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 陈鸥帆：正视价值维度：在实践论视野中重构“新闻”定义

作者：赵月枝（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本刊学术顾问）；陈鸥帆（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部校共建融媒体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10期

导 读：

本文所进行的基础理论探索是正视新闻的价值维度，强调新闻的价值引领功能，深入“新闻”定义的认识论层面进行分析，并从兼顾事实与价值、肯定知行合一的实践论视野重构“新闻”定义，即“新闻是社会价值主体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公开报道”。

一、引言

2024年，特朗普战胜哈里斯再次当选美国总统。2016年，美国建制派主流媒体“一边倒”支持希拉里和民调整体显示希拉里优先却被特朗普逆风翻盘的历史，又一次在哈里斯身上重演。美国主流媒体所构建的“拟态环境”显然没能成功影响选民受众的“主观现实”，在对民主党执政失望和渴望变革的双重情绪作用下，美国大多数民众最终选择了特朗普，也可以说同他一道彻底抛弃了主流媒体——特朗普竞选获胜之后的第一次演讲公开称一些媒体是“enemy camp”（敌营）。政治精英、社会公众与主流媒体之间的长期尖锐对立是美国内部价值观彻底撕裂的表征。在全球互联互通、国家社会变革加剧、价值观多元裂变的时代中，这种现象使我们警醒并思考，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应该如何进行理论创新来引领实践，以保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国共产党管理的国有主流媒体能有力、有效地掌握新闻传播话语权和价值引领力、舆论影响力。对此，本文所进行的基础理论探索是正视新闻的价值维度，强调新闻的价值引领功能，深入“新闻”定义的认识论层面进行分析，并从兼顾事实与价值、肯定知行合一的实践论视野重构“新闻”定义，即“新闻是社会价值主体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公开报道”。

二、从认识论层面反思传统“新闻”定义

新闻是什么？从存在形式上看，新闻是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每天发布的最新讯息，具有特定的报道体裁。从国内普遍接受的权威定义看，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是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提出来的，其中蕴含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是物质/事实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新闻是意识对物质/事实的真实反映。欧美数百年新闻业对新闻有各种追求轰动刺激效应的新闻定义，但是必须遵从的核心原则是“客观性”，其第一要义也是真实准确。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新闻报道分享着反映论的哲学基础，二者默认的前提都是记者需要如实记录，潜台词是记录性内容中不能掺杂个人情感、立场、价值观，以及由此派生的个人态度或意见。

但是，情感、价值、意见能否被彻底排除在事实描述或陈述之外，从来就有争议，毕竟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立场、观点，看问题、谈问题都不可能完全抹去自身的痕迹。同理，媒体既不可能以绝对独立的观察者身份置身于社会生活之外，也不可能完全“透明地”反映现实。所谓“报道客观事实”，其实不可能与人的情感、价值观念彻底切割；更何况，无论是权力操纵新闻话语还是情绪绑架基于事实的理性判断，这些现象向来并不鲜见。尤其是在当今“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的传播会产生更大影响”的后真相时代，客观事实和个人情感意见之间的关系，已经走到了自由主义新闻观所强调的“客观性”的反面。“雄辩”胜于事实的现实，促使我们对理论认知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

新闻是什么属于本体论范畴；我们怎么获取新闻是认识论问题。两者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认识论隐含着某种本体论——你通过怎样的途径探索世界，自然就会从那个途径看到世界所呈现的样子，正如苏轼所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所以，对新闻哲学本体论的探讨与认识论的探讨是紧密相连的。

