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圆桌会丨“美国贸易吃亏论”为何是错的？会不会再来一次“广场协议”？

用反制告诉美方，霸道高关税是错的

近日，美国借“对等关税”的名义挑动全球范围的“关税战”，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中国为什么必须就“对等关税”实施反制？“美国贸易吃亏论”“美国被剥削论”等论调为什么是错的？三位学者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约翰·麦考恩：美国航运专家、海洋战略中心（CMS）非常驻研究员

潘勇：重庆工商大学公管学院教授

面对美国霸道关税，为何必须反制？

宋国友

面对美国政府蛮横对外加征所谓“对等关税”，中国亮出鲜明态度并予以反制，坚决不退缩，丝毫不退让，展现了大国外交的鲜明底色。

中国反制，既有道的基础，也是术的要求。从道的角度看，美国对外加征关税是霸道，中国反制是公道。国家间存在经贸分歧很正常，维护自身利益可以理解，但美国是极为霸道地用关税宣泄着对全世界的不满，谋求让其他国家付出贴补自身的所谓“损失”。这明明是要从别国那里硬拿，却非要找其他国家“对不起美国”的借口。

笔者认为，美方“对等关税”霸道有三。一是逻辑霸道。美国政府无视国际贸易的基本逻辑，以美国存在贸易逆差就认定其他国家占美国便宜，要对外征收关税。贸易总有顺差或者逆差，难道顺差国就一定有错，逆差国就一定有理？难道美国不是对有些国家逆差的同时，对另外一部分国家有顺差？按照美国的逻辑，美国是不是对那些顺差的国家使“坏”了？如果说贸易逆差有问题，那根源也不在外，而在于美国消费过多这一国内经济结构问题，华盛顿应该着手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但其逻辑霸道就在于，美国巨额逆差都是因为外因，都是其他国家“坏”，回避自身问题，甚至压根不认为自身有任何问题。

二是计算霸道。白宫宣称美国受到全世界的不公平对待，最开始也煞有介事地要求商务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部门用一段时间拿出评估报告。本以为华盛顿会用翔实的数据，科学的方法说明美国受到“不公平待遇”到底为何，但最终却用一种极为蛮横、粗暴的计算方式，直接用其他国家与美的双边贸易差额除以对美出口额，以此计算出所谓的对等关税。更令人愤慨的是，即使有部分国家对美国是贸易逆差，但华盛顿也要对这些逆差国征收10%的关税。无论是部分国家被征收的高额关税，还是所遭遇的莫名其妙的10%基准关税，都缺乏基本的学理计算依据。

三是手段霸道。美国政府公开宣称，对外征收“对等关税”，其他国家必须接受，因为美国手上有牌，而其他国家手上没有牌。所谓有牌，就是市场大、实力强；所谓没牌，就是市场小、实力弱。如果其他国家不答应接受美国条件，美方就威胁征收更高的关税，直至其他国家同意为止。这是典型的霸道思想、强权思维，是把国内市场“武器化”的胁迫手段。美国与其他国家没有协商，缺乏尊重，自以为实力强，就可以不问事情本源，不顾道义准则，胁迫他国损失自身正当利益来追逐本国不当利益。

正因为对华关税是霸道之举，中国绝不接受，因此美国政府更求之于术的实施，希望用“交易的艺术”实现目标。可惜没有大国正道作为基础，这个“术”容易走得更偏。交易本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基于自愿，立足协商，实现共赢。但任何交易不能变成“强买强卖”，更不能变成敲诈或讹诈。反复极限施压，他国一旦不遵从，就对其威胁升级，发最后通牒。这哪是什么交易？简直就是以大欺小，甚至是敲诈勒索。中国如果面对这种歪术和邪术选择退让，就是助长了国际社会的歪风邪气。

美国“对等关税”的道、术皆不正。更何况，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重要的贸易对象和所认定的国际对手，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对外关税战的最大目标。因此，中国必须用坚决的态度和有力的反击，既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又捍卫自身合法权益。中国态度已经明确，继续打还是选择谈，取决于美国。美国如果希望寻求国际社会帮助解决本国问题，就必须从道和术两方面加以改善。放弃霸道，回归正道，选择谦虚，用真诚、平等的态度，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沟通，寻求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互利共赢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的政策公约数。尤其要提醒，美国是全球大国，不是一个普通公司，不能像管理一个个人所有的公司那样管理美国，更不能像公司做生意那样采取各种手段来处理国家间外交。

