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困境与发展创新

本研究以文化哲学视角探讨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创新途径，通过对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历史、艺术风格和制作工艺的实地详细考察，深入理解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艺术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年画市场的特点和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识别出年画创新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机遇。明确“艺”与“术”复归文化内核统一的必要性和传承人与创新力量结合与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并提出相应的实施建议，以指导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创新实践，展望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据访谈纪要了解（注：具体内容为保护访谈对象隐私暂不公开），杨家埠木版年画（已经完成了社会身份建构和文化资本的凝聚的商业化店铺）的商业利润保守了解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目前依旧面临着一个现实的困境，即从事杨家埠木版年画的传承人依旧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棘手问题。因而，有必要从为什么杨家埠木版年画在新一代青年人群体“失语”考察其“两创”的发展机遇，让非遗文化传承的社会认同充分涌流。于是，进一步追问，杨家埠木版年画如何能够在新时代开出社会非遗文化灿烂之花？

“观察得知，年画艺人社会身份的建构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能动性身份建构，这种身份的建构动力主要是来自艺人生存利益的驱动；另一类是结构性身份建构，这种身份建构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需求，目的是通过非强制性手段去‘招徕’个人或集体，实现政府层面开展的社会建设活动。”而第二种建构方式长期间体现为非遗传承人的设立、社会文化宣传工作等客体方面的努力，而就其非遗文化本身却呈现出一种由其自由发展的状态，但现实是，这种由其发展反而致使发展动力不足，这是由于非遗文化本身尚未进行充分的自我反思与自我审视。按照胡塞尔的“纯粹现象”，我们坚信价值世界的意义基础具有思辨前的原生性，并且坚信，存在自身的原生意义只能通过现象学的方法来揭示。因此，在线下社会访谈调研后，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诸多现实性问题显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近些年来，对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创新路径的探索大致有以下几条路径：在保持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对年画的主题和内容进行现代化改造，使之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方式；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数字化和互联网平台，推广和销售年画；开发与年画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如衍生品和跨界合作项目，以扩大其文化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除此之外，之前大多关于杨家埠木版年画的“两创”发展关注在其社会宣传工作与赋予其“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内生发展研究则长期处于一种空场未明的状态。这里意在指明，教育宣传与社会认同工作依旧需要保持其文化持续输出与感染的状态，但杨家埠木版年画新时代的创新与发展必须从其价值重新考量，再次让青年人的想法走进版画，而不能表现为，身为文化发展主体的青年人认同文化的方式只是在文化教育的被动状态下去认知这个固有而不变的死物，他的认识状态应该呈现出一种动词性思维的文化认同，即“我与非遗文化的传承”的社会认同感和文化责任感。 

杨家埠木版年画的社会历史变迁与文化符号改变

社会经济身处互惠与博弈的市场经济场域，不同市场主体大多以互惠状态进行社会生产的关系构建，就其利益既得上实现双赢；相同市场主体则大多处于零和博弈状态，甚至在具有不同身份认同的同一群体出现排异现象。

非遗文化的家族传承现象并不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是一种被所谓社会文化事实所掩盖住的经济原因。这种非遗文化的内在封闭性植根于家族伦理观念，依赖于后互联网时代的非遗文化的复魅，即“大师”等高级称号的社会崇拜与心理距离的保持。

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网络提供了一个广泛传播非遗文化的平台。通过网站、社交媒体、视频分享平台等，非遗文化可以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这些传统文化。互联网可以用于非遗文化的教育和培训。在线课程、教程和教学资源可以帮助人们学习非遗技艺、传统知识和文化内涵，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互联网为非遗文化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推广机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在线展览和销售渠道，非遗产品可以更容易地触达消费者，实现经济价值的提升。而后互联网市场经济时代，这种解蔽非遗文化的行为从传承主体内部自觉生发抵制情绪，这种抵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非遗文化传承的正宗性与合法性是实现其经济效益最直接的保障，而市场份额的开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饱和，在相对市场需求下，文化产品的供给必须限定其主体渠道和要求其社会身份的认同。于是，非遗文化的传承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封闭状态。

