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丨如何以全球史的眼光审视中国文明

1936年，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的《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以下简称《中国之诞生》）问世，成为汉学经典之作。近期，东方出版中心·时刻人文首次推出该书的中译本。

作为西方汉学界系统研究中国上古史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顾立雅将商周文明置于全球文明史的框架中讨论，具有开创性视野。全书饱含对中国文明的温情与敬意，以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白人种族优越性”，阐述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独有特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多次考察安阳殷墟

顾立雅是20世纪美国本土学者中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他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并任美国东方学学会会长。终其一生，他致力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教学、研究及著述，在孔子学说、法家思想、早期中国文明等领域成果丰硕。用其弟子钱存训的话来说，顾立雅是“美国学术界最早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作精深研究的一位启蒙大师，也是西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权威汉学家”。

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顾立雅就对孔子学说产生兴趣，他以中国思想为主题撰写学位论文，题目是《中国世界观的演变》。毕业后，他进入哈佛大学进修，跟从梅光迪研读中国古籍，并结识了顾颉刚、杨树达等中国学者。

1932年至1936年，顾立雅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到中国学习。刚到北京，他就结识了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考古学家，得以在留学期间前往安阳殷墟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中国之诞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对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始于1928年。从这年10月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开展发掘15次，获得3万余片甲骨以及大量陶器、石雕和青铜器。

1934年春，顾立雅参观了位于侯家庄南地的第9次发掘现场。一张老照片显示，顾立雅站在董作宾身旁，边上还有其他几名考古学家。顾立雅与董作宾的友情深厚，后来他在芝加哥大学多次招待过董作宾。

1935年5月，顾立雅参观了位于侯家庄西北岗的第11次发掘现场。主持这次考古工作的梁思永热情接待了他，并向他解释发掘出来的头骨特点。顾立雅在《中国之诞生》中得出结论：“现有的证据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生活在北方的中国人属于同一个人种，从他们的头骨看不出任何其他人种对这一地区的入侵。”

离开安阳后，顾立雅到了开封，参观濬县出土的周代文物。1932年到1933年，在郭宝钧的主持下，考古工作者对濬县辛村卫国墓葬进行了两次发掘，这是我国首次科学发掘周代墓葬。相关考古报告直到1936年才发表，但郭宝钧在顾立雅去参观时，毫无保留地将成果和思考进行了分享，这让顾立雅获益匪浅。

在完成手头的论文后，按照朋友的建议，顾立雅用通俗的笔法写成《中国之诞生》，作为给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通俗读物。据他回忆，“素材满满当当，直接喷涌而出”，该书前后只用了6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该书的序言写于1935年8月16日，由此推测他的写作时间大概是这年6月至7月。

顾立雅结束留学回到美国后，编制了一套《归纳法中文文言课本》，此举推动了美国汉学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他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如今学界享有盛誉的许倬云、钱存训等，都是他的学生。2005年，芝加哥大学设立“顾立雅中国古文字学中心”以示纪念。

践行“二重证据法”

顾立雅是最早参与中国考古的西方学者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认识到考古的重要性。他在《中国之诞生》中指出：“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历史非常值得研究，这一历史仍然有迹可循，有物可证，所以这一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我们想理解中国后来的历史，就必须先厘清古代的历史。中国文明不是已经死去，而是仍然鲜活，研究古代的源头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现在和未来。”

《中国之诞生》全书结构明晰，涵盖考古发现、商代、周代三个方面内容，系统论述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在起始部分，顾立雅开宗明义，点明研究中国文化起源和早期历史的意义，强调这一时期的历史线索和实物证据，对理解中国后续历史进程和文化传统具有关键作用。

考古发现部分是全书的基石，顾立雅详细介绍了当时中国考古的前沿成果，尤其是安阳殷墟的发掘情况。他通过实地考察和与考古学者的密切交流，得到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将之融入书中，为读者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早期中国图景，也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

在商代和周代部分，顾立雅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等多个维度展开介绍。对于商代的介绍，涉及商人的生活状况、手工技艺、雕刻与青铜器、社会与国家、战争情况、书写系统、信仰神祇、卜筮祭祀、种族和文化问题，他提出诸多独到见解。关于周代，从周人的起源、周克商的政治变革，到考古新发现、文学成就、社会制度、生计、娱乐、宗教、法律、官僚阶层、周代天命观等多个方面，他进行了全方位呈现。

难能可贵的是，《中国之诞生》将商周鼎革视为中国文明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如在宗教层面，认为商代对“上帝”的崇高信仰被西周的“天命观”取代，意味着神权从王族垄断逐渐走向道德化、普世化，强调天命与道德的关联；文化层面，认为主要服务于占卜的甲骨文系统，逐渐让位于《诗经》《尚书》所代表的史诗传统，标志着理性叙事开始萌芽发展。这一分析框架颇具前瞻性，为“殷周革命论”奠定了基础。

这本书开创了考古与文献互证的研究范式，也为西方汉学研究中国上古史开辟了新路径。20世纪30年代，中国考古学尚处于萌芽阶段，殷墟科学发掘刚刚起步，顾立雅便意识到“地下的中国”与“文献的中国”相互印证的重要性。在书中，他大量引用发掘报告，首次综合分析殷墟甲骨、青铜器铭文与《尚书》《诗经》等传世文献，将“二重证据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还广泛涉猎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多个领域，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相结合，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顾立雅的这些尝试，直接影响了西方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

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之诞生》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学术。

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是高傲与鄙夷杂糅的。知识分子仍深受黑格尔、兰克等人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偏见颇多。一些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永远停滞的民族；一些人认为中华文明古老而僵死，既缺乏历史价值，也缺乏写作意义；拉克伯里与安特生等学者，则干脆提出中华文明可能是西方舶来的产物。

顾立雅在《中国之诞生》中对19世纪末兴起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予以驳斥，强调中国文明在黄河流域的独立起源、自主演化。如在文字系统方面，书中指出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是完全独立的书写体系；青铜技术上，强调商代青铜器采用的复合范铸造法与西方的失蜡法存在显著差异；政治结构上，指明商周国家形态与西方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充分凸显出中国早期国家的独特性。这些论证奠定了跨文明比较的基础，也促使西方学界重新审视中国文明的原生性。

顾立雅对于消除傲慢与偏见的努力，更体现在诸多微小细节中。当提到殷商墓葬中发现的人祭痕迹时，他并没有简单粗暴地谴责商人的野蛮，而是花了一整段告诉读者，这种行为曾广泛存在于不同的古代文明，包括一向以“人文”著称的希腊罗马社会，也出现过类似事件。通过商代建筑与希腊神庙之比对，西周与罗马的政治文化发展之比对，甚至青铜器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铸造工艺之比对，顾立雅告诉读者：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轻蔑与鄙夷是滑稽而可笑的，中国人拥有不逊色于世界任何民族的伟大文明。

该书出版之时，中国考古学尚在起步阶段，这使得顾立雅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在空间视野上，他将商文明的范围局限于安阳殷墟。在论述过程中，他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对长江流域、四川盆地等地的文明进程关注甚少。同时，受认知所限，顾立雅将夏朝归入传说时代，对西方学界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经典的意义，不在于提供终极答案，而在于不断启发新的思考，推动学术研究持续向前发展。时隔近九十年，《中国之诞生》仍然在启迪我们，如何以全球史的眼光审视中国文明。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