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丨书法往事——外国人笔下的青岛系列（43）

中国书法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书写艺术形式，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被誉为"东方美学"的代表之一。青岛地区自古以来书法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位于平度大泽山南麓的天柱山上的“郑文公碑”，被誉为“魏碑国宝，绝壁生辉”，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

而在青岛近代历史文化名人中，有众多擅长书法者。例如，《青岛市情网》上刊载的《黯然消失的台东聚福楼》一文中，讲述了1924年开业的“聚福楼”等故事，该楼开办也是经王垿提议——他是清朝著名的书法家、翰林，并由他题写匾额。

当时，王垿书法已闻名京城，有“有匾皆书垿，无腔不学谭”之美誉。垿指王垿，谭系京剧名伶谭鑫培，王垿书法为世人崇尚已然达到了极高的程度。青岛市历史优秀建筑——“谦祥益青岛分号旧址”，门头字号也是王垿书写。

众所周知，书法是以毛笔为工具，用水墨或彩墨在纸张、绢帛等材料上写出汉字或其他文字，并通过线条、笔画、布局等展现出文字的美感与情感，体现中国文化独特魅力和博大精深的内涵。

来访青岛或中国的外国人，自然也观察到了中国人自幼练习或创作书法艺术作品的情况，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书法的呢？我们来讲述下外国人笔下的中国书法故事。

青岛书法故事

要讲述青岛近代史上的书法故事，首推1897年青岛被德国强占后来华传教的汉学家卫礼贤在其著作《中国心灵》中，讲述的晚清大书法家的故事。

我们的圈子里还有一位前教育大臣。他的幽默感使他显得非常出众……过去身为高官的权臣，你会发现现在他们是无所适从的漂泊者，是借酒浇愁的山野诗人和画家。他以书法漂亮而闻名。直到今天，在北京城仍可以看到他书写的五光十色的店铺招牌。写过之后，他从来不收钱，只要求在歌女的陪伴下，好好吃一顿。

卫礼贤笔下的这位“权臣”，就是指晚清时期的翰林王垿，如本文开头所述，他也是当时国内著名的书法家。卫礼贤虽然是德国人，但与这些前清朝“遗老”历来有深入的交往。

卫礼贤在书中还说，由于王垿的书法非常有名，有些人就冒充他的书法作品，他本人在一家小客栈里见到过这样的赝品招牌，但王垿对此却付之一笑，并不在乎。

更有意思的是，在卫礼贤的笔下，冬季是中国人社交活动的特殊季节。人们聚集在一起聊天、下棋、观赏旧字画，还以比赛的方式即兴作诗。此类聚会叫作“化冷聚会”。它们从冬季开始，一直延续到春节，据说“凡逢九”的日子都要举行晚宴。

晚清时期的青岛，外国权贵、清朝遗老、国内知名的商人或文化名人聚集在一起，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包括书画鉴赏、诗词创作等，可谓热闹非凡。

当然，古代精通书法的往往是文人或官员。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著作《论中国》中说：“中国统治阶层的精英不是靠作战英勇封官，而是靠熟谙儒家经典和精通书墨升官，例如精于书法和诗歌。”

对于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德国人赫尔伯特·弗兰克(Herbert Franke)在《漫谈中国—德国历史》一文中认为，“通过古代中国青铜器、绘画和书法以及中世纪宗教塑像的高超艺术来体现中国的文化。”

上述多个外国人的记载，不仅描述了书法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我们还可以想象到：当时精于书法，或参加各种宴会的人，往往并非平民百姓，更多的是达官贵人，普通人哪能有机会参加如此多的宴会呢？我们在下文接着讲述书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

书法艺术的地位

对于中国书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自然是不言而喻。对其定位，外国人又如何看待呢？

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68-1872年期间，对中国进行了七次考察，在《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一书中，也提到了中国书法：

当然，中国人还是有理由为他们的黄金时代，尤其是他们的哲学、建筑、书法、工业、艺术、庙宇、运河和桥梁而感到自豪的。

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在《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一书中则认为：说起中庸文化，我就不得不提起中国人独特的文化传统了。在今日的中国，你仍然随处可见那些拿着毛笔自得其乐地练着书法的文人，他们热爱书法，也热爱和书法一样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华。

在上述两位外国人的心目中，书法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艺术，尤其是在中国鼎盛时期的唐宋时代，书法艺术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明清时期，中国的书法艺术依然被传承下来。在古代，我们甚至可以说，有学问、有修养的读书人，都擅长“书法”。

