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丨童年光影里的人生底色
体娱场 | 2024-10-12 10:43:11
来源:大众·半岛新闻
□李宗刚
上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鲁西北平原惠民县齐家口村,村庄坐落于黄河大堤下,名不见经传。但是,这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却是我得以成长的摇篮,奠定了我的人生底色。
四五岁时,我与祖父祖母一起睡,睡觉前,祖母经常给我讲故事,有些故事是她亲身经历的,诸如1949年之前兵荒马乱年代里闹土匪的情形,让我心生恐惧的同时,也为自己生活在和平年代里而感到庆幸。祖母给我规划了未来的人生,希望我长大后“像小五那样干一个民办教师”。
父亲是小学教师,后晋升为小学高级教师,曾经担任过惠民县第五、六届委员会委员。这为我的人生搭起了第一块起跳的跳板,让我在青少年时代便对村庄之外的世界有了一个瞭望的窗口。尤其是父亲带回家的《红旗》杂志以及恩格斯的《论马克思》等书籍,使得懵懂的我对外面的世界形成了初步印象,这是普通农村家庭难有的文化风景。也许,我后来走上了文学研究之路,人生起点处一些点点滴滴的琐事也在潜移默化中起过作用。
母亲在村里务农。她少时家庭条件相对优渥,尽管没有上过学,但她见识过的世界比村里人大得多,这让母亲在面对世界时有了更大的坐标,并养成了重视教育的习惯,对我的学习特别上心。
我七周岁开始在村里小学读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的小学语文教师杨春盛和算术老师李文汤。杨老师对作文特别重视,1974年下半年,我刚上四年级,《闪闪的红星》在全国上映,杨老师要求我们写观影感受。那时,学生早晨上学都较早,我们常坐在桌子上东拉西扯一通,看了电影之后,大家更是坐在桌子上高谈阔论一番。这大概是我最早接触的沙龙。在一场场沙龙中得到了锻炼,我写起读后感来如有神助、一气呵成。杨老师非常欣赏我的作文,把我叫到办公室,要我把这篇作文誊抄到他精心准备好的一个作文本上。前面已有几名高年级同学的作文也都工工整整抄录本上了,让我有一种神圣的感觉。抄录作文过程中,班里同学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让我颇自豪了一阵子。细细追溯起来,我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工作,最早的文学批评也许是在杨老师的启发下开始的。李文汤是我的小学算术老师,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对我后来自觉地改造叛逆性格起到了助力作用。
小学阶段,我感念学校订购的《参考消息》,给我打开了一扇瞭望世界的窗口,让我对国际风云有了直接的了解。在物质极端贫困的年代里、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参考消息》使我建立了一个反观齐家口村的世界坐标。
1973年前后,母亲购买了一台卫星牌收音机,给我打开了一个聆听社会风雨声的平台。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晚六点的评书联播和八点钟的新闻联播,听过薛中锐播讲的评书《大刀记》等。此外,村里正月十二之后从胡集书会请来的说书人,也给身处寒冬的我以文学春天的感觉:在寒冷的村庄空旷场地上,说书人敲着小鼓叙述故事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村里当代文学书籍少得可怜,但浩然的《艳阳天》竟在我村的青年中间传阅着,我有幸借助兄长看到了这本书,很快便被其中动人的故事情节吸引了。书中,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细腻情感世界,犹如一股清泉流过了一个少年贫瘠的心田。
回望人生的童年光影,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极端贫瘠的时代,我在童年多多少少获得了村庄之外的现代文明的滋养,成为我无法涂抹的人生底色,开始向往着走出村庄走进更为广阔的世界。至于这种原初的人生底色能否蜕变为自我的“标志色”,既取决于个人对原初梦想的坚守,又取决于时代为个人提供了怎样的发展场域。由此说来,我能走出父母这一代人的人生疆域,恰是诸多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责任编辑:孟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