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青岛之青岛与海|山东人的身高，名不虚传——探访古城顶遗址，解码商周滨海文明的千年印记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遗址探访继续，脚下的路也越走越宽。在同一片土地上，走先民走过的脚步，在他们留下的遗迹中，体会一幅幅鲜活的生活图卷。

李沧区古城顶遗址公园里，有3000多年文明的遗迹。走访公园，探寻文明密码；查阅档案资料，咨询专家，更是在打捞散落在时光里那些碎片。尤其是那些珍贵的青铜器，和山东大汉1.9米的身高，成为古城顶遗址的亮点。

土地已经被岁月填埋，但那些遗存却永久留了下来。

初露真容 

战火中的意外

古城顶遗址公园，是第二次真正探访。

公园大门，门楣上、立柱上以出土陶器上的花纹装饰，分别为鸟类、鱼类、兽类云纹，是古代工艺与文化符号的融合。门楼两侧的墙壁上，雕刻着商周时期先民农耕、打猎、捕鱼的场景，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生活画面。

恰逢一位80岁的老者正在晒制野菜，她是泰安人，来旁边的小区是应儿子的要求。她的笑容里满是幸福，她将一早采摘的蒲公英铺开晒制，“别看不多，炒鸡蛋可以做两三次呢”。她讲述了童年的苦难，讲述了今日生活的幸福，也讲述了公园给她带来的便利。

或许，在这周边，有很多这样的老人。

在古城顶遗址石碑的指引下进入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约3米的青铜鼎雕塑，雕塑以遗址出土的铜鼎残片为原型，还原了商周时期青铜鼎的形制，它作为公园的“主角”，稳稳地端坐C位，迎来送往。左侧，又是两座石碑，分立于不同的年代，从门外2015年的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到2005年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李沧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顶遗址得到了三级认证。

古城顶遗址公园建于2002年，通过遗址简介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一处商周时期的古城堡遗存，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它的挖掘有段曲折的故事。因为，藏于地下遗址的“苏醒”，并非一时的惊天发现，而是一场跨越七十余年的、由偶然到必然的探索之旅。

据《李沧名胜古迹的传说》中记载，这里曾是古时“牢国”的都城和“王宫”所在地。城墙高约2米，宽约2.5米，形成于商周时期，至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要说这牢国，知道不其城的人可能不会陌生，因为这里是“不族”和“其族”合并后建立的小国的名字，意思是以圈养牛、羊、猪，用网捕鱼、捞虾的国家。他们把都城迁都在一个低矮平整的山头，这里东临大海，南北挨着平川，西边为大山，是进出山川，入海进平地的中心，建成了牢国的国都、王宫、城墙。然而由于齐国进攻，牢国都城、城墙、宫殿都被摧毁，齐国居民纷纷进入南北平川，和不其人混居，形成了较大的村落聚居地。

李沧区档案馆馆藏资料中，有关于商周遗址“古城顶”的发掘历程。

先来说说十梅庵村，这是一个古老的村落。因立村人为盛氏家族，人称其最初的定居处为“盛家沟”。青岛文史专家刘锦告诉记者，后来因为与盛家为邻的是座古庵，传说庵前坡上长着十株梅花，所以这里叫十梅庵。

村民祖辈生活在这里，他们都知道，在村东有一处十亩地大小、六七米高的土堆，老人们都叫它古城顶。在古城顶上栽种果树，特别是梨树，肉质细腻，味道很甜。

这片土地的平静在1948年被打破。

1948年深秋，青岛解放前夕的紧张氛围笼罩着十梅庵村。国民党军队为阻滞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青岛，在围子山东麓的古城顶一带砍伐树木，堆在通往青岛的路上做路障，并在古城顶上挖掘了几条一人深的战壕，结果挖出了青绿色铜锈的碎片，包括一些箭头、骨器。