对此，美国行政法专家、1913年曾担任北洋政府宪法顾问的美国人古德诺在其著作《解析中国》中也有类似观点：汉字的观赏价值使书法成为一门高雅的艺术，一个有修养的文人必须能写一手好字。在中国，用从经典文学作品中摘录下来的文字写就的优美书法卷轴，有着与绘画作品一样的观赏价值。

关于书法的价值，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根据传教士提供材料，于1585年编辑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中，则直接说“用笔写字的人中，出现了很多书法家。只要成了书法家，此人一下就身价百倍。”

这位西班牙人还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人用毛笔字书写的情况：他们有很多纸，是用树皮制成的，造纸方法简单，价格便宜。字只能写在纸的一面，因为它很薄。他们不用我们常用的羽管写字，而使用顶端带有小毛刷的竹管写字，就像画家用的那种小刷——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毛笔”。

这位西班牙人讲述内容也符合实际情况，对古代的中国人来说，读书练字是基本的文化学习活动，而且他还提到，“优美书法卷轴”与绘画一样有价值。

当然，在古代中国，每个学习文化的人都要练习书法，而对于要考取功名的书生来说，对毛笔字书写要求则更高。对此，1696年法国耶稣会士李明在巴黎出版的《中国近事报道》中谈到了此问题，他在书中说：

在中国，书法不好从未像过去在法国那样是贵族的标志。所有人都在上面下功夫，不写好不罢休，而在参加会考被选拔进入文人的第一等级前，必须证明自己已是一个好录事了。作文中，作品里，奏折上一字之误都是大错。常常一笔之多或少，可以是意思完全相反，差不多就意味着大学士级考试的失败，并且其后果是毁了前程。因此，所有的官员都有好笔法……

通过这位法国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秀才要参加考试，或者官员的日常工作中的公文、文书，或者“奏折”，都必须有一手好字，至少保证不能这些书写有错误。

试想，在我国古代的公文或文章中，并没有现代汉语中的标点符号，这让人理解起来更为困难，如果再出现了错别字，其表达的意思可能就完全反了，正如法国人李明所说“常常一笔之多或少，可以是意思完全相反”，这种说法并非夸张。

可见，古人在书写汉字的时候，强调其艺术性固然重要，但最基础、最根本的是要保证书写正确。毕竟，古代大量文件靠手写，而非现代人使用电脑打印。

在古代，即便是印刷品，其基础也是依靠“书写”，正如《中国近事报道》所言“想印书的人首先请一位出色的书法大师为其抄写。木刻师将每页书粘在一块非常平滑的板上，然后用雕刻刀依样一笔一画认真刻在板上，忠实到刻在板上的字与原文一模一样，分毫不差。以至于印刷质量的好坏取决于是否雇用了一个好书法家。”

我们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出古代人写书法的极端重要性了呢？

既然中国古代的书法作品是“艺术品”，必然有艺术的成分，而非“标准化”的工业、手工产品或农业产品，对此，外国人又是如何看待呢？

著名德籍华裔学者夏瑞春编撰的《德国思想家论中国》一书中，汇集了德国近现代13位重要思想家关于中国的18篇代表性论述，其中，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在书中提到了中国书法，他这样写道：

优美娴熟的笔法比那些最富魅力的绘画作品更加令人赏心悦目……人们在书写象形文字时必须全神贯注于字形笔画，从而使得这个民族的整个思维方式流泻出捉摸不定的、任意的特征。

在这位德国思想家的眼里，中国人的书法艺术与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有相似之处，让西方人难以掌握。

而德国社会哲学家赫尔曼·凯泽林(1880~1946)在《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中，则是正面高度评价了中国的书法艺术：

在中国，究竟如何才能够做到将书法和绘画不等同视之？因为仅就思想而论，单单中国的象形文字便蕴藏了最高级的艺术。不仅如此，它还总是要求以一种美妙的方式表现出来，为此必然需要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事实上中国也不乏这样的人士。在行家眼里，一幅精致的书法作品的价值完全可以与一位绘画大师的作品相提并论。

在德国人凯泽林看来，当时的中国人“倘若无法将书法写得漂亮，便被视作没有教养”，足以看出中国人对书法的重视，甚至将书法素养与人的教养结合起来。

对于评价中国书法艺术的外国人，还有出生并成长于中国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从1946~1952年曾任驻华大使），他在《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中也肯定地评价了中国书法艺术：

我来说说中国的艺术……任何一个学习中国文字的人都会为中国的书法艺术感到由衷地钦佩，国画和书法也有很深的渊源。

虽然这些外国人高度评价中国的书法艺术，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书法家确实是不胜枚举，而且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倘若必须用肉眼将他们的作品一一区分开来，无疑是对眼力的极大考验。

