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策划｜灼见！大众日报理论周刊邀请16位专家学者回望2024展望2025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不知不觉，2024年走到了终点。

回首过去一年，我们见证经济发展的澎湃，感受文化中国的浩瀚，亲历改革征程上的奋进，惊叹创新浪潮下的突破。

值此岁末，大众日报理论版邀请16位作者，分享他们这一年的经历与洞察，用文字勾勒2024年的时代轨迹。

我们期待16位作者的思想碰撞，既为2024年画下句点，也为2025年点亮序言。

2025年，大众日报理论版愿和您一起继续倾听“理响”的声音，让思想之火不灭，理论之树常青，让我们与信任、信念、信心同行，步履坚定地迈向崭新的明天。

在路上，感受文化中国的时代气象

王学斌

作为一名关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从业者，我的2024年，可以用三个字概括——“在路上”。如何更深切地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之道”？一年来，我的体会是：进入丰富的地方实践，融入多彩的文化场景，化入深层的体验情境。

追随总书记的文化足迹，3月底，我时隔7年再赴瓷都景德镇。在这里，我看到了千年瓷都的旺盛活力。尤其是陶溪川文创街区，融传统+时尚+艺术+科技于一体，形成了以艺术展览、国际交流、双创孵化、教育研学、电商直播、创意集市等为特色的多种品牌。一天晚饭后，我信步于陶然集，逛了整整四个小时，居然没把所有摊位一扫而尽。当地朋友告诉我，每逢周末，这里有2.4万左右的各国青年艺术家设摊叫卖，带动了周边15万余人的就业。在众多网红城市尚为“将流量变成留量”而苦苦求索之际，景德镇这边风景独好，走出了人文经济学的新模式。

2月26日，安阳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清明假期，我慕名来访。没想到，博物馆竟如此火爆，从中午11点起，我站在洹水岸边，足足排了两个小时才进入馆中。此行不虚，除镇馆之宝让人赞叹外，其全新的数字展陈与互动技术也堪称惊艳。发掘保护与活化利用历史文化遗产，依然任重道远。5月，我去了趟临汾陶寺遗址，高江涛队长说目前所见的文物只是大遗址的千分之六，要把陶寺总体发掘完，至少还需200年。7月在良渚，王宁远老师也觉得良渚可以再挖几百年。今年“北京中轴线”“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和“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立足成就，怎样形成保护与利用相衔接、打基础与谋长远相贯通的协同机制，构建起一套文化与自然遗产大保护格局，愈发迫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文艺院团建设发展机制”的部署。9月底，我来杭州小百花越剧场探访。去年，新国风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创新传播形式，采用越剧独特的全女班演绎方式，在年轻一代观众中树立了越剧“帅”“飒”“美”新形象，同时采用沉浸式场景实现舞台与观众席融为一体，表演时与观众高频次的即兴互动，带来全新的体验感。与主创人员一上午的交流，我更加明白《新龙门客栈》爆火的背后，是百年越剧人所秉持“永远在学习，一直有目标，始终在创造”精神的当代彰显。

清初大儒王夫之曾云：“体者所以用，用者即用其体。”我深切地感受到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螺旋式上升的强“体”运“用”中实现“明体达用”，于迈进伟大复兴征程中愈加“体用贯通”。

是故，2025年，我会依然扎根大地，在路上。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

文脉为基以自立

郑敬斌

泱泱中华，煌煌文脉，展现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万千气象。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作出战略部署，要求“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要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个方面加力突破，久久为功。只有把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建构起来，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作为一名高校人文社科工作者，一年来，我们以专业为基础，以创新为驱动，既深耕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又汲取着人类文明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风格和研究范式。从古典文学的赓续传承，到现代科学的研究突破，以创新创造为引领，积极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昭彰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经历着从“西方化为纲”学术范式到“中国化为纲”学术范式的转型。《文史哲》70余年的辉煌历程，不仅奠定了山大文科的学术风范，也见证了中国学术的传承和发展之路，为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作出积极贡献。