“20世纪90年代，随着现代化而来的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的变迁，杨家埠传统木版年画作为工艺美术品、旅游纪念品，突破了传统的使用功能， 进入了国内外民间艺术爱好者的视野，并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颠覆了当地老百姓对自己本土文化的认知。”根据访谈纪要了解，由于旧房屋拆迁和迁入楼房的社会发展潮流，年画张贴已经不合时宜，除非为了满足长辈需要而置买年画张贴，杨家埠村本地的青年人对年画的纽带联系依靠着老一辈人对年画的习俗刚需维持着，而年龄较小的中小学生则表示，杨家埠木版年画内容形象显得恐怖，尤其是在灯光暗淡时最为明显。

因而，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内容创新是其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内容创意的创新就必然呈现在考察非遗文化传承的视野里。

关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的探究，从解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出发，即大致可通过艺（文化内核）与术（技术方法）的两者进行文化遗产传承的剖析与审视。“术”的保留是最直接、最明显的非物质文化传承的表现方式，是为大众媒体最直接关注的、最有显著效果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是为传承者最直接接触的、最直观认识的非物质文化的“核心”呈现。不可否认，“术”的保留与传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旧能够呈现在世人面前有着功不可没的功劳。  

但“艺”的关注相较于“术”而言，却显得失之偏颇了，而“艺”本身长时间隐匿于晦暗之处，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大都停留于“术”的传承层面，于是在传承过程中面临着无法突破“家庭传承”的固守困境。尽管从小的耳濡目染更加深刻接触与认知非遗，但这种接触也仅仅表现为“术”的呈现。因而，此等“术”的接触，若非为了满足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与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样的接触是不足以使接触者能够从内心认同地进行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

这里为了澄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的含义，利用想象学还原的方式，以发生现象学的视角显明非物质文化遗产隐匿的“艺”的内涵。倘若这一点得以澄清，无论是认识传承人缺乏困境，还是创新艰难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都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际遇。

非物质文化隶属文化范畴，其文化表现本质是从事于物质生产生活的现实的人的情感意志的外化与表达。“艺”是一种生活顿悟与情感升化的灵感，它最初的诞生无外乎人的生产生活境遇的有感而发与信仰的凝聚，他不再能够压制住这种妙手偶得的激动与情感，这种情感借助人的现实活动迸发而出外化为文化形式。现实的人不仅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同时也生产出他们的感性存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文化形式呈现出来，于是形式各样、独具特色的文化便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留下他们生活的足迹。文化归根结底是属于人的文化，人以文化形式表征自己的情感意志与生存之领会，因而，“艺”的核心是理解文化，走进文化，读懂文化，“艺”是一种文化形式的灵魂，只有明晰最本真的文化，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澄明这一点，隐藏在物质经济动因里的文化认同才能够实现生存境遇上的通达。

新时代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创新与发展

以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调研实况为例，进一步剖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发展契机与非遗文化“艺”的澄清对于创新艰难困境的视域突破。

据访谈纪要了解，杨家埠木版年画最初起源于明代1369年，历史可载长达600余年。杨家埠木版年画是全国三大年画产地之一，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齐名。杨家埠木版年画形式比较多，有门神类、神像类、工具类等，最著名的是灶王，其种类产量比较大一些，主要是以农民画为主。

