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知识分子”何以能批量造就：认知中共早期新闻教育的一个历史视角

作者：朱至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马琼（甘肃日报社编辑，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学硕士）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12期

导 读：

在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高等教育是以干部教育为其主体。在这样的制度性框架下，新闻专业也是以选拔和培养“革命知识分子”为首要目的。而且，在根据地已有的文教基础下，相对于“知识分子革命化”，“革命干部的知识化”也是批量造就“革命知识分子”的主要途径。

一、引言

新中国建立初期，新闻专业的高等教育曾经历深度调整和重构。除以时间为经陈述史事，此前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以民国时期（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前国统区）的相关状况为主要脉络，剖析此次调整所造成的结构性变化。[1]第二类同样关注中国本土实践，却相对侧重于考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期间的新闻教育探索。沿着这样的思路，所看到的更倾向于连续与传承。[2]实际上，虽说叙述的图景不尽相同，但就其框架而言，这两种类型都可视为对罗列先生在进入新世纪后所做回望的详细展开，即新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源头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民国时期兴办的各种私立新闻教育机构，另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的新闻教育活动。[3]基于此前研究所揭，使得对下列问题的探讨成为必要：首先，为何在相对艰难的物质条件下，中共局部执政期间的新闻教育能培育出成批的新闻工作者？仅就明确被归入高等教育序列的延安大学新闻系（200多人）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320多人）就至少有520人完成学业[4]。其次，除了办学理念的更迭、办学经验的积累（这一点在相关研究中已被充分讨论），这一时期的新闻教育还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院系调整提供了怎样的基础性条件？进而言之，通过个中梳理，是否能进一步具象地把握中共局部执政期间的相关实践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系科再造之间的历史性关联？这既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也是论述的展开线索。当然，基于这样的考察目的，既需在展开路径上遵循如马克思所提倡的“用历史来说明”溯其始末，也要依托于与“同类”事态的比较识其异同。[5]

二、革命干部知识化：中共局部执政时期培育革命知识分子的主干路径

展开探讨之始，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中共局部执政期间，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文化工作者在整个党的组织（包括党绝对领导下的政权、军事系统）架构内，被赋予的定位和期待。概而言之，基于工作分工，此时专职的新闻工作者是被划归“干部”序列。在目前已公开的文献中，党中央首次对“干部”作出明确界定是在1939年5月。据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作为与“高级干部”对应的类型，“一般干部”的认定标准为：“一、党龄满二年者；二、曾任县一级团一级负责者；三、现任中央政治工作科员以上，边区一级科长以上，学校队长、班主任以上”。[6]除党龄是必备条件，其他两项是任居其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人民军队在红军时期建制远较全面抗战期间为大，因此红军时期的“团一级”主官在1939年通常担任的是营一级领导。此后，随着党在根据地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尤其是有效治理层级的向下延伸），“干部”的涵盖范围也持续扩展。如根据晋察冀分局1945年提交、7月13日由毛泽东批转的报告，就已将区一级的副职、县一级的干事、科员也包括在有待加强建设的干部之列。[7]到1947年12月，中央工委在给晋绥、晋察冀的指令中，更是将“干部”范围拓展到在级别上包括区党委、地委、县委、分区委及乡级干部，工作归口上涵盖党、政、军、民和财经。[8]这在统计口径上已与1949年6月27日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在向毛泽东提交的报告里提到的“我党脱离生产的干部约80万人，其中军队排以上干部约50万人，地方区以上，机关管理员以上干部约30万人”相当接近。[9]而这个以是否“脱产”为主要标准的划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沿用至今。

自然，较之其他类型的干部，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各类专业干部还需具备相当程度的专业技能，而这又要以一定的知识储备作为基础。实际上，“革命知识分子”一词之所以也是在1939年被正式提出，很大程度上就是用于描述应当重点吸收此类人士为与“老干部”相对应的“新干部”。[10]换句话说，在此时的历史语境下，“革命知识分子”实际上是被视为遴选“干部”的充分条件。而在中共中央1939年12月1日发布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更是明确提出要“使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干部工农群众化”。[11]在这样的期待设定下，包括新闻专业在内，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期间所创办的高等院校绝大多数归属于干部教育的序列。而其首要任务，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1938年10月）上揭示得很清晰：“十七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材，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12]自然，要成为被组织、培养和培育的对象，通常需要以投身革命队伍为前置条件，而且还需经过组织的遴选和推荐才能获得学员资格。如据1938年秋季进入抗大学习的王卓然回忆，他在此前已在河北省南宫县八路军办事处填写军人登记表，同时接受个别谈话。在被考察合格后，才和其他被录取的学员一起被编成一个营，再经黎城、潞城，经同蒲路渡黄河来到延安。[13]

