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为什么“对大众日报很有感情”

诚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所言：“深深地爱着这里虽然他也无法不恨这里的某些东西，因为他现在知道你不是因为什么而爱的；你是无法不爱；不是因为那里有美好的东西，而是因为尽管有不美好的东西你也无法不爱。”家乡啊，恨不得咬你一口！爱家乡不需要理由，因为爱，所以爱。同样是诺奖获得者的莫言先生爱故土爱家乡，他用敏锐而独特的眼光发现了家乡独特的美。他当然也爱家乡那张接地气、冒热气的报纸。今年是我国报业史上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大众日报创刊85周年。莫言先生欣然题词祝贺：“鼓舞大众、团结大众、服务大众、成就大众。”

“我对大众日报很有感情。”这是2004年我第一次在北京采访莫言先生，他说的第一句话。他说：“大众日报厉害呀！我记得小时候接触最多的就是大众日报，生产队大队部的墙上都糊着大众日报，经常一看就看半天。当时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在上面发个豆腐块呀。”那天上午，莫言放下手头要写的作品，跟我在狭窄的客厅一张小桌子旁聊了两个多小时。根据录音，我整理了《莫言：电影确实了不得》的专访，大众日报连续三天分上、中、下三篇刊发。

我至今清晰记得12年前采访莫言的情景。那是个难忘的夜晚，高密市区响起了鞭炮声。在高密凤凰宾馆，好多记者围住了莫言。我很着急，因为个子矮，老抢不到提问机会。我举着1988年第一期《十月》杂志喊：“莫言老师，这本杂志您还有吗？”他马上看到了我，接上了话茬：“这期杂志我都找不到了。”《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1987年看到大众日报刊登的一则800字的消息引发出来的。在小说中，大众日报“变成”了群众日报，报纸的消息也改头换面进了小说。“当时我还年轻，写了一个月，写的时候激情澎湃，小说也表达了我当时对社会的看法和认识。当然也许有偏颇的地方，我现在基本上还是认为这部作品能够代表我对社会的态度、文学的态度和人生的态度。”采访结束后，我请莫言先生签名，他在泛黄的杂志封面中间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莫言。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蝗》也跟大众日报有关系。这篇小说发表在1987年《收获》第三期。《红蝗》完全是偶然的产物。莫言在文汇报上看到一条100多字的消息，而这条消息是从大众日报转载的。这篇消息的作者是高密的王玉清(当时叫王玉青)。我曾经采访过王玉清先生，他说：“1985年7月，我中午喝了点酒，骑着自行车，骑不住，歪到沟里睡着了，一醒来，看到浑身土蚂蚱。当时久旱无雨，农民好容易种上的玉米苗都叫土蚂蚱吃了，我就用一根草棒，画出一平方米的框框，然后数了数，有多少蚂蚱。不少，50多只，就想，一亩地是多少。最后，我就写了个材料给高密县广播站，广播站编辑王永乐觉得是个新鲜事，就投给了大众日报，结果刊登出来。”

我查到了1985年7月9日的大众日报，这则消息在头版左下角，标题是《高密发现密集蝗虫群》。王玉清说：“这篇消息1985年9月12日被文汇报的‘瞭望角’专栏转载，删掉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蝗虫为当地孳生’，当地孳生是土蝗，而非当地孳生就是飞蝗，飞蝗出来，那就是蝗灾，非常可怕。莫言看到消息后，当天从北京给父亲寄回200元钱，嘱咐老父亲快买粮食别饿着。大众日报发的消息是不错的，我写的消息也是真实的。”

那年莫言从北京匆匆赶回来。他的好友张世家是在车站碰上他的，一见面他就问蝗虫的事。张世家说：“你上当了，那篇报道是王结巴(王玉清有点结巴)干的。他把几个土蝗蹦跶写成飞蝗满天，弄得好多人受惊，这个事还惊动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天有四架直升机要到高密灭蝗。”张世家、莫言还有王玉清，三人都曾在高密棉油厂当过临时工，是好朋友。可是，就这么点线索，莫言竟联想起50年前高密东北乡发生的那场蝗灾，由此写出了十几万字的中篇小说《红蝗》。

我搜索了一下，莫言第一次在大众日报发表文章是1992年，写的是随笔《我与张世家》。1993年1月15日，大众日报丰收版刊发过介绍莫言的随笔《与莫言聊天》，作者周熠。

莫言凭《蛙》获得茅盾文学奖，获奖第二天，大众日报刊发了一个整版介绍。在长篇小说《蛙》中，莫言通过主人公之口多次提到大众日报。其中一章是这样写的：“一九六二年秋季，高密东北乡三万亩地瓜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我们村最大的一个地瓜，重达三十八斤。县委书记杨林抱着这个大地瓜照了一张照片，刊登在大众日报的头版头条。”让莫言想不到的是，2012年10月12日，大众日报真的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他获得诺奖的消息。这个消息还为大众日报赢得了中国新闻奖。《蛙》中还有一段写到主人公肖下唇“在农业中学代课，教语文。他写了一篇散文《煤的赞歌》，发表在大众日报副刊上。在我们东北乡引起很大轰动”。看来大众日报的副刊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019年底，莫言与王振合开了《两块砖墨讯》公众号。哪两块砖？谦逊的莫言先生甘愿做书法之“砖”去引玉，引更多人对书法、书写的重视、对书法在日常应用的重视，而另一块“砖”就是书法家王振。王振是谁？在舒同身边待了8年，现在是北京舒同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一说舒同，就有话题了。舒同被毛泽东誉为“党内一支笔”“马背上的书法家”。有趣的是，毛泽东为好多省的省委机关报题写过报头，就没给山东大众日报题，为何？毛主席说，山东有个大书法家舒同嘛。1956年，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舒同为大众日报题写了三种报头，交替使用，沿用了14年。

2020年8月22日上午，我陪同莫言先生来到邹平醴泉寺，醴泉寺因醴泉而得名，醴泉在长白山的山坡上，山路不好走，我不想走了。莫言先生笑着对我说：“走！记者还怕路不好走吗？我也当过记者啊。”可不，莫言先生部队转业就到了检察日报，他也有记者经历呢。

爱屋及乌，因为对大众日报有感情，也对大众报人有了感情。莫言先生对很多采访过他的大众日报记者和编辑很熟悉，他们提一些要求，莫言先生都能尽量满足，比如我的长篇小说《芝镇说》在农村大众连载时，他就提出了好多中肯的意见，并给题写了书名。

今年9月，莫言先生以中国作协副主席身份出席全国青创会，他寄语青年，“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充满了新质，我们要投入这种新质生活，拥抱这种新质生活，发现这种新质生活对人的情感与行为的影响，并用具有新质的艺术手段与审美观念创造新的文艺作品与艺术形象。”

如果一个真正懂得文学的善良的人，如果他没有偏见，就能从莫言的文字里读出泪光，读出字里行间流淌着的炽热的对国家、对民族、对大众、对人类浓得化不开的大爱！当然还有对社会丑恶现象、人性之恶的痛恨和诅咒！这是我接触莫言的真切感受。

大众日报的故事很多，这是一张用革命先烈鲜血染红的报纸，战争年代，先后有578位大众报人牺牲，160多位沂蒙乡亲为了保护报社员工和器材献出生命，这在世界新闻史上绝无仅有。大众日报是齐鲁大地上的一道风景，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期望莫言先生写一写大众报人的故事。

（大众新闻记者 逄春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