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新作出版，译林社举办作品分享会

11月9日，译林出版社联合南京方所书店，举办以“‘人类究竟在进步，还是被困于轮回？’——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作品与其文学世界观”为主题的阅读分享会。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作品资深译者、翻译家余泽民，南京大学教授、东欧文学专家景凯旋，原《世界文学》主编、东欧文学专家高兴，资深出版人、《撒旦探戈》策划人袁楠，南京大学教授但汉松就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其人其作、匈牙利文学、东欧文学等话题进行了深度对谈，现场气氛热烈。

对谈开始前，译林出版社总编辑张遇致辞。张遇表示，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是当代匈牙利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于1985年出版了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撒旦探戈》。这部作品因其奇妙的结构与独特的语言风格，迅速蜚声国际文坛，成为文学史上一部令人着迷的杰作。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作品语言极具难度，张遇代表译林出版社向翻译家余泽民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以精准而巧妙的翻译，让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复杂而迷人的语言得以在中文世界里焕发出同样的思想光芒与艺术力量。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作品的文学地位与创作母题

1954年，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出生于匈牙利小镇久洛，在大学期间先后修读法律和大众教育，读书期间勤工俭学，当过出版社的资料员、编外记者，还做过地板打磨工。大学毕业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在乡村图书馆做过图书管理员。后来，图书馆在一场意外的大火中被烧毁，他失掉工作，回到城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在这段经历的基础上进行写作。1985年，他发表了自己的长篇首作《撒旦探戈》，堪称出道即高峰。无论是后来的《抵抗的忧郁》《战争与战争》，还是中文版刚刚面世的《温克海姆男爵返乡》，都可以看成对《撒旦探戈》的续写。

《撒旦探戈》译林出版社，2017年7月

早在20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名字就频繁出现在各种重要文学奖的榜单上。他不仅囊括了包括科舒特奖、共和国桂冠奖、马洛伊奖、尤若夫·阿蒂拉奖、莫里茨·日格蒙德奖、阿贡艺术奖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匈牙利文学奖项，还在2013年获得德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奖，2014年获得美国文学奖，2015年获得国际布克奖，2019年又凭借作品《温克海姆男爵返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奖。

《温克海姆男爵返乡》译林出版社，2025年11月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创作以艰涩难懂著称，常被贴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在诺奖的介绍中，他标志性的写作形式被形容为“蜿蜒流动、几乎没有句号的长句，形成一种令人眩晕的语法节奏”。作家苏珊·桑塔格称他是“匈牙利当代启示录大师”，科尔姆·托宾称他是“最神秘的欧洲反乌托邦艺术家”，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将他与果戈里相比。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英译者之一奥蒂莉·穆尔泽特曾说，作者笔下的世界是一个拥有自身独特逻辑的宇宙，几乎可以称为一种神学，充满了反复出现的原型人物：先知、探求者、档案员，初次进入这个宇宙，读者往往会感到迷失，仿佛需要一位导游——或者是人类学家——来为他们进行讲解。

原《世界文学》主编、东欧文学专家高兴

高兴认为，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写作有后现代主义的特色，但其作品不拒绝基本情节，并不完全消解意义，常有寓言、转喻和反讽色彩，充满了意味深长的细节，还有荒诞的描写和隐喻，比如作品的背景往往是模糊的，人物都有符号化的色彩——其作品中有很多类型化的人物，有的代表贪婪，有的代表保守，有的代表自恋，还有的代表情欲，等等。

余泽民谈到，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创作母题是书写人类的困境。人类社会并不总是在前进，而常常是从一种困境进入另一种困境，就像《撒旦探戈》中的魔鬼舞步，往前两步，又后退两步。身处困境中的人越是绝望时，其希望往往越强烈，越想牢牢抓住任何自己想象中的拯救者。也恰恰是在这种时候，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拯救者，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说服处在困境中的人们，带领他们跟着自己走进一个“新世界”。而所谓的新世界，最后往往又会慢慢发展成另一个困境，于是人们重又陷入绝望，并萌生希望。这种从绝望到希望再到绝望的轮回，正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创作线索。

匈牙利与中东欧文学：文学传统和创作谱系

分享中，几位嘉宾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与其他匈牙利作家的创作进行对比，就匈牙利文学与中东欧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系做了广泛而深刻的交流，为读者阅读和理解这位新晋诺奖得主的作品提供了更多视角和信息。

匈牙利虽地处中欧，却以其鲜明的“文学混血”特质超越了地域与政治的边界，成为世界文学图景中不可忽视的存在。这个人口不足千万的国家，二十余年间诞生了凯尔泰斯·伊姆雷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成就令人瞩目。匈牙利文学以其对普遍人类困境的深刻洞察，确立了自身在中东欧乃至世界文学谱系中的独特地位。