“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啥，只觉得是块没用的破铜破陶。”据十梅庵村的老人张修轸回忆，起初并未在意，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些文物并未得到妥善保护，部分铜镞、陶片被当作“战利品”带走，其余则散落于战壕两侧，被黄土重新掩埋。这段被战火裹挟的发现，虽未留下系统的文字记载，却为古城顶遗址的后续探索埋下了伏笔。

而张修轸家盖房子挖地基时，挖出了两把青铜剑，冬天挖萝卜窖子时，还挖到过完整的人骨架。

惊喜发现 

水库修建，挖出宝藏

遗址公园内，湖水面积很大。只有垂钓者才可以入内。

湖面荡漾，柳树垂枝。一切显得平和、宁静。

不过，当年修建水库，曾经热闹且令人惊呼连连。

在古城顶遗址的西面，各有一条大沟，是虎头石山西麓雨季泄洪的主要渠道，南面的那条沟深7米多，村里人称之为“老牛涧”，经过长期冲刷，形成了几个墓穴似的洞。

1955年冬和1956年春，十梅庵村民修建水库，参与的村民魏福生（时年22岁）曾对李沧区档案馆工作人员回忆。随着挖掘的深入，更多文物相继出土：青铜鼎的残片、打磨精细的骨针、边缘锋利的石器，以及大量印着绳纹、方格纹的陶片。更令人惊喜的是，在水库北部靠山沟的位置，村民们挖出了一段规整的夯土墙体，墙体分层明显，每层厚度约10~15厘米，土质坚硬，显然是人工夯筑而成。

这些发现很快引起了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专家刘敦愿的注意，他立即率历史系师生赶赴现场调查，发现了一道宽约两米的夯土城墙墙基，并采集到石斧、陶器、贝壳等物品，张修轸也捐献出青铜剑。

刘教授考证后认为，古城顶应该是商周时期的海防城堡。在考古小组中，有一个叫张义传的学生，是十梅庵人，他每次假日回村，都会到古城顶转转。1956年暑假，他又带着铁锨爬上了古城顶，惊喜地发现了一根毛衣针粗细的杆状物半埋在土中，用手轻轻一拔，一根长约15厘米的骨针随之而出。他将宝贝包好交给了刘教授，骨针和青铜剑都藏在了山东大学历史博物馆中。

“刘教授带着我们住在村里的土坯房里，每天天不亮就上山，拿着小铲子、毛刷一点点清理遗址。”当时参与调查的学生王恩田（后成为考古学家）在《山东考古回忆》中写道，师生们在水库周边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调查，采集了数百件文物标本，包括完整的陶豆、石斧，以及带有刻画符号的陶片。通过对夯土墙体的初步测绘，刘敦愿教授判断，这很可能是一处商周时期的古城遗址。

1958年，随着农业生产的需求增加，十梅庵村决定在原水库旁扩建一座面积相等的水库，两座水库相连，呈“宝葫芦”状，中间细腰处留出一条东西向道路。正是这次扩建，让古城顶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得以进一步发掘。

当时负责施工的技术员回忆，在开挖新水库的深土层断面时，施工人员发现了一处坍塌的穴居洞室。“洞室大概有两米多深，里面堆满了厚厚的灰土层。”考古人员接到消息后迅速赶到，在灰土层中清理出大量文物：陶鬲的三足、陶甗的甑部、磨制光滑的兽骨，以及许多贝壳。

更重要的是，穴居洞室的发现，为研究商周时期青岛地区先民的居住方式提供了实物依据。考古人员判断，这类洞室是当时常见的民居形式，冬暖夏凉，适合北方气候。而灰土层中密集的陶片与兽骨，则暗示这里曾是先民的生活区，人们在此做饭、居住、处理猎物，日复一日的生活痕迹，都被封存在了厚厚的黄土之下。

时光流转，到了1983年春，原崂山县城阳公社在扩建公路时，在城阳村南、仙家寨村北的路边曾经挖出古墓一座，古墓中还挖出了一个刻有古篆体的“牢”字方砖，经考证，这极有可能是牢国开国国君或王室成员的墓地。