过去的一年，我们围绕着“中国特色制度体系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两大方向，致力于深入挖掘中国奇迹的制度密码，系统阐释自主知识体系的文明根基；我们启动实施“中华典籍外译工程”，《博物志》《酉阳杂俎》《梦溪笔谈》等典籍入选首批10本外译书目，将被译成英、日、西班牙等不同语种，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推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增添新动力；我们还成功举办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专题学术活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高端论坛、薛暮桥学术思想与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研讨会等……

未来已来，宏愿正酬。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人文学术迎来广阔的发展机遇。山东大学将继续发挥“文史见长”的历史优势，深入挖掘齐鲁大地传统文化底蕴，产出更多具有时代性的重大成果；积极推进重大研究项目、创新团队建设、新型智库和重点基地建设，进一步促进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发展；不断拓宽文化交流渠道，持续将经典典籍推向国际，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华文化出海的新态势

张毓强

在世界舞台上精彩讲述中国故事，是我国提升全球话语权的重要途径。2024年我国国际传播呈现一个非常巧妙的新态势——借助互联网平台采取精准叙事策略，为每个国家、每个群体量身打造传播方案。我们既要积极“造船出海”敢于讲述，还要“扬帆远航”善于表达，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传播的新亮点，用更加温和而精准的方式让中国故事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造船出海”指的是在海外搭建专属于我们自己的发声渠道，而不是再在别人的平台上被“卡脖子”。例如WeTV（腾讯视频海外版），就以高品质内容赢得东南亚用户，通过本地化运营在北美流行，微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文化形式异军突起，开辟出海“新航线”，咱们的“古偶剧”让海外观众也做了一场中国的“仙侠梦”。TikTok（抖音国际版）通过算法创新改变了全球社交习惯，2024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通过这一社交平台，发起龙年舞蹈挑战赛，吸引了多达68个国家和地区的网友热情参与，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华文化与时俱进的新形象，激发了各国民众积极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共创传播的新思路、新模式。

“扬帆远航”指的是多元主体共同为国际精准传播拓宽渠道，齐心协力促使我们的声量更大、声波更远。例如，“孙大圣”就搭乘着互联网企业出海的平台，作为游戏《黑神话：悟空》的主角风靡全球，成为中国文化的新名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呈现出“国潮化”的新特征，传统文化开始焕发新生机。国潮品牌如安踏、李宁等，以及潮流玩具品牌泡泡玛特和52TOYS的全球扩张，也离不开在互联网平台上的“直播”去展示中国设计和文化，这些品牌通过将中国元素融入产品设计，成功在海外市场“圈粉”无数。文旅也不甘示弱，例如，“淄博烧烤”被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在海外社交平台点赞，而“冰雪尔滨”吸引了路透社等外媒的关注。随着中国文化自信的增强，正是多元主体齐心协力的发声才能从不同角度吸引国际受众的关注。

总之，讲好中国故事是一项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的任务。未来我们要充分利用好互联网平台，把那些深奥的中华文化元素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用柔和的笔触描绘中国形象，让中国故事以更加细腻的方式走进人心，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的温暖和智慧。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让文物获得新的生命力

刘延常

文化的魅力总是在历史与现代的交汇中绽放，而博物馆则是这一交汇的典型表达。

当下文化自信已然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而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文化自信的体现，不仅推动了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也赋予了其崭新的社会功能。山东博物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深度发展了馆藏文化文物资源的创意开发与传播，展现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独特路径。自2016年起，作为国家文物局确定的92家全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之一，山东博物馆依托丰富的藏品资源，进行艺术与生活化的设计表达，在文化文物创意产品研发的实践中不断实现新突破。

馆藏资源是文化创新的重要起点。历经沧桑的文物，不仅是历史的遗存，更是齐鲁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山东博物馆通过对藏品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在齐鲁文化基因解码利用工程的推动下，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并以现代设计语言表达当代价值。明代服饰的华美、鲁绣技艺的细腻、青铜器的深邃，都经由创新设计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截至目前，“鲁博文创”已开发“钺来越好、古韵配饰、此刻华夏、鲁博食堂、鲁王之宝”等相关九个系列，延展设计四个子品牌。产品体系从最初400余款发展到目前的1700余款，实现文创工作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文创的意义，不止于经济价值的实现，更在于其传播文化的力量。从展览到研学，从公众活动到文化服务，“鲁博文创”的触角开始延伸到了传播的每一个环节。通过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山东博物馆完成藏品资源从“库房和展厅”向“市场”的完美转化，“鲁博文创”已经渐渐成为传播独特的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以丰富的展现形式拉近了与公众的距离，成为推动山东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促进文化消费的重要力量。