征收船舶停靠费只会造成巨大混乱

约翰·麦考恩

当今世界，航运业正以人们可能意识不到的方式影响着地球上几乎每个人。近期，“船舶（停靠）费”成了美国新政府频频谈论的话题。在我看来，航运业与全球贸易有着直接且密切的关系，贸易使所有参与方受益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它不仅增加了全球财富，还促进了世界和平，帮助大量人口摆脱贫困。

我将船舶（停靠）费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关税——且是更为粗暴的形式。虽无法完全洞悉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但其中显然存在强烈的政治意图，且这项措施与他们声称要达成的目标完全不匹配。近期某些逆全球化举措令我感到惊讶、困惑与沮丧，尤其是在美国，贸易带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在于政策制定者未能建立更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显然，船舶（停靠）费将对美国经济造成极大的扰乱。若计划得以实施，将绝非单一费用那么简单，相关后果极为严重。例如，集装箱船或将考虑改道加拿大或墨西哥港口以避开美国港口。尽管货物最终仍会抵达美国，但航线更长、成本更高。这将直接冲击美国码头工人及与之相关的整个物流产业链，导致美国经济活动萎缩，成本大幅上升。

挑战远不止于此。过去船舶通常会停靠美国西海岸的多个港口，征收船舶（停靠）费可能导致船只仅选择单一港口，放弃其他港口。这样引发一些港口严重拥堵，可能难以应对不断增长的业务，就像此前洛杉矶港外百余艘货轮滞留引发的供应链中断危机。

这项费用的更荒谬之处在于，由于适用所有船只，它将无差别地直接对美国出口产生负面影响。通常情况下，传统关税仅针对进口。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贸易壁垒终将招致反制措施——最终受损的往往是出口。船舶（停靠）费对出口的损害要大于对进口商品，因为运输高附加值商品的集装箱尚可消化相关费用，而散货船会遭受更沉重打击。它甚至适用于那些抵达美国墨西哥湾沿岸，仅仅是为装载运往中国或其他地方的美国谷物的巴拿马型货轮。无论是艾奥瓦州农民种植的谷物，还是西弗吉尼亚州矿工开采的煤炭。

潜在影响难以估量，这就是为什么我将征收船舶（停靠）费称为“贸易末日”。这会带来各种负面结果，造成巨大混乱——远超我们预期。审视当前形势，不难发现，该计划剥夺消费者选择权、推高通胀、引发持续连锁反应，令人不禁要问：我们究竟为何要这样做？

在华盛顿，这项政策提案被视为“美国重振造船业计划的一部分”，但我认为，当今的美国造船业相比昔日几乎不复存在，这与中国无关。造船业从美国转移了——二战期间我们的确规模庞大，但战后英国成为最大造船国。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超过英国，然后韩国超过日本。现在，是中国领跑。这些国家都是依托比较优势发展造船业的。

造船业是个相对简单的过程，主要的投入是劳动力和钢铁。长期以来，美国并非具有竞争力的钢铁生产国。至于劳动力，美国的工资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因此，我们的造船业走向衰落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经济的大部分已转向服务业。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声称“我们造船数量不如中国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时，我会觉得很天真。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据我测算，全球至少有一半的商船（无论悬挂哪国国旗或船主是谁）都在参与向中国运输原材料或从中国运送制成品。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这很正常。历史上日本、韩国等出口强国都深度参与航运业。有些人过度解读中国的正常发展。当产品占据全球半数货舱时，发展相匹配的航运规模完全合理。

我坚信，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多，彼此的经济未来越紧密相连，就越有可能实现稳定与和平。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中国商品支撑美国消费，美国则在服务贸易（尤其是创意服务）领域保持顺差。

美国贸易吃亏？无稽之谈

潘勇

美国毫无根据地加征所谓“对等关税”，扰乱了世界经贸规则和全球产供链体系。美国新政府上台以来，以受害者的心态宣扬“美国贸易吃亏论”“美国被剥削论”“美国制造业外流威胁国家安全”等论调，从而挥舞起关税大棒。但是，美方这些论调都是无稽之谈。

