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青岛之青岛与海|方彝虽小，解锁三千年——寻找西皇姑庵遗址出土文物，揭开一件珍宝背后的故事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探寻青岛与海，是在历史中打捞。

尤其是向海而生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珍贵的。一次次探访，只为找一个答案。就在大沽河博物馆里，一个复原模拟出土的车马坑，和一件玻璃柜内的西周铜方彝，向游客展示着文明的印记。

而它们，来自同一个地方——西皇姑庵遗址。方彝，看似简约的青铜重器，实则是一把打开三千年前历史的钥匙。它的故事，始于胶河畔一场意外的邂逅，牵连出商末周初“举族”的兴衰与“介国”的存续，最终终结于西周禁酒令下的礼制变革。它的出土地，西皇姑庵遗址，更让这段历史有了坚实的考古坐标。

如今，它静静陈列在大沽河博物馆，将商周时期胶东半岛的方国往事、军事格局与文明变迁，一一呈现在今人眼前。

雨后意外  

冲刷出被遗忘的文明

大沽河博物馆胶州通史展厅内，在中心位置，有一座模拟出土的车马坑，讲解员万子涵告诉记者，这里是四匹战马和一辆战车。这展示了当时墓葬主人的身份，尤其是其中陪葬的奴隶，是当年殉葬制度的见证。

展厅里的青铜器众多，万子涵着重介绍了兽面纹青铜提梁卣和青铜方彝，它们作为酒器的代表，背后隐藏着一个朝代、多个方国之间的兴衰。

提梁卣和方彝与车马坑一样，均出土自西皇姑庵遗址。

西皇姑庵村，坐落于胶州铺集镇的西南部，南边则紧靠胶河。相传，李姓家族在明洪武二年（1369年）从山西迁入高密南乡的李家太乐村。然而，几十年后，李姓8兄弟及其家人遭遇不幸，仅有一位孕妇逃往铺集镇沙河村的娘家。其后人于清朝顺治年间从沙河村迁至皇姑庵西，并立村，定名为“西皇姑庵村”。

关于皇姑庵的传说故事，流传着这样的版本：在明朝末年，崇祯皇帝的三位公主曾莅临此地游览。当时，庙宇正在兴建中，她们分别踏入三间不同的庙宇探访，却无法从庙宇中走出，于是便化身为雕塑神像，以示警示。因此，这座庙宇被命名为“皇姑庵”。

还有传说称，在一位皇帝众多女儿当中，有一位才貌双全的公主最为出色，宫中称她为“朝中貌美皇姑”，因状元容貌丑陋，皇姑不想出嫁，便出逃皇城，奔走异乡。皇姑流落到了山东后，在李家屯（即现在的铺集镇西皇姑庵村）被一位好心寡妇收留。由于皇姑朴实善良，深受当地人敬重，但没人知道她的身世。皇姑去世后，直到皇帝找来，人们才知道了真相。于是，为纪念她，李家屯就改名为皇姑庵屯，人们还为她在村里修墓并建了土地庙……

就在西皇姑庵村北，一场大雨，冲刷出一段被遗忘的商周文明。

那是1975年的夏天，胶州市西南边的胶河水位因汛期降雨不断上涨。西皇姑庵村农民叶怀天收工后，沿着河边回家，偶然发现脚下出现了一个比拳头略大的洞口。

他低头看去，洞里有一堆东西泛着幽幽的绿光。当时他吓了一跳，用手摸了摸洞口的土，是松的，像是刚塌下去的。叶怀天想起村里老人说过这地下埋着古人留下的宝贝，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转身跑回村，辗转联系了文物部门。农民叶怀天根本不会想到，他的一次偶然发现，将会揭开远古国家的神秘面纱。

次日清晨，考古工作人员通过洞口向内探查，看到洞内整齐摆放着数件青铜器，器型规整，表面附着一层绿锈，初步判断是商周时期的文物。由于汛期河水仍在上涨，为避免文物被淹，考古人员当即决定进行抢救性发掘。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一个长3.5米、宽2.8米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逐渐显露真容。考古发掘清理了西周时期的一个车马坑和两座墓葬。车马坑，距地表约57厘米，方形，南北长约485厘米，东西宽约410厘米。内殉葬一车四马一人，车辕走向朝西，车前四马，车舆底部殉葬一人。随同车马出土的多为铜制兵器，计有戟、戈、镞、胸甲等。墓坑内设有棺椁，随葬品分两层摆放：上层为青铜礼器，除了这件方彝，还有玉尊1件、提梁卣1件、爵2件、觥1件；下层为青铜兵器与车马器，包括戈3件、矛2件、銮铃4件。考古人员在清理方彝时，意外发现其内壁底部铸有一个象形铭文，上半部分似“床几”之形，下半部分像“大人举子”，这一发现为后续研究埋下了关键伏笔。

