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传播赋能社会共识生成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作者：郭海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秘书长）；桑晓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6期

导 读：

本研究聚焦智能传播与社会共识生成，探索解析智能传播赋能共识形成的内在机理与现实张力，提出兼顾技术治理与价值理性的协同路径，为智媒时代共识建构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策略。

一、引言

社会共识，是指在特定社会群体范畴内，处于主导地位的意见、文化及价值观体系[1]。其生成机制蕴含于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群体之中，群体之间以成员的认同为基石，通过信息互动、交流与整合，形成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社会共识。传统媒体时期，信息通常以相对单一的传播渠道触达受众，促使社会成员之间达成共识[2]。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信息传播的生态格局，社会共识的生成机制随之面临技术性重构与价值性挑战。作为社会整合的重要纽带，共识建构在智能传播时代呈现出效率提升与风险共存的复杂图景。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多模态交互等技术赋能信息精准分发、议题动态设置与场景化网络传播体系，为应对公共风险、化解社会矛盾提供了认知保障；另一方面，算法偏见、社交机器人干预、实时交互的即时性压力，难免会形成新的集体无意识，加剧讨论主题泛化、“信息茧房”与群体极化现象，导致共识生成面临结构性矛盾。现有研究多聚焦技术赋能的单向逻辑，对技术介入的衍生问题及技术支撑与共识生成的互动机制缺乏系统性探讨。基于此，本研究聚焦智能传播与社会共识生成，探索解析智能传播赋能共识形成的内在机理与现实张力，提出兼顾技术治理与价值理性的协同路径，为智媒时代共识建构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策略。

二、智能传播赋能社会共识生成的理论逻辑

数字技术驱动下的人类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认知重构与共识嬗变。智能传播作为信息文明时代的基础性社会技术，凭借其数据穿透力、模态融合力与网络连接力重塑着社会共识的生成机制。在算法分发解构传统传播秩序、信息过载加剧认知分歧的当下，如何理解智能传播技术对社会共识的建构逻辑，已成为关乎数字社会治理的核心命题。

（一）数据驱动话题衍生与扩散，促成议题设置与舆论引导

智能传播运行框架下，数据驱动机制通过技术具身重塑了社会议题的生命周期，其不仅发生在生产环节，也出现在分发和使用环节[3]，最终形成数据挖掘、语义建模、算法适配到场景渗透的链式过程。在数据挖掘方面，依托分布式爬虫技术与多模态数据融合系统，智能传播平台构建起覆盖全网的动态感知网络，运用LDA主题模型与BERT情感分析技术，从海量UGC内容中识别出具有公共讨论潜能的“话题胚胎”。数据驱动的议题发生机制突破传统媒体依赖记者新闻敏感性的局限，通过数据计算实现对公众认知图谱的精准测绘，使得诸如“Z世代育儿焦虑”、“新能源汽车消费争议”等潜藏议题得以在亚文化圈层发酵初期便被系统识别。继而在话题扩散阶段，基于图神经网络的传播预测模型与强化学习算法协同作用，不仅依据用户历史行为的显性偏好，更通过注意力机制捕捉其认知框架的隐性特征，进而完成场景精准渗透。这种智能分发的技术特性使得话题传播呈现出线性化扩散特征[4]，核心议题经由KOL节点的初始引爆后，通过嵌入知识图谱的关系链分析，裂变出多个语义关联的子话题簇群，在跨平台联动中形成连续性传播网络。“淄博烧烤”的现象级传播，始于抖音博主“小饼同学”发布的短视频《大学生特种兵式旅游淄博》。该视频通过记录凌晨街头爆满的烧烤摊、物美价廉的小吃和热情服务的场景，在网友评论互动中收获超200万点赞。平台算法推荐机制随即启动，借助知识图谱技术识别出“市井美食”、“大学生消费”等核心标签，进而衍生出“山东文旅经济”、“政务创新服务”等关联子话题。当数据监测发现“排队拥堵”等负面舆情攀升时，当地政府48小时内快速推出“烧烤专列”和柔性执法政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主流媒体通过跨平台联动报道，将话题从美食打卡层面提升至“城市治理样本”、“地方文旅发展”等维度，最终形成从UGC内容传播到政媒协同引导的完整舆论闭环。