其实，正如前述中央文件1939年所示，“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和“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是并行的培育渠道。但是，在此时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根据地在建立人民政权之前的文化、教育条件下，使得前一条路径客观上成为成批量且可持续培育革命知识分子的主要渠道。毋庸讳言，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到1945年8月进入东北，在根据地范围内始终没有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大中城市。至于稳固地保有城市带和工业区，更是在1946年中建立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解放区之后。而在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前，根据地所在区域的现代化教育水准，可从以下两则材料管窥：其一是毛泽东1930年五六月间所做寻乌调查。此时寻乌全县人口约10万人，其中识字200个以上的约占20%，能做文章的约占1%。除旧式读书人（1名举人、400名秀才），高小学生占总人口的8%，中学生和大学生分别仅500人和30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中学生”是以曾就读而非毕业为统计口径，因为据《寻乌调查》，该县此前设的四个中学都未能延续满三年，也就是说都不可能将学生教到毕业。[14]其二，经笔者比对，根据地所在地区在建立人民政权之前均未存在高等院校，就连次一级的中等师范学校、中等专科学校和完全高中也寥寥无几。当然，随着党组织的到来和全面抗战的开始，根据地在这方面的状况有所改观，如据陕甘宁边区党委1939年的统计，是年在1424名机关总支党员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20%左右。[15]

但是，因为要全方位、深层次地负担起领导乃至改造执政区域内社会的职责，中国共产党对干部的需求却相当大。而且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普遍建立，局部执政区域在体量上甚为可观。如据傅林祥、郑宝恒梳理，到1939年下半年，即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基本建立之际，已有至少330个县建立由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在抗战胜利前夕，县级人民政权已有678个。[16]而在中央以下、县级以上，还先后设有20个左右的中央局、中央分局、100个左右的分区区委管辖地。要让地域广袤的根据地各方面事务都能顺利运转，当然需要庞大的干部队伍。至于具有较高知识水准的专业干部则更为稀缺，如据李维汉转述，朱德曾在1940年6月提到，“去年（1939年）邓小平同志带两个马列学院毕业的同志到前方。结果走到半途，便被别人从后面把他们留下了”。[17]由此可见，在局部执政期间，尤其是起始阶段，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存量远不能满足需求。虽说据任弼时在1943年12月的讲话，从1937年到此时曾到延安的青年有4万人左右，其中文化程度为高中以上的占19%，高中21%、初中31%，但仍与实际所需相差甚远。[18]倘若引入同为马列主义政党执政的苏俄-苏联作为参照系数，局部执政期间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供需缺口更是显而易见。在1914-1915学年，全俄已设有105524所各类学校，在校生789.6万人。[19]当时俄罗斯帝国全国人口在1.26亿左右。在校生占全国人口比例（6.2%）约等于中国1950年左右水平。[20]其中有高校91所，在校人数11万余，中等专业学校295所，学生3.6万人。[21]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前，高校在校生最高仅有15.4万人。[22]须知中国全国人口始终在沙皇俄国和苏联的3倍以上。由此可见，同样是在执政之初，苏俄-苏联在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方面继承的家底，比建立初期的新中国还丰厚很多，就更不用说局部执政期间的根据地。

然而，恰恰是在相当广阔的区域长期局部执政，却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开始领导全国之际，其自身组织的发展规模和完备程度不仅远超1928年的中国国民党，甚至还非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苏共可比。须知在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中共党员数量已达121万，约为同时期根据地人口（1.2亿左右）的1%。而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文件，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党员人数只有17万左右。在1917-1924年间，党员数量峰值（73万人）出现在1921年俄共十大召开前夕。而同期苏俄-苏联全国人口在1.4亿左右。[23]又据毛泽东1945年5月所述，此时还在军队系统并参加过北伐和土地革命战争的老干部分别不到1000人和2万人。[24]而在1935年，中共党员约30万。[25]这一对比诚然能直观展示革命斗争的艰辛和残酷，但也表明党组织自全面抗战以来始终高速扩展，这就意味着能用于遴选合格培育对象的党员基数相当庞大。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全面抗战期间，从各类干部学校和训练班接受系统培育的干部有20多万人。[26]而到1945年9月，中国共产党能在短时间就往东北投放2万多名干部。实际上，至晚在进入全面抗战相持阶段后就始终保有庞大的干部队伍，正是中国共产党能针对局势演变做好提前准备的关键。如据中共中央在1948年10月的预判，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四年，可能解放的国统区大约有1.6亿左右人口，包含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大中城市。因此，从中央局到区级，共需各级各类干部53000人。为此，中央指令华北局、华东局、东北局、西北局、中原局各自承担派出17000人、15000人、15000人、3000人、3000人。[27]同时，也毋庸讳言，倘若不将“专”的标准划得过高，要做到让知识分子真正“由专而红”，其难度也许不低于让革命干部“由红而专”。还是以建立政权初期的苏俄-苏联为对比。既然此时党员数量有限，“由红而专”的规模自然受到限制。更何况在沙俄时期已成长起来又非布尔什维克的高级知识分子，其水准之高也不容易在短时间内被赶超。直到1925年，斯大林还强调要从新的红色知识分子里发展出新的可以接替旧教授的人选。[28]换句话说，在苏俄-苏联的国家制度下，对于为数甚多的“旧”知识分子，既要充分借重其专业知识，又要着力改造其意识形态立场。就此而言，对历史家底有所继承的另一面就是转化起来并不轻松。相较之下，同样是要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革命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反而可以相对专注于如何让已经“红”的人士“专”起来。

