捞舆 | 精神疾病不是“免死金牌”，司法鉴定透明化迫在眉睫

近日，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叶德志残忍杀害祖孙3人被判死刑，将精神病患者在刑事犯罪中如何担责的话题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当叶某的判决落槌，人们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此前，“精神病患者不负刑责”成为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人们担忧精神疾病成为刑事犯罪中的“免死金牌”，相关案件成为近年来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仅在今年，精神病患者制造的惨剧就不止一例：8月10日，南昌景区，外交学院准大二女生被害；2月26日，河北廊坊，24岁女幼师被刺身亡。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消逝，都警醒着我们，精神病患者挥刀向人并非个案，确需引起更多关注。

叶某的判决中写道，虽然叶某作案时属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但其对行为违法性和犯罪后果有明确认识，手段特别凶残，情节极其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不对其从轻处罚。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究竟造成什么后果，才算得上是特别严重的情形，才能让法院对精神病患者不从轻处罚？

按照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然而，一旦进入复杂的司法实践，其裁量空间和鉴定过程常成为争议焦点。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更多依赖人的主观经验判断，个体经验、认知差异，甚至外部因素，都可能对鉴定结果产生影响。鉴定流程、依据、专家组成等要素的透明程度低，公众往往只能看到寥寥的结论性话语，同样难以令人信服。悲剧既已发生，要想认定犯罪嫌疑人施暴时精神是否正常，其鉴定结论必须站得住脚。标准难以触摸，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模糊地带，难免会引发公众的想象、质疑。

当精神疾病成为减免刑罚的理由，而公众又难以理解其认定过程时，对极刑震慑的认同，极易转化为对司法公正的疑虑，进而引发更深层次的司法信任危机。这其中蕴含的朴素正义观念和现代刑法理念之间的冲突，精神病患者个体权利和公共安全之间的冲突，是当下必须要直面的问题。正如有法学专家所讲，精神病司法鉴定并非纯粹医学鉴定，而需兼顾医学标准与法学标准，甚至可以说，鉴定重心不在于犯罪嫌疑人是否精神病人，而在于其能否辨认、控制自己的行为。

当下最紧迫的，莫过于推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流程的全面透明化，探索公开鉴定的基本原则、方法，在确保隐私的前提下详述专家的多数与少数意见，让结论经得起公开质询。在此基础上，再在具体案件中做实证据链条，在规避“媒介审判”风险的前提下接受群众监督，让司法在阳光下运行。事实上，对于此类事件，并非所有都是突然发生，有些是可以预见甚至可以避免的。要真正削减高风险精神病患者的社会危害性，更多还是要靠预防和动态监测。比如去年6月，成都一年轻女子在家门口被害的案件，倘若监护人、社区或者当地公安力量能够对此前发生的异常事件提起重视，联系卫生部门及时强制送医，或许就能够避免极端恶性事件的发生。

要想改变目前的困局，还需多头并进。一方面，在立法层面还应细化精神病患者刑事责任认定标准和程序，比如明确不同精神疾病类型和程度下的责任界定。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平台等构筑更协同的社会共治体系，在家庭监护之外，完善社区监管、社区康复，卫健、公安、民政等力量能及时介入的综合体系，在保障精神病患者权利的同时，更好维护社会安全。

只有个体的悲剧转化为制度的进步，才能尽可能终止类似的悲剧。

（大众新闻记者 盖颐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