首先，美国不是国际贸易的吃亏者，而是获益巨大者。美政府拿出的美国“贸易吃亏”证据，仅限货物贸易逆差，而对美国优势的服务贸易却闭口不谈。前不久，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专门发表文章批驳“美国贸易吃亏论”，强调“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占了全世界的便宜”。文章指出，2023年美国服务出口额突破1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额的13%；2024年服务贸易顺差3000亿美元，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就收入了1440亿美元。美国政府不用完整、客观的贸易数据说话，而是根据需要对数据进行选择性取舍，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其次，美国制造业外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政府与企业的主动所为。二战结束时，美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例高达40%的峰值。为了控制欧洲并占领欧洲市场，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推动了欧洲制造业的复苏。朝鲜战争爆发后，为避免长途运输所需物资，美国向日本企业下军品订单，促成了日本制造业的恢复。尤其是1974年7月美国与沙特签订秘密协议，“石油美元”体系建立，美国正式进入“金融帝国”时期。自此，以金融业为核心的服务业逐渐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才，美国的制造业人口也逐渐流向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

此外，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工会影响力扩大，工人为争取更高工资和更好工作条件不断进行谈判和罢工，导致了企业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为了保住竞争力，各大企业将劳动密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把研发、设计、营销等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留在美国。可见，美国制造业向外转移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美国自己主导和推动的，美国是实实在在的最大受益者。通过制造业转移，美国进口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获得了40年的低通胀发展时期。“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观点也是以偏概全，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依然控制着设计、研发、应用软件、金融服务等高端环节，充其量只是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了其他地区。

就中美货物贸易逆差而言，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如人工智能芯片有很大的需求，美国却严格限制。现在，美国把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搞不公平竞争”。这完全脱离基本事实。

第三， 在美元霸权前提下，增加关税将破坏世界经济。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完全自给自足，必须向外购买必需的商品，这就意味着任何国家都需要有美元储备，否则就要陷入困境。其他国家怎样才能有美元？从根本上讲，只有把货物出口给美国才能换回美元。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也成就了美元霸权：各国向美国输出货物换取美元，美国通过进口货物向世界输出美元，承担起了“全球央行”的角色。据此，美元向各国提供流动性，全球经济得以正常运转。所以，美元的霸权地位决定了美国必须是贸易赤字国家，这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必须承担的后果。

如今，华盛顿却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由，用关税工具推动制造业回流，这意味着美国要“一手控制美元、一手控制货物”，控制住全世界的两个命门，把所有的好处全部占尽，使其他国家既没有美元，还要进口美国货，美国新政府的霸道逻辑只会让世界经济陷入混乱。

再来一次“广场协议”？世界不会重蹈历史覆辙

随着美国通过操纵美元汇率等手段实现所谓“贸易平衡”的冲动加剧，国际上有关第二次“广场协议”山雨欲来的担忧增多。三位学者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张玉来：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沈洁：国际关系学院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

廖峥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

日本至今难以驱散“广场协议”阴霾

张玉来

2025年是“广场协议”签署40周年。日本国内虽然对该协议褒贬不一，但它成为日本经济随后“急转直下”的重要节点却是普遍共识。如今，美国政府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言行加剧，美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场上都出现了有关“海湖庄园协议”或第二次“广场协议”的猜测与讨论。正是在这种山雨欲来的气氛中，日本当年签署“广场协议”的经历和教训再度引发关注。

首先，“广场协议”是日本面对贸易摩擦激化而被迫向美妥协的产物。1984年，美国国会审议《贸易与关税法》修订案，试图对日本施加进口限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谈判中，美方要求日本降低144种商品关税、解决通信器材贸易失衡问题、扩大进口美国商品等。为了降低对美贸易顺差，日本承诺全面废除工业品进口关税、扩大相关产品进口并推进金融自由化等。即便如此，美国还是针对日本香烟和皮革采取“特别301条款”调查。在此背景下，美国又要求日本配合干预美元升值问题。

其次，在“广场协议”中充当急先锋角色导致日本所受冲击最为严重。1985年9月，美国、日本、西德、法国以及英国的财长与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广场协议”，其中规定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有序贬值”，以此来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等问题。该协议仅维持了一年半左右，由于联合干预造成美元过度贬值，1987年2月，六国（加拿大后来加入其中）又在法国匆忙签署《卢浮宫协议》，目标是稳定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市场。在此期间，日元升值幅度高达116%，马克、法郎和英镑分别升值102%、76%和75%左右。

