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 昔日农村的露天电影

昔日农村的露天电影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差，全乡几十个村轮流放映，一部电影最多只能看三遍。

当时一个村管两三个自然村，每月只能选其中一个自然村放映，周围村庄的人集中过来看。我家所在的自然村属于张黄庄，有3公里远。我下午放学后把书包往家里一扔，不吃饭就和伙伴们一起跑去看。第二天晚上，在我村放映。第三天我们再追着去2公里外的乡驻地孙六看第三遍。事后仍觉得不过瘾，无奈往后的村庄太远了，所以一部电影最多只能看三遍。三遍里最舒服的是在自己村里看，既可以吃晚饭，还可以坐着板凳看“正排”。下午四五点钟，两个放映员指挥着村里几个年轻人埋好两根手腕粗的竹竿，扯好银幕，就去村党支部书记家吃饭。大队干部上午就做好了预算，用生产队的黄豆换二斤豆腐，再赊村里某家的一只公鸡，用双倍的鲜辣椒炒辣子鸡，辣椒少了肉不够吃。当时感觉做电影放映员是最好的工作，既可以天天看电影，所到之处人人欢迎，还可以经常吃上白菜炖豆腐和辣子鸡。父亲当年是村会计，有资格和村党支部书记一起作陪，所以他一个月可以陪着放映员吃一次白菜炖豆腐和辣子鸡，当然他吃的主要是辣子鸡里面的辣椒。

放映员开始吃辣子鸡时天还不黑，小孩子们就搬来自家的板凳、木墩子、草墩子、马扎子，抢占有利位置。

从第一个小孩开始占位置到放映员吃完辣子鸡，约有两个小时时间。天黑下来很久了，这时传来发电机的轰鸣声，放映机前的电灯亮了起来，大人和小孩一起欢呼，欢呼过后马上安静下来。电影开映了，满场子人山人海，有坐地上的，有站椅子上的，树上、墙头上、麦秸垛上，都有人。来得晚的，找不到好位置，就到电影屏幕对面“看反面”，遇到演有字幕的电影，“看反面”的人就吵吵：“字怎么放反了？”不过一般不会影响观赏效果，因为看反面的多数是老年人，不识字。

大人们全神贯注看故事情节，看到电影里的人吃肉喝酒，就说：“咱什么时候能过上这种日子就好了。”看到有逃荒要饭的，又感慨说：“千好万好，哪里都不如咱庄稼人好，撑不着，饿不着。”小孩们则忙着分辨依次出场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只要能分清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就算看出门道、看懂了。这标准说起来不算高，因为那时电影里的好人都是浓眉大眼、英俊威武，坏人都是贼眉鼠眼、又丑又凶。

电影演到一半，故事情节刚开始精彩起来，村党支部书记出场了，借用放电影的喇叭讲话，嘱咐大家第二天别忘了早起去浇地。如果不是大家耐不住性子喊“都听明白了”，他还想继续讲下去。因为讲话时间过长，有些小男孩开始犯困，依偎在大人怀里睡着了。

有一次放映《暴风骤雨》，赵光腚刚分到衣服穿，突然刮起大风、下起大雨来，银幕内外都是暴风骤雨。大家都不愿意走，淋着雨继续看，几个人扯着塑料布遮挡着放映机。雨越下越大，村党支部书记说明天给补放一场，大家才慌忙往家跑。

有一天晚上到张黄庄村看电影，路上问丁二哥演什么电影，丁二哥说是《胡萝卜咸菜》。电影开始后才发现不是胡萝卜咸菜，而是《火红的年代》。有人坐在麦秸垛上边看电影边抽烟，不小心把麦秸垛点着了，把看电影的人吓坏了。好在麦秸垛不大，一会儿火就扑灭了，麦秸也烧干净了。如今想起来，到外村去看电影实在是辛苦，下午放学后不吃晚饭，饿着肚子跑几里路，看完电影回到家已是后半夜，母亲留在锅里的饭早已经凉了，有时将就着吃几口，多数时候不吃饭就睡觉了。

有一次，听说孙六放映《梁山伯与祝英台》，赶到后发现街中心很多人在等，却看不到银幕。半夜传来消息说，因为这部电影太好看，各乡镇都想先睹为快，县里采取流水放映，估计到凌晨三点能轮到孙六乡。耐心地等了一会儿，听见人喊“今天不在孙六演了，在小张庄演”。我和一部分人急急忙忙往五里外的小张庄赶，半道上遇到小张庄的人，他们说“小张庄没有，孙六有”。一帮子人又一起往回赶。那时候没有手表，不知步行了多长时间，刚到孙六，《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到了。看完电影走着回家，一路上兴高采烈地和伙伴们谈论着电影情节。

那时候空气质量特好，夜空很亮，乡间道路没有路灯也看得很清楚。满天星星又多又亮，肉眼可以看到几百上千颗，熠熠生辉，不时会有一颗流星划过。头顶着“星河”“银河”的感觉，真的很美、很幸福。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看露天电影的机会了，再也没有顶着满天星星回家的幸福感觉了。 

（贾富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