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理论家 | 赵敏：如何认识和应对美国关税战的底层逻辑

□ 赵敏（山东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4月2日，特朗普“横扫一大片”的全球关税战开打。虽然在中国这未占便宜，但特朗普很快要从欧盟身上找补回来，提出6月1日起对欧盟祭出50%新关税。如果说对华战略竞争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对华加征关税是特朗普的既定国策，那么美国对其西方盟友和世界185个经济体同时加征关税，并且不依不饶、不断加码，就很难仅从美国对华战略的单一视角来加以认识了。

很多人从国际贸易原理、国家间贸易关系平衡情况去实证分析特朗普关税战的动机与目的，但结果往往隔靴搔痒、难以自圆其说。如果对等关税是为了“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平衡贸易关系”，那为何美国不但对多数货物贸易逆差国加税，而且也对荷兰、巴西、英国、澳大利亚、埃及，以及中南美洲等顺差国也加征关税？如果按照特朗普的逻辑，应该是后者对美国加税才对，因为美国“偷”了这些国家的就业、占了这些国家的便宜。而且在计算贸易逆差的时候，只单纯计算货物贸易，而对服务贸易大量顺差却视之不见、闭口不谈，这又是为什么？加税对象涵盖世界几十个最不发达国家，他们使美国产生逆差的主要原因是购买力太低、根本没钱大量采购美国高端商品，加征高额税率的进口关税之后，对美国商品的购买力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更加减弱，这又如何使美国再次富裕？再者，如果加税是实现通过“涓滴效应”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话，那么在自20世纪70年以来长达半个世纪的制造业外流背景下，在产业工人断层两代、产业链供应链残缺不全的情况下，如何能通过关税措施得以轻松实现制造业回流？

特朗普关税战的底层逻辑

因此，必须从其他视角和逻辑分析特朗普关税战的本质目的。其实，特朗普政府大打关税战，内含急功近利的底层逻辑是以关税为手段“赚钱”，填补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减税扩大的财政窟窿、缓解到期国债偿还压力。

在美国社会，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累进税率非常高，富人普遍对此不满。以遗产税为例，凡继承额度超过300万美元的遗产，须向联邦政府缴税55%。美国《纽约时报》曾经连载特朗普家族当年花大价钱想尽办法逃避遗产税的故事。作为一个亿万富翁，特朗普本就与富人政党共和党在减税问题上有一致性，因此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一拍即合。2017年12月，“特朗普税改”出台，使企业所得税从35%大幅降至20%，个税也分等次降低。然而，减税固然痛快，由此导致的财政缺口如何填补又成为难题。加上美国一贯债台高筑、靠发债高消费，联邦政府需按期偿还本息，否则就要停摆、关门。为此，特朗普先是打起边境调节税的主意，后来索性干起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贸易战勾当，靠征收进口关税的方式填补财政窟窿。之所以说这招儿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是因为进口产品的绝大多数消费者是中低层民众，加征的关税主要是这部分人埋单；而减税的受益者则是特朗普这类富人。

2024年再次上任后，特朗普面临着更加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巨大的偿债压力。为此，特朗普故技重施而且变本加厉，不但对“竞争对手”中国加征高额关税，而且对全球185个经济体同时开征关税，不管盟友还是伙伴，无一幸免。即使激起他国反制，使美国自伤，特朗普亦不为所动，因为伤的“美国”不是他代表的美国。

深层国家对华战略竞争的顶层思维

多元的美国除了特朗普领导的联邦政府之外，还有被特朗普称为“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一些人，他们从自己定义的“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处理对外关系、对华关系。其与特朗普政府利益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完全不一致。“深层国家”主要包括四类人，即政治建制派、超级资本权势集团、专业官僚队伍和知识界精英。这四类人在另一个维度上掌握着美国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治理权力和文化权力，即使是作为总统的特朗普有时也难以撼动他们的权力。

政治建制派是指长期在华盛顿政治权力圈经营的资深政客和国会议员，如麦康奈尔、佩洛西，甚至拜登等。他们普遍出身名校、长期担任高官，与政商学各个圈层都有深厚的人脉关系，对于美国战略方针和政策制度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超级资本权势集团是美国富豪榜中那些身家几百亿、千亿级的大资本家。他们拥有雄厚的资金、技术和产业，能够左右行业的定价权、规则制定权，如马斯克、比尔·盖茨等。专业官僚队伍是指美国政府中不受政党轮替影响的职业公务员，即副部级以下的行政、军事官员和大量基层公务员。他们是美国国家制度的捍卫者、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是世界贸易、金融和各种国际机制中美国利益的守护者，代表了美国政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知识界精英是指那些在高科技、医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拥有话语权的领军人物，他们对美国社会也能发挥重要影响，如福奇等。

这四个权力结构组成的“深层国家”是真正希望美国伟大、力图使美国维持霸权的人群。政治建制派和专业官僚联合制定和实施各项方针、政策，是美国领导的战后国际体系和后冷战时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创立者。WTO、WHO和巴黎气候协定等都是他们长期苦心经营的成果。他们对特朗普的“退群”外交和单边主义痛心疾首。超级资本家们富可敌国，经济利益遍布全美甚至全球，他们既想实现自身物质利益，也寄希望于美国国家的强大和稳定性。知识精英则更加提倡以理性和科学的治理方略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因此，从根本上说，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维持美国世界霸权是“深层国家”的顶层思维。但是，“深层国家”鉴于自身的巨大现实利益，希望以尽量小的代价，循序渐进地与中国脱钩；希望在不违背市场规律、少牺牲局部利益的情况下实现更大战略利益，尽量不与世界为敌。因此，关税战绝不是“深层国家”的初衷。

如何应对关税战

要破解关税战和美国霸权压力，世界各国不可避免地要和特朗普政府以及“深层国家”分别对阵，既要从战术上打“阴谋”，也要从战略上打“阳谋”。

在加税这个具体问题上，要认清特朗普政府发动关税战的底层逻辑就是加税、赚钱以增加财政收入、填补减税窟窿；所谓减少贸易逆差、平衡贸易关系都是幌子。那么，各国与美国谈判的核心就不应放在解决美国逆差等具体问题上。因为不管怎么谈，加税都在所难免。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特朗普想与各国领导人直接谈判而绕开工作层面的程序性谈判。毕竟这种公开“要钱”的方式总是在面子上挂不住的，最好诉诸高层之间的“理解”。因此，各国不必希冀取消关税，只能综合利用本国筹码，从战略高度统筹出兵应战；先从战略上与“深层国家”博弈，再从战术上与特朗普政府博弈，以争取将关税税率降低，最大限度减少本国利益受损。

对中国而言，谈判立场的底线应设置为争取非歧视性关税，即压制美国不将中国关税设置较高。只要美国能实施全球统一的、非歧视的加税政策，保证其他国家同类商品关税与中国关税水平大体相当，中国就无需担心加税导致订单“跑路”到其他国家，以暂时稳住维持对美贸易收益不发生大的变化。同时，在这个前提下，再尽可能争取降低税率。在战略上，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尤其以金砖、上合为核心打造中国—南方经济、政治共同体，做好应对战略竞争持久战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