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丨“中国法布尔”杨同杰：被热爱驱动的行者

“法布尔”老了，像多数退休的老人一样，他喜欢回忆，也离不开放在床头的小药筐。平常多数时间，他坐在被他的科研报告、2100个县的地方志包围的家里，埋头整理属于他的故事。

这是一段值得回味的人生旅程，“法布尔”总是忍不住感慨。在沂水这个位于沂蒙山腹地的小城里，“法布尔”的称呼专属于68岁的杨同杰。像他的偶像一样，杨同杰痴迷昆虫，但他的足迹显然已经远超偶像：为了考察昆虫，他至今已经在5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留下了足迹。

这也是一段被热爱驱动的漫长旅程，交织着艰难、病痛和贫穷。持续行走20多年的杨同杰，终于放慢了脚步，但远方依然吸引着他。一个晚上，他躺在床上，月光透窗而入，脑海中忽然摇出岷江的影子。这条江曾召唤过徐霞客，如今又向杨同杰展现出自然的魅力。

杨同杰制作蝴蝶标本

昆虫痴人

推开杨同杰的家门，仿佛踏入一个被时间封存的纸页王国。从客厅、餐厅到三间卧室，墙面被一摞摞书严严实实地包裹着，书上覆盖着透明塑料袋，却封不住油墨与樟木混合的气息。

退休前，杨同杰是沂水县的一名教师，仅凭大专学历和对自然的痴迷，他走遍全国五百多万平方公里山河，写下了千万字考察日记，出版科普著作十余部。

一切始于童年那本翻烂了的《昆虫记》。那时的杨同杰连法国在哪儿都不知道，只是惊叹：写虫子，也能成为科学家？

他住在村头，院子没墙，蚂蚱、蜻蜓、蝴蝶，说来就来。八岁没了父亲，他成了沉默寡言的孩子，常被同龄人推搡。后来，他躲进屋后那片树林，看蚂蚁打仗。“你们打什么架？怎么你也欺负人？”他把受伤的蚂蚁挪到一边。渐渐地，田间地头的昆虫成了他最忠实的伙伴。一得空，他就趴在草丛里观察，一看就是半天，哪种虫怎么爬、怎么飞、什么时候出来觅食，他比谁都清楚。

有一年，生产队的谷子闹虫灾，村民拉来农药桶猛喷。紧接着下起了暴雨，田地里的雨水冲进村头水塘，第二天，满塘的鱼都翻了白肚。少年杨同杰愣在水边，他忍不住想，农药从庄稼地流进了水塘，那人喝了水、吃了鱼呢？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生态链的脆弱。

杨同杰长大后才知道，这叫生态学，是门学问，能救人，也能改变土地。他想，或许自己也可以做点别人没做到的事。

二十四岁，杨同杰成了镇中学的代课老师。这个身份给他打开了一扇窗，他开始没日没夜地读书，往山里钻、往田里跑。为看清螟虫怎么过夜，他在玉米地睡了三天，急得妻子差点报警；为做标本箱，妻子翻出压箱底的嫁妆，一声不吭递给他；为找一只濒危的日环马蜂，他攀了七天山岩，连人带车翻进三米深沟；为赴一场科学鉴定会，他含泪辞别病危的母亲，没能送上最后一程。

凭着这股痴劲儿，杨同杰走遍了沂蒙山区一千多座山峰、三百多条河流，写下几十万字的考察日记，最终完成了沂蒙山区陆生昆虫区系课题研究。他撰写的《走进昆虫世界》，成了我国以昆虫为主线的原创科普读物，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让外界惊讶的是，杨同杰夫妇制作的上万件昆虫标本，六百多幅照片，第一次完整地展示在人们眼前。2001年，杨同杰建立了全国第一家公益性昆虫生态研究所，被中国科学院确定为科研合作单位。

中科院院士张广学亲自给他写课题推荐信，信中说：“杨同杰的沂蒙山区陆生昆虫区系的研究不但填补了国家空白，而且还有可能在动物地理学研究上有所创新，为沂蒙山区的生态保护、农业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基础资料和指导。”

在一次采访后，有记者向学校建言，“国家不缺教师，缺的是科学家，特别是对科学事业甘愿奉献的科学家，杨同杰老师就是这类人。”杨同杰被特批一边教书，一边自费考察。

从那以后，他背起行囊，带着妻子，踏上了一条长达二十多年的江河考察之路。

走过万水千山

听起来像一段现代版的“西游记”。2000年，杨同杰第一次带着他的科考计划走出山东。他和妻子夏庆兰从海拔四千多米的黄河源头——扎陵湖、鄂陵湖起步。从永靖向东，经潼关，至华阴。

其间在太原停留一晚后，夫妇二人搭车前往柳林。到站后，出租车绝尘而去，后备厢里放着他们的全部家当：八千多元现金、摄像机、照相机、帐篷、睡袋、衣物，还有结婚证。一切瞬间清零，四五十岁的人，蹲在路边哭得不成样子。最让杨同杰心痛的，是摄像机里存储的七十多天的考察资料。

就在绝望时，他猛地发现随身的手提包还在，七十多天来拍摄的录像带安然躺在里面。妻子劝他回家，他摇头，资料没丢，就还能继续。杨同杰把唯一的摩托罗拉手机抵押给卖水果的摊主，换了400元路费，让妻子回山东借钱。四天后，妻子带着借来的一万元回来，夫妇二人继续赶路。

历时三年，