻生态认定为一个由人类、技术、制度等多元行动者构成的关系网络，它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和挥发性；但在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中，数字新闻生态始终要被纳入既有的机构范畴，以实现对社会的嵌入和影响。这种将数字新闻生态与现实政治经济体系连接起来的结构，就是平台。

对于数字新闻业来说，平台具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作为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平台。质言之，平台是新闻生产、流通和接受的一般场景，是新闻行动得以发生、新闻意义得以生成的技术文化环境，是新闻作为社会范畴的基本存在方式。可以说，全球新闻业数字化转型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平台化的发生。当下的主流平台形式是社交媒体平台，包括中国的微博、微信、抖音，以及欧美国家的X（过去的Twitter）、脸书（Facebook）和优兔（YouTube）等。这些平台的本质都是综合性的媒介基础设施，它们不仅承担新闻传播和关系构建的职能，而且也不断与商业、金融、公共服务等宽泛的社会领域建立接口，从而逐渐实现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一般而言，新闻是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最主要的服务之一。鉴于平台海量的用户和巨大的影响力，几乎所有新闻机构都须在不同程度上接入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以实现对目标受众的触达。与此同时，任何新闻行动也都须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的聚合与扩散功能配置（如标签）来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在综合性的平台环境下，新闻失去其原本独享的流通网络而成为一种高度混杂的信息、关系和文化生态的一部分，渐渐不再被视为特殊的、需要被专门保护的专业实践，面对着权威性不断衰落的局面。[2]因此，尽管媒体机构仍然是新闻生产的重要部门，但整个新闻业的组织形式和文化面貌已经因平台社会的“再结构化”效应而发生了巨变。

（二）作为生态系统（ecosystem）的平台。指的是平台对新闻实践来说不仅仅是客观存在的技术文化语境，而且也是一种基础性的生态演化逻辑，它确保新闻实践始终朝向建立丰富多元的连接、实现直接有效的动员、持续唤醒大众情感力量的方向发展。为实现这一点，平台生态系统为聚合性技术行动者（如智能推荐算法）赋予极高的文化权重，鼓励极化的话语和舆论结构的形成，[3]压抑那些能够抑制信息失序的制度和行动（如事实核查），同时也不断为机器人主导的自动化新闻提供便利。当然，平台化的数字新闻生态也为新闻赋予了新的社会角色和历史意义，例如其对大众情感主动性的询唤和回应强化了新闻的心理疗愈功能，从而能够为社会情绪的稳定做出贡献；[4]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也决定了新闻所发挥的新效应不可避免会被不同的利益集团所操纵，一些有关社交机器人如何通过情感煽动来塑造舆论的研究对此做出过深入的探析。[5]总而言之，在物质性之外，平台也有规约性甚至抑制性的一面，它为新闻实践设置规则、划定界限，令新闻生态的演化始终服务于科技资本主义对其自身存在条件的持续再生产。

平台作为数字新闻实践所依托的基础设施与生态系统，对传统新闻观念体系构成了尖锐的挑战。平台化最显著的效应之一就是对传统新闻专业性的消解：用户在平台时代的崛起，导致了一种具有极强介入性的“新专业主义”的形成。[6]长期以来，新闻业始终小心翼翼地与社会进程保持疏离，尊奉客观性立场，这一理念内核在平台生态下失去实践基础。数字新闻实践越发深刻地体现出行动主义（activism）的特征，其践行者不再满足于描述和解释社会现实，更主张通过平台强大的动员效应来塑造更加“理想”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新闻机构和职业化的新闻记者也相应地失去其原有的优势生态位。他们不再是拥有特殊知识权威的职业精英，而转变成掌握特定资源的关键行动者。在日常实践中，他们或通过发展如众包新闻这样的数字化公民项目来维系传统专业理念对大众化新闻行动的影响，[7]或不断培育复杂、多层次甚至液态的身份认同以更好地适应平台环境。[8]

此外，整个新闻业也在平台化进程中不断修正其公共性价值目标。质言之，传统新闻公共性理念致力于让新闻成为可靠的历史底稿、真相标识物与社会档案，是一种“记录的公共性”；而数字时代的新闻公共性理念则更鼓励新闻的大众参与、新闻行动对社会议程的深度干预，以及追求建设性的新闻文化，是一种“建构主义的公共性”。正因如此，我们在过去十余年里看到了平台化新闻实践在重大调查性报道项目、全球性身份政治运动乃至系统性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这种“助益”并非毫无代价——平台化让新闻实践变得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却也同时给新闻生态带来了滑向民粹主义的价值风险。仅就欧美社会而言，新闻在平台化进程中丧失其形式上的中立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其自身的加速政治化。

