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丨当以人文之“玄铁”重铸经济之“湛卢”

当以人文之“玄铁”重铸经济之“湛卢”

陈冬华

任何一种经济学均必是人文之经济学，这是经济学不可逃脱的本质和宿命。譬如，法国思想家巴塔耶试图通过“耗费”的主题来构建“普遍经济学”，其背后支撑的正是其独特的哲学思想。人们可能会忽视或者误解这一点，但并不能改变之。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日常生活事务的学问”，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稍微显得有点宽泛。美国经济学家曼昆进一步将经济学聚焦在“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总体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是从资源稀缺性出发，来考察关于资源分配的选择怎样影响财富的多寡。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经济学宣告进入科学之境。经济学始与人文研究渐行渐远，对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几乎视若无睹，甚至产生了轻视乃至意图兼并改造之的念头。亚当·斯密问题的产生并没有影响西方经济学主流沿着《国富论》的理路向前推进，虽然斯密离世之前还心心念念的是《道德情操论》的修订。

西方经济学是否如其主流学者所宣称的那样，始终价值中立，立场无偏，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中如物理学一样“最科学最纯粹”的领域？西方经济学是否真的没有前置的人文取向和价值预设？如果回到西方经济学的定义中，详加端察“资源稀缺”和“财富多寡”这两个最核心的概念，前者是经济学分析的约束条件，后者是经济学分析的目标函数，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学必须在“稀缺者何”和“多寡何谓”有了明确内涵之后，才能开展工作。这些内涵无法在经济学内部自己产生，只能从人文哲思中产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经济学理论是获认可的人文哲思在经济领域致力化成天下的学理呈现和实践基础，其本身亦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如西方经济学所宣称的，如同物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一般，独立于人文之外。并且，若照英籍犹太裔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的讲法，科学也是个人知识，是某一领域学术共同体的一致意见，其本质依然是人文的，而非客观真理。

因此，英文中的Value一词，在人文中为价值观之价值，在西方经济学中被视为货币财富之价值。也就是说，本来具有人文底色的价值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技术处理成财富工具意义上的货币。这样一种窄化、转换（甚至是偷换），既是资本主义个体主义文化自觉自然演进的结果，也因为实证主义广泛便利使用的目的而得到空前加强。从这一学理层面切入，我们就能更深地领悟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精神，“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把人文价值等同于货币价值，是其资本主义文化下的产物。中国文化相较于西方文化，有着系统性的差异。梁漱溟将西方文化的基本特点界定为个人本位，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为伦理本位。中国文化中对天下大同的追求、对精神财富的追求、对共同富裕的追求、对天人合一的追求，这些都不能简单地用货币价值的多寡来衡量。

经济学的分析需要运用价值，但其本身无法定义价值。关于价值的定义，譬如，是非、对错、美丑、好坏、幸福、圆满、公正、意义等，都需要来自于人文学者的思想理论文化积淀。梁漱溟曾说，“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所以文化的不同是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文化试图构建人类的精神世界，构建关于意义的世界，这正是人文学者孜孜以求的工作乐趣。即便关于物质财富的部分，也需在人文世界中建构出其对人生的意义，才变得可喜、可爱、可敬和可求。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深刻地阐述了这一点。

离开了人文学者的工作成果，经济学就会失去其研究的对象。不论是“稀缺”，还是“多寡”，都变得无法定义。这些是西方经济学很少去思考的问题。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构造出不同文化下的生活“意欲”，那么，经济学所研究的“稀缺”和“多寡”，就存在着内涵、外延、结构、边际上的种种差异。离开了人文思想的基础构造，经济学就成了空中楼阁。并且，因为不同文化下生活“意欲”的不同，不同的国家、民族和社会都会构建出一整套的系统，包括道德理念、伦理习俗、家族观念、社会结构、礼仪制度、法治系统、政治体系、教育模式等，非此不能完成化成天下的使命。因此，不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人文加以定义，其研究对象所赖以发生的场境也由人文加以塑造。经济交易并非发生在真空里，它们总是嵌入在真实的社会之中。

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涵离不开人文的定义，研究场境离不开人文的塑造，由此可知，人文经济学是经济学的普遍形态、一般形态、本真形态，而不是经济学的特殊形态。经济交易在人文的基础上发生，以人文构建的价值为目的，其本身又是人文的落实和巩固。构建一个社会的人文思想基础不同，其经济学就会存在系统的差异。从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学，都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而不是一般性的普世知识。梁启超曾评论亚当·斯密和李斯特说，“斯密立自由贸易派，世称旧经济学派之鼻祖；李斯特创保护贸易派，为历史经济学派之先驱。是二氏者，真经济学史上大人杰哉！”然而斯密的理论不能适用于李斯特时期的日耳曼，李斯特的理论同样也不能见容于当时的不列颠。一生坎坷的李斯特用自己的理论坚持，最终换来了俾斯麦治下的德国崛起。非独经济学，诸社会科学均如此。人文如同科学，研究的是人生之理；社科如同技术，探索的是人生之建。社科之于人文的关系，犹如技术之于科学，没有脱离科学的技术，也没有脱离人文的社科。因此，人文经济学是人文与社科一般性关系在经济学领域的构造与呈现。

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始终不承认这一点？其道理很简单，西方经济学已然是建构于其自身文化之上的人文经济学的一种样貌。但西方近两三百年的极盛，使得西方世界普遍认为其人文思想和精神具有普世性，其他的文化均应与之趋同；并且，这种趋同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西方世界如果根本不认同其他的文化，又怎么会认可建诸其上的经济学。他们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普世知识，而不是地方知识。

人文经济学作为一种一般性的理论，是经济学的一种统摄形态。西方经济学是其一种特殊形态，中国经济学也是其一种特殊形态。在普遍形态之中，参数的某种改变，就成为西方经济学；参数的另一种改变，就成为中国经济学。也就是说，当我们从人文的角度重新构建经济学理论之后，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就可以统合在一个整体的框架和模型之下。我们拨动不同的参数数值，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解，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人文经济学模型的解。

经济学研究的参数可以改变，但是人文作为一种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存在，并不会轻易地发生重大变化。具有连续性的文明往往珍视自己的传统，不愿也不可能把自己彻头彻尾地变成另外一种文明。这就意味着，不同人文传统下的经济学理论之间可以交流互鉴、互相启发，但难以简单实施拿来主义。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正是中国经济学既诚恳虚心地借鉴西方经济学，持续兼容并包学习借鉴，同时又不盲从，而是立足中华文化不断锐意创造创新的结果。这些都启示我们，只有在人文的视角下，才能找到各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学真问题，才能展开真分析和真探索，才可能使问题得到真解决。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