山东博物馆的文创工作，根植于齐鲁大地深厚的文化土壤。通过不断的创新实践，呈现出文化与市场、学术与设计的深度交融。从静默的馆藏到生动的创意产品，“鲁博文创”不仅在延续文化的生命，更在延展文化的边界。在这一过程中，山东博物馆从文化的守护者，逐步转变为文化创新的推动者，赋予文物新的意义，也回应了社会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作者系山东博物馆馆长）

细化“颗粒度”，抓好改革落实

陈旭东

改革，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并要求在2029年前完成各项改革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对于各级政府而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并结合地方的发展实际，科学制定改革任务书、时间表、优先序，细化实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颗粒度”，狠抓各项改革任务举措的落实落地。

领导带头抓落实。一把手首先要高度重视抓落实且善于抓落实，这样才能带出层层抓落实的好班子、好队伍。各级政府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改革工程的“施工队长”，要率先垂范躬身进“工地”、到现场，排摸“基本面”、找准“问题点”，看改革部署落实有无堵点，查改革任务开展有无盲区，确保各项改革决策部署和政策文件的执行不变通、不走样，推动各项改革措施真正落地生根、见实见效。

因地制宜抓落实。中央所作出的改革决策部署往往是原则性、导向性的，需要各地各单位因地制宜制订本级部门具体的改革落地方案，不能“上下一般粗”地照转照抄照搬。这从中央反复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可见一斑。各级政府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和精准思维，制定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任务清单，确保措施可行、任务明确，让改革决策部署落实落细。

明确责任抓落实。改革必须建立分解方案、责任清单，抓落实的核心就是用责任制管责任人，形成知责、担责、尽责的责任链条。只有坚持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才能真正促进和推动高标准高水平履责。从根本上来讲，抓落实就是抓结果，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要坚持目标导向、结果为王，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避免敷衍塞责，坚定当好改革的行动派、实干家。

雷厉风行抓落实。抓改革、谋发展，兵贵神速。深圳之所以有今日的发展，很重要的就是早期改革破冰者所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已经深度融入这座城市的精神血脉。今天能办的不拖到明天，今年能改的不拖到明年，改革就需要这种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当然，强调雷厉风行并不是不顾条件强推改革，而是强调要注意把握改革的时度效，不失时机创造条件推进改革。

“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如果公文泛滥、文件空转、有令不行，不抓落实、不求实效，其结果只能是“百职不修，庶事不举，奸敝日盛，禁例日繁，细事纠纷，要政委弃”。明末清初唐甄在《潜书•权实》中的这些警示之语，今天看来依然发人深省，值得引以为鉴。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顶层设计与基层试点

周望

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到2024年迎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新时代的中国改革之路已经走过了10年征程。细厘这一时期的改革事业，顶层设计无疑是最具标识性的创举，基层试点则是应用得最为普遍的策略和工具。于是，顶层设计之下的基层试点，自然也就可以组合成为深度解析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图谱的极佳观测坐标。

以国家主导型发展为指向的计划理性。在丰富的政策试点实践中，党中央作为倡导者或把关者，一直具有显著的主导作用。在自上而下改革模式占主导的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试点改革工作更加重视顶层设计，政策试点也更加集中地反映了顶层决策中枢的政策选择偏好。试点的具体选择上明显强调要与国家大政方针战略及中央工作重心相契合，具有良好推广前景。也就是说，试点主要致力于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战略性议题，而非单一、琐碎的具体问题。