南京大学教授但汉松发言

但汉松提到，匈牙利作为中欧独特的文化熔炉，历史上汇聚了多种地域文化，其精神图景复杂而丰富。匈牙利在二战后经历了一系列动荡与变革，适度的开放环境为文化表达创造了条件。匈牙利虽属小语种文化圈，却凭借其独特的历史轨迹与中欧文明交汇的底蕴，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精神谱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启示录式”叙事，与匈牙利政治文化现实紧密相连。他不同于马洛伊对奥匈帝国往昔的缅怀，也不同于凯尔泰斯对奥斯维辛极限经验的书写，而是在《撒旦探戈》与《温克海姆男爵返乡》等作品中，敏锐捕捉到社会震荡的气息。其作品不仅在出版时具有惊人的当下性，更在日后历史转折中持续释放出现实预言的力量。

匈牙利作家从不将自己局限于本土语境，而是自觉融入中欧乃至欧洲的伟大文学传统之中。高兴认为，他们深受卡夫卡的荒诞、俄罗斯文学的深沉以及中欧地区特有的文化混杂性的滋养，成为“吃杂粮长大”的创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撒旦探戈》在1985年横空出世，正源于这种开放而高远的文学视野。他身上既有卡夫卡式的语言质感，又承载着源自俄罗斯文化的复杂影响，在地缘政治的张力中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魅力。与此同时，艾斯特哈兹·彼得、纳道什·彼得等作家同样以世界级的水准活跃于文坛，他们以多样化的文学实验——如《一个女人》中通过数十种变奏探索爱与恨的辩证——展现出匈牙利文学深厚的创作潜力。这种将本土经验与宏大传统相融合的自觉，使匈牙利文学虽植根于中欧土壤，却始终与世界文学思潮同频共振，并以其“迷人的混合”气质，持续为人类精神图景提供新的启示。

高兴还谈道，匈牙利及中东欧文学以其对人类普遍境况的深刻洞察，展现出超越地域的世界性价值。无论是昆德拉对“存在”的哲思追问，还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以艰深文本构建的寓言世界，这些作家始终致力于将本土现实提升至小说艺术与诗意的高度。他们擅长运用后现代的叙事策略——如反英雄、结构又解构与细节暗示和转喻，在《撒旦探戈》的“蜘蛛网事件”或《温克海姆男爵返乡》的寓言体系中，每一个细节都承载着超越情节的隐喻意义。这些作家生于小国，却拒绝沦为狭隘的地方主义者，而是主动融入更广阔的文学传统，成为“世界性”的写作者。其作品不仅是对特定历史与政治的回应，更构成一种深刻的阅读训练：读者需要放弃轻浅的阅读期待，潜入文本的细节与结构，方能在语言与反语言、童话与反童话的张力中，捕捉其中不断溢出的思想意味。正因中东欧历史经验与我们存在诸多共鸣，阅读这些作品既是对他者文化的理解，亦是对自身境况的反思——它们以其艰深而丰饶的质地，经得起反复阅读与时间的考验。

南京大学教授、东欧文学专家景凯旋

景凯旋特别强调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创作与俄罗斯文学的相似性。匈牙利文学深植于中欧独特的历史与地缘语境之中，其文化血脉既承袭了奥匈帝国的遗产，又历经奥斯曼、俄罗斯等多重文明的交织影响，形成了一种东西方交融的精神底色。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创作延续了东欧文学特有的“对人类命运的不安”。这种思想脉络使得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与凯尔泰斯、马洛伊等匈牙利作家形成对照：后者或聚焦于奥斯维辛等具体历史创伤，或书写贵族阶层的衰亡，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则走出一条更具形而上色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路”，致力于探索超越时代与地域的人类生存悖论。其作品《撒旦探戈》在结构上以“前六章正叙，后六章倒叙”的闭环叙事构建出回环往复的时空体验，其文学谱系同时汲取了卡夫卡所开创的现代主义荒诞感与俄罗斯文学——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思想深度与宗教关怀。小说通过伊利米亚斯带领村民走向虚幻希望的叙事主线，延续并重构了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章节关于信仰、权威与人类苦难的深刻诘问，亦呼应了布罗茨基所推崇的、由普拉东诺夫延续的乌托邦追寻与末世反思传统。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不仅在形式上打破现实主义的人物塑造逻辑，转向观念与思想的表现，更在内容上借助末世论与救赎意象，揭示人类对“更高存在”的渴望与启蒙本身的困境。这种将本土经验与欧洲宗教—哲学传统相融合的写作方式，使得匈牙利文学不仅承接了中欧地区共有的精神遗产，也参与到关于人类普遍境况的现代性对话之中，从而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发出独特而深刻的声音。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作品的引进翻译与中东欧文学布局

