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荟｜非凡的大姨

六年前的七月，我在上海找到了我的大姨。

她那年82岁了，身患肝癌，却依然步履不停，保持一颗炽热的心。她跟贺敬之、秦怡、峻青、陈铎是好朋友，“海尔”的张瑞敏、“双星”的汪海都尊称他大姐，《雍正王朝》中“八王爷”的扮演者王绘春则亲切地喊她刘妈妈。

她说，秦怡在电影《铁道游击队》里扮演的芳林嫂真好，她说她不仅佩服秦怡作为艺术家的一面，更佩服她生活上的顽强，不向命运低头的姿态，照顾病床上的丈夫二十年，又伺候病儿子四十二年。她说秦怡住院了，很难过，想去上海探望。我说我陪您去怎样？她爽快地答应了。

那年7月1日到达上海，下午，我们赶到了上海华东医院。秦怡住在一个朝阳的单间里。她跟秦怡姐妹一般谈了一个小时。秦怡跟她说，躺在医院里，不愿意见记者了，又没有什么作品演，没啥好说的。她指着我说：“这是外甥，我妹妹的孩子，他特别崇拜你，想跟着我来看望看望。”秦怡笑了：“你在哪儿工作？”我差点说出在报社，话到嘴边改了口：“我是个老师，从小看着您的电影长大的，特别是您演的芳林嫂。”秦怡很警觉：“我这个样子，就不照相了，也不签名。”她说：“我外甥，不是别人，照张相，留作纪念吧。”秦怡笑了，说：“你啊，那好吧！”

她给秦怡带了一点干海米，秦怡把几粒干海米放在嘴里嚼，说：“海味，味道好啊。感谢你一直惦记着我。”她握着她的手说：“大家还希望您站起来演戏呢。”

时候不早了，我说：“大姨，让秦怡老师休息吧。”

她默契地朝我一笑，那是我第一次喊她“大姨”。

应该是一年后，她又打电话说：“大外甥，去见见贺敬之吧。”于是又去了北京。我穿着一件圆领衫，她盯了我一眼，只说了一句：“下午是去拜见贺老”，那个“是”字咬得很重。我想，就是去拜见贺老啊，她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也不好多问。她中午没休息，特地给我买了一件衬衣，我说穿新衣服不自在，喜欢休闲服，她恼了：“你是去拜见贺老，穿没领的衣服，好吗？要尊重人家。”我乖乖地穿上了，大小还正合适。贺老也说不愿意见记者。她又说：“这是我外甥，文学爱好者。”她给我使眼色，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她“唉”了一声，起身拿水壶倒水。贺敬之不让她倒。她说：“我这外甥，没见过世面，不会看眼色。”闻言，我脸发烫。

在上海，她的差旅费都是自掏腰包，不让我承担。有天中午，在上海一个高档酒店，我说请她吃自助餐，进去一问，五百块钱一位。我也不好意思说贵，硬着头皮出来请她进屋，她笑着说不在这里吃。在旁边一个包子铺，二十块钱买了六个包子，她吃了两个。该花的钱，要花，不该花的，一分冤枉钱也不花。这就是我的大姨，非凡的大姨。

她叫刘真骅，是刘知侠的夫人、中国老年形象大使。是同事刘君在一个偶然场合介绍我认识她的。她与刘知侠相识、相知、相爱的曲折故事，她与癌症抗争的细节，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写的第一篇专访是《刘真骅：道不尽的“痴侠”》。记得采访那天约好是上午9点半，却因我的疏忽耽误了半小时，她已在小区大门口站着等候，暮春的阳光，洒在她的脸上，我内心的不安稍减。她走路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哪像个肝癌患者呢。她的名言浮现在我脑海：“心里不长皱纹，就永远年轻”，“把82岁活成28岁”，那天中午，她非要请我吃饭，要我喝新鲜的青岛啤酒。她说：“我骨子里的行侠仗义常常不被人看好，也就是不按常规出牌，江湖人称‘二哥’。”