方彝背后 

一个诸侯国，装醉避灾祸

西周铜方彝，在博物馆的展厅里异常瞩目，因此是观众参观的焦点。

它通高22.8厘米、口径14.9厘米、重2.6公斤，长方形器身自上而下呈缓收的弧线，直口与器身衔接处内敛如束腰，翻天足四面各凿一道拱形缺口，棱形盖顶立着四棱状柱钮。

从侧面望去，整器宛如一座微缩的西周殿宇，庄重中透着精巧。

那么，它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西皇姑庵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达2~3米，涵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西周四个时期，1975年的这次发掘，是该遗址首次发现完整的西周贵族墓葬，而这件青铜方彝，正是遗址中等级最高的随葬品。

从墓葬规模、随葬品组合来看，墓主人绝非普通贵族。胶州文史专家王磊先生指出，墓中出土的车马器与带铭文青铜礼器，符合西周早期方国国君的丧葬规制。结合《胶州志》《胶县乡土志》等史料记载，我们推断，这座墓葬极可能是西周时期介国国君的陵墓。

所以，这件宝贝登上了央视的《国宝档案》栏目，展厅里，可以看到节目对方彝的深刻解读。

通过多方查阅我们可知，青铜器的出现与一个名为介国的小诸侯国有关。专家说，夏商时期，胶州这个地方地处莱夷。在西周初期，胶州境内分封有一个很小的小诸侯国，名为介国。据我们查阅一些史料，像胶州的一些老县志地方志，介国在周初建立，直到春秋时期才结束，它的存在时间非常长。三里河遗址的发掘，得益于画家高凤翰先生的《博古图》，画中有一首诗，前两句就是：介子城边老瓦窑，田夫掘出说前朝。

介国虽小，但其地理位置却非常重要，堪称兵家必争之地。正是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独特的历史命运。

关于介国的历史事件，文献中记载不多，但有一个关键事件体现了介国国君的政治智慧：周灭商后的第二年，周武王病逝，其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摄政。武王的弟弟管叔企图篡夺王位，于是煽动武王另外两个弟弟蔡叔、霍叔，怂恿纣王的儿子武庚及东方诸国发动叛乱。介国国君深知，参与叛乱必遭周王朝镇压，而拒绝叛乱又可能得罪武庚，于是，介国国君干脆“终日饮酒作乐，酩酊大醉”，对武庚使者避而不见。使者在介国停留数日，始终无法见到清醒的介国国君，只好悻悻而归。正是这一“醉酒避叛”的智慧，让介国在“三监之乱”中得以保全。周公旦平定叛乱后，因介国未参与谋反，不仅没有惩罚介国，反而对其加以赏赐，介国因此得以存续至春秋时期，最终被齐国所灭。

为何迁徙 

从商朝悍将，到介国臣民

在胶州出土的铜方彝内底，铸有一组复合铭文。后一字是“女”字，为做器者名，前一字“下似一大人双手举子，上作床几之形”，被释读为“举”字。这个“举”字，又是什么呢？

原来，“举”字正是商朝一个重要军旅组织举族的族徽，同时也是举族族长的名号。

举族是商朝的一个豪门望族，由很多分支组成。据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记载，举族是商朝晚期与王室关系密切的豪门望族，其活动痕迹最早见于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故宫博物院的研究馆员丁孟曾提到：“举族在殷商时期是军事大族，族长拥有调兵权，族内成员多担任商王朝的武官，仅甲骨文记载中，举族参与的战事就达20余次。”

商朝武丁时期，举族的封地位于商王国西北边境，即今陕西、山西交界地带。当时，这一区域活跃着一个游牧方国叫邛方，该方国时常侵扰商朝边境，掠夺人口与粮食，成为商王的“心腹大患”。

于是，举族奉命出征。史料记载，举族族长是“善射者”，可随时调遣300名弓箭手，曾多次与邛方交战。其中一次战役中，举族族长亲自率军，在今山西运城一带“擒其首领，迫其归顺”。因战功卓著，举族受到商王武丁的重用。

商朝时期，青铜酒器是王室赏赐贵族的重要物品。商王经常下令铸造爵、角、觥等饮酒器，以及尊、卣、方彝等盛酒器，赏赐给有功之臣。举族因多次立功，获得了大量青铜酒器，这件方彝便是当时商王赏赐给举族的重器，其器型规整、工艺精湛，符合商朝晚期王室赏赐青铜礼器的规制，而内壁的“举”字族徽，更是举族所有物的明确标识。

到了商纣王时期，举族的活动范围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商朝东部边境的小方国“人方”（又称“夷方”）逐渐崛起，其活动区域位于今山东西部至江苏北部一带，时常侵犯商朝东部领土。为抵御人方，商纣王下令将举族从西北迁徙至东部边境，负责镇守今山东西部地区。