旧址旧迹 

山东大汉一米九

这已是记者第二次探访，第一次探访时十梅庵村还在。

犹记得探访时走过的魏家街，去村民家拜访时的情景。

村子建成于明朝永乐年间。据盛家人传说，明朝永乐初年的大规模移民来到山东，盛家三兄弟一起从云南万里跋涉来到了即墨围子山西下。“半山坡上，断崖高约二丈，崖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百尺宽沟，当时虽然天寒地冻，这里却阳光明媚温暖如春，断崖将北风挡在了沟外，是一个宜于人居的好地方”。当时，小溪水南岸半坡上就有一个小屋，里面有位老尼在苦修。疲惫不堪的三兄弟无力前行，便在这里休息，盛家老三被这里舒适、美丽的风景吸引，说什么也不往前走了。盛家老大和老二劝不过，只好撇下他离开。“老大去了北京郊区落户，老二到了平度，立村盛家庄。老三在离尼姑庵百米处搭建了茅草屋定居，称为盛家沟，尼姑住的小泥屋就是南黄泥崖子”。这就是盛家沟的来历，在这之后陆续又有其他姓氏迁来，逐渐形成村落和街道。

魏家街是村子里最古老的街道，横贯东西。街面宽4米，像一个大大的“Z”字，上下两横向外延伸出去。刘锦说，盛家在沟底定居后，胶州魏家屯的四兄弟也迁徙而来。“魏家本来是弟兄五人，走到五龙河过河时，小兄弟不幸溺水而亡，剩下成、州、炳、灿四人来到围子山半坡，在盛家沟北的崖顶上安家。”和盛家人口稀少不同，魏家人口众多，聚居之处形成了街道，也就是魏家街。

村民庄永栋清晰地记得魏家街当年的繁华，“十梅庵以前人们生活比较穷，村的面积也没有现在大。当年的魏家街干净，整洁，被称为十梅庵的中山路”，在庄永栋小时候，这条街是村里最主要的街道，“村里的大事小事都会在魏家街上流传开来。记得村民中流传一个笑话：青岛流行女婿给丈人送鲅鱼。只要站在魏家街上，就能看出谁家的女婿有钱，谁家的女婿有本事，因为他们送礼都得经过这里。鲅鱼越大说明这女婿越有实力”。

不过，随着旧村改造进程的加快，十梅庵逐渐消失。也正因为此，所以2010年3月，青岛市考古研究所在前期考古调查勘探的基础上，启动了古城顶遗址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共清理遗迹单位46个，包括2座周代竖穴土坑墓、2眼东周时期水井、42个灰坑（含窖穴、房址、祭祀坑、取土坑），以及一段长约20米的夯土城墙基础与环绕的壕沟。这些发现，不仅让古城顶遗址的布局逐渐清晰，更填补了青岛地区商周时期城市防御体系研究的空白。

2010年7月，发掘工作接近尾声时，考古队在遗址中部发现了第二座周代墓葬，墓中出土的一具骸骨，引发了学界与媒体的广泛关注，这具骸骨的长度达1.9米，是当时青岛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最高的人类骸骨。

“周代山东大汉”也因此被更多人熟知。

从规整的夯土墙基到高大的人类骸骨，从精美的青铜器到朴素的陶器，每一件遗存都在诉说着三千年前东夷先民的生活与智慧。

在古城顶遗址的所有发现中，夯土城墙基础与环壕遗迹，无疑是最具历史价值的部分之一。这处防御设施的发现，直接印证了“古城顶是一处商周时期古城遗址”的判断，也为研究早期城市的防御理念提供了实物依据。

