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金：让墨子思想“活在当代”

在先秦时期，墨家曾与儒家一起被认为是“显学”。墨家人文与自然科学并重的思想特质，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且对后世影响深远。劳动者出身的墨子，因在光学、力学、数学等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被后人尊称为“科圣”。虽然墨家思想曾长期被压制，但墨子智慧的光辉一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熠熠闪耀。

前不久，第十五届墨子鲁班学术研讨会在墨子故里滕州市举行。记者与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武金，就墨家在古代科技史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墨子的思想主张对当今社会的参考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在杨武金看来，墨家思想在当下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和镜鉴意义。

杨武金

重实践、求原理、倡创新的科学技术思维

记者：如何看待墨子的科技思想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杨武金：墨子的科技思想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诸多评价。

从技术史来看，墨子的思想主要继承自《考工记》。《考工记》记载了中国古代科技知识，《墨经》则在技术方法层面承接其思想，比如提出对工艺制作流程的思考。

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技术涵盖天文、地学、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六门基础学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扩展为七门，新增逻辑学。在这些学科中，《墨经》对天文学的贡献不多，仅一条条目涉及天体运动规律；地学方面基本未作讨论；生物学的内容，有“蛙买，化也”的记载，他以青蛙为例说明生物进化，此前的名家学派也有类似讨论。

在数理化领域，《墨经》的贡献集中在数学、力学、机械学、物理学、光学等方面。数学上，《墨经》定义了点、线、面、体等基本概念，“力，形之所以奋也。”“止，以久也。”这两句经典论述，为我们揭示了2300年前的力学与光学定义。墨子的力学与机械学的传承发展，推动了如辘轳、云梯等运输工具、军事与民用抛射器、起重机等的发明，在土石方工程领域，墨子的研究发明为城防设施、房屋建造提供支撑。

李约瑟在《中华科学文明史》中提到，中世纪前，中国在运输工具、抛射器、机械制造等领域不仅没有落后于欧洲，还始终走在前列，这与墨家的论断对中国科技文明的影响密不可分。

记者：相较于孔子、老子等诸子的思想，墨子的科技理念对当时社会生产、技术发展起到了怎样的实际推动作用？

杨武金：老子主张 “无为而治”，在科技发明方面态度并不积极。孔子强调 “仁”，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与统治秩序，主张根据固有要求规范现实，明确每个人的行为边界。孔子不否定农耕等生产活动，但强调知识分子应专注自身职责，认为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应投身仕途。

墨子则不同，他强调生产实践与社会实践，主张“万事贵过于义”，并将“义”分为三类，主张“能谈辩的谈辩，能说书的说书，能从事的从事”，其中“从事”即生产实践与社会实践。正是这种理念，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使人们总结生产技术与实践经验、探索规律，进而产生科学基础思想。

实际上，除了墨子，如名家学派的惠施，作为自然科学家，他在天文地理领域有诸多发现，但这些内容未被记录下来。而墨子的科学发明与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尤其注重对科技方法的总结与推广，比如数学概念的提出与手工业者的工作需求相关，力学、机械学成果也直接服务于实际生产。

记者：《墨经》中记载了大量光学、力学、数学相关的内容，比如“小孔成像”“杠杆原理”的早期论述，这些科技知识与墨子的逻辑思想是否存在内在关联？

杨武金：墨子的这种“逻辑+科技”的思想特质在先秦诸子中十分突出。其他学派未从根本上关注逻辑关系。比如，孔子虽发现概念与实际事物、人类行动的关联（即“正名”，明确概念与思想行为的关系），但未形成系统的逻辑思想。而墨家学派建立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核心“辩学”，西晋学者鲁胜所谓“作《辩经》以立名本”，这里的《辩经》就是《墨经》，《墨辩》构成中国逻辑的基础。

墨子的逻辑思想对其科技发明有重要支撑作用。墨子思想与其他学派相比，最大特点是具有充分的逻辑性与可论证性。《墨子·小取》篇记载“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墨子强调要“摹略万物之然”，即研究客观事物存在、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以小孔成像为例，墨子通过分析，发现其形成需要三个必要条件，即存在小孔、光线在小孔处交错、小孔背后有承接物，这一过程符合墨子提出的“三物”逻辑，即论证思想、发现规律需找到三个方面的理由，本质上是探寻因果联系的逻辑方法，与西方的因果推理一致，对当下人工智能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记者：墨子提出“巧传则求其故”，强调对技艺背后原理的探究，这种“重原理、求本质”的科技思维，与同时期西方对科技的认知（如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相比，有哪些异同？