三、新闻工作者如何“由红而专”：以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员为例

以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为主要的分析对象，主要原因是相较设在党中央所在地的延安大学新闻班，这所学校同样被认定为高等教育序列，其运作历程应更能代表根据地的普遍状况。在相关研究中，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历史沿革、师资力量、课程设置等诸多方面已得到相当充分的探讨。然而，任何类型的教育都要以其学员为承载。因此，接下来将以学员的个中经历为探讨侧重。在笔者有限的搜寻范围内，共有如表1[31]所列29名学员可确证在1949年5月（即更名“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之前）入学就读，而且在此前的履历大致可考。该表中的“参加革命年份”是依据两个官方文件的规定。其一，据1985年江苏省委组织部对包括该校在内的多所由中共中央原华中局所办干部学校学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下发文件，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建校时间被确定为1946年2月，“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入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并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以从入校学习之日算起。原从华中建设大学选调来校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也可从入建大学习之日算起”。[29]其二，对于此前已是在职工作人员的，则依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劳动人事部1982年所做规定：“在根据地、解放区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机关以及公营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原则上从脱离生产以革命工作为职业的时间算起……经我党组织决定，接受党的任务，在国民党、日伪统治区以公开社会身份为掩护，主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并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接受党的任务，主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之日算起。”[30]

表1 华中新闻专科学校部分学员相关情况

从表1不难看出，在获得入学资格之前，这些学员大多已具备革命工作经历。略作面上展开后，将以其中相对不甚知名的一位（周世民）为个案管窥“由红而专”的路径如何具体展开，乃至由此体会这一路径在彼时历史条件下何以具有实现可能。据《淮南抗日根据地文艺史》记载和其自述，基本可复原周世民进入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之前的经历。[32]他1919年出生于时属安徽的盱眙县南乡山区，少年时代曾读过两三年私塾。1941年7月入伍，此后被抽调到天长中学读书。这里的天长中学，应该是指1941年秋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桐城镇李家长庄所办的学校。沿用的因全面抗战停办的县立中学名称。[33]1942年春季，淮南区党委在天长中学的校址上，以该校初一、初二两个班为基础，加上原淮南联中师范班50余人，并招收在职小学教师成立淮南师范学校。[34]据周世民自述，当时他被组织上动员参加筹备工作，负责财务管理。是年秋季，为集中全力反“扫荡”，上级决定淮南师范学校停办，部分师生或参军或从政。周世民因此被分配到盱嘉(盱眙、嘉山)县委管理账务。也就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先被盱嘉县委办的《生产快报》吸收为通讯员，接着成为淮南区党委机关报《新路东》通讯员。1944年4月，《新路东》报改为《淮南日报》。在该年下半年由报社和盱嘉县委联合开展的工农通讯员运动中，周世民被列为重点对象。1945年9月，他被正式调入淮南日报社。此后到1946年1月获保送入读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之前，周世民已有稿件刊载于该报头版，并被《新华日报》（华中版）转载且向新华社总社推荐。毋庸讳言，无论就此前的教育背景抑或革命履历，此时的周世民都谈不上有什么起点优势。而且到1944年，《淮南日报》仅在盱嘉县的通讯工作网就已遍及所属9个区、97个乡、盱嘉支队3分所被服厂、供给处、生产社和七八个连队，以及县委新生剧团、交通站、盱嘉办事处，每个通讯小组少的3至5人，多的8至9人。成员有区乡干部、小学教师、知识青年、连队干部或厂、所、社、团、站负责人，通讯员总数有几百人。其中经常性每月投稿的约50人。同时期的《淮南日报》专职记者也有10人左右。周世民能获得入学机会诚然是基于自身业绩，然而正是基于如此庞大的人员基数，才有较大概率在其中选拔出足够多的无论在“红”抑或“专”的方面都值得重点培养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因为周世民最初的起点无甚过人之处，由此个案才愈发能够说明只要有较为充足的时间，从“由红而专”的路径逐步筛选、培育专业干部这一路径的确具有相当高的实现可能。