结合文献记载与其他遗址的考古发现，专家推测，古城顶遗址的城墙原本应为闭合状态，环绕整个山顶平台，总长度约600米，高度约2~3米。“四周有夯土城墙，城内有重要建筑，这是原始城市的重要标志。”考古学家王恩田在解读古城顶遗址时指出，这样的规模与布局，说明古城顶并非普通的村落聚落，而是一处具有政治、军事功能的城邦中心。

从防御体系的设计中，我们不难想象三千年前的场景：古城顶的先民们在山顶筑起城墙，挖掘壕沟，凭借有利的地形与坚固的防御，抵御着外敌的入侵与野兽的袭击。

生活画卷 

种粮缝衣，近海捕鱼

沿着遗址走访，这里有步行道，有健身器材，也有暂住在公园旁的村民，生活惬意。

丝瓜、茄子等蔬菜渐次成熟，在临时的房屋外，村民随意地搭起茶桌，喝茶聊天。

这种生活的画卷，先民也曾上演。

古城顶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石器、骨器、铁器等文物清晰地展示了先民们的生产、生活与文化风貌。

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虽多为残片，但仍能看出当时手工业的发达程度。

古城顶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虽然数量不多，但种类丰富，包括武器（铜剑、铜镞）、礼器（铜鼎）、工具（铜刀），这说明当时的古城顶已有专门的青铜铸造作坊，且与中原地区存在文化交流，铜鼎上的饕餮纹，是中原商周青铜器的典型纹饰，而青铜短剑的形制，则带有东夷文化的特色；相较于珍贵的青铜器，陶器是古城顶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文物，也是反映先民日常生活最直接的载体。这些陶器涵盖了炊具、食器、盛器等多个类别，其中可复原的器型包括陶鬲、陶甗、陶簋、陶豆、陶罐、陶纺轮等；石器与骨器是古城顶遗址出土的另一类重要文物，它们是先民们进行农业生产、手工业制作与日常生活的主要工具。石器主要包括石斧、石铲、石刀、石镰等。石斧用于砍伐树木，开垦土地，斧刃锋利，经过精细打磨；石铲用于翻土、播种，铲身扁平，便于操作；石刀与石镰则用于收割庄稼，刀刃有锯齿状纹路，提高了收割效率。这些石器的出土，说明当时的古城顶已进入农业社会，先民们以种植粟、小麦等农作物为生，农业生产已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骨器则多由兽骨制成，包括骨针、骨锥、骨簪等。骨针用于缝制衣物，骨簪则是女性的饰品，用于固定头发，部分骨簪表面还刻有简单的花纹。这些骨器的制作工艺精细，反映了先民们对手工业的重视，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美的追求；古城顶遗址出土的东周时期水井，虽不起眼，却蕴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说明当时的先民已掌握了先进的凿井技术，能够在山顶开凿水井，获取地下水。

尤其是古城顶遗址的滨海文明特征，遗址出土的大量贝壳（海贝），说明当时的先民已掌握了捕鱼技术，能够从海洋中获取食物。而用于渔网捕捞的陶网坠的出土，则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考古人员判断，当时的先民可能乘坐独木舟或木筏，到近海捕鱼，将海洋资源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

从文化元素来看，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上，刻有类似海浪的纹饰，这种纹饰在中原地区的陶器中较为罕见，应是先民们根据海洋景象创作的。而海贝的使用，也可能与早期的货币形式有关，在商周时期，海贝曾被用作货币，称为“贝币”，古城顶遗址出土的海贝，或许就是当时的“货币”，用于部落间的贸易往来。古城顶遗址就像一本活教材，让我们看到了青岛地区先民们如何利用海洋资源，创造出独特的滨海文明，也让我们对青岛的历史有了更完整、更深刻的理解。

站在古城顶遗址公园的青铜鼎雕塑前，远眺围子山的苍茫林海，我们仿佛能看到三千年前的先民们在此筑城而居，耕田捕鱼，用智慧与汗水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古城顶遗址，不仅是一处考古遗址，更是一部厚重的典籍，记录着青岛地区的远古过往，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