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山河｜让更多群众敢于说话、直起腰来！减租减息这样叩开民心

■编者按

大众日报·大众新闻推出“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热血山河·青年记者重走抗战路”系列融媒报道。青年记者重走热血抗战路，在跨越时空对话中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全方位展现山东人民英勇抗战精神。

位于莒南县的山东省政府和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旧址。

让更多群众敢于说话、直起腰来，山东抗战逐渐走出被动，根据地迎来大发展——

减租减息这样叩开民心

□ 记者 曾轲 许金星

减租减息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实行的一项基本土地政策。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改变了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的结构，实现了土地制度的初步变革，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让更多的群众敢于说话、直起腰来，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参军热情和抗战热忱。山东抗战逐渐走出被动，根据地迎来大发展的生动局面。

减租减息在困境中起步

向北跨过陇海线的尾段，很快就进入了当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在临沂莒南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纪念馆，有一份《1942年山东根据地减租减息增资情况》统计表。图表显示，鲁中、滨海、胶东、清河四区，减租佃户1.83万户，减租土地39.35万亩，减租额620.72万斤，减息款11.19万余元、增加资款2.3万元（北海币）。

1942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生死攸关的转折年。从1940年开始，日军为了准备太平洋战争，疯狂“扫荡”搜刮。至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人口从1200万锐减至750万；面积缩至2.5万平方公里，较1940年缩小三分之一，沂蒙根据地被蚕食成“一枪就可以打穿”的狭窄地带。

在此危局下，刘少奇于1942年来到山东。他指出：造成山东严重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班子群众观念薄弱，没有把充分发动群众这个工作中的“牛鼻子”牵起来。而发动群众的关键，在于认真推进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实行的一项基本土地政策。在1942年之前，山东封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对农民的剥削极为苛重。山东地租率普遍占产量的50%，部分地区高达60%-90%。一般年景，农民仅可得到收成的二至三成。如果不通过群众斗争推行减租减息，群众难获实惠，也不会踊跃投身全民族抗战。

认清症结后，山东抗日根据地迅速行动。1942年5月4日，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省战工会颁布《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等法令。山东分局抽调200余名干部，分赴莒南筵宾区、大店区和临沭县大兴区、蛟龙区开展试点工作。

1942年6月，大店周围24个村的千余农民在区农救会长的带领下游行，与本地的大地主谈判。地主当场答应租地1500亩。农救会和地方公证人组成联合租地委员会，将土地分租给480多户贫雇农，并按“二五减租、分半计息”订立新租约。到秋收时节，减租减息在山东地区渐成群众性运动。

这个阶段的减租减息运动初见成效，但并不彻底，未对大户地主形成有力打击，也未能彻底发动群众。

“一些佃户白天分了粮，晚上又还给地主，还是对地主有一种人格依存的惯性依赖。”莒南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原主任陈庆堂说，“群众怕地主‘变天’，怕八路军待不长；同时，一些地主也在有组织地拉拢群众。”

总的来看，1942年到1943年的减租减息工作，除滨海区和鲁中区基本完成外，其他地区未普遍开展。即使已经进行减租的地区，“明减暗不减”依旧普遍。1943年春，不少地主开始了反攻倒算，侵蚀群众已获成果。

铲平鹰坟，老百姓直起腰来

针对问题，山东抗日根据地在老区开展了“查减”斗争，即检查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情况；并在新区继续开展减租减息和增加雇工工资运动。画家任迁乔创作的连环画《翻身》，即以莒南大店“平鹰坟”事件为原型。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1944年3月，莒南县委群委副书记袁成隆率工作队进驻大店。

“当时许多人管‘大店’叫‘大垫’，因为东西都给‘垫’进去了。”陈庆堂说，“大店的地主和土地都很集中，其中庄氏家族势力最大，号称拥有72家堂号、5万亩土地，势力横跨鲁苏7县，有70多个佃户村、2000多家佃户。”

袁成隆调查发现，解决庄氏家族问题，就解决了莒南群众运动的主要矛盾。

工作队决定从彻底“查减”中深入发动、组织群众。他们在三个村召开佃户大会，通过算账的方法让群众弄清楚“谁养活谁”“谁力量大”，消除顾虑。同时分析庄氏各堂号，锁定民愤最大的庄英甫、庄景楼为主要说理对象。

1944年春，在大店北门外的栗树林里，工作队举行了第二次斗争大会。到会群众三千多人，地主二十多家，还有不少外乡代表。解开思想束缚的佃户们纷纷控诉地主罪行，大会内容也从减租减息转向了清算封建统治。