四、“由红而专”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新闻系科调整的体现：聚焦于师生来源

如前所述，局部执政期间基本依赖“由红而专”来造就革命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虽是受根据地此前文教基础薄弱所限，但其客观结果是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了颇具普适度的制度性路径。而且，经过多年累积，这样的运作模式不仅为全面执政初期的院系调整提供了操作路径，更储备了堪称丰厚的人员资源。

包括新闻系科在内，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院系调整当然早就是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笔者认为要对其间过程形成相对全面的认知，就不能回避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实，即通常所说的民国高等教育，无论规模还是质量都与中国的大国体量和现代化建设的需求不相匹配。具体到新闻教育，这样的差距就更是显著。诚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体系之外，曾在高等教育的层级出现过58家相关系科。但如仔细考察具体状况，则不难发现意识形态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未必相符，仅以“高等教育”的尺度来衡量，除燕京、复旦、圣约翰和完全搬迁到台湾地区的“政治大学”等寥寥数家，其余的大多数系科无论师资力量、课程设置还是学生质量，都甚为欠缺。当然，这与“新闻学”这门学科在民国时期还未被国立大学普遍接纳，而设置此类系科的主力——国人自办的私立高校总体办学力量甚为有限存在直接关系。然而，这恰恰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以“由红而专”的路径对新闻系科的调整和再造，远比以同样方式重塑诸如中文、历史、法学、政治学等根基远为深厚的其他人文社科门类容易。

不妨沿着这样的思路，分别从师资和生源，对“由红而专”在此间的展开过程略作陈述。作为文科院系，教师的政治立场自然非常重要，在此前提下专业水准又将直接影响教学效果。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从根据地进入大城市，继而再以专职或兼职身份担任新闻系科教师的就有罗列、王中、甘惜分等人。1955年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更是从一开始就完全以革命知识分子为班底。在以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身份兼任首任系主任的安岗统筹下，该系首批师资颇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机构，而且他们大多在此前曾以教员或者学员身份参与过高校级别的干部教育。例如从辽宁省委宣传部调入的朱友石曾是江淮大学学员。[35]再如从河北日报调来的张文远，曾在1942—1943年间，在冀中军区教导队接受过系统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36]再如从马列学院新闻班调来的华青禾，1938年就是抗日军政大学学员。[37]再如黄河（王均平）、鲁西良（张凝）分别在上海中国公学和北平中国大学就读期间就已参加地下党，黄河还曾是延安抗大的教员。[38]至于余致浚的革命经历更堪称传奇。[39]而在另一重镇复旦大学，曾在山东分局干部学校进修的王中此时除了是新闻系主任，还担任校党委常委兼统战部长这个更重要的职务。余家宏1950年回到母校任教前，曾任华东新闻学院教务处副主任。此时还是年轻教员的史和、宁树藩也曾在华东革命大学学习。[40]

与之相应，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调干生”即以在职干部身份报考高校，在读期间保留级别和工资的学员，在此时的新闻专业生源中占了相当比例。当然，要对这一趋势作出研判，还需考虑到至少两个背景因素。

其一，新中国建立之初，对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增长一度快于高中应届毕业生增幅。尤其在1952—1956年之间，即便所有高中应届毕业生都升学，也填充不完高校招生名额，情况见表2。[41]

表2 1952-1956年高校招生人数与高中应届毕业生人数

其二，干部数量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增长相当迅速。除部队系统外，1949年10月1日为72万人、1951年3月发展为175万人。截至1954年底，即便不计算军队干部、中小学教职员和未脱产的乡村干部，干部人数也已达到492万。[42]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在职干部报考自然既是应对缺口的可行措施，更是对学员政治素养的有力保障。此前的相关叙述时常提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第一届（1955级）招收的100名学生都是调干生，但这是人民大学全校性的政策，直到次年即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新生。其实，更能体现此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生源特征的，应属下列两方面情况：首先，即便在调干生中，首批进入人大新闻系学习的学员也门槛甚高，不仅需具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还得是省级媒体及以上的编辑记者或区级媒体组长。其次，即便在1957年以后，即高中应届毕业生人数已大大多于同年高校招生数之后，调干生仍在该系新生中占到相当比重。同时，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上世纪50年代初招收的新生中，调干生亦占相当比例。如据《我们这个班：复旦大学新闻系1956级乙班同学情谊珍藏集》所载，至少严瑾、沈幼吾、余发乾、顾象贤、姜万云、瞿为民、屠椿年、徐矛、张汉寿等10人此前已参加工作。[43]