第三，随着“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泡沫经济”加剧。签署“广场协议”后不久，日本内阁就通过了相关政策方案，寻求推进国内投资、稳定日元升值、扩大内需等。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国内投资规模骤然创下新高，日本央行依然通过下调利率支持投资，这一系列做法很快引发财政问题，日本官方财政缺口不断扩大。某种意义上说，当前困扰日本的头号难题——政府债务问题，也是源于40年前的“广场协议”，这个问题在随后日本“失去的40年”中没能得到有效解决。

第四，“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导致日本经济结构发生巨变，日本大量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将生产基地转向海外。1990年之后，日元升值问题愈演愈烈。虽然在“广场协议”签署前，一些日企就已迈出对外投资步伐，但规模还比较小，以对美投资为例，直到1978年才达到10多亿美元，1984年也不过33.6亿美元。但在“广场协议”签署后，这一数据迅速攀升，1985年突破53亿美元，1986年突破100亿美元，1995年更是跨过200亿美元。日企速度过快、规模过大地投资美国等海外市场，导致对内投资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问题。过去几十年来日本GDP徘徊不前，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基于这样的历史经验，如果美国提议商签第二次“广场协议”，日本会答应吗？相信东京不会重蹈覆辙。按照一些经济学家分析，日本经济至今仍未彻底驱散当年“广场协议”的阴霾。正因如此，最近有关第二次“广场协议”的风声一起，一些心有余悸的日媒立即开始表达担忧。世界其他国家会接受吗？答案想必也是否定的。一方面，日本当年签署“广场协议”的历史教训足够惨痛，不仅会让日本引以为戒，也会提升其他国家的警惕；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格局复杂演变，美国内外行为方式充满不确定性，即便日本这样的盟友，也难再为美国利益而牺牲自身“国运”。另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所谓“美元升值可以抵消物价上涨”等说法根本站不住脚。照此逻辑，推动旨在诱导美元贬值的第二次“广场协议”，实际上也并不真正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

“去美元化”浪涌难平

沈洁

随着华盛顿操纵美元的冲动不止，国际社会担忧增大，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更大程度地探索美元之外的潜在替代方案。尤其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去美元化”已经至少经历三波浪潮。

第一波是由美国“亲自开启”，俄罗斯“被迫跟进”。作为加大对俄制裁的手段之一，美国联合其他主要西方国家放出“金融核弹”，强行将俄罗斯剥离出美元体系，具体措施包括限制俄方开展美元交易、冻结俄方美元资产并将其踢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等。在美国极限施压下，俄罗斯转而以卢布等非美元货币开展跨境贸易，并紧急启用自建结算系统“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

第二波是在南方国家呼声渐高。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金砖机制从创建之初便致力于构建更加公平公正、更具代表性的多边主义经济治理体系。多年来，金砖国家在推动本币贸易、健全金融机构、探索数字货币合作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024年金砖国家扩容后开启“大金砖合作”，更凸显了全球南方国家对金砖机制的认可和在金砖框架下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多元化的共同诉求。

第三波是由美国的传统盟友牵头展开。当前美国政府奉行的对外政策导致其与诸多盟友和伙伴之间裂痕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去美元化”进程推波助澜。比如，法德等欧洲国家增加欧元、人民币在能源交易结算中的比例；日本2024年全年累计减持美债555亿美元，仅12月就抛售273亿美元，持仓水平创下近年新低；再如，沙特宣布接受非美元能源结算，印度和阿联酋启用本币结算机制，标志着海湾国家可能正在由“石油美元”向多币种结算过渡。

美元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储备和交易货币，但“去美元化”浪潮一波接着一波，正在对美元霸权形成消解。根据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美元主导监测，2024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份额为58%，较之2002年的72%下降了14%。基于上文梳理可知，“去美元化”浪潮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亲手开启和驱动的，归根结底是美元严重背离作为货币应该发挥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等职能，朝着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的方向“一路狂奔”所致。

正是因为美元职能异化，导致使用美元的风险剧增、成本高企。其一，以最近的乌克兰危机为例，美元已经成为美国施加地缘政治影响的一大武器。有鉴于此，“去美元化”成为各国规避美国制裁或霸凌、保障和维护国际事务自主权的战略选择。