山东滕州出土的“举族铜爵”（现藏山东博物馆），其铸造年代正为商纣王时期，铭文“举”字与大沽河博物馆方彝的“举”字完全一致，印证了举族迁徙至山东的史实。

举族迁徙至东部后，迅速投入到抵御人方的战事中。据《殷本纪》记载，商纣王曾多次亲征人方，举族作为主力部队参与了所有战役。其中一次战役中，举族率军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大败人方，“斩首数百，获其牛羊数千”。因战功，举族再次受到商纣王的赏赐，族内势力进一步壮大，此时的举族，已成为商朝东部边境的“军事屏障”。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对于商朝遗民，周王朝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将商遗民分散安置到各个诸侯国，由诸侯管辖，同时保留部分商遗民的官职，以安抚人心。

介国就是西周初期分封的小诸侯国，其封地位于今胶州市一带，地处莱夷与周王朝之间，是西周控制胶东半岛的“战略要地”。据《胶州志·沿革》记载：“周初，封介国于胶州，为子爵国，属东夷，与莱国、莒国为邻。”介国虽小，但地理位置重要，是西周防范莱夷入侵的“东部屏障”，因此周王朝对介国国君十分信任。

举族分支归附介国后，虽仍可保留部分青铜器与财产，但需要向介国国君进贡，以表示臣服。

所以，在西皇姑庵遗址出土文物中，除了这件方彝，墓中还出土了多件带有“举”字族徽的青铜酒器，包括爵、尊、提梁卣等，这些都是举族向介国国君进贡的物品。

专家称，举族作为商遗民，虽有一定势力，但在西周分封制下，必须依附于介国国君。将祖辈流传的青铜酒器作为贡器进献，既是臣服的象征，也是举族寻求庇护的手段。为了讨好介国国君，举族人时常要向国君进贡。于是举族人就把祖辈流传下来的方彝、爵、尊、提梁卣等青铜酒器，作为贡器进献给介国国君。

这件方彝，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举族的“荣耀象征”，变成了“随葬重器”，最终沉睡在西皇姑庵遗址的地下，直到1975年的那场大雨，才再次重见天日。

缘何消失  

兴于饮酒，衰于禁酒

方彝，是酒器，这名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消失的呢？

专家说，方彝其实是权力和等级的象征，而它的消失，则与一种制度有关。

这种器物主要盛行于商代晚期到西周中期，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都为“方彝”，事实上，古书和铜器铭文中都没有这个名称，到了宋代，才有金石学家首次将此类方形带盖酒器定名为方彝。

商周时期对方形器极为推崇，而且只有贵族才能拥有。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收藏着一件名为户方彝的青铜器。它通高63.7厘米，是目前发现的最高的青铜彝。户方彝为庑殿式屋顶盖，这种形式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最高等级的屋顶形式。

那么，这个时期大量的盛酒器是怎么来的？

原来，在3000年前的商代，饮酒之风盛行，商代的贵族也多酗酒，商朝的亡国之君商纣王就是一个好色好酒的人。商代晚期甚至出现过“酒池肉林”的现象。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商纣王的暴政加上酗酒，被认为是导致商代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周朝建立后，统治者总结商朝因酒丧国的历史教训，开始明令禁酒。

为了监督人们节制饮酒，西周王朝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叫“萍氏”的官职，负责查处饮酒事件。严格的戒酒政策使得西周时期青铜酒器的种类与数量大大减少。到了西周中期以后，类似青铜方彝这样的盛酒器甚至停止使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那么，这件方彝为何能保存至今？

专家说，这与西皇姑庵遗址的墓葬形制密切相关。西皇姑庵遗址的西周贵族墓葬，采用竖穴土坑墓和棺椁二重葬的形制，墓坑深度达4米，棺椁外包裹着厚厚的木炭与青膏泥，起到了很好的防潮、防腐作用。同时，墓葬位于胶河岸边的高地上，远离地下水层，避免了文物被水浸泡，这种墓葬形制，为方彝的保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更重要的是，这件方彝作为随葬品，被放置在墓坑的上层，与玉尊、提梁卣等贵重文物一起，受到了严格的保护。考古人员在发掘时发现，方彝的表面虽有绿锈，但器身完好，没有明显的破损，内壁的“举”字铭文清晰可辨。

如今，这件青铜方彝已成为大沽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不仅是举族兴衰与介国历史的实物证据，更是西周时期礼制变革的见证。

透过它，我们能看到商末周初胶东半岛的方国格局，看到族群迁徙与文化融合的轨迹，更看到西周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改革礼制的智慧。

方彝虽小，却承载了三百年的历史，它是商朝军事贵族的荣耀，是西周方国政治的缩影，更是中国古代文明更迭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