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山论道｜桑东辉：《颜氏家训》的忠德观留给今天哪些启示？

【本文系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学术成果，原题为《传统家训的忠德观及其当代启示——以<颜氏家训>为例》，文章内容有删减】 

□桑东辉（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颜之推所作，在中国传统家训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号称中国的“家训之祖”。作为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颜之推一生颠沛流离，其自云曾“三为亡国之人”。家训的功能主要在于教化子孙，以避祸全身，保家护族，光大门楣。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也无疑要通过“提撕子孙，整齐门内”，而达到强宗固本、凝聚家族、延续血脉的目的。尽管在《颜氏家训》中，“忠”字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结合《颜氏家训》中大量出现的君臣、谏诤、气节、诚信等与忠有关的内容，不难发现，忠是《颜氏家训》立世修身的重要内容，其地位远超悌、友、信、仁等诸德，与孝比肩。

一、《颜氏家训》忠德观的核心要义

《颜氏家训》忠德观的核心要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忠乃立身之本，名教之先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儒家思想受到来自佛、道的挑战，纲常名教也一定程度地受到冲击，但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特别是“三纲”仍占据国家意识形态。在儒家纲常统领下的君主专制社会中，忠仍为首要的政治道德，也因此成为名教之先，成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颜之推看来，“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髙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而“有益于物”的不“费人君禄位”之君子，无疑就是国之干城。颜之推进而将臣子细分为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藩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等六种，并对六种臣子的责任进行了规范，如“鉴达治体，经纶慱雅”、“断决有谋，强干习事”、“清白爱民”、“不辱君命”等，但无论哪种臣子，都应是“勤学守行者”（《涉务第十一》），归根到底其落脚点也都落在忠君、爱国、尽职、利民上。颜之推认为忠臣是国之栋梁，即便是昏君当道，但如果有忠臣辅佐也能保持帝业不坠。他举了暴虐的北齐文宣帝高洋的例子，指出高洋即位数年“便沈湎纵恣，略无纲纪”，但因为委政于尚书令杨遵彦，因而“内外清谧，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无异议”。后来，高洋死后，杨愔（即杨遵彦）遭到虐杀，“于是衰矣”（《慕贤第七》）。杨愔乃北齐忠臣，以“精忠体国”自励，娄太后虐杀杨氏后，也惋惜道：“杨郎忠而获罪。”而厚礼下葬。颜之推引用这个事例意在说明忠臣对国家社稷的重要性。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举了北齐杀死斛律明月这样的折冲之臣而导致“将士解体，周人始有吞齐之志。关中至今誉之，此人用兵，岂止万夫之望而已也。国之存亡，系其生死”（《慕贤第七》）。

忠君道德是建立在君为臣纲的君臣大义之上的，凸显的是等级制度下的君尊臣卑。颜之推极其重视君尊臣卑，强调不可僭越尊卑秩序。在《颜氏家训》中，他引用一些历史教训来告诫子孙时刻不可轻忽君臣之间的尊卑。在《教子篇》中，颜之推引用北齐武成帝的儿子琅琊王为例，说明王子恃宠而骄，僭越违制，所谓“骄恣无节，器服玩好，必拟乘舆”，甚而至于贪恋专门供给皇帝的新冰钩盾献早李等，求索不得，大怒道：“至尊已有，我何意无？”最终被有司收系，“坐此幽薨”。颜之推由此感叹道：“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共叔之死，母实为之。赵王之戮，父实使之。刘表之倾宗覆族，袁绍之地裂兵亡，可为灵龟明鉴也。”不仅服制器物等要明确君尊臣卑，甚至文章言辞也不能有丝毫僭越。在《文章篇》中，颜之推认为陆机在给其亡姊写的誄文中出现“伣天之和”是将自己亡姊比拟成皇后、公主，涉嫌僭越，故批评道：“今为此言，则朝廷之罪人也。”其又指出“王粲赠杨德祖诗云：‘我君饯之，其乐泄泄。’”也有违等级尊卑，所谓“不可妄施人子，况储君乎？！”君臣之间的尊卑甚至表现在情感表达的方式和程度上。南朝梁武帝的弟弟王子侯被任命到东郡为官，临别时，梁武帝动情地说：“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以恻怆。”数行泪下。而王子侯因不善于表达感情，“遂宻云赧然而出”。“密云”典出《易经》“密云不雨”，代指表情含悲而实无有泪，或隐含故作悲伤的意思。王子侯也“坐此被责”，乃至于被羁束滞留，所谓“飘飖舟渚，一百许日，卒不得去”。对此，颜之推为王子侯申辩道：“人性自有少涕泪者，肠虽欲絶，目犹烂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责。”（《风操第六》）但话虽如此，身处君主专制铁幕下的臣子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谨防因此而获罪。