她笑着谈到死亡，她说查出癌症之后，一个人到青岛名人雕塑园刘知侠的塑像前，在那里坐了四个小时，抽了两包烟。别人看到铜像就是个铜像，是块铜，但她看到的是个人，活生生的人。“我心情好，他就微笑，我心情不好，他就沉闷，我们交流无碍。”

她是青岛红十字会“微尘基金”的监督委员，也是“微尘之星”的获得者。2013年，她向卫辉一中捐赠10万元稿费和《铁道游击队》著作权，以报答母校当年对刘知侠的培养之恩。微尘基金会的理事们也随同她一起向卫辉一中捐助了10万元。

她说：“我们去河南，来回的费用都是自己拿，不给人家添乱。不巧的是，在我联系这个事儿的前一个礼拜，脚崴了，骨裂，我谁都没告诉。我坐着轮椅到了飞机场。好容易上了飞机，飞机有故障，让我们另换飞机，折腾了4个多小时，到新郑机场已是半夜一点多了。第二天，参加仪式，我打着石膏，坐着轮椅，在会上我讲述了当年刘知侠接受资助的故事。好多人听着都掉泪了。”

我最后一次陪她去河南，是2021年卫辉发生了洪灾时，她和她所在的青岛微尘基金会为卫辉一中捐赠阳光少年基金30万元。三天时间，马不停蹄，我感觉很疲惫，但她却像一团火。我去扶她，她不用，提醒我：“别弓着个腰，挺起胸来。”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那天下午，听到卫辉一中学子们的优美歌声，她满含热泪，深情地说：“孩子们，到清明节，你们去给你们的老校友扫扫墓，献束花吧，这是我的请求，你们的老校友身上有能量。”

跟她交往六年，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她一直很关心我的创作，鼓励我不要停笔。她永远是一个微笑着的形象。她的女儿刘正姐姐悄悄对我说：“我妈在外面什么事儿也没有，回来就这儿疼那儿疼的。”

2017年因为癌症要做消融手术，她说：“针打进去，像电气焊一样，把病灶烧焦，那个大夫说因为很痛，给你全麻醉吧。我说能疼死人吧？医生笑了。我说我不全麻，因为我还得写东西。最后，痛得不行的时候，牙咬得那么响，旁边大夫抓着我的手，我说我给你捏碎了啊。绝对不是夸张，当时我一个劲儿地想，那些先烈们，被敌人严刑拷打，换作是我，能不能经受了？能不能叛变？我想我不会变节，绝对不会出卖别人……”这就是我的非凡的大姨！

与病魔抗争的8年，也是她忙碌的8年，她真的太累了，止步于88岁。她还有好多事要干，她最大的遗憾是自己省吃俭用攒的一百万元捐赠出来设立的刘知侠长篇小说奖，还未颁奖。

11月19日凌晨，我得到了她在青岛病逝的消息，赶紧打电话问刘正姐姐，说是真的，她一直很清醒，临走前十分钟，问她怎么样，她抬起手，摸了摸女儿刘正的脸。她走得很安详。

我在书房里寻找，寻找苗长水先生的小说《非凡的大姨》，小说写的是沂蒙红嫂“李兰芳”们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用柔弱的肩膀在冰冷的河水中架起“火线桥”，使部队及时奔赴战场的英雄传奇，“李兰芳”的原型是孟良崮战役的支前拥军模范李桂芳。但我感觉，我的大姨也是原型之一。面对苦难和伤痛，她从不低头，她骨头很硬；她总是委屈自己，成就别人；她对得起所有人，唯独对不起她自己 。她说的最多的话是：“自己舍不得，但给予别人的爱，从来不眨眼。”这就是她的非凡之处。

我翻找《非凡的大姨》，那一刻，我很想再看一遍，却怎么也找不到，忽然看到了她和刘知侠的“两地书”——《黄昏雨》，鼻子一酸，潸然泪下。

（逄春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