杨武金：相同点在于，二者都在探寻事物内在本质的过程中关注逻辑，都注重探寻事物现象背后的原因。但二者研究的侧重点和目的不同。古希腊自然哲学“为知识而知识”，侧重研究知识的推理过程及背后的逻辑结构；墨子则聚焦推理的论证机制与基本方法，目的是服务政治实践。西方早期知识多停留在思辨层面，而墨家的“三表法”强调实验与验证，是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萌芽，比如西方早期光学多为数学概念，而墨子的光学研究比西方早一两百年。

墨子本身重视“行”，提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认为最高明的知识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强调“实践之知”。他以盲人举例，指出盲人虽能说出黑白之名，却无法实际分辨并选取，正如君子虽能谈论“仁”，但若不能在实际行动中践行，则无法真正理解“仁”的内涵。

记者：墨子注重技艺实践与原理探究，鲁班以精湛工艺闻名，他们所代表的古代工匠精神，对当代有何启示？

杨武金：首先，墨子强调“实证”与“标准”，主张“以名举实”，反对虚浮，要求工作有明确标准与规范流程，最终需经实践验证，正如“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其次，墨子倡导创新精神。他主张以科学态度探索，敢于“天下先”。墨子批判“君子必服古言”的观点并指出，若认为只有古人说过的话能说、古人穿过的衣服能穿，则古人最初的言行将无据可依，揭露了守旧思想的逻辑矛盾。

“兼爱”“非攻”等主张对世界发展有重要镜鉴意义

记者：墨子思想对当代科技创新，如人工智能伦理、科技普惠等方面，有怎样的启示？如何避免科技发展中出现“重技术、轻人文”的倾向？

杨武金：墨子的“兼爱”思想主张平等关爱他人，其科技思想强调实用创新，这些对当代科技创新有重要启示。科技是人类创造的产物，应坚持“人性化”，服务于人的需求。当下人工智能等科技快速发展，我们需要明确科技发展的方向与规范，哪些科技需加速发展、应在何种规范下发展，核心标准是对人有用、对人有利，可被人控制，符合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

针对科技发展中“重技术轻人文”的不良倾向，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调整：一是转变观念，重视人文精神对科技发展的引领作用；二是优化资源配置，在资金支持、人力物力投入上，平衡技术研发与人文研究，避免过度倾斜技术领域。

记者：“兼爱”在今天常被理解为博爱，“非攻”等同于反战。今天，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两个核心思想的现实意义？它们如何为处理国际关系提供智慧？

杨武金：“兼爱”旨在更好处理人际关系，其思想源于儒家“仁爱”，但更进一层，墨子强调人应该区别于动物，要尊老爱幼、讲道义，主张爱所有的人，以此倡导社会正义。墨家提倡平等之爱，认为“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主张有能力者应多为他人、社会、国家作贡献，蕴含敢于牺牲的“大爱”，类似西方“博爱”的精神。将“兼爱”推广至国际层面即“非攻”，就是主张国与国平等相处、不相攻伐，契合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合则双赢，斗则双输”，大国不欺凌小国，因为和平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故“兼爱”“非攻”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重回墨子”，需加强对墨学的科研与普及

记者：相较于西方科学史研究，以墨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还面临哪些挑战？

杨武金：墨学研究在秦汉后中断，近代以来才逐渐受到重视。近几十年，对墨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与西方科学史研究相比，仍面临不少挑战。比如，资金不足，科研投入有限；科技馆等基础设施不足，科技知识普及载体有限；研究与普及不充分，对墨子科技思想的挖掘、解读及推广力度不够；人才短缺，缺乏专业研究与传播人才等。

记者：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回墨子”？

杨武金：墨子思想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并未过时，墨子思想符合当代精神，其人文思想与科技思想，能为当下解决社会、科技发展中的问题提供参考，甚至部分理念超越当下。比如“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针对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矛盾，而当下国际环境复杂、国与国之间关系紧张，这一思想仍有现实借鉴价值。

（大众新闻记者 宫小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