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军在“委屈”什么？

“过去一个多月，是我创办小米以来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情绪比较低落，取消了一些会议安排和出差计划，也暂停了一段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

上周六清晨，雷军借一条“健身房打卡”的微博内容，宣告自己的“归来”。在此之前，这位俨然已成头部流量明星的企业家，已经停更30多天。

谈及这一段时间的经历，雷军这样写道：“过去这几年一直很忙，这段时间反而可以静下心来，仔细思考，确实有一些收获……”从中不难看出，雷军是颇为自感委屈的。

自感委屈是人之常情。但作为一个深陷安全事故漩涡中的企业领导者而言，倘若一味以委屈和示弱谋求大众的同情，注定不是一个负责任企业家的应有体现。

雷军将当前的困境归咎于过度劳动，这种将企业危机转化为个人辛劳的修辞术，本质上是将技术伦理问题降维成情感共鸣。就像贾跃亭当年在乐视危机时晒出的“凌晨四点办公室”，企业家疲惫的身影总能唤起公众恻隐之心。但我们不该忘记车祸现场被高温熔化的车身框架，以及三名年轻的遇难者。当技术狂飙导致生命的代价，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家，首要的应是直面问题、担当责任，而断非自我抒情。

对比海内外那些知名的企业家，雷军的自我抒情无疑是一种事实意义上的公关策划。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从3月29日车祸发生到5月10日发文，42天的时间足以让真相沉入信息黑洞。当公众在社交平台反复追问调查进展时，小米官方仅以“未接触事故车”的回应搪塞。相比用透明对抗猜疑的做法，小米很大程度上是在编织沉默的茧房。

尤其是在技术迭代早已超越公众认知的当下，种种术语和话术的包装，本质上是在用技术术语重构消费者对风险的感知。诸如小米SU7宣传中反复强调的许多卖点，在车祸发生前是科技赋能的象征，事故后却成为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荒诞的语境转换，暴露出当事企业在责任界定上的机会主义。

更需警惕“受害者有罪论”的悄然抬头。诸如“女司机操作不当”“超速驾驶”等未经证实的传言，在网络空间传播。当技术崇拜演变为信仰，事故责任似乎总能找到人性缺陷作为替罪羊。而企业在这种论调之下反而成了需要被理解的“创新殉道者”。

小米生态链的扩张史，充斥着“极致性价比”的神话。当这种商业逻辑延伸到智能汽车领域，安全冗余与成本控制的天平显然呈现出剧烈的震荡。

新势力车企集体陷入的“OTA陷阱”同样值得警惕。通过后期软件升级修复硬件缺陷的模式，本质上是将消费者变成免费测试员。小米SU7上市时宣传的“持续进化”能力，在车祸调查中却成为责任认定的模糊地带——事故发生时系统版本是否存在缺陷？后续升级是否意味着承认前期问题？这些追问都在车企的“技术进化论”叙事中失去着力点。

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不应止步于产品创新，更需要建立技术谦卑的伦理自觉。丰田章男在“刹车门”事件中鞠躬道歉，展现的不是失败者的怯懦，而是对工业文明的基本敬畏。当智能驾驶将人命托付给算法，这种敬畏理应转化为更严格的安全冗余、更透明的数据公开、更彻底的责任追溯。

消费者需要的不只是冰冷的“符合国标”声明，而是可感知的安全承诺。当新势力车企用互联网思维解构制造业时，不能把百年积淀的汽车工业安全体系也一并解构。

而当我们讨论企业家是否“委屈”时，往往陷入精英视角的认知陷阱。三位遇难女大学生的父母不一定了解什么是AEB自动紧急制动，不一定明白NOA领航辅助和L3级自动驾驶的区别，他们只想知道女儿生命最后时刻经历了什么。这种信息不对称构成的深渊，需要企业用更大的诚意来弥合。

资本市场对新势力车企的估值逻辑加剧了责任失衡。当资本市场将事故视为“成长阵痛”，当分析报告把安全危机换算成估值折价率，这种异化的价值评判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消解科技企业本该坚守的生命底线。

雷军的“自我抒情”或许真实，但比起三个年轻人戛然而止的青春，比起消费者对科技企业的信任赤字，这种情绪终究过于轻飘。当车灯刺破夜幕时，我们期待照亮的不仅是前路，还有科技向善的初心。毕竟，任何商业传奇的续写，都不该以普通人的生命作为标点符号。 

（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