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内核的实践理性。这主要体现在既要从实践中来，把基层改革创新中发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蕴含的规律及时形成理性认识，推动面上的制度创新，又要到实践中去，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好改革方案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决定政策试点命运的根本标准就是其面向实践的绩效表现，而不是其他。一方面，顶层设计要贯彻实践理性的适应性逻辑，不能不接地气。任何一项试点工作，都需要中央依据不同改革试点情境，深入具体政策领域，通过不同功能定位、表现形式、实施单位、组织方法的系统性组合，广泛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并在执行过程中基于实践反馈不断调整优化。另一方面，顶层设计要贯彻实践理性的渐进性逻辑，不能步伐过大。通过试点这种边试边改的安排，使政策变迁和体制过程保持在一个循序渐进、稳步前行的状态，试验成功者可以通过绩效对比与示范效应进一步化解改革阻力、推动政策创新扩散，不成功者也因其局部决策意义能有效降低改革成本，进入风险缓冲空间，从而使试点成为一种柔性化的容错纠错机制。

从基层试点看我国全局化改革图景，可以发现全面深化改革在十多年实践后有了进一步深度下沉，一方面原始变革冲动有所消解，另一方面改革所面临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与时滞性更强，利益固化程度或利益诉求冲突更严重。因此，我们应坚定“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之路无坦途”的信念决心，不断完善顶层设计，优化基层实践，从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迈进。 

 （作者系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社会活力何以更好释放

马亮

社会是否有活力，是衡量社会治理效能的一个重要标准。一个社会的多样性越强，蕴含的创造力才越大，社会发展的动力才越足。

当前社会最大的挑战就是“内卷”和“内卷式竞争”，而这背后是一条狭窄的社会上升通道带来的焦虑与挤压。由此导致“万人过独木桥”的“狭路相逢”，而无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社会需要秩序与稳定，也需要活力与发展，但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一对矛盾。没有活力的社会看似稳如磐石，却也失去了发展预期与增长势能。缺乏秩序的社会可以浑水摸鱼，却带来强烈的不安感和投机色彩。

社会治理的悖论在于“既要、又要、还要”，但也可以追求“既能、又能、还能”。一个社会既可以是秩序井然的，也能够是活力四射的。社会治理切忌整齐划一，却暮气沉沉。这需要社会治理健全体系并增强能力，为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撑。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增强社会流动性，让我们进入大加速时代。高强度的工作和快节奏的生活，让每一个人都忙得停不下脚步，也带来社会的虚无化与空心化。要增强人的方向感、意义感与价值感，减轻被裹挟其中而难以自持的被剥夺感。

社会就像市场一样，难免失灵，因此需要政府更好地有所作为。但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日益精细化和技术化，这使政府越来越清晰地“看见”社会，对社会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强。社会治理不是治理社会，社会是治理的参与者，而完全不是被治理的对象。政府对社会的穿透不应让社会无所适从，带来社会的无所遁形。这会挤压社会治理的空间，带来社会自身功能退化，也使政府不堪重负。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让社会的回归社会，才能去谈社会治理如何创新。

中国是一个关系主导型社会，各种关系在社会运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关系、人情与面子，既承载着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也让中国人背负着难以承受的负担。它会导致社会逐步圈层化和封闭化，让社会公平受到侵蚀，让社会活力难以释放。

在从乡土熟人社会走向城市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转型进程中，至关重要的是破立并举，打破任人唯亲、公私不分和以权谋私，建立以共识规则为主导的社会运行模式。唯有如此，才能增进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增强社会凝聚力。

社会的活力来自人的流动和互动，这既有横向的流动，也有纵向的流动。我们既要锦上添花，也要雪中送炭。社会选贤任能，优胜劣汰，让每个人都能够发光发热，对未来充满奔头与盼头。与此同时，社会兜底保障，满足所有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不让一个人掉队。这可以避免人们有后顾之忧，激发消费活力和创业热情，并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避责”引发的基层形式主义

赵聚军

基层形式主义是一个由来已久且影响深远的基层治理顽疾。近年来，尽管整治形式主义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问题仍较为突出，尤其是随着属地管理、顶格管理的推进与强化，又出现了“避责形式主义”这一基层形式主义的新变种。