强调按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如实反映事物，这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但唯物主义认识论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反映”的理解因而有不同层次，强调“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即不带任何主体因素地映现事物”的反映论其实是在现代哲学中早就已经被超越的旧唯物主义机械认识论。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吕新雨在1997年就提出，“新闻学理论的哲学来源是反映论，并且它仅仅停留在反映论，这多少有点令人惊讶”，“真实作为新闻理论中一个重要和崇高的话题，指的仅仅是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符合”，这种常识性的理解，会在现实中碰壁。[1]“反映论的摹写方法最大的缺憾在于它忽略了观察者、忽略了观察者的观察视野对结果的影响。除了全知全能的上帝，任何一个观察者都必然立足于地球，立足于一定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立足于个体经验……这在当代哲学中被称为‘合法的偏见’。”[2]

体现在西方新闻客观性理论中的反映论哲学，其本质是经验主义认识论，即认为人类通过感官认识能够获得真理，因此观察和实验是有效的认识途径。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化发展，就是强调主客观对立的、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认识论就是实证主义。或者说，实证主义是依循有效的科学方法来认识事实，且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事实积累的一种精致经验主义。具体到新闻报道领域，实证主义自信通过一定的操作规程可以获得事实，而且事实的积累能够产生准确、全面、有意义的社会图景。以“科学的”认识论为基础，事实与意见的两分法就成为新闻理论的前提，也是新闻客观性作为一种知识—权力体制所依附的金科玉律。这一信条最著名的表达是英国《曼切斯特卫报》（即现在的《卫报》前身）出版商、自由主义立场议员CP斯科特，在1921年纪念该报成立100周年的社论中的那句名言：“评论是自由的，但事实是神圣的。”（Comment is free, but facts are sacred）进入21世纪，《卫报》数据新闻主编依然用“事实是神圣的”来为一本关于该报如何做数据新闻的书做宣传，而此书的中文译者也依然把这一信条神化为《卫报》“200年不倒”的秘密。[3]可见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作为新闻媒体的认识论基石是多么根深蒂固和影响深远，而当下美西方新闻业的危机也是认识论危机的一种表征。

其实，在哲学界，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受到质疑由来已久。越来越多的人反思“通过感官经验可以直接获得世界的知识”，因为认识主体的感官和头脑，即感受力和思维力并不是“裸触”认知对象的，事实上“主体总是被范畴、概念或准则的集合体与对世界的直接感知相隔离，这些范畴、概念或准则划分和过滤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想获得直接的、未经传媒中介的客观知识的愿望注定要遭受挫折”[4]。具有代表性的，如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哲学对实证主义自然科学方法的批评和挑战，“科学不是通过实验和观察的渐进过程而前进的。相反，他说自然世界的知识变化只是通过范式的转化实现的。所谓‘范式’，它是指包括方法、概念、命题、理论和盲点的一个整体框架。一般说来，普通的科学实践——库恩称作‘常规科学’——总是在已建立的范式之内吸收观察到的事实，忽视并排除不协调和非常规之处，将其当作无意义的偏差……只有当一个主要的‘范式’发生变化时……新的观点才会产生”[5]。该理论提醒人们必须意识到各家各派学说的底层有着起支配作用的更为根本的东西，即范式，决定着各种学说的走向。范式理论同样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且，20世纪以来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从结构主义、符号学到存在主义、诠释学等，也都强调单个事实背后存在着框架。这种框架，可能是符号系统、语言结构，或者进行新的理解之前已经存在着的“前理解”。特别是语言作为人思考和表达的媒介本身就具有先在于人的结构和意义，它“不是简单的反映或标记外部世界，语言帮助我们建立现实感，世界并不是简单的显露在那儿，自己呈现出来以供我们描述。相反，通过如何谈论，我们组成我们对世界的认识”[6]。这些“结构”理论都对实证主义形成有力的解构。不过，这里也蕴含着两种可能会走向极端的倾向，过于强调先在性结构的认识论会忽视甚至否定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与之一体两面的效应是固化结构，走向结构本质主义；而过于强调主体建构性的认识论则可能把握不好主体能动性的边界，最终走向意义相对主义。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及其认知世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更是挑战并超越了伴随着资本主义及其自然科学发展而成长起来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哲学。由于马克思主义颠覆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使得辩证唯物主义只在西方批判学派内部有限流通，却长期被排斥在西方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然而，经验主义—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局限性又很明显，所以一些西方学者不得不探索更为先进的批判现实主义认识方法来取代实证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认识论的特点是：首先，它强烈地证实真实世界的存在，对外部世界客观存在抱有本体论信念。一方面，世界独立于观察者既有的范畴和概念；另一方面，世界又是可接近的、可理解的、可描述的。其次，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和描述只能通过人类社会已经建构起来的概念来进行，同时，它坚持认知是主观和客观、概念和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文森特·莫斯可对此做出的阐述：“现实主义者把存在看作是由感觉观察和解释实践双向建构而成的。依此观点，现实是由我们所看到的和我们如何解释我们所看到的组成的。没有纯粹的理论，也没有纯粹的事实，双方都以被相互污染的形式呈现自己。”[7]进一步讲，批判现实主义承认概念构成了世界知识，但这个世界可以挑战、中断、改变概念，它要求人自身理解概念和范畴的本源，并对其修改和变化保持开放态度。如莫斯可指出的，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就理论组织和构建事实而言，理论超越事实；同时，就世界上的各种事件有“使人去证明某一特定的概念或改变它”的潜力而言，事实超越理论。最后，批判现实主义认识论宣称“从一开始，批判现实主义就专为有关社会变化和解放斗争运动提供哲学基础”[8]。