（二）忠孝一体，旨在移孝作忠

中国自古重视孝道，汉晋以来更是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所谓“六行之义，以孝为首，虞舜之德，以孝为称”。到了南北朝时期，孝治传统弥盛，所谓“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自天子达于庶人，虽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义一也”。专制君主强调孝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营造父子相亲的家庭和睦，而主要是出于传统忠孝一体的观念，专注于移孝作忠的现实政治目的。“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看来，封建军庭是封建国家的缩影，君与臣的关系，等同于父与子的关系。因此，在家‘尽孝’与在国‘尽忠’是一致的，而且只有在家‘尽孝’，才能在国‘尽忠’。”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力提倡忠孝精神，所谓“百行之本莫大忠孝”；“夫人道所重，莫过君亲，君亲所系，忠孝而已。孝以扬亲为主，忠以节义为先”。

《颜氏家训》以大量篇幅强调治家，强调父子相亲、兄弟和睦、妯娌和谐，而这一切的理论基点都是凸显血缘宗法关系的孝道。在《勉学篇》中，颜之推也认同于“孝为百行之本”的道理。据有的学者统计，《颜氏家训》中言孝者54次，在《文章篇》和《勉学篇》中，关注最高的是“孝”。颜之推继承了传统的忠孝观念，有感于《孝经》的“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的观念，感慨道：“比世往往见有和人诗者题云：‘敬同。’《孝经》云：‘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轻言也。”（《文章第九》）充分体现了移孝作忠的要义。

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统治者更重视有助于忠君的孝道，重视从人伦根本上培植孝道，夯实臣子忠德的基础。因而，对于那些行孝之人，往往大加旌表，而且汉代还发明了“举孝廉”的选拔官员制度，大肆鼓吹孝道。另一方面，对于违背孝道的人则予以道德否弃。《颜氏家训》的《风操篇》记载了一个习俗。“江左朝臣子孙初释服，朝见二宫，皆当泣涕。二宫为之改容。颇有肤色充泽无哀感者，梁武薄其为人，多被抑退。”反之，对于践行孝道的，梁武帝则大加赞赏，如“裴政出服，问讯武帝，贬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礼不死也。’”从中可见，梁武帝对行孝与否的臧否和褒贬。

尽管古代社会舆论极力倡扬“忠孝一体”“忠孝一本”的观念，但毕竟忠孝分属于政治伦理和家庭伦理范畴，因此在现实践行中，往往会遇到忠孝冲突的问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往往出现忠孝两难的冲突和困境，时人在选择首忠还是首孝的问题上也是有所分歧的。从统治者的角度，基本都是希望臣子舍孝全忠、先忠后孝的。对于这一问题，颜之推也有所论述。在《归心篇》中，颜之推指出：“求道者，身计也。惜费者，国谋也。身计国谋不可两遂，诚臣狥主而弃亲，孝子安家而忘国。各有行也。”这里“诚臣”就是“忠臣”。从这段话看，尽管颜之推也承认“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者，并认可忠臣、孝子“各有行也”，但从颜之推的先诚（忠）臣后孝子的表述方式上看，在面对忠孝抉择时颜之推应该更倾向于忠而不是孝，这也符合中古社会忠孝观念嬗变的轨迹和趋势。

（三）褒忠远佞，古今存亡之道

处在政权更迭频繁、分裂战乱频仍的南北朝时期，臣子很难保持始终如一地忠于一家一姓。颜之推本人就“三为亡国之人”，因此，在那个时代很难有比较纯粹、始终如一的忠臣。但即便这样，忠臣仍是士大夫所仰慕和效仿的道德楷模。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也秉承褒忠远佞的态度和立场。

一方面，颜之推盛赞有气节的忠臣，所谓“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文章第九》）。颜之推还举了北齐宦官田鹏鸾的例子。这田鹏鸾本为“蛮人”，“睹古人节义之事，未尝不感激沈吟久之。……后被赏遇，赐名敬宣，位至侍中开府”。当北齐被北周攻灭，北齐后主逃奔青州路上，田敬宣被周军俘获。面对北周逼问齐王何在？田敬宣骗他们说北齐后主已经跑远了。但北周将士并不相信他，“欧捶服之，每折一支，辞色愈厉，竟断四体而卒”。至死也没有出卖主子。颜之推感叹道：“蛮夷童丱犹能以学成忠，齐之将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勉学第八》）。尽管颜之推对田敬宣这样不事二姓的忠臣非常敬佩，但面对政权频繁易主的乱世，颜之推也并不苛求臣子要从一而终，而是认可各为其主的忠，所谓“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绝无恶声，一旦屈膝而事人，岂以存亡而改虑”。他特别以三国时陈琳“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虵虺”（《文章第九》）的例子来说明乱世忠臣的无奈。