（二）多模态传播契合用户需求，激发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智能传播时代，多模态传播通过整合文字、图像、音频、视频及交互式媒介形态，革新内容创作流程、提供符合用户认知习惯的复合符号系统，全方位融入内容生成过程，满足用户的具身化传播需求。多维度的信息呈现机制在优化用户沉浸式体验的同时，亦可通过认知神经层面的多通道刺激形成情感共振，进而推动价值认同的生成[5]。例如，在2025年2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各国重点围绕减排目标及气候行动计划展开讨论。紧扣环境保护主题，多国制作机构推出系列气候主题纪录片，如英国BBC Studios制作的《南极》、《地球脉动Ⅱ4D体验》，北京天文馆出品的《宇宙大爆炸》等。这些作品通过多模态叙事激发公众对气候危机的共情与行动意愿，BBC《南极》采用8K超高清与三维声效技术，通过冰层微观镜头与宏观航拍的视角切换，配合极地环境音效，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冰川消融的危机；中国《宇宙大爆炸》以宇宙演化为主线，结合裸眼3D、4D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通过展现宇宙生命周期引导观众见证地球脆弱性，进而唤醒保护意识。在中国，科技场馆通过创新形式强化传播效果，如在影院外设置VR/AR沉浸体验与社交游戏，河南科技馆的地球公转模拟装置就吸引了大量公众。多模态传播形式将气候危机从“新闻事件”转化为“具身体验”。见证、共情、行动的沉浸式体验通过情感共振与价值赋能的叙事策略，最终推动全球公众从气候议题的“旁观者”转变为环保行动的“参与者”。河南博物院推出的“雨林探秘——玛雅文明超沉浸体验展”，依托VR技术构建沉浸式体验空间，通过数字复刻尤卡坦热带雨林场景，结合动态数据可视化技术，用户佩戴VR设备即可身临其境地探索玛雅金字塔内部构造，直观感受祭祀仪式、农业耕作等古代生活场景。该系统通过多模态智能技术的整合应用，实现了从抽象文化讲解到具身认知的转化，以“穿越”祭祀现场、见证历史细节、共情文化内涵、参与互动行为的递进式体验，创新性地拓展了文化传播的实践路径。算法推荐系统的精准适配则进一步强化了多模态传播效能，如抖音平台通过用户画像分析将非遗技艺短视频定向推送至青年群体，以动态影像解构传统文化的认知壁垒，传统文化与短视频媒介传播的融合，形成了代际间的价值共识。同时，社交媒体平台的分享机制，进一步促成大众对信息的认同与接受。多模态技术所创造的虚拟情境、故事场景与用户现实经验关联、融合，用户在符号解码过程中完成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的知识内化。

（三）全域性连通汇聚集体智慧，推动认知整合与共识迭代

社会共识本质上来自人的认知，个体之间认知的同质化部分构成了集体认知，亦即社会共识[6]。在智能传播所构建的全域性连接网络架构中，分布式节点的智慧汇聚与协同演化机制正深刻重塑着社会共识的生成逻辑与范式。这一变革根植于区块链技术所赋能的去中心化知识协作平台，以及群体智能算法的高效协同运作。它们凭借实时的数据流传输以及跨领域的信息耦合效应，成功构筑起动态共识进化链条，并在多个关键领域引发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以开源硬件社区Arduino的协同创新实践为例，全球范围内的开发者们借助GitLab平台进行了累计高达1.2万次的代码修改提交。这些海量的代码数据首先经由机器学习模型进行兼容性冲突自动检测，随后再通过分布式投票系统基于多维度标准筛选出最优解决方案。在这一精密的协同机制作用下，物联网通信协议得以在短短3年的时间跨度内，顺利完成蓝牙从4.0到5.0的共识迭代进程。在网络结构之上，分散的个体以特定的目标或任务为导向，在共感与共识的基础上相互协作、配合，实现信息共享与优势互补，进而涌现出“群体智慧”及强大的社会行动力[7]。智能传播构建的“数字公共领域”生态，让自我与他人在“数字共通”空间发生关联，通过事实、观念和情感共鸣通达他人，维护着、进行着与他异性的交锋与对话，建立起共通性却又不会被彻底同化[8]。当处于边缘位置的局部知识能够借助算法通道顺畅地进入核心网络体系时，传播技术的连通属性便会巧妙地转化为认知整合的强大驱动力量，促使碎片化的个体经验在持续不断的交互融合过程中，逐步重构并形成具备自我进化能力的共识体系。