从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唯物论、辩证法的痕迹：世界是客观实在的、可知的；认识世界的过程不是主体消极反映客观之物，而是要经过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事实能挑战和超越既有的理论和概念，因此这种认识论具有“批判现实”的取向，可以服务于“社会变化和解放斗争运动”。但是，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又有太多的语焉不详：批判现实主义认识论的起点和归宿到底是概念还是事实，抑或“知识生产”？所谓主观和客观、概念与事实的相互作用，其中介是什么？批判现实主义宣称它“可以为社会变化和解放斗争运动提供哲学基础”，那么要变革什么样的社会？解放斗争运动的方向又是什么呢？认识论又怎样服务于变化和斗争？这种认识论是在间接肯定新闻报道有立场和倾向或者说有一定的价值追求吗？

三、确立实践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认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问题的阐述是非常分明和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先是唯物论，即承认物质/事实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反映物质，物质/事实是可知的。进而马克思认为，“无论是认识主体，还是认识对象，都不是现成地呈现出来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相互生成相互规定的。一方面那种先于人类而存在的、与人无关的自在的自然界并不构成现实的认识对象”，作为现实的认识对象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存在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10]。另一方面，认识主体也不是与客体无关的精神抽象物，而是进行对象化活动的社会性的人，是社会实践的创造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1]。

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呈现的核心概念是“实践”，通过社会实践，主体人和客体对象之间形成认识关系，客体会呈现和反映于人的感官，人也会主动带着问题意识去探求客体。主体在实践中达到对客体的认识，而认识也同样作用于主体，即拓宽了主体的精神世界和认识能力。简言之，主体和客体以实践为中介打破主客二元对立，从而互动互构，实现真理性认知的不断推进——尽管个体的认识是有限的，但人类群体发挥积极能动性，将使人类从相对真理不断趋近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人”和“实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在生产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他们以推翻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为目的进行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各方面探索和实践。这样看来，当代西方思想界“先进的”批判现实主义认识论属于一种“折衷主义”的历史—辩证唯物论：一方面，它不得不承认历史—辩证唯物论的科学性，也无法彻底抹掉其反资本主义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它既无法在认识论层面宣称包括新闻活动在内的智识活动的阶级性，更无法明言其所讨论的“解放斗争运动”的具体特性，而这种犬儒主义的表现根源在于，在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尤其冷战意识形态的钳制下，西方社会内部的学院派批判学者既没有以基于阶级动员的革命实践挑战资本主义的勇气，也很少能在自己的理论中开放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新闻实践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都有系统的科学阐述，充实并捍卫了辩证唯物论思想体系。1937年4月至8月，长期处在革命斗争第一线、对革命军队缺乏科学认识论的惨痛教训有着深刻认知的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面对长征后初得休整的工农红军，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分后来以单行本出版。尤其《实践论》，是充分体现了他继承中国传统知行合一观、吸收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创新辩证唯物论的集大成之作。他在《实践论》中深刻且鲜明地指出：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12]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13]