另一方面，尽管颜之推认可乱世忠臣的各为其主，但他的各为其主也是有原则和底线的，而不是以此作为不忠的托词和借口。颜之推对不忠之人是非常痛恨的，尽管自己由于命运因素身不由己而无法从一而终，但对于那些心怀不忠的臣子却持否定态度，甚至对自己祖辈的不忠行为也能不为尊者讳。在《诫兵篇》中，颜之推指出“颜忠以党楚王受诛，颜俊以据武威见杀。得姓已来，无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祸败”。他告诫“子孙志之”。对于当时士大夫“不能被甲执兵以卫社稷”却好行险弄拳者加以否定，认为他们“大则陷危亡，小则贻耻辱，遂无免者”。在颜之推看来，“不能为主画规以谋社稷，君子所耻也”。他特别强调“每见文士颇读兵书，微有经略，若承平之世，睥睨宫阃，幸灾乐祸，首为逆乱，诖误善良。如在兵革之时，构扇反覆，纵横说诱，不识存亡，强相扶戴，此皆陷身灭族之本也。诫之哉！诫之哉！”

在颜之推看来，忠、正与邪、佞构成了国家政治生态复杂环境。作为忠臣要站在正义的一方，形成勠力同心、精忠报国的合力，他引王子晋的“佐饔得尝，佐斗得伤”来说明“为善则预，为恶则去，不欲党人非义之事也”（《省事第十二》）的道理。同样，作为君王也要亲忠臣，远小人，指出：“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涉务第十一》） 

（图为北齐壁画）

二、《颜氏家训》忠德观的当代启示

《颜氏家训》的影响不仅惠及颜氏后人，而且也成为历代所尊奉的家训典范，更对新时代家风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其中所蕴含的忠德观对今天我们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弘扬敬业奉献精神、营造诚信宽容的和谐社会氛围都有着重要启示。

（一）爱国主义

早在先秦时期，忠就被赋予了爱国主义内涵，所谓“杀身赎国，忠也”（《国语·晋语四》）“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颜氏家训》更是通过颂扬伯夷、田敬宣、张嵊、王夫人谢氏等忠烈不屈典型，大力弘扬忠君爱国精神。在君主制已经被废除的今天，要将《颜氏家训》等传统家训中的忠于社稷、忠于君主的观念，转化为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落实到每个家庭、每个社会组织中，在全社会营造起爱国、爱党、爱人民的良好氛围。

（二）敬业奉献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非常重视恪尽职守的忠，并将忠于职守作为家训的重要内容。基于“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勉学第八》）的职业观，颜之推强调一个人要敬业奉献，不计得失，所谓“君子当守道崇徳，蓄价待时”，至于“爵禄不登”，则“信由天命”。他反对“贾诚以求位，鬻言以干禄”（《省事第十二》）的功利之心，主张“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涉务第十一》）。我们今天传承传统家训精华，就是要将《颜氏家训》中忠于职守、勤勉敬业精神转化为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国家公职人员更要按照“有益于物”、不“费人君禄位”的标准，来克己尽责，忠勤不懈，而不是尸位素餐，辜负党的重托和人民赋予的权力。

（三）诚信宽容

传统忠德不仅包含忠君和忠社稷的爱国主义精神基因，而且也蕴含着忠信和忠恕等内涵。在本文中，我们主要是从政治伦理角度，围绕忠君道德，来探讨《颜氏家训》的忠德观，但这并非意味着《颜氏家训》的忠德观只有忠君一种样态。事实上，忠信、忠恕的内涵在《颜氏家训》中也多有体现。如“尽忠信，不辱其亲所望于汝也”（《终制第二十》）的忠信观和“志均义敌”（《风操第六》）的忠恕之道。《颜氏家训》很多地方都涉及到诚信问题，如他抨击“清名登而金贝入，信誉显而然诺亏”（《名实第十》）等不忠于然诺的失信行为。至于忠恕二字，在《颜氏家训》中虽不见载，但按照宋儒以“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释忠和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释恕的理路，其所谓“为善则预，为恶则去，不欲党人非义之事也。凡损于物，皆无与焉。然而穷鸟入怀，仁人所悯，况死士归我，当弃之乎？伍员之托渔舟，季布之入广柳，孔融之藏张俭，孙嵩之匿赵岐，前代之所贵，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暝目。……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若横生图计，无理请谒，非吾教也”（《省事第十二》）则无疑体现的是忠恕之道的内涵。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出发，不仅要继承发扬《颜氏家训》忠信精神，在全社会树立起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更要充分认识《颜氏家训》所倡导的严己宽人、推己及人、爱众亲仁等忠恕理念对健康人格养成的助益，加强良好家风家教建设，营造宽容理解、美美与共的和谐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