避责形式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通过规章制度上的合法合规行为来掩盖实质上的懒政怠政，从而规避问责风险，并突出表现为“痕迹主义”，即过度关注记录工作痕迹，强调“处处留痕，事事留迹”，通过“做实台账”“材料齐全”等行为规避实质上的不作为、乱作为。唯“痕”导向造成基层治理过程围绕着各种表格而非实际问题运转，既增加了基层工作负担，又误导了工作方向，在产生“制度空转”问题的同时也助长了形式主义、主观主义。

从基层治理过程来看，避责形式主义更多是一种被动自保行为，凸显了基层不敢为、怕担责的心态，其出现与扩散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从体制逻辑上来看，在上级及其职能部门层层加码的重压之下，属地管理异化为“属地责任”，基层只能通过形式化的留痕、造痕来完成各类交办任务以消解潜在的问责风险。从组织制度逻辑来看，基层治理日益被纳入自上而下建立的严密规则体系中，规范化、制度化与标准化成为基层治理过程的基本逻辑。但是，过于细密的制度规则不仅成为上级向下“甩锅”的托辞，也与基层治理的灵活性产生了矛盾，催生出过度留痕的文牍主义。从治理资源的角度而言，在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沉的过程中，基层普遍面临着“权小责大”与“任务重、资源有限”的困境。在此情境下，为应对大量的工作任务，基层往往不得不采取“纸面完成”的形式化手段。

对此，一方面应从体制机制入手并借助于政务平台等数字手段，通过编制属地责任清单的形式明确基层应承担的职责事项以及需要与上级职能部门协同落实的综合性事项，防止上级不断向基层卸责。与此同时，进一步优化基层考核体系，将一些设计繁琐、过于碎片化的考核指标进行精简，并转向以工作实效、群众满意度和长期影响为导向的考核体系。另一方面，应从政策制定、任务部署、督促落实、考核检查、问责奖惩等方面强化防治基层形式主义的全过程制度建设与执行，尤其是要减少“泛化问责”现象，提升问责的科学性、精准性。在此过程中，应注意不能在建章立制上搞长篇大论，并鼓励基层开展有效的制度创新，赋予基层灵活调整的自主空间。此外，还应当提高基层治理资源供给水平，建立常态化的治理资源下沉机制，为基层实质性治理提供支撑。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的前景光明

余永定

2010年中国克服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实现V型反弹。2010年底中国GDP增速为10.6%。然而自2011年以后中国GDP增速开始逐年下跌，2019年的GDP增速为6.1%。2020年—2022年三年疫情期间中国GDP平均增速为4.7%；2023年GDP增速为5.2%；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预期目标是增长5%左右。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跌是由诸如人口老龄化、规模收益递减、环境代价、改革滞后等原因造成的，因而是必然的。问题是，谁能否定技术革命将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呢？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确实无法永远维持10%左右的经济增速。但同样没有人能够证明中国经济增速只能保持在6%、5%或4%。

在许多情况下，经济增速的变化同宏观经济政策有更密切的关系。

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应主要看两个：“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胀率”。从经济增速（失业率）和通胀率这两个指标来看，在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应该得出中国经济处于总需求不足状态的判断，并执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但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各种矛盾现象的相互交织，出于谨慎，中国政府并未推出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而是执行了中性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标志着宏观经济政策方向的重大调整。

面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挑战和压力，今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各部委相继推出增量政策，向市场释放了进一步加大货币和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的重要信号，极大地提振了市场信心。

12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

2024年、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面对的三大问题是：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速目标、防范房地产业引发系统性风险、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央已经指明了下一阶段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纲举目张”，方向明确，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能够克服通缩，一举扭转自2010年开始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跌的趋势，实现经济增长的企稳回升。但魔鬼隐藏在细节之中。相信即将召开的2025年“两会”将推出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具体计划，并制定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的配套措施。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的前景光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提消费扩内需的背后逻辑

张德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9项重点任务时，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摆在首位，凸显了提消费扩内需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重大战略意义。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构成，对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当然，除了消费，内需的另一重要构成是投资，它对优化供给结构发挥着关键作用。比较而言，投资算是“急就章”，消费则是“长久计”。促进消费稳定增长，始终是着力扩大内需的重要支点。今年是“消费促进年”，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密集出台。其中，“两新”政策既促进消费，又拉动投资，同时发挥消费对投资的牵引作用，取得了积极成效。