关于社会实践的形式，毛泽东解释道，包括生产活动、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等多种形式，即“社会实践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14]。实践论首先肯定感觉经验的重要性，但是认识不能停留在感性阶段，而是要向理性认识阶段推进，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达到理性认识并不是认识运动的完成，理性认识还要应用于实践，在实践中获得检验：

一般地说来，不论是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常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或右的错误思想。[15]

社会历史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种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16]

实践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中国化，有着艰苦革命斗争经历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实践论才“真正领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也才真正懂得了、学会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思想世界诸思潮竞争中，所具有的优越性也才得以充分地显发出来，从而成为成功者和胜利者”[17]。20世纪60年代，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收录其20世纪60年代主要论文的著作《保卫马克思》中，指出《实践论》与《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法国批判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与塞思·希格尔劳布编辑的两部文集《传播与阶级斗争》分别在1979年、1983年出版，《实践论》收录在第二部《解放、社会主义》中。马特拉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对于社会解放和社会主义传播理论有巨大贡献。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的时候，在空军一号上“补课”，阅读的正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尼克松到中南海第一次面见毛泽东时，毛泽东不与他谈国策，而是谈哲学。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作了大量前期工作的基辛格更为毛泽东所折服，称毛泽东为“哲学王”（Philosophy King）。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成果的实践论堪称“两个结合”的典范，体现了中国社会各方面实践的民族智慧，是中国各族人民生产实践、政治实践、科学和艺术等方面实践的思想和行动指南。实践论为新中国的新闻工作和理论研究确立了认识论，并为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在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发挥能动作用指明了根本方向。

四、实践论视野的新闻定义

就中国新闻理论来说，陆定一在1942年提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之时，离毛泽东1937年发表《实践论》已经有5年的时间。当时，延安整风运动和《解放日报》改版正如火如荼。我们有理由相信，陆定一的新闻定义植根于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 一种主体积极能动的、革命的高级反映论，即实践论，其中蕴含着无产阶级价值观——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国内与之相媾和的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目标取向。也就是说，实践论对于当时作为革命报业传播主体的延安干部群众，尤其是积极参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干部群众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形态进行强有力的整合，是一个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存在，也是中国新闻价值确立的边界和根据，中国的新闻价值在根本上不得违背这个共同的利益原则，这是它的天命，是由它的价值主体决定的”[18]。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延安时期延续至今的权威新闻定义并没有对新闻是否包含价值/意见问题做出特意说明与特别强调。今天看来，本来无须特别强调说明中国新闻传播价值取向的历史，却为后来中国媒体新闻报道在弘扬无产阶级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埋下了难以“理直气壮”的伏笔；也为西方媒体与政客从所谓新闻客观性的“超然立场”指摘中国新闻报道不客观、不中立制造了借口。

资产阶级掌控的媒体声称不代表某一阶级或利益团体，而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同时其新闻报道声称遵循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操作规程而致力于所谓“客观性”，所以资产阶级媒体及其新闻报道，以及以专业主义客观性为核心的新闻理论就仿佛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客观的”媒体及其新闻传播代表所有人，推进普遍共识，或者说制造“普世价值”。相形之下，我党的新闻媒体宣称代表工农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做“人民的耳目喉舌”、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等原则就“天然缺失”了“社会公器”“平衡公正”等道义性。于是，施拉姆等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指责社会主义苏联的传播模式是集权主义的，并以此影射中国。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界还由此制造了一系列“新闻”与“宣传”的二元对立，或“传播”和“宣传”的对立，从而使“宣传”污名化，以攻讦中国及其新闻工作。