三、智能传播情境下社会共识生成的现实困境

在算法推荐日益主导互联网信息传播的背景下，协同过滤机制可能引发算法审查、信息操控及平台偏向等问题，进而对用户态度产生影响[9]。群体极化风险增加、讨论泛化趋势凸显、共识生成异化成为智能传播情境下社会共识生成的现实困境。

（一）算法主导易强化圈层传播，群体极化风险增加

智能传播语境下，信息传播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不仅在于中心化的传播模式在遭互联网去中心化逻辑冲击之后被“智能”逻辑所取代，还在于以“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新模式，彻底颠覆了以公开或半公开信息内容为特点的互联网应用模式[10]。媒介技术的进步使得受众更容易和兴趣相投的人产生联结，进而加剧社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分化[11]。智能传播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用户定位，算法推荐技术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深度挖掘与模式识别，可以精准了解用户的观点立场，使用户看到的信息始终是其感兴趣的信息，难以接触到与之意见相左的观点[12]。算法推荐模式基于用户“画像”有针对性地进行信息推送，容易使用户陷入“信息茧房”的困境，只关注自己选择的内容和令自己愉悦的信息[13]。以兴趣偏好为核心的信息传播生态，客观上造成了信息传播的“圈层化”效应，使得社会群体在数字空间中的区隔化程度逐渐强化，不同圈层间的认知鸿沟持续扩大。值得注意的是，群体极化现象在此过程中呈现出双重强化机制，从社会心理学视角观察，圈层内部的频繁互动易形成观点共振，推动群体态度向极端方向偏移；从技术维度分析，算法的黑箱特征与自我迭代能力，使得用户对信息的选择权实质上让渡于平台的流量逻辑。当技术权力与群体心理机制耦合，公共领域的理性对话空间被急剧压缩，社会共识形成的传统路径遭遇结构性挑战。更值得警惕的是，算法在提升信息传播效率的同时，其价值中立的表象下潜藏着价值观念板结化的风险，技术理性与公共价值间的张力，构成了智能传播时代社会共识构建的核心困境。

（二）实时交互或引发观点对峙，讨论泛化趋势凸显

智能传播技术支持的实时交互机制在提升公共讨论参与度的同时，正以非线性方式重塑社会共识的构建过程。依托5G网络与流媒体技术构建的即时反馈系统，使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意见表达突破时空限制，形成持续流动的“观点集市”。

实时交互技术打破了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实现个体间的即时、直接联通，消除时空障碍和大众媒介垄断，使技术与日常生活高度融合[14]。然而实时交互模式也催生出两种相互关联的传播异化，其一，实时评论、弹幕互动、短视频、直播等即时性传播行为在短时间内可使话题形成聚合，易产生观点对峙现象。由于网络用户可以直接参与话题讨论，无需通过传统媒体机构的代言，个体意见得以充分展现并分享，从而短时间内形成较为广泛的意见参与[15]。但参与主体在快速迭代的信息流中难以进行深度思考，致使理性协商退化为情绪主导的立场宣示，观点对峙逐渐演变为数字空间的身份政治博弈。其二，即时交互技术创造的“在场幻觉”加剧了讨论议题的泛化趋势。用户通过表情包、话题标签等符号化表达形成的瞬时连接，使得公共议题讨论趋向扁平化与碎片化，原本聚焦核心问题的理性辩论被解构为离散的情感共鸣集群。技术平台设计的推荐算法更强化了这种泛化效应，基于用户即时行为数据的兴趣预测模型不断推送关联性话题，导致讨论场域出现议题漂移与焦点稀释。在此传播过程中，即时交互带来的信息过载削弱了事实核查的可能性，讨论泛化引发的意义耗散则消解了共识构建所需的共同认知基础。当前，网络空间中频现的“话题失焦”、“辩论失序”现象[16]，正是这种传播生态失衡的显性表征，亟待通过重构平台责任框架与优化交互设计规则实现技术逻辑与公共价值的再平衡。