时至今日，对于现代人而言，也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鉴赏或评判不同的书法艺术内涵，对于外国人而言，区分和评判这些书法作品，那肯定是更困难的事情了。

书法练习与研墨

我国古人是如何从小开始练习写毛笔字的呢？中国人又是如何研墨与练习书法的呢？对此，多个外国人有细致的观察和记载。

比如，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一书中说：老师用墨把字大大地写在一张纸上，学生用一张透明的纸蒙在上面，用毛笔描摹这个字的轮廓。写完之后，交由老师批改。字上画线意味着这个字写得不好，画圈则表明赞许。

在他的笔下，学生临摹汉字的情景，是不是十分细致？在卫礼贤看来，中国字非常难写，学会轻松自如地使用毛笔并不容易。

对于古代人从小练习书法的情况，熟悉中国经典著作的著名汉学家古伯察（1813~1860），曾在19世纪中叶前后在中国多个地区旅居和游历，在《中华帝国纪行：在大清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历险》中也有描述：

中国学校教育的主要课程是阅读和写作，或者练习书法。为了锻炼小学生手的灵活性，教师首先让学生从字的一笔一画开始写，然后逐渐写比较完整的、笔画复杂的字。当学生能用笔轻松地写字时，教师便用各种字体漂亮的字让他描摹。

在古伯察笔下，我们可以看出古人从小如何一步步地练习写字，然后再通过“临摹”来提高写字的水平。可见，临摹也是过程性的练字方法，最终要靠自己的练习，才能提升书法艺术水平。对此，葡萄牙人奥伐罗·塞默多，给自己取了个汉名叫“曾德昭”，他于1637开始撰写并出版了《大中国志》，书中提到了此事：

他们每天要习字，字帖放在纸下，像我们的黑线；纸薄而透明，字体容易显露在纸上，习字的孩子便于模仿，依照看见的纸下面的字体勾画出字来。用这个法子不久就会按同样的方式写出帖上的字……直到他们能很好地摹写时，他们才不再在帖上写了。但要写一手好字则需要极大的努力……

对于古人研墨、练习写字的场景，1752年，瑞典人彼得·奥斯贝克到广州旅行后，在其著作《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中也有观察和记载：

写字的顺序是从右到左，从上到下，印刷纸像鸡蛋膜一样薄，因而字迹可以透过它显示出来。中国人从来不用我们的钢笔或墨水写字，而是用他们浸过墨汁的毛笔，这样可以写在比较薄的纸上。他们不用墨水壶，而是在一块手掌大小、边沿高起的石块上和水磨出墨汁，墨汁会聚在石块一边的小洞里。

在奥斯贝克的记载中，细致地记载了“研墨”写字的情景，我相信，上世纪60至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一定还有着用砚台来“研墨”的情景记忆……

当然，曾在潮汕地区旅行，后被广东官府关押的西班牙人阿德里亚诺·德拉斯·科尔特斯，也观察和记载了中国人写书法和“研墨”的情景，他在1625年出版的《中国纪行》一书中这样说：

中国人写字是从上往下、从右往左写的。他们不仅文字不一样，连写字的笔都不一样，他们的笔是毛笔，他们的墨是一块或一团小面包一样的墨块，是很硬的固体，如果是很薄的一块，用手就可以把它掰断，他们用松油的烟制作这种墨块，将它和其他的烟混合，让它凝固和变硬。

比西班牙人科尔特斯更早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来到中国传教，在他看来，中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更加习惯于密切注意书写的字体是否优美，精于此道的书法家受到很高的尊崇。所以制墨的人也通常被归入艺术家。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则细致地记录了当时中国人研墨的场景：

在一块薄薄的大理石盘或砚上，加几滴水使之潮湿，再用墨块在上面磨。这样砚台就有了墨汁，墨汁被醮在一支野兔毛制成的笔上。制造这种砚台也是一种常见的工业，有时候是用贵重的石头做得十分好看，并以高价出售。

令人想不到的是：上述中国人从小“临摹”写字的方法，同样适合外国人成年人练习汉字。比如，1807年来华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翻译的传教士马礼逊，根据他的书信整理成的《马礼逊回忆录》中提到了他练习汉字的情形：

中国人教英国人写字时所采用的方法，和中国儿童学写字的方法相同——在一页汉字上覆上一页他们的白纸，从白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汉字的每一个笔画，用一把小毛刷或是在管子里装着硬毛制成的笔与纸呈垂直状，反复小心地描写字的每一个线条，直到熟悉、会写为止……

如今，虽然在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比较少用毛笔写字了，但书法艺术却被传承下来，希望通过阅读本故事，激发更多人对书法的热爱，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

董兴宝

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