由此看来，中国当下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所面临的困境之一，也在于对党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坚持同陆定一新闻定义没有对新闻价值层面作明确辨析的矛盾。这也是中国先进的新闻性质论与既有新闻定义阐释空间有限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一长久以来的关键问题，当务之急是明确提出新闻报道的价值视角，承认价值既是人们获取和表达事实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一切新闻报道的题中之义。尤其是在所谓后真相时代，多元裂变的价值观已经冲到前台“清洗”事实、逾越边界，这警醒我们再也不能无视新闻中的立场价值和意见表达等问题，同时必须明确价值边界。为此，我们拟从实践论出发重新定义“新闻”。以我们的新闻工作是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一种历史实践为前提，以实践论为认识论基础，我们提出如下新闻定义：“新闻是社会价值主体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公开报道。”这一定义突出了新闻传播的主体地位，强调了主体的价值背景，承认记者及其价值取向在新闻事实中的存在。这兼顾了新闻的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揭示了事实与价值有机统一的关系，明确了新闻是“事实”和“价值”天然融汇的社会实践。同时，这也回应和呼应了学术界对“新闻理论界有必要关注价值学说的建立和发展”等呼吁，以及对新闻学“实践转向和元问题聚焦”[19]等探索。另外，这一定义符合网络时代新闻主体已经不再仅仅是“大众媒体”这一事实。

实际上，“马工程”重点教材《新闻学概论（第二版）》在维持陆定一的新闻定义时，不仅强调“报道”两字包含“新闻对事实的反映不是机械地有闻必录，在反映过程中，报道者具有主观能动作用，要对事实进行选择，分析和整理”，而且已经注意到，“本定义对报道的主体没有做明确规定”。本文对新闻的定义无非捅破窗户纸，指出“对事实进行选择、分析和整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价值取向，明确报道的主体是“价值主体”。而加上全称意义的“社会”两字，也恰合了《新闻学概论》认为陆定一的新闻定义有广泛外延的阐释：“不仅通讯社、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机构所发布的新闻可以用这个定义，个人通过微博、微信、网络论坛、手机、社交媒体等媒体形式发布的新闻同样也适用。”[20]所以，正视价值维度、重构新闻定义，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我国新闻理论顺理成章的发展。

正如胡钰教授精练总结的，“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价值是新闻的灵魂”，“事实上，在新闻活动中，既有报道的选择性，不论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任何个人进行新闻报道，都有其选择事实的尺度;同时，也有事实的客观性，不论是机构媒体报道还是社交媒体报道，任何报道都要追求或宣称自己的报道是依据客观事实的”。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新闻是真实与价值的统一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条核心原理。基于这一原理，新闻工作既要把握‘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的真实观，也要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的人民观”[21]。另外，必须强调，在中国的社会制度下，新闻价值中首先是意识形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与意识形态的国家功能密不可分，这是一个需要新闻学进行解读的现实存在，无视或漠视这一点，都是理论的懦弱。[22]

以实践论为认识论基础的、事实与价值并重的“新闻”定义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特定的语境下，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中要强调边区新闻的价值高于欧洲战场的新闻？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在带领边区群众保卫家园、建设家园、巩固根据地的过程中，党报既要使边区群众充分了解党的中心工作和边区情况，也要密切联系群众，与各种错误倾向做斗争，指导群众运动发展，凝聚民力，坚定民心，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的胜利。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新闻实践中有内参体系。因为对于不适合做公共传播的新闻必须进行甄别，既要在一定范围内引起足够的重视，保持应有的警醒，筹划必要的应对措施，也要规避在更大范围传播可能会造成的误解、误判甚至恐慌的风险。

