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翼下的风

□ 巩本勇

五十多岁的翅膀比想象中沉重。清晨梳洗时，我看见镜子里的鬓角已落满霜雪，手指划过脸颊的沟壑，像在阅读一张陌生的地图。窗外的梧桐树上，一只灰斑鸠正扑棱棱地练习飞翔，羽毛间漏下的阳光碎片，突然刺痛了我的眼睛。

年轻时以为飞翔是天赋的权利。记得1994年弟弟考上同济大学，我们背着行囊站在上海火车站，看列车像银箭般射向远方，胸腔里鼓荡的全是征服世界的豪情。那时我的羽毛鲜亮，以为每片云朵都是为我铺就的阶梯。直到一个加班的深夜，在县城五层办公楼洗手间的镜子里撞见一个眼袋浮肿的中年人，才惊觉青春早已在报表和房贷的夹缝中悄悄飞走。

“五十多岁还谈什么理想？”老同学聚会时，有人把酒杯重重顿在桌上。他的西装袖口已经磨出发亮的光边，像被生活反复摩擦的痕迹。我望向窗外，恰巧看见一群大雁排成人字形掠过城市上空，领头的鸟儿翅膀沉稳而坚定。

生物学上说，候鸟迁徙时总要面对逆风。几年前在内蒙古草原，我见过一只受伤的蓑羽鹤。它的右翼耷拉着，却仍固执地一次次跃起，在暮色中划出歪斜的弧线。牧民告诉我，这种鸟宁可死在迁徙路上，也绝不留在越冬地。当时我鼻腔突然发酸，想起抽屉里那摞泛黄的创作手稿——那些被现实打断的小说开头，像极了折断的羽骨。

去年整理书房，翻出2012年的日记本。发黄的纸页上，我用红墨水写道：“我要成为能把星空装进文字里的人。”墨迹晕染处还粘着半片银杏叶，叶脉里仿佛仍流淌着当年的月光。女儿凑过来看，她指甲上跳动着樱花粉的亮片：“爸，你现在的文章比天气预报还枯燥。”女儿无心的话语，却让我在书房里失了神，呆坐了大半夜。

中年人的飞翔需要更大的勇气。有位文友在一所高校任教，年过五旬的她毅然开启了油画学习之旅，第一幅习作是临摹梵高的《星月夜》。颜料在画布上堆砌成笨拙的漩涡，美术老师委婉地说像“抽象派的暴雨”。但当她站在美术馆的真迹前，突然明白那扭曲的柏树其实是大地伸向天空的手指——五十岁重新学飞的笨拙，何尝不是生命最诚实的姿态？

一位文友被确诊患癌的那天，我们到医院的天台抽烟。他从兜里掏出一直随身带着的《飞鸟集》，书的边角都已经磨出了毛边，然后说道：“还记得泰戈尔说过什么吗？翅膀挂着黄金的鸟儿是飞不高的。”在暮色的笼罩下，经历化疗后他的满头白发显得格外扎眼。三个月之后，他的文集顺利出版，在文集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一句话：“有些飞翔，从五十岁起程。”

两年前在市图书馆，遇见退休的语文老师王女士。她正用放大镜查阅西班牙语词典，桌角摊着《堂吉诃德》原著。“准备去塞万提斯学院进修，”她耳后的银发夹闪着光，“六十岁才开始学西语，每次变位动词都像在驯服野马。”阳光穿过她颤抖的睫毛，在书页上投下蝴蝶形的阴影。

深夜写作时，我常听见关节发出生锈齿轮般的声响。电脑旁摆着女儿送的护颈仪，说明书上印着“中年必备”四个刺眼的字。但每当灵感降临，手指仍会在键盘上跃动如年轻的舞者。那些从岁月深处浮上来的句子，像暗夜里的萤火虫，照亮了皱纹深处的矿脉。

气象站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信天翁能连续飞行数年不落地。这种鸟的翼展可达三米，却要在惊涛骇浪中学会驾驭气流。现在我的书架上放着两个地球仪：一个标记着去过的地方，另一个标注着尚未抵达的坐标。妻子笑我幼稚，却悄悄往我的行李箱塞进护膝和胃药。

公园里晨跑的老人说，五十岁后身体像老房子，每天都有新裂缝。但当我看见八十岁的张教授踩着滑板掠过银杏大道，听见他运动耳机里漏出的摇滚乐，突然明白衰老或许只是世俗的偏见。他的白发在风中扬起，像一面不肯降落的旗帜。

女儿在北京工作。在淄博烧烤爆火的那年，她回淄博连高铁票都一票难求。不得不说，烧烤真真切切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别样魅力。后来女儿只能坐大巴车回到淄博。那晚，我们并排躺在露台看流星。她突然问：“爸，你放弃当作家的梦想了吗？”

银河宛如一条静谧的河流，在我们之间悠悠流淌。刹那间，我的思绪飘向了远方，回忆起静静躺在抽屉最底层的长篇小说《苍生谣》的手稿。这部手稿可是我耗费了无数个夜晚，历经一整年才完成的心血之作。同时，我也想起了那部我正用心打磨的长篇小说《红铁门》，还有那本散文随笔集《马踏湖观止》等等。

就在昨天清晨，天色刚泛起鱼肚白，我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小说标题——《迟到的飞翔》。

现在书桌玻璃板下压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旁边贴着女儿画的抽象画：蓝色背景上几道红色弧线，她说那是“爸爸把彩虹折成了诗句”。有时午夜梦回，会错觉后背生出羽毛——它们或许不够丰满，但足够载着灵魂继续攀升。

窗台上的绿萝正在抽新芽，藤蔓向着阳光延伸的姿态，像极了试图抓住什么的臂膀。五十多岁才懂得，真正的飞翔不在于高度，而在于始终保持向上的姿态。就像此刻，我敲击键盘的手指或许不再敏捷，但文字依然在奔向星空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