其二，过度依赖美元加剧各国在面临外部经济冲击时的脆弱性，并且更容易遭到美元霸权“收割”。例如，2020—2022年间，美联储先是启动无限期量化宽松政策，向全球市场“放水”4.5万亿美元，其后连续11次加息导致美元指数飙升，阿根廷比索对美元汇率大幅贬值，斯里兰卡甚至因外汇储备枯竭宣布“破产”。就此而言，“去美元化”是各国规避美国货币政策带来的外债和通胀风险、增强经济主权的必然选择。

其三，随着一些区域性组织或多边合作架构内部经贸往来增多，绕过美元构建替代性支付体系的“性价比”提升。2017—2022年间，金砖国家内部贸易增长了56%。使用本币进行贸易结算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汇率波动，并有助于促进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因此，至少对于金砖国家而言，“去美元化”首先是出于成本收益考虑。

总而言之，美元霸权仍在持续，但其根基已经动摇。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从单极霸权向多极协商转型的趋势不可逆转，技术革新与地缘博弈等将进一步加速这一进程。

美元难以满足华盛顿的任意操弄

廖峥嵘

目前来看，美国政府在经贸领域的政策设定主要涵盖加征关税、投资限制和调节美元汇率等几个方面。其中，美元的作用相对底层和关键，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他一些政策的实施效果。正因如此，美国当前执政团队对于操控美元汇率抱以较大期待，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舆论场上对于1985年“广场协议”重演的担忧越来越多。

按照美方设想，对外加征关税可以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带来提升就业、缩减贸易逆差等连锁反应。美国政府一直认为美元价值处于被高估状态，希望诱导美元进入贬值通道，进而提振出口，并让国内制造业在低利率环境下运营和发展。但就像加征关税导致美国国内通胀加剧和民众生活成本上升、加大外资审查与美国吸引投资的需求相互抵触一样，美国试图操控美元贬值同样面临两难。

现在，华盛顿一方面希望压低美元汇率和利率，以此为杠杆来减轻债务负担、撬动出口增长和平衡贸易逆差；另一方面需要避免美元贬值过快，乃至引发市场恐慌和可能的抛售潮，那样不仅会压垮美国国内金融系统，也会导致国际层面的美元体系陷入混乱甚至崩塌。只有确保美元继续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维系美元信誉和美元霸权，才能使华盛顿保留借助美元在世界范围内“薅羊毛”的空间。

这种矛盾的逻辑，导致华盛顿在操控美元的过程中不得不小心翼翼。即便如此，美元贬值本身仍是不太容易达成的目标。理论上讲，货币具有三个基本属性，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进而发挥稳定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的作用。其中大致的运行逻辑，是当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加剧时，便可通过货币汇率的自动变化加以调节，面临较大逆差的国家货币贬值，带动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相对走低，进而扩大出口规模。

但在现实层面，因为美元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扮演中心性角色，其他国家普遍需要储备美元，用于国际投资交易、维护本国货币价值以及应对金融风险等。美元的这种地位给美国带来诸多经济利益，帮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收割财富，并且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撑。但也正因如此，美方试图通过诱导美元贬值来实现减少逆差、缩减国债等目标变得十分困难。美元的这种“困境”，被美国经济学者斯蒂芬·詹描述为“美元微笑曲线”，即无论世界经济形势不稳还是美国经济走强时，美元都会因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避险需求或投机心理而趋于强势。

作为推动美元贬值以服务于美国国内抑制通胀等需求的尝试之一，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在“尼克松冲击”中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希望通过结束金本位制来提升美元汇率浮动的自由度。但这样做的结果，只是美国以违约性操作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国际货币和金融市场一度陷入动荡，而美元随后依旧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无法任由华盛顿操弄来服务国内政策需要。

再来一次“广场协议”？更是“不可能的任务”。1985年日本作为当时的五大工业国（G5）之一与美国签下协议，配合美元贬值，以帮助美国解决严重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等问题。但紧接着，日本经济从波峰跌落，陷入“失去的40年”。较之40年前，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日本深受“广场协议”之苦的教训犹在眼前，尤其是在美国自身孤立主义倾向渐强等复杂背景下，还想让其他国家牺牲自身利益保全美国？华盛顿的如意算盘拨得虽响，但再难如愿了。

（来源：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