更为重要的是，事实与价值并重的新闻定义引领我们深刻认知，西方新闻学的“客观性”迷思尽管在其新闻职业的具体行为中根本难以落实，却不妨碍它成为西方媒体与政客衡量其他国家新闻报道的一把功能性的“卡尺”，所以，现实中西方媒体频现“双标”现象。实际上，大约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这一漫长历史阶段，英美报刊大都直接听命于某个资产阶级政党，成为不同政党的喉舌，故有“政党报刊（党派报刊）”之称。此后商业媒体以标榜所谓“自由、独立、客观”为立身之本，公共广播事业的兴起又强化了“客观公正”原则。如今任何不持偏见者都不得不承认，以美国商业媒体为主导的西方媒体和流量逻辑至上的平台已经证明，“客观公正”“公共利益”等原则只是特定历史阶段媒体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的产物，而且其适用范围也是相对的——这一原则从来没有适用于那些被定位为对立面的国家。胡钰从描摹当代新闻传播特征——“全球化”“个人化”“技术化”“武器化”“复杂化”[23] 的角度，分析了当代新闻传播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带来传播动机多样性，其中，新闻传播“武器化”尤其切中美西方国家开“历史倒车”的方向：（1）从微观新闻传播行为的动机看，个人工具重于社会公器，速度追求重于事实核查，情绪传播重于事实传播。（2）从宏观新闻传播行为的动机看，企业间、国家间的舆论较量愈发重要，利用传播行为来打击对手成为隐性的手段。（3）在国际传播体系中，话语权争夺日益激烈，失去话语权成为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软肋，而且在认知战已经成为非传统战争重要形式的条件下，那些希望走自己道路的国家面临网络时代无孔不入的“攻心”威胁。对于中国，西方从来没有放弃过“和平演变”的战略。从这个角度看，美西方新闻理论所宣称的“排除价值，只讲事实”本身，就是便于被“和平演变”策略调用起来的一枚媒体意识形态烟幕弹。

五、重构“新闻”定义的“否定之否定”思考

我们探究历史上的“新闻问题”来解决现实的“价值困境”，一方面，是因为《实践论》之后，中国革命以及新闻事业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但是我们新闻理论却为各种认知障碍和局限所束缚，没有及时对新闻实践做出与时俱进和具有理论创新自觉的总结。另一方面，我们源自历史的问题意识，乃是源于现实的实践启发，即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巨大成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闻事业在强调党管媒体原则下提出新思路、推出新举措，在引领舆论凝聚共识、加强媒体队伍建设和行业自律机制建设，巩固主流舆论阵地和推进媒体融合，推进互联网治理净化舆论环境，提升国际传播力影响力等各方面的成功实践。实践基础赋予我们理论自信，因为，重构新闻定义需要极大的勇气，突出价值主体很容易遭到质疑和批判。面对可能的质疑，我们进行了“否定之否定”的思考。

第一，质疑会来自对价值相对主义的担心。西方新闻理论对“客观性”的固守，并自信能通过一定的操作规程保证“价值无涉”，中国新闻理论对“如实反映”的强调、对价值问题的语焉不详，其实都预设了陷入价值相对主义的担忧。关于这个问题，吕新雨对“新闻价值的有效性及其边界”的阐述也做出了透辟的说明，她首先肯定“新闻事实必然是价值事实……新闻不同于信息就在于它有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必然是在一个共同的范围内有效的。然而，这种效应也是有边界的，它受制于我们的观察视野，所以才会有一个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新闻价值不同于另一个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新闻价值的现象”[24]。所以，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甚至不同地区的媒体和记者判断新闻价值的标准都相类似，比如，时新性、接近性、重要性、趣味性等，但是这些价值性的具体内涵或所指对于不同文化体系中的判断主体来说却是有差异的，对此时代或此民族重要的东西，未必适合于彼时代彼民族。“新闻价值说到底是一种价值观”，不同文化体系及其价值观必然是多元的，但关于新闻的具体价值判断只要在一定的文化体系范围内能够达成共识，或者说符合该文化体系价值观，就并不存在价值相对主义问题。