三、流量：新闻商品化的核心指标

平台化不仅给数字新闻实践提供了物质和生态的框架，而且为其创设了一整套新的标准体系，即以流量为核心指标的新闻商品化机制。

流量的本义是一定时间内通过指定点的目标物（车辆、行人、物质等）的数量。在互联网的语境下，流量则指在一定时间内接入特定网站地址的访问量，包含用户数量、用户行为等复杂指标。流量的计算方法并无一致标准。本文主要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使用流量的概念，将其界定为平台生态下具有可计算的数据形式、被广泛接受为一般性影响力评价标准的货币化商品。而流量思维的本质，就是平台架构下的“注意力为王”。

需要强调的是，在传统新闻经济体系下，流量思维即已有所体现。在前数字时代，新闻当然可以直接售卖，但它更主要的商品化方式是作为受众注意力的吸引物。新闻机构通过将新闻和其他内容产品获取的受众注意力——通常以发行量和收视率等数据形式体现——打包出售给广告商，来换取维系机构运作和发展的利润。传统新闻业高度依赖广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传播介质的使用方式是“买断性的”——例如，一本印刷杂志一旦被读者购买和阅读，它的使用周期就完成了，无论读者多么喜爱它的内容，都无法继续为之消费——这就使得新闻机构难以与消费者建立直接而持续的售卖关系，而必须要依赖广告商实现对新闻的“二次商品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前数字时代的流量思维是较为“不彻底的”，它受到新闻专业性理念与公共文化规范的有力约束。在新闻学界和业界，无论对报纸新闻煽情主义传统的慎戒，还是对电视新闻收视率至上主义的警惕，都折射出流行观念对新闻品质的坚持和对新闻公共性的强调。

而随着新闻业平台化进程的加速，流量思维获得了一种超越一切评价标准的统摄力，成为我们在数字时代组织新闻生产、评估新闻效应、构建新闻专业性的终极依据。与“一次性”的传统新闻传播介质不同，平台是场景化和嵌入式的。人与平台之间与其说是使用与被使用的工具关系，不如说是被容纳和容纳的空间关系。平台对人类行为和日常生活的渗透性是传统新闻媒介和新闻机构所无法比拟的。平台的本质是高科技公司而从来不是新闻机构，因此新闻业的历史、专业传统和价值追求对平台而言毫无意义。脸书和X也许愿意为开放性新闻生产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或通过接入事实核查工具的方式来抑制假新闻的传播，但这背后的基础动力完全是经济意义上的：通过提升新闻服务的质量来获取更多的用户和更强的使用黏性，从而催生更多自身赖以维系的基础生产资料——流量。于是，在数字新闻业，包括点击率、访问量、转发数、留存率等复杂指标的流量计算体系已经成为普遍性的生产和流通规则；而无论什么性质的新闻机构都必须接入这一规则体系并服膺其基本逻辑，才能实现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在中国，由微信这样的宰制性平台所设定的“10万+”已经成为新闻业最重要的象征资源之一，[9]其产生的效应不仅是产业意义上的，更是文化和心理意义上的。

流量经济给数字新闻业带来了一种高度扭曲的“加速的文化”，各类新闻行动者为第一时间获取流量红利（在平台规则下，这往往意味着直接的商业收益），往往极度迷恋生产效率和流通速度，包孕在传统新闻专业文化中的审慎性几乎丧失殆尽，不可避免导致了尖锐的信息失序现象，致使虚假信息、恶意信息和深度伪造以新闻为外壳肆意泛滥。从伦理的角度看，在前数字时代被反复批评的猎奇主义和感官主义新闻，不仅在流量经济体系下获得了最高的可见性和传播优先级，而且似乎也不再面临尖锐的道德指责，获得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合理性”，这充分印证了流量思维对普遍性社会心态的有力塑造。而此刻，迅速崛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进一步加固流量经济对新闻生态的统治力——高效生成新闻的机器人记者和完全无需人类参与的自动化新闻分发机制将人类新闻实践与大众注意力之间本已剩余不多的人类审思彻底摘除，新闻业进一步失去其赖以制衡商品化力量的“钝感”，不断陷入后人类的虚无状况。[10]