尽管消费领域的总体趋势是逐步回升，但消费缺口尚待弥合。对于这一缺口，除了熟知的原因，我们或许还可以从量和价两方面作拆解。即居民消费的边际变化来自量和价的因素分别是多少。姑且将量的因素称为数量效应，将价的因素称为价格效应。一个直觉的判断是，当前的消费回升势头，可能来自量的贡献要高于来自价的贡献。或者说，居民消费量的增速要快于居民消费额的增速。个中原因，在于居民消费价格涨势放缓，比如，今年11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2%，1-11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3%。由此，可以推测价的变化滞后于量的变化，导致居民消费增长的数量效应大于价格效应，使按金额衡量的居民消费走势涨幅温和，形成价格对居民消费增长的拖累。至于居民消费中数量效应和价格效应的多寡，恐怕还需更多的统计数据支撑。

今年以来文旅消费的快速升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潜力巨大、内需市场可期。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促进消费就必须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而居民收入取决于大的经济形势。因此，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进一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在质升的取向下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着力实现增长稳、就业稳和物价合理回升的优化组合，并稳住楼市股市以提升居民财富效应，不断做大“蛋糕”，充实老百姓“钱袋子”，是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有源之水”。再叠加针对促进消费的专门政策措施，发挥聚合效应，提振消费才会取得实效，才能推动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放大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效应。

此外，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是一种重要的消费资源。全面落实带薪休假，有效执行标准工时制，大幅减少不必要的各种形式加班，让作为居民消费主力的工薪阶层挤出更多时间消费，携家带口投入旅游、餐饮等闲暇消费中，享受消费给生活带来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也不失为提消费扩内需的一种好办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关键时刻更需要弘扬企业家精神

杜创

2024年，中国经济“爬坡上坎”。我们正站在高收入国家的大门口。据世界银行测算，2023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13400美元，已经逼近高收入国家标准（13845美元）。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上，民营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已于10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两个健康”等涉及民营经济的基本政策纳入法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然而也应看到，当前国内部分地区民营企业经营困难，民间投资意愿不足，不敢投、不愿投的情况比较明显；更有少部分地区营商环境恶化，出现了罚没收入显著增长，尤其是针对外地民营企业家的“远洋捕捞”现象。

展望2025年和十五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内外环境复杂严峻。从国际层面看，中国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外部挑战，中国民营企业“出海”并不顺利。从国际经验看，即将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的中国仍需警惕“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已有案例表明，少数国家在短暂迈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后，经济波动起伏，迅速又跌回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失去经济持久繁荣的机会。

越是形势严峻、爬坡上坎的关键时刻，越是需要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微观主体活力，重塑市场机制。2025年，我们有下列期待——

一是弘扬企业家精神。期待2025年社会以更积极、正面的态度评价企业家。“四千精神”是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家敢闯敢干、披荆斩棘、开拓创新精神的典型。时代在前进，然而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并没有变。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发现新的市场机会、新的生成要素组合，将其变成盈利的机会。开拓海外市场，促进技术创新的产业转化，这些都有赖于企业家精神。

二是下大力气优化营商环境。期待2025年开展涉企执法专项行动，解决靠罚没收入、“远洋捕捞”补贴地方财政收入的问题。期待落实“竞争中性”，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三是健全“两个毫不动摇”的制度安排。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党的既定政策。期待2025年加快《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步伐，形成非公有制经济制度安排的“四梁八柱”。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涂永红

将改革开放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是我国经济保持40多年较快增长的法宝。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着力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开放模式从局部、零散的要素开放转向全面、系统的制度开放，大幅降低了各类生产要素融入全球经济的成本，增强了我国高效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上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中的地位。通过增加外部需求来拉动供给、通过强有力的供给创造更多的外部需求，加速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

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我国发展面临着诸多新挑战。从国际上看，美国预将加大对华贸易战，采取更严格的技术“卡脖子”措施，冲击我国出口和产业链稳定；欧盟经济衰退，导致进口需求减少；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不稳，全球系统性风险上升，这些均不利于我国扩大出口和对外投资。从国内看，尽管我国设立了170多个高新区，战略新兴产业占GDP比重超过13%，但新兴产业尚未成为支柱产业，传统产业绿色、数智化转型困难较大，仍处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