更深层次来看，价值观包括新闻价值都不是指对于个别人有用、有价值，“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关系的体现，是社会实践运动的体现”[25]。“价值的背后是利益原则。不同的价值主体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新闻的价值便是最大限度体现共同的利益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新闻价值的最终归属”[26]，而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及价值所在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在历史现实层面，人类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利益的人组成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制度、法律、规则约束，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基本价值序列，不同的社会有阶级、种族、性别、党派等不同利益集团，而且这诸多因素往往复杂交错，所以“新闻价值并没有绝对的客观性，价值主体决定价值标准，但是它也绝不是功利主义的工具，它必须得到一个共同的现实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体系的支持”[27]。

第二，质疑和批判会来自历史记忆。“我们一直不敢公然宣称新闻事实必然是价值事实，因为我们害怕掉进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泥淖，十年动乱中我们有足够惨痛的教训，所以顽强地固守着‘客观性’的最后防线，以为凭此才可以保持住新闻理论作为一门学术研究的尊严。”[28]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十年动乱中新闻媒介沦为少数阴谋家手中的工具”，中国新闻理论这个沉重的历史教训成为无法忘怀的精神创伤，甚至成为解不开的情结，正是源于当时“新闻价值主体不再是国家民族的共同利益，而只是少数人的政治利益，他们的利益是与国家民族的共同利益相抵触的”。这也说明，当少数人的利益与多数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新闻应该选择追随大多数人利益以及观念价值体系。如果一个社会的新闻事业无法使新闻做到这一点的话，就说明社会面临危机，必然导致新闻事业的变革。中国新闻事业的改革是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而进行的，开放搞活的政策目的是让国家富起来，老百姓富起来，整个社会的观念价值体系也有了鲜明变化，新闻事业的改革和新闻价值的重新确立就是必然的了。[29]

第三，质疑和批判会来自当代西方新闻客观性的拥趸——新闻定义强调价值主体就充分说明了中国新闻学是“新闻宣传学”而非“真正的新闻学”。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所谓“真正的新闻学”这一中国新闻学的参照对象，其实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新闻学，其核心概念“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客观性”本身就是用来维系资本主义制度和观念体系的，并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新闻学。正是从价值视角出发，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和自由主义新闻学这两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碰撞中是对立和斗争关系，我们追求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的中国特色新闻学超克自由主义新闻学。可以说，包含价值视角的新闻和新闻学研究才是非“去历史化”和非相对主义的视角，从这样的视角出发还可以看到正在发生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已经对自由主义新闻观及其深怀价值背景的否定和攻讦形成了突围和解构态势。

第四，质疑和批判会来自对“挑战”和“修订”权威说法的不自信和勇气不足——陆定一之后再没有这么高级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定义新闻，也没有学界研究者提出任何异议。但是，正如辩证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要在变化发展中把握具体矛盾，直面具体现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冲破教条主义的局囿，在理论与现实的积极对话中发展理论。不能在理论上“懦弱”，而是要把握马克思主义“所占据的道义制高点和真理制高点”。[30]特别是在亲历疫情时代美国针对中国的不客观、不平衡、不公正的新闻报道，及其所引发的又一轮有关新闻的性质讨论之后，我们不可能无视中美在制度理念和价值观层面的冲突，因此迫切需要重构新闻定义，突出“新闻是社会价值主体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