（三）社交机器人介入舆论操控，造成共识生成异化

社交机器人作为智能传播技术的重要实践形态，通过算法驱动的内容生产与自动化交互机制深度介入网络舆论场域，正在重构传统社会共识的生成逻辑与传播路径。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技术，社交机器人能够模拟人类用户的传播行为，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实现信息扩散、情感动员与意见极化等复杂传播过程。其通过高频次、高密度的信息投放形成议程设置优势，借助情感计算技术精准触发特定群体的情绪共鸣，在群体认知层面构建出虚实交织的“拟态共识”，以期实现影响公众观点的目的。有研究表明，平台上泛滥的假新闻或与社交机器人有关，在可信度较低的信息发布的初期，社交机器人便会介入话题衍生与扩散，甚至会通过与知名人物互动的方式使得信息得到最大的曝光度，这种行为可以成功激起用户响应[17]。这种算法操控的传播实践易导致公共讨论空间出现结构性异化，一方面，社交机器人通过系统化的传播行为支持或者抹黑特定主体，诱导网络舆论走向[18]；另一方面，其制造的“算法回声室”效应增加了用户对于负面信息和煽动性信息的接触概率，使得社会共识的形成从基于事实的理性协商退化为受算法支配的情绪传播[19]。传播学者博伊德指出的“信息流操控”现象在此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社交机器人通过制造虚假的多数派意见，引发“沉默的螺旋”效应下的认知从众行为。另外，社交机器人介入的舆论操控具有高度的隐蔽性与渗透性，其通过用户画像与行为预测技术进行精准传播，能够绕过传统媒介素养的防御机制，直接作用于用户的潜意识认知层面。这种技术权力与传播权力的双重叠加，不仅消解了传统社会共识的合法性基础，更导致公共领域面临共识生产机制的异化危机，共识不再产生于多元主体的平等对话，而是被算法逻辑重构为可计算、可操控的技术产物。当前传播生态中频现的群体极化与后真相现象，正是这种共识生成异化的现实表征，亟待从技术治理与传播伦理维度构建新型治理框架。

四、智能传播赋能社会共识生成的实践进路

随着各类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数字领域的广泛应用乃至在部分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其对社会共识生态生成将产生深刻影响。然而，智能传播的具体实践也伴随着诸多风险与挑战，亟待积极应对。特别是在人机界限日益模糊、趋于融合的当下，探索并建立有效的行动框架与制度规范，以在技术创新与社会价值之间建立平衡，具有现实紧迫性。

（一）算法治理与主流价值嵌入兼顾，推进包容性观点探讨

算法个性化、迎合式的信息分配理念与模式，不可避免地减弱了公共性信息的覆盖度，易引发内容生态失衡以及价值失序[20]。我国虽已初步构建起法律规范与伦理准则的双重约束框架，但“算法黑箱”、“信息茧房”、自主化社交等公共治理议题仍持续发酵，个体主体性消解风险时有凸显[21]。具体而言，算法通过侵蚀个体自主性所内含的知情同意权、自主选择权及否决权等基本权项，使得作为主体存在的“人的价值”被技术系统重构为数据化表征与群体化趋同的客体，最终导致主体沦为技术系统的附庸，进而影响社会主流价值。为防止技术异化对主流价值的根本性解构，在智能传播赋能社会共识生成的实践进程中，亟待健全算法治理与主流价值嵌入的协同机制。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调和技术可供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在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张力中重构人机协同的公共话语空间，进而实现技术应用与主流价值的动态平衡。