早年间从事于佛经印刷，熟谙雕版印刷技术的杨家埠村先人利用农闲时间，从事木版年画的生产与制作，而他们主要创作题材大多以农耕生活为主，例如四季花、猴抢草帽、鸳鸯戏蓬、六合同春……杨家埠早期木版年画不似传统宫廷绘画那般色彩华丽、线条柔和、工笔设色、做工精致，它早年呈现出大众农耕文化的属性，而这却恰恰是杨家埠木版年画最具魅力的文化灵魂所在，以农耕生活为灵感来源，承载白丁之情思，巧思绘画构图，匠心雕刻成木刻模板，用以天然水彩拓印成宣纸画卷。那些质朴的线条里无不流露着百姓生活的安稳喜乐，那层层套色的水彩之间无不展现着平常百姓那纯真的生活愿景。因而，真的懂得生活的人，才有资格让文化贴近生活，让文化走进人心，让文化紧跟时代的步伐。对于热爱生活的人，文化情思的充分涌流从来不是匮乏之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那是水到渠成、妙手偶得的天理自然。

为了解蔽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创新发展，必须从年画文化的“艺”入手，从文化最为灵动的情思入手。这里不由得牵涉一个问题，关于专业美术学习对于杨家埠木板年画的传承影响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明确。据访谈纪要了解，近些年，杨家埠木版年画绘画内容的创新都是由专业性的美术从业人员绘制的，例如，红楼梦题材、水浒传题材、西游记题材等。而传承人本身大都不会参与绘制过程。然而，在那些专业的工艺品中，却难以感受到木版年画那种本初的生活气息与情感相通的奇妙，甚至这些专业美术显得与木版年画格格不入。这些工艺品已经丧失了艺术的灵魂，显然木版年画连创制过程业已纳入社会化专业性分工的浪潮中，因而“艺”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割裂与分离状态。

于是，这里便不得不讨论美术专业规范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原初表达方式。须知，早期木版年画的绘制是由参与农耕生活的布衣百姓在农闲之余进行的工作，虽然出自其手的图案没有构图规范、线条工整等这些专业性的要求，但艺术本身是没有规范的。反而，规范却是后天经由人为规定而形成的，从那些穷尽奇思、倾尽情义的无明确规则性的写实图画里，感觉到那股具有贴切的生活气息，一笔一画皆透露着人间烟火的温情。这种源自生活的艺术是真正的、本真的艺术巅峰，它不再是被迫生产出的、被生产指标与计划规定着的、被各种美术专业规范着的、为了创新而创新的一种异化了的工艺品，它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展现人的生活阅历与情思涌流的属人的至高艺术。

但是，美术的专业性规范是否应当完全抛弃呢？绝不是！那美术的专业性规范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在杨家埠木版年画的绘画创作里出场并承担着何种角色呢？这里澄清一点，杨家埠木版年画的两创发展必然离不开美术专业规范，但是作为后天规定的美术规范绝不能在版画创制过程中喧宾夺主，即版画的创作不能以美术规范为出发点，这里占据核心地位的是人的先天艺术形式与情感。这种艺术情感是由人的社会交往普遍发展历史中生成的，它表现为一种纯粹的状态，一种没有经受知识规范审视的纯洁灵感。当然，如果完全脱离美术规范，那么木版年画无疑会不由得走进孤芳自赏的高傲状态，它不再能够为其他人所理解与欣赏。美术规范作为一种后天美术形式，它承载着最普遍的人类对艺术之美的观念凝结，它是沟通各个主体间审美观的世俗之桥。

面对这些特定时间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现象”“文化事实”，这些现实情况的考究决不会像理论上那般理想与完满，即总是以一种积极理性的状态下进行的非遗文化的传承发展。而总是以一种消极理性的状态呈现在社会调研视域里的。这并不意味着心理上的失望，恰恰相反，这种消极理性与问题意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开辟出真正的内在发展与创新可能的视域。因而，非遗文化的创新发展决不会脱离现实的经济动因去考察，但是也绝不能仅仅停留于文化产业的视域考察，而必须深入文化事业领域，以防止文化艺术降级为文化手工业商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考察其内在价值，只有一种源自于文化的自觉自由的内生动力才能真正使文化持久延续与能动发展得以可能。（通讯员 付振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