在分享会上，余泽民介绍了自己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相识的始末。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对东方文化非常感兴趣，初次见面便拉着余泽民探讨李白的诗歌，二人也通过《赠汪伦》结缘。对余泽民来说，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不仅是他写作方面的学习对象，更在冥冥之中将其带进了翻译这项事业，他首次翻译的文学作品便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短篇小说《茹兹的陷阱》。余泽民表示，自己的翻译生涯中有两位贵人，一位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另一位则是凯尔泰斯·伊姆雷——“他们两个人把我带到了文学的路上”。

正如但汉松所言，长句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文学商标，但并非他的专属，乔伊斯、普鲁斯特与品钦等作家，同样以书写绵密、缠绕的长句著称，但比起他们来，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写作更加“决绝”，有时一连七八页都是同一个不分段的长句，再加上匈牙利语语法的黏着特点，使其语言宛如熔岩一般稠密，令人窒息。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作品资深译者、翻译家余泽民

针对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语言特点，余泽民分享了自己的翻译经验。他介绍说，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长句可以分为两种，他称之为“套娃式”和“火车式”。“套娃式”的长句是中国人通常理解中的长句，相较而言更难翻译，这种长句是在主谓宾结构的主句中插入很多从句，从句位置有时在前有时在后，翻译的过程中常常需要花几天的时间才能打磨通顺，但这种长句符合中文的语法结构；“火车式”的长句则像是在火车头后面挂很多节车厢，句中可能会不断切换叙述主体，按照中文的语法可以断成很多短句，但在匈牙利语中并不必要，因此可以不断续写下去，而这种连续数页不分段、不加句号、不断转换叙述主体的长句，可能会对读者造成阅读上的困难。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作品的翻译难度还体现在另外两方面。一方面，匈牙利语中的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具有模糊性，“他”“她”“它”都是同一个代词，甚至和用于第二人称尊称的“您”也是一个词，翻译时常常需要费工夫区分小说中叙述的对象究竟是谁；另一方面，匈牙利语中直接引语也用逗号连接，而不是用引号，因此翻译时不仅要区分叙述主体，还要区分说话人是在直接表达还是转述。不过，余泽民充分考虑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尽可能地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在小说中隐藏的线头揭露出来，为中国读者大大降低了阅读的难度。他坦言，中国读者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作品，其实要比匈牙利读者读原文更容易。

面对这样一位翻译难度极大的作家，译林出版社则拿出了“啃硬骨头”的决心。袁楠表示，文学一直是凤凰内容生产非常重要的板块，译林出版社作为以外国文学为立社之本的出版机构，始终秉持着追踪世界文学前沿、系统译介一流作家作品的宗旨。译林不仅关注主流语种的文学动态，也致力于挖掘匈牙利语等小语种中的重要声音。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作品以其复杂的叙事结构、深刻的隐喻和独特的诗意现实主义，虽被冠以后现代主义之名，却始终从现实经验出发，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表达。正是基于其在国际文坛的地位与艺术价值，以及东欧文学与中国读者之间天然的镜像亲近感，译林才决定系统引进这位作家。尽管其作品被视为“硬骨头”，但出版人的文化使命与读者日益增长的接受度共同证明，具有持久文学价值的作品终将获得认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作品在获奖后的市场反响，亦印证了严肃文学在当代依然拥有不可忽视的生命力。

资深出版人、《撒旦探戈》策划人袁楠

袁楠还介绍了译林出版社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作品及其他中东欧文学出版计划。继已经出版的《撒旦探戈》与《温克海姆男爵返乡》之后，译林社还将出版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小说《赫尔施特07769》——一部由一个单一句子构成的大师之作。译林出版社自2011年起系统布局中东欧文学出版板块，十余年来持续深耕，除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作品之外，还陆续出版过包括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和凯尔泰斯·伊姆雷、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波兰作家维斯瓦娃·辛波斯卡等代表性作家的作品，未来还将继续出版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罗马尼亚作家米尔恰·格尔特雷斯库、俄罗斯作家玛利亚·斯捷潘诺娃、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等作家的作品，构建一个成体系的中东欧文学版图。

袁楠认为，在信息碎片化与节奏加速的当代语境下，中东欧文学以其形而上层面的系统性思考与较为纯粹的精神力量，为读者抵御浮躁、保持内心的沉静与耐心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资源。尽管其表达方式往往复杂艰深，却以其文学传统以深厚的思想底蕴与对人类境遇的深刻洞察，为中国读者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参照，能给予读者整体性的观念，赋予日常生活超越性的能量。正因如此，译林出版社也会持续将这一板块作为重点开拓领域，引介更多具有思想与艺术价值的中东欧经典与当代力作。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