美国学者威廉·盖弗（William W Gaver）在“技术可供性”观点中指出，技术可供性是强调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22]，主要是指技术不仅是人类使用的工具，也通过人类在使用过程中的互动塑造着技术使用的边界以及可能带来的风险。借鉴该观点来审视算法治理，可以认为，算法并非价值真空的纯技术装置，而是可以突破传统技术中立性迷思，将主流价值要素转化为可操作的参数体系，嵌入到推荐系统、内容审核与用户画像等关键环节。例如，我国网络平台实施的“人工审核+技术算法+风控策略”的内容审核机制，可通过建立以主流价值导向为主的算法评估模型，在信息分发中动态平衡热度指标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避免算法偏见导致的“信息茧房”效应，又防止过度干预引发的表达权压缩。这种治理逻辑在今日头条“人工+算法”的协同审核机制中可见一斑，其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识别敏感语义的同时，引入主流媒体编辑团队构建价值标注数据库，使算法在训练过程中逐步内化公共价值维度。而这一机制要求智能时代的媒体人必须努力提高自己在信息生产和发布中使用算法的思维、观念和能力，成为技术的价值引领者[23]。在欧洲，《数字服务法案》要求平台对其服务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进行评估，同时确保用户有权选择如何在其信息源中呈现内容，用户有权取消算法信息推荐，这种制度创新为多元观点对话创造了技术化公共领域[24]。实践层面，人民网“内容风控大脑”系统通过构建包含120万条规则的价值知识图谱，将主流价值判断转化为机器可识别的特征向量，既保障了信息传播效率，又实现了意识形态风险的智能化防范。

值得关注的是，价值嵌入需保持算法系统的开放性架构，如微博平台在话题推荐算法中引入的信息传播调控技术，通过调整推荐策略改变信息流通路径，间接引入多样化内容，通过技术手段维护观点市场的生态多样性。这种治理范式既避免了价值强制的刚性冲突，又通过算法调节创造了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理想言说情境”，使不同立场的观点能够在技术规约下展开理性对话，最终形成最大公约数的社会共识。

（二）智慧评估与负面情绪纾解并举，筑牢共识可信度根基

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基础性要素，在维系现代社会运行机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5]。公众对社会体系的价值认同不仅源于理性判断，更受到文化传统、媒介生态及个体经验等多维变量的交互影响[26]。智能化传播技术的迭代发展正在重塑风险社会的信任格局。在社会目标认同与治理过程质疑并存的复杂情境下，数字化传播既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认知偏差，又放大了危机事件中的情绪极化效应。历史经验表明，建构主流文化认同，既要通过制度优化提升治理能力的技术理性，又要构建具有情感容受性的公共话语空间[27]。这种双重路径的实施效能，直接关系到公众负面情绪的消解效率与社会信任的重构可能。这要求治理主体在完善制度供给的同时，还需要借助智能化的效果评估机制调整内容生产，实现信任资源的再生产。

在智能传播驱动社会共识建构的实践路径中，数据驱动、人机协同、社交机器人等技术已从单纯的内容生成工具向具备自我评估与优化能力的智能生产系统演进，其本质是通过算法、数据和人类经验的深度融合，构建可量化、可迭代、可管控的智能内容生产体系。研究表明，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已建立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效果评估体系，在人工干预框架下，人工智能系统可自动化执行原创性核查、标准合规性审查和结构合理性分析，通过与预设质量标准的比对实现内容优化[28]，为解决共识可信度危机提供了双重保障。为此，基于多模态语境生成的智慧评估机制或成为破题关键。如在某地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微博系统通过捕捉高频出现的“恐慌”、“质疑”等情绪关键词，预警短时间段内可能形成的情绪传染链。可以预见，人机交流的多模态转向，必将对人机协作叙事产生深远影响[29]。智慧评估系统的价值更体现在其与干预机制的闭环联动。当系统检测到特定社群的愤怒情绪指数突破阈值时，可自动触发多层级响应，首先通过知识图谱关联技术向用户推送反情绪极化的权威信源，运用对抗生成网络制作的情绪对比短视频，将用户注意力从单一情绪焦点引向多维认知框架；继而启动分布式情感疏导节点。如2023年某国际赛事期间，抖音平台通过情绪热力图发现某参赛国观众群体中蔓延的抵制情绪，系统随即启动“共识唤醒”程序，一方面运用风格迁移技术将相关视频的对抗性视觉符号转化为文化交流意象，另一方面通过强化学习算法构建跨文化共情走廊，向对立群体精准推送对方国家的民俗艺术与善意表达。经计算模型的算法引导和分流，成功将危机转化为文化共识构建契机。