所以，必须申明一点，本文对陆定一的新闻定义的修订，与有些学者所说的新闻理论引用领导人讲话太多，所以应该削减、取代，以追求“学理性”不是一回事。事实上，对任何一个领域来说，如果领导人的讲话具有理论建设性、有实践指导意义，就应该引用，并且在引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创新。更何况，陆定一的新闻定义本来就是在整风运动期间经过学习思考获得的理论总结，针对当时《解放日报》充斥长篇大论和空洞口号的现象具有直接的矫正作用，促进了党报真正确立“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工作作风。毛泽东的《实践论》更是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课内容，是一个政治家哲学家的理论研究与创新结晶。毛泽东为中国领导人留下了要经过充分调研或学习才能进行判断和下结论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中的领导人讲话比一些研究者闭门造车、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研究更贴近中国实际，更解决中国问题。我们需要克服和超越的是那些对党的领导人讲话照本宣科、对党的创新理论没有能力进行学理层面的阐发的问题。当然，也有一种视野，对美国人文社科研究中动辄引用“国父名言”的现象视而不见，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类似现象却“锱铢必较”。

如前所述，陆定一并没有否定新闻报道中价值主体的地位，革命的无产阶级、积极参与办报的全党和群众就是他的新闻定义中默认的价值主体。事实上，在革命斗争激烈、主体立场鲜明的时代，理论家们并不格外强调这一点的现象十分常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艾思奇在他1935年首次出版、1947年修订的广受欢迎和好评的《大众哲学》一书中，对反映论的表述也做了相对简单化的处理，他直接用“照相”比喻反映论[31]，但从该书的整体行文中可见艾思奇明确区分了旧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并在书中把反映论置于辩证唯物论主题下。所以，如果教条解读理论而不能知人论世、融会贯通解读，就容易造成一定的误解，误解还会随着理论本身的流行而带来广泛的传播和影响。现如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在从初级反映论到高级实践论的历史发展阶段、实践的群众主体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早已经做出更为丰富深入的辨析，但是新闻理论方面却没有跟上哲学发展的脚步。当下正是以理论创新来克服以往理论表述和理解方面存在的教条的时候，这也是回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和新时代中国新闻实践的需要。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有强烈的理论自觉，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指导、理论斗争、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正如汪晖所讨论的那样，“中国革命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介入的进程，从而其理论性直接地呈现在理论与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之中”[32]。党的创新理论既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灵魂，也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有着相辅相成的有机联系，同时是奉献给全世界思想理论界的中国智慧。质言之，实践论和以实践论为认识论基础的新闻定义，以及对新闻价值维度的揭示，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探索，也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经验，对受制于自由主义新闻学狭隘理论视野以及“双标”陷阱的全球各个国家的新闻实践，乃至对于已经陷入新闻理论以及认识论困境的西方建制派媒体和新闻业来说，都极具启发意义，是对21世纪世界新闻学的贡献。

六、结语

在后真相时代，重新定义新闻，阐释新闻实践活动的价值性质，才能在面对西方所谓新闻客观性理论和新闻报道“双标”行径时保持清醒的思考和充分的自信，走出中国新闻理论的阐释与实践的困境，大方承认和肯定我们的新闻报道是有价值取向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发展占据道义制高点，把握文化领导权。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新闻作为一种基于事实的“意义生产活动”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新闻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历史定位就十分清晰了：从宏观上说，新闻理论与实践是中国人民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整体实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局。具体说来，新闻理论与实践服务于中国人民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坚持独立自主与中国道路，为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服务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既发展经济和科技实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又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正如张文木所说，新闻传播“既要讲真话，更要讲真理”，要“实事”的内容，也要“求是”的方向[33]。

在此基础上，我们承认不同文化及其价值观必然是多元的，并且在一定范围内能够通过交流取长补短、达成共识。全球化时代，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之间尤其需要一定的基本共识，然而，这不是指由美西方国家垄断定义的所谓“普世价值”，更不能任由美西方把“普世价值”强加到其他国家头上，全世界应在平等共商、实践探索中达成的一定的价值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并获得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着眼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就是这样的价值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及有价值立场的新闻学研究因此不是狭隘的，而是探索、维护、发展与中国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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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赵月枝，陈鸥帆.正视价值维度：在实践论视野中重构“新闻”定义[J].青年记者，2025(10):78-8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