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是我国积极应对当下挑战、抓住新机遇的必由之路。要全面深化改革，对标RCEP、CPTPP等国际高标准开放规则，进一步消除制度性障碍，增加国内外企业跨境贸易投资的便利性。要将专利知识产权、计算机软件、金融等现代生产性服务贸易作为高水平开放的工作重点，着力弥补我国对外贸易的短板，拓宽走出去引进来的渠道。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更好发挥我国超大市场、完备工业体系、举国体制、高素质人才的新优势，抓住机遇稳外贸稳投资稳产业链，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基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财金学院教授）

如何迈过“达尔文死海”

丁明磊

“达尔文死海”是指从理论研究走向产品市场化过程中的空白地带，犹如鱼虾水草都无法生存的“死海”，用来形容技术研发与市场生产的脱节。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只有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尤其是新质生产力，才能全面释放创新驱动发展的原动力，科技才能成为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向科技创新要“新质生产力”，必须迈过科技成果转化的“达尔文死海”。

迈过“达尔文死海”，要准确把握新时期科技成果转化的新特征。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的技术成果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前沿和颠覆性技术的集中涌现、相互赋能和加速应用，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科学、技术与产业加速循环迭代，转化主体和转化方式更趋多样化，场景驱动加速科技应用和迭代升级，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高效协同联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成为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重要动力。面临新形势新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等。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面向科技强国新征程，要健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体系，加快场景驱动的技术和产品创新，深化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完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机制，形成以“三新”行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社会热潮。

面对“达尔文死海”，要系统谋划，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和卡点——

比方说，加强高质量科技成果的源头供给和转化，大力支持高质量知识产权创造，精准识别和投资具有使命导向和战略意义的重大源头技术、前沿技术、未来技术，鼓励产业界、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构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融通发展的科研组织体系，促进各类创新主体、创新高地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共同体。加强创新资源的跨学科、跨领域、跨区域优化配置，推动形成集跨界创新、人才培养、无缝转化和科技金融于一体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机制。

再如，以新兴科技应用场景开拓经济增长新空间。面向重大战略需求不断开拓新型工业化场景、打造跨界融合场景、建设标志性场景，瞄准未来社会形态加强重大场景综合创新试验。强化“科技引领、产业支撑、金融赋能”良性循环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流向新技术开发和未来产业领域，构建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资本回报相互促进、协调共进的良好格局，加快落实构建“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政策体系。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让“数据小精灵”自由穿梭

傅建平

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数字变革中，数据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然而，数据的自由流动和充分利用并不是一帆风顺，现有的一些制度框架和数据管理体系逐渐不适应数据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着全社会数据价值的释放。时移势易，裹着“小脚”走路，必定无法走出矫健的步伐，更难以跟上数字时代快速发展的节奏。

近年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和把握数据要素市场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突破旧有观念的桎梏，打破利益固化藩篱，构建适应数据特性的数据生产关系，让“数据小精灵”得以自由穿梭于数据市场的每一个角落，为中小微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注入新的动力，促进数据向新质生产力转化。

首先，要做的就是坚持“多元共治、价值共创、利益均衡、责任共担”的数据共同体理念，根据数据来源和数据生成特征，突破传统排他性数据权利保护的产权范式，构建数据上的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的治理范式，承认和保护各类组织在数据价值创造中实质性投入的正当利益，协同保护在数据价值运动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其次，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有恒产者有恒心，积极寻求数据来源者、数据处理者、数据消费者以及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这就为每个“数据小精灵”贴上专属的标签，让它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市场上进行公平、公正、高效地开放开发和流通利用，确保每个参与者的数据权益得到充分利用。

接下来，要构建一个繁荣的数据流通市场，这个市场就像是一个热闹非凡的一体化数据集市，它将超越场内与场外、国企与民企之分，不拘一格保障数据使用公平，让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等各类数据在这里汇聚，被“数据有缘人”深度发掘和充分利用。同时，需要政府部门画好“黄白线”、设置好“红绿灯”，确保数据市场的稳定和透明，让数据流通变得更加便捷高效。