社交媒体平台的情绪排解不仅需要算法加入的分流，更需要情绪表达渠道。建立社交媒体中的情感疏导数字仪式是目前智能传播针对负面情绪疏解建立的有效举措。例如，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嵌入“虚拟烛光广场”功能，用户可通过点燃虚拟蜡烛、留言祈福等方式参与集体悼念，平台通过智能算法将分散的情感表达整合为可视化集体记忆图谱。这种技术化哀悼实践有助于在社会突发事件中安抚并消除负面情绪。“虚拟烛光广场”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数字时代社会情绪的“晴雨表”，可以在重大时刻搭建情感共同体，体现出社交媒体平台的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同时也反映出公众对便捷、包容的公共表达空间的需求。智能传播时代的社会共识，正在技术与人文的双重校验中构建起坚实的可信度根基。

（三）伦理规制与人机协同决策并重，增强技术应用规范性

在智能传播技术深度介入社会共识塑造的过程中，伦理规制与人机协同决策并重的治理范式本质上指向技术治理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动态平衡问题，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设计与技术架构的耦合，重构人机关系中的价值分配与责任归属机制。[30]这一治理逻辑的展开需要从技术伦理的规范性框架与传播系统的动态调适双重维度切入，构建具有价值敏感性的技术治理体系。

现代技术伦理学观点认为，算法不再是透明工具，而是人类文明价值观的数字景象，载荷伦理价值，是人工道德行动体[31]。也就是说，智能传播系统在算法推荐、情感计算、信息过滤等关键环节存在价值负载的必然性，其技术黑箱特性可能导致算法歧视、认知操纵、隐私侵犯等伦理风险，这要求将“责任伦理”、“权宜伦理”、“商谈伦理”[32]等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规范，通过嵌入式的伦理算法在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决策输出等全流程建立价值审查机制。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沉默螺旋理论揭示，智能算法对信息可见性的操控正在重构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机制，传统媒体时代“守门人”的伦理责任需转化为“算法可解释性”与“人工干预权”[33]的制度安排，这要求在技术架构层面建立人机协同的动态决策系统，即在机器学习系统的特征预处理阶段嵌入人类价值观的语义标注体系，减少数据集中的偏见；在模型推理层设置基于社会规范的价值约束函数，降低训练或推理过程中的偏见；在决策输出层保留人类审核的否决权与修正通道，从而形成技术自主性与人类主体性的制衡结构[34]。当前治理实践中，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确立的算法备案制度，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提出的风险分级监管框架，均体现了将伦理原则转化为技术标准的制度创新，但其有效性依赖于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双向适应，一方面需通过技术透明化工具提升社会监督能力，另一方面需借助社会反馈数据优化算法伦理准则，这种双向互构过程正是技术治理与社会治理达成动态平衡的关键路径。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智能传播平台作为新型权力主体，其技术架构本质上是对社会关系的程序化编码，这要求将民主协商机制引入算法治理过程，通过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协同设计模式，使算法价值观的设定超越技术精英的单向度决策，转而成为多元社会价值博弈的动态平衡结果[35]。在此过程中，哈贝马斯倡导的“沟通理性”理论可为智能传播系统的伦理设计提供哲学指引，即通过设计具有反思性的人机交互界面，使算法不仅传递信息内容，更揭示其价值预设与决策逻辑，从而为用户创造批判性质询的对话空间，这种技术民主化路径有助于消解算法权力对公共领域的殖民化倾向。进一步而言，人机协同决策系统的效能提升有赖于混合增强智能技术的突破，需在深度学习模型中融合符号主义人工智能的显性知识表示能力，使算法决策既具备数据驱动的适应性，又保持人类价值系统的可解释性，这种技术路线的选择本质上是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尝试。治理路径的成功实施，最终取决于能否在技术创新与伦理约束之间找到动态均衡点，使智能传播技术既保持驱动社会进步的活力，又始终运行在人类共同价值的轨道之上。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重大新闻事件中基于智能传播的社会共识建构研究”（批准号：24CXW049）成果】

参考文献：

[1]谢新洲，李冰.新媒体在凝聚共识中的主渠道作用与实现路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3(5):5-11+126.

[2]喻国明，高琴.区块链技术下，主流媒体重塑社会共识的路径[J].传媒观察，2021(10):16-21.

[3]周葆华，苗榕.智能传播研究的知识地图：主要领域、核心概念与知识基础[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12):25-34.