被迫给地主家立“鹰坟”的魏家大娘的控诉，让大会气氛达到了高潮。1923年春，中和堂地主庄善昶的鹰扑咬魏家的鸡，被佃户魏学墩打死。庄家逼迫魏学墩赔偿，并要求魏家以葬父之礼给鹰出殡，还在魏家门前修筑鹰坟，最终导致魏家家破人亡。

5月28日，工作队再次召开说理大会。庄英甫、庄景楼对佃户的欠账当场具结画押，限期赔偿。中和堂地主则在魏家墓前烧纸叩头，数百群众铲平了鹰坟，四周群众欢呼着“可翻过来了”。

事件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改变：此前参加大会的群众往往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斗地主者以外乡人为主；鹰坟被平后，许多贫下中农敢于站起来，和地主作斗争、提要求。群众争先恐后参加农会，比例占到总人口的51%。庄氏地主被迫减租土地8262亩，减租粮78430斤。

“从此，老百姓在政治上直起腰来，经济上得到实惠，更加贴心向党、拥护八路军。这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用党心换民心、用军心换民心。”莒南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庆合说。

1944年11月，山东分局印发《大店查减斗争总结》，有力推动了滨海区和全省的“查减”工作。

中国共产党没有剪草为马、撒豆成兵的法术，但有紧密联系群众的方法和传统。减租减息改变了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的结构，让更多的群众敢于说话、直起腰来。随着群众觉悟的不断提高，乡村政权和农救会、妇救会、识字班等纷纷建立，还极大激发了群众的参军热情和抗战热忱。山东抗战由此走出被动，根据地迎来大发展。

“少奇之问”的时代之答

临沭苍马山前，“刘少奇在山东纪念馆”坐落于此。1942年，刘少奇受毛泽东同志委托来鲁指导工作。针对减租减息运动的落后状况，他提出了严肃批评：“为什么没有取得对敌斗争的优势？为什么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

“少奇之问”，是群众工作之问，是党群关系之问。正是通过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发动群众，山东才逐渐形成沂蒙根据地党群同心的局面。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

如今，在莒南县人社局，“首办窗口吹哨，相关部门报到”的工作机制，为群众“快速办、打包办、简便办”；

临沂市公安局搭建的微信应用程序“沂蒙同心桥”，用户可以像发“朋友圈”一样上传违法犯罪线索，信息直通警队；

“12345·临沂首发”便民热线服务平台，运行以来的诉求平均办理时长缩短3.6个工作日，现场答复解决率提高7个百分点……

目光投向全省。潍坊寿光的崔岭西村，驻村第一书记韩冰的“民情日记”，记满群众需求；烟台市牟平区供电公司将物业证明等12项高频事项纳入“免证办电”清单，业务办理时限压缩70%；德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形成“AI精准导办+人工审核兜底”服务，突破了传统政务服务的时间与空间限制……

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从1942年的“少奇之问”，到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再到如今山东广大党员干部利用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历史与现实共同昭示：唯有在实践中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方能充分发动群众，推动改革不断前行。

（□记者 于新悦 参与采写）

“庄户县长”王东年

卖祖林赈灾的“庄户县长”

  □ 记者 许金星 曾轲

“庄户”泛指农户，“庄户县长”是革命战争年代群众对基层干部的亲切称呼，体现了早期共产党员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

在抗战时期的临沂莒南，王东年就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庄户县长”。

1941年初，王东年当选莒南县第一任民选县长。作为一县之长的他，形象令人印象颇深：头戴黑毡帽、身穿一件破布棉袄和肥大的棉裤，腰间系着绳子，脚上穿着毛窝草鞋。

有一次开会，王东年讲完话了，底下有村民还问：“不是说王县长要来吗，咋还看不见人啊？”“那不就是王县长嘛！”见过王东年的村民赶忙说。“这王县长咋穿的跟咱庄户人一样啊！”村民们纷纷感叹。

“王东年平时到哪去都戴着个毡帽，不让警卫员和秘书跟着，也不让别人喊他县长，百姓们都叫他‘老王’。”莒南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原主任陈庆堂介绍。

战争年代，县政府驻地不固定，县长在哪里，哪里就是县政府。由于莒南一带我党与敌人的斗争态势十分严峻，所以县政府驻地都有警卫员站岗放哨。

“有一年过年，王东年看着门口的警卫员还在站岗，就命令警卫员去休息，他来站岗。那段时间形势有所缓和，正逢过年，大家就想着包饺子吃。结果饺子包好还没下锅，王东年就发现日军来了，马上安排县政府转移，饺子到最后也没吃上。”谈起王东年的优良作风，陈庆堂说。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根据地在日寇的反复扫荡下，大面积沦陷。雪上加霜的是，1941年秋季歉收，冬旱无雨，造成了次年春荒，根据地饿殍遍野，难民到处流窜，当时的莒南县涌入了大量的难民。