随着时间推移，到了60年代初，新闻系科的再造既基本完成，又在师资结构方面进一步地巩固，最显著的体现莫过于调干生毕业后成批留校任教。仅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为例，除众所周知的在入学（1955年）一个月后就被选为教师的蓝鸿文，至少还有13名调干生在1955—1965年之间被选留为本系教师，其大致情况参见表3[44]。就他们的整体情况来看，应可视作此时新闻院系对中共局部执政期间所得经验的延续和继承。倘若将视野放宽，不难看到通过大量选留入学于新中国建立后的毕业生任教，本身就是加大革命知识分子在高校师资中比例的普遍做法。如据《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所载，1950年全国高校专任教师17319人，到1954年（即入学于新中国建立后的学生开始毕业的年份）已增至38835人，1960年更是已达13.9万人。而其中的文科部分，则从1957年的1.8万人增至1961年的3.2万人。[45]而在生源方面，既然进入60年代后高中应届毕业生已远多于高校招生数（例如在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的1963年，高校招生人数13.3万，应届毕业生人数43万），而高中应届毕业生到此时已基本上成长于新中国，基本的政治素养也就远比此前为佳。

表3 1955-1965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留校任教调干生情况

五、余论

基于上述研判，应已较为具象地呈现以“由红而专”为主要渠道，实乃包括新闻专业在内，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和全面执政初期迅速、批量造就革命知识分子方面的一贯政策。而且，倘若以苏共为参照对象，还能看到这样的路径，既是为彼时历史条件所造就，更是在相当艰难的处境下将马列主义的立场取向与中国实际情况有机结合的制度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亦可将其视为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具体而微的一桩个案。因此，也许上述探讨能算是不仅以“中国”为对象，而且以此为情境的“中国叙事”。行文至此，似乎也可聚焦于新中国建立初期新闻系科的调整何以能如此迅速而彻底地完成，来回应起始部分提出的那些问题。就此而言，这一视角的引入，的确能更为有机地勾联罗列先生所说的两个重要来源，尤其是更为具象地呈现新中国新闻教育之于局部执政时期相关探索的历史性连续。正是基于展开的立场与视角，用这句话来结束这番考察或许算是恰当：“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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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华峰，王雨亭.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178.

[7]刘华峰，王雨亭.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298.

[8]中央工委关于从晋绥和晋察冀两区抽调干部南下的决定（1947年12月2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M].1998:275.原文是：“晋绥分局、晋察冀中央局并报中央:现华中局面开展，急需大批干部南下工作，决定从晋察冀抽调二千人，从晋绥抽调八百人南下，区党委、地委、县委、分区委及优秀乡级干部，党政军民财经干部均要。望即决定办理，并将计划电告。所有思想意识和作风很坏，在工作中犯有错误及受过处分的干部及有浓厚地主富农思想的干部，须送党校审查鉴定并进行一、二个月的训练后，方可派去。望你们即速开办并扩大党校，所有在整党中受过处分的干部，只要他服从党，愿改正错误，不拒绝工作，应一律送党校训练改造。中工委亦决定开办党校，待计划好后即通知你们。”

[9]刘华峰，王雨亭.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382.

[10]总政治部，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的训令（1939年6月25日）[A]//刘华峰，王雨亭.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180.原文是：“由于工作开展，老干部不足，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任务。我们的原则是：大批地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下层工作；经常考查他们的思想动向，引导他们健康前进；注意发挥他们的特长；用一切方法提高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性和坚定性，衷心接受本军的光荣传统。”

[11]毛泽东.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A]//毛泽东选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8-619.

[1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A]//毛泽东选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13]王卓然.“抗大纪事”[A]//革命回忆录编写组.《峥嵘岁月》[M].辽阳:辽阳市内部印刷，1986:63-72.

[14]毛泽东.寻乌调查[A]//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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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朱至刚，马琼.“革命知识分子”何以能批量造就：认知中共早期新闻教育的一个历史视角[J].青年记者，2024(12):5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