[4]林凌.智能技术对舆论的再塑造[J].青年记者，2020(07):9-11.

[5] Vidrih，Marko，Shiva Mayahi.Generative AI-Driven storytelling:A new era for marketing [J].arXiv preprint arXiv，2023:2309,09048.

[6]杜智涛.知识动员:促进社会共识及社会协作的新路径[J].人民论坛，2022(15):100-103.

[7]黄文森.从泛连接到部落化：共识在新闻流通中的形成与演变[J].中国出版，2024(24):16-22.

[8]吴飞，傅正科.“数字共通”:理解数字时代社会交往的新假设[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30(6):22-35+126-127.

[9]方师师.算法机制背后的新闻价值观——围绕“Facebook偏见门”事件的研究[J].新闻记者，2016(09):39-50.

[10]钟祥铭，方兴东，顾烨烨.ChatGPT的治理挑战与对策研究——智能传播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与突破路径[J].传媒观察，2023(03):25-35.

[11]张志安，汤敏.论算法推荐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J].社会科学战线，2018(10):174-182+2.

[12]仇筠茜，陈昌凤.黑箱:人工智能技术与新闻生产格局嬗变[J].新闻界，2018(01):28-34.

[13]虞鑫，王金鹏.重新认识“信息茧房”——智媒时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共生机制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2(03):65-78.

[14]孙玮.破域：数字时代的媒介论[J].中国社会科学，2024(06):143-161+207.

[15]魏永，陈海涛，曹鲁娜.数字舆论生态下的舆论引导与危机处置[J].南京社会科学，2021(06):131-139.

[16]苏怡丹.解构与失焦：互联网平台上公众疾病议题的话语遮蔽[J].东南传播，2025(03):92-95.

[17] Shao C, Ciampaglia G L, Varol O, et al. The spread of low-credibility content by social bots[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8,9(1):4787.

[18]师文，陈昌凤.分布与互动模式：社交机器人操纵Twitter上的中国议题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0,42(5):61-80.

[19] Stella M, Ferrara E, De Domenico M. Bots increase exposure to negative and inflammatory content in online social system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8,115(49):12435-12440.

[20]张守信，张洋.信息推荐算法对青年主流价值认同的影响及治理策略[J].中国编辑，2024(03):40-46.

[21]周丽娜.智媒时代算法推荐对用户自主性的解构与重构——基于规则治理的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45(10):69-77.

[22]李本乾，姬雁楠.身临其境与社交互动：可供性视角下VR使用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1):129-137.

[23]陈昌凤，石泽.价值嵌入与算法思维：智能时代如何做新闻[J].新闻与写作，2021(01):54-59.

[24]巩述林，陈乐薇.欧盟数字治理逻辑和实施成效分析[J].青年记者，2024(03):96-101.

[25]曹曼，赵曙明，张秋萍，等.社会网络视角下团队领导齐美尔网络中介对团队合作的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2023,31(11):1994-2004.

[26]李宏，唐新.智能传播时代突发公共事件风险沟通的多重困境及应对[J].湖北社会科学，2024(09):79-88.

[27]黄莹莹，杨弘.算法分发模式下的主流文化认同建构——逻辑进路、实践困境与突围策略[J].社会科学研究，2024(03):60-68.

[28]郭海威，胡正荣.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内容创作：逻辑耦合、实践偏差与规范进路[J].传媒观察，2024(11):24-35.

[29]刘涛.人机协作叙事：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新闻叙事的“智能转向”[J].南京社会科学，2025(03):67-83.

[30]陶婷婷，李本乾.基于算法机理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治理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4(11):74-86.

[31]贾璐萌，陈凡.当代技术伦理实现的范式转型[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2):1-7.

[32]肖红军.算法责任：理论证成、全景画像与治理范式[J].管理世界，2022,38(4):200-226.

[33]张吉豫.构建多元共治的算法治理体系[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40(1):115-123.

[34]陶婷婷，李本乾.基于算法机理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治理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4(11):74-86.

[35]张彦华，胡正荣.智能媒体嵌入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的风险样态与治理策略——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编辑之友，2024(04):39-47.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郭海威，桑晓攀.智能传播赋能社会共识生成的机制与路径研究[J].青年记者，2025(06):2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