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丨腰间挂秤——外国人笔下的青岛系列（32）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如果走在大街上，看到有人腰间挂着一大串钥匙，往往说明此人可能掌握着众多财物；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如果看到有人腰间挂着手机或BP机，说明此人很时髦，或者是暴发户。

在我国古代乃至晚清时期，一些商人出门的时候，腰间却挂着一杆秤，这是为什么呢？对现代人来说，在腰间挂一杆秤，是不是很有趣、特罕见的事情？这种现象，只有在古装剧的影视作品中看到了。今天，我们通过若干外国人的记录，讲述这个故事。

清朝流通货币

德国历史博物馆古钱币研究员米歇尔·昆泽尔(Michael Kunzel)在《青岛发行的德国货币》一文中提到：“中国人一般带上一个便携式快速秤到市场，以便对所有东西再认真称重，而出门的人需要这个秤以便对支付路费的银子进行称重”。该文章收录在德国人汉斯-马丁·辛茨编写的《青岛：德国殖民地之中国篇·1897-1914》（青岛出版社出版）

我们知道，德国在青岛发行货币的时间为1897-1914年的清末民初，这段时间，对于民间交易而言，虽然德国人在青岛发行了货币，但白银依然是硬通货，一些大宗交易，尤其是在青岛与中国商人的交易，依然使用白银，因此，这位德国人描述了这一现象。

“中国人在做银钱交易中，常带着称金银的厘秤，将其挂在腰带上。”这是美国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对清代商人的印象，可见，“腰间挂秤”其实是清朝全国普遍的现象，青岛及山东地区也是如此。

马克思曾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通过看古代的影视作品或文学作品，许多人自然地认为金银是古代的法定货币。那么，对于清朝时期，国内法定的货币是金银吗？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或者不能简单地这样认为。

日本经济学专家滨下武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籍，他研究了大量中国货币、金融的权威资料，得出的结论是：

“在中国的货币流通史上，几乎没有过黄金流通的历史，基本上是白银与铜钱的复本位制。其中，铜钱归中央管辖铸造，白银则由民间银炉铸成马蹄银，作为称量货币流通。”他还说，白银与铜币有一定的比例，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比例。

实际上，滨下武志书中的“马蹄银”，就是我们在影视或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银锭，古人常用它来完成商品买卖的支付，甚至是卖官和卖官的“贿赂”。

关于铜钱作为清代的法定货币问题，《广州“番鬼”录》也有记载：“这个帝国除了铜钱之外别无其他硬币，人们对铜钱已很熟悉，它仅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需，除了货币兑换商用来增加其储备外，在重大的交易中从不使用铜钱。”该书中还说，尽管这种铜钱规格很低，却是标准化的，无需称重，给每个人的交易带来了方便，但作为银块则不同了，不同机构铸造的银块有不同的重量。

对于美国人亨特和日本人滨下武志记载的观点，在由两位美国女学者韩书瑞（SusanNaquin）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合写的著作《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也有体现：“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就是建立在一种双金属通货制的基础之上，日常购物用铜钱，较大的商业交易用白银。16世纪白银成为通用货币，大部分税收都以银子来计算交付，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清代。”

那么，在当时如何用白银来实现支付或交易呢？比如，就马蹄银而言，由于是来自民间铸造，其大小、重量，甚至成色，都是非标准化，完全不同于来自国外的银元，如墨西哥鹰元，也不同于民国时期发行的“袁大头”银元，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如何辨别重量呢？这就需要用秤来度量，精确称出其重量，这时候，一些商人出门的时候，腰间就挂着秤了。

如何称银块的重量

对于清朝时期的青岛及山东地区，人们日常交易中，对白银进行称重的细节描述，我们很难找到相关的史料，但有一些外国人却记录了南方人用白银交易的细节。

“在商馆里，成堆的白银正在被检验，白银放进铜秤盘里，又被取出，锵然有声，这是旧广州生活中每日每时不可或缺的、炫目的伴随物。

”这是来自《广州“番鬼”录》中的一段记载。

根据该书记载，当时广州的商馆里有“看银师”，即鉴别银钱的人，或称“银师”，当时用于交易的银块，在入库之前必须经过鉴定并过秤。每经过一次手的银子就称一次，打上一个戳记，用广州话来说便成了“戳洋”或“戳钱”，每次的“戳记”是看银师在检验时加的，以保证其质量。

对于《广州“番鬼”录》中上述“秤银”交易的做法，显然是在中国人和外国人做生意的“商馆”里进行的，那么，作为全国各地的中国人日常之间用金银交易的情形，是否也要类似的称重呢？

答案是肯定的。美国人亨特还在书中说“中国自公元903年以来就有称量金银的习惯做法”。他还说，在广州常常见到一些中国商人，腰上挂着称金银的厘秤。

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的《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书中，收录了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路士的《中国志》，这本在1569年出版的介绍中国的书籍中提到了当时金银交易情况。

“中国没有金银钱币，只通行金银的重量，每件东西都按重量买卖，因此人人在家里都有秤和秤砣，那都是非常完备的。”在克路士的记录中，强调每家都有一杆秤，随时可以秤成金银的重量。

他还在书中说：“人们总带着一副秤砣和秤及碎银子到市场去买东西。秤是一根小象牙杆，一端用绳子挂着秤砣，另一端挂着一个小秤盘,秤砣的绳沿杆移动，那上面标出重量。”可见，这位葡萄牙人的观察非常细致。他甚至还说，更大额的金银交易，则有精致的大秤，配备全套“砝码”——中国人往往称其为“秤砣”。

对于中国人随时携带“秤”之事，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于1585年编撰出版《中华大帝国史》的也有记载：帝国流通的货币用金、银制成，但不注明币值，要用秤称，所以他们都随身带秤来称小块金、银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门多萨还观察到：“如果是大宗生意，他们就先在家中用大秤和大秤砣称好”，他对于大宗交易的记录，与克路士的记录相印证。

西班牙旅人阿德里亚诺·德拉斯·科尔特斯于1625年出版了《中国纪行》一书也提到“在中国，所有人都会一直带着一杆小秤，用其称量购物时需要支付的银两重量，卖家在收钱之前要看清楚银两的重量。”

通过上述几位外国人的书籍记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我国明清时代，如果是用金银块进行的各种交易，必须用秤来称重，因而更多的中国人，随时携带着“秤”，甚至是挂在腰间。

中国商人在腰间挂秤的现象，直至清朝末年、民国初期，依然存在。那么，这种现象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呢？实际上，清末民初随着标准银元或纸币的广泛使用，以及银块交易逐渐退出市场，中国人腰间挂秤的现象，也逐渐消失了。

作者简介：

董兴宝

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