因此，我们不妨将数字新闻流量经济的本质视为一种数据主义的新闻文化，它决定了数字时代的新闻竞争不再首要是信任和意义的竞争，而是以新闻为“触媒”对用户数据的运营和商品化效能的竞争。人类新闻实践因此而建立起新的、琐碎化和功利主义的价值体系：品质标准被边缘化，用户情感需求和新闻内容的可流通性占据核心位置，整个新闻业也不复拥有独立于流行情绪和趣味的古典公共性的诉求。

四、结语：想象反科技资本主义的新闻实践

平台化的结构与流量经济标准将数字新闻实践牢牢捆绑在科技资本主义体系下，不断提醒我们技术创新的美好图景背后的冷峻现实。在这一现实中，新闻拥有两张面孔：它既是一种文化性的突破，赋予人类新的媒介体验和价值目标，也是一种全新形式的商品，通过不断将公共生活数据化和货币化的方式维系着全球社会的公司结构。数字新闻生态下的信息失序、舆论极化、民粹主义乃至象征暴力都根源于此，这些在伦理意义上的失范乃至混乱征候于科技资本主义的视域中却是繁荣和秩序的象征，不但确保平台体系对公共生活的牢牢把控，而且不断推进各种类型的人类行为向流量标准的换算。

因此，新闻业要保持其作为公共文化与信息民主载体的历史角色，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为反科技资本主义的“另类”实践模式开辟空间。一个成熟的思路是倡导数据的公共化，也即主张流量并不归属于平台及其背后的科技公司、而应当为其来源——全体网络用户——所共享，从而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过去十余年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源新闻（open source journalism）运动就是这一理念在实践范畴的产物。最为知名的开源数字新闻机构ProPublica甚至提出了“欢迎窃取我们的故事”（Steal our stories）的口号，鼓励用户在遵守知识共享协议许可的情况下自由扩散和重新分发自己的内容。[11]此外，许多老牌和新兴新闻机构还尝试通过截断流量经济的变现渠道——广告来实现对科技资本主义逻辑的局部抵制。近年来，越来越多珍视传统新闻专业品质的媒体尝试在平台化分发机制之外建立以订阅制（subscription）为基础的数字发行体系，这种尝试直接对新闻内容进行收费并完全绕开广告商的变现模式可以让新闻机构专注于提升新闻品质。例如，著名慢新闻杂志《延迟满足》（Delayed Gratification）每年只出刊4期且只刊登长篇解释性和调查性报道，其电子版订阅费用为每年30英镑。这个价格虽然比普通新闻类杂志贵得多（《时代》周刊的全年44期订阅费用大约也是这个价格），但还是实现了依靠稳定订户生存，令人颇受鼓舞。

当然，无论是主张数据公共化的开源运动还是绕开广告商的订阅制，其实在无远弗届的平台生态下都不具备全面普及的可能。如何在不断融入科技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为新闻品质和公共性标准创造尽可能多的“亚生态”，将是新闻业持续面对的难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批准号：20&ZD318）、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深圳大学数字媒体文化实验室”（编号：2020WCXTD01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姬德强.数字新闻业的政治经济学：基于比较体制与数字经济的视角[J].新闻界，2022(04):4-10.

[2]常江，杨惠涵.生态修复：数字时代新闻权威的构成与构建[J].新闻与写作，2023(07):5-15.

[3]王晓培.从技术赋权到平台逻辑：社交媒体舆论极化形成与治理[J].中国出版，2023(14):11-17.

[4]田浩.文本疗愈：数字新闻业的情感化叙事及其介入性效应[J].新闻与写作，2023(7):26-34.

[5]武沛颍，陈昌凤.社交机器人能否操纵舆论：以Twitter平台的北京冬奥舆情为例[J].新闻与写作，2022(09):79-88.

[6]常江，杨惠涵.告别客观性：介入性与数字新闻专业性[J].全球传媒学刊，2023(01):148-159.

[7]杨奇光.从参与到众包：数字新闻业的开放生产机制与理念衍替[J].新闻界，2023(12):4-12.

[8]徐笛.界定数字记者：以“新闻专长”为标尺[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1):102-109.

[9]白红义，曹莹.作为符号资源的10万+：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流量想象”[J].新闻与写作，2024(03):5-16.

[10]常江.自动化的困境：AI、数字媒体生态与“后人类”的未来[J].新闻界，2024(02):25-33+85.

[11]张伦.作为实践的开源新闻生产：概念、特征与反思[J].新闻界，2023(12):13-20+35.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常江：数字新闻政治经济学：平台与流量[J].青年记者，2024(09):5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