面对如此情形，时任莒南县长王东年心急如焚，夜不能寐，于是给母亲写了封信，决心毁家纾难。这封信现存于莒南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纪念馆中，信中王东年向母亲表达了卖祖林的想法，以及忠孝不能两全的歉意。

王东年生于殷实之家，祖上在清朝当过官。“我问过父亲‘咱们家里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要出来参加革命呢？’父亲说他对封建家庭不满，还说人只要有信仰，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王东年的女儿王滨生回忆道。

当时灾情的严重程度难以想象，王东年便想到了自家祖坟林地中几十棵上百年的大柏树，决定将柏树卖了，让忍饥挨饿的老百姓吃上饭。最后这些大柏树卖了200块银圆，王东年将其中大部分都用于救济灾民，少部分给了县政府的伙房。

随着王东年卖祖林分粮食的事情越传越广，许多老百姓逃荒到莒南定居，莒南的粮食紧缺问题愈发严重。王东年召开全县士绅名流、开明地主、富农座谈会，动员他们积极响应。

卖祖林这件事后，当地百姓看到县长为了群众利益做到如此地步，都自发参与生产，革命的热情大大提升。

1942年4月，中共山东分局下发了“减租减息增资”文件，率先在莒南、临沭两地试点。莒南县实行减租的户数很快达到了83％。1942年，莒南县粮食增产近70万公斤，青壮年纷纷参军，妇女们也通过做军鞋、送粮食等形式拥军支前。

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43年，王东年带着县里的民兵开辟新区，进一步扩大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诸莒边游击支队，同敌人展开了顽强斗争。

用纸和笔撬动群众运动

□ 记者 曾轲 许金星

作为一张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报纸，减租减息相关报道是大众日报的首次群众运动报道。

减租减息是敌后战场发动群众的基础性工作，作为运动的主力军与直接受益者，农民如果不能理解政策，参与和实施便无从谈起。

如何破题？大众日报以接地气的通俗解读拆解政策。1942年6月13日发表的《减租减息问答》，从标题到内容都简明扼要、直击要害。文章首先列出了群众关于临沭县青年大队二五减租传单的提问，然后分点进行问题回复。首先讲清楚了二五减租的适用条件，又进一步解释了政策内容：“在四（佃）六（主）分的地租形式下，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后，其结果是地主得四点五，佃户得五点五，这是对的。”此外，还指出了特殊情况下的具体要求，让群众做到心中有数：“在游击区或敌占区实行减租时可比二五减租还少一点……游击区及敌占区实行减租时得低于百分之二十五，其具体数额由该管县政府拟定呈请专署批准实行。”

1942年6月13日大众日报刊发报道《减租减息问答》。

除了说透政策的问答式解读，大众日报还注重拿数据说话。1942年7月19日发表的《从粮食与工资的调查中来说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指出，雇工的工资虽然从1937年的40元涨到了1942年的200元，但是农民需要买的粮食糁子从原来每人每年花费12元增长到673元。面对这样的差别，就必须通过推进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生活。这种直观的数据让更多群众认识到推行新政策的必要性，调动了更多群众的积极性。

减租减息牵涉地主富农阶级的利益。大众日报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讲理明义，指出减租减息要兼顾双方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抗分歧，发挥政策优势。

大众日报在1941年4月的社论《减租减息实行土地政策发动广大抗战力量》中指出，要“顾及地主与农民两方面的利益，要顾及债权主与欠户双方的利益”“不能减太多，不应算老账”“不能因减租减息妨害地主与债权主的财产权”“实行减租减息后，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不得无故抗租抗息，应当加紧农业生产”。

1942年6月，大众日报连续推出三篇社论《向地主士绅们进一言》《再向地主士绅进一言》《三向地主士绅进一言》，以“对话式”分析时局、晓以利害。《再向地主士绅进一言》中写道，“我们和先生们已经在敌后共同坚持抗战五年了，现在抗战已经接近胜利，虽然前面还有更大的困难，但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比从前更加亲密，更加团结，一起打日本保家乡”。真挚诚恳的行文让不少地主富农深受感染，很多人以民族大计为重，为紧迫的时局贡献了一己之力。

1943年1月1日，时任社长陈沂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我们怎样改造了大众日报》，首次提出“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这一办报宗旨。在减租减息报道中，大众日报通过发表社论、各地新闻与专访，对山东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动员，用纸和笔，一句一行地印证了报纸的宗旨。减租减息运动也在推行过程中逐步克服困难，得以大规模展开，并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与抗日力量的壮大。

大众新闻记者 曾轲 许金星

通讯员 冯昊

视频 王亚明 荆新年

设计 巩晓蕾 唐亚迪

编辑 黄露玲 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