当然，还要加强数据安全保护，为“数据小精灵”配备一套坚固的盔甲，让它们能够在数字世界中无忧无虑地探索。

我们看到，国家数据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行动，陆续出台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数据基础制度。我们相信，在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驱动下，全社会将创造出更多前所未有的创新应用，催生新的业态、新的模式和新的产业。

（作者系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研究员）

山东经济蝶变何以催生

丁兆庆

近年来，山东以工业互联网、新能源、低空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积厚成势，极大改变了人们对山东经济的传统印象。是什么催生了山东经济的蝶变？答案就是新质生产力。做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篇大文章，就要持续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

劳动者的跃升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近年来，济南空天信息产业快速发展，是我国空天信息产业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这个曾经以纺织、化工等传统产业为主的城市何以如此？人才是关键。济南充分发挥齐鲁空天信息研究院、北理工前沿技术研究院等重点研发机构的带动作用，持续深化与山东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重点高校的合作，同时加快推进空天信息大学建设，这些都为空天信息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

劳动资料的跃升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劳动资料反映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特别是作为劳动资料主要内容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了一大批新技术和日益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型生产工具，如工业互联网、大型智算中心、人形机器人等，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今年10月，海尔胶州空调互联工厂成功入选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更高质效的新型生产工具的发明与应用，将为实现中国制造蝶变、提升在全球制造中的竞争优势提供坚实的支撑。

劳动对象的跃升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劳动对象的种类、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前，新技术、新产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劳动对象的种类和形态，进一步拓展了生产力发展的边界和空间。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十多年来，自主攻克了一系列国际难题，系统掌握了关键核心技术，成为全球少数几家可批量生产高品质碳化硅衬底产品的企业之一，极大提升了我国宽禁带半导体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面向未来，做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篇大文章，必须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持续跃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让新质生产力赋能山东制造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点亮城市里的“人文经济学”

邓智团

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如同城市发展的双翼。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文经济学”的重大命题，照亮了城市发展的新方向。

过去一年，城市中的人文元素与经济发展融合之势愈发显著。众多老旧街区经精心改造，既留存历史建筑的古朴韵味，又注入现代商业的蓬勃活力。苏州平江路的历史街区既保留了明清古建筑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商业的活力；上海思南公馆将旧时建筑与现代商业元素完美结合；济南曲水亭街以其独特的泉水文化和历史风貌，成为城市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人文经济学日渐成为生动可感的生活体验。

过去一年，城市中的文化活动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劲力量。各类艺术展览、音乐节、戏剧演出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演出市场总体经济规模达到739.94亿元，与2019年同比增长29.30%，达到历史新高。文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

过去一年，以群众利益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越来越得到强化。“人民城市”理念已成为指导城市工作的根本遵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将人文关怀贯穿于城市建设的各个环节。一方面，城市公共空间的打造充分考虑了人们的休闲娱乐需求，各地纷纷建设公园、广场、绿道等公共设施。另一方面，城市服务的提升也体现了人文关怀，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不断优化。同时，社区建设也更加注重营造和谐、温馨的邻里氛围，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增进居民间的交流互动。

在“人文经济学”的实践过程中，我们也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如部分历史文化遗迹被过度商业化、部分低收入群体无法充分享受城市的文化资源和经济发展成果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探索“人文经济学”的本质与发展方向，不仅仅关注经济增长，更关注人类幸福和社会进步。

展望未来，我们期待城市的规划者与管理者能够更加重视“人文经济学”理念，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全力保护与利用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避免过度商业化开发。同时，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城市中的文化资源，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我们也希望企业与社会组织能够积极参与到“人文经济学”的实践中来，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和社会活动，将人文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当然，我们也期盼每一位市民都能成为“人文经济学”的践行者。在日常生活中，注重保护与传承城市的文化遗产，积极参与文化活动，共同营造一个充满人文关怀与经济活力的城市环境。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策划 任宇波  文字编辑 张浩 崔凯铭  视频剪辑 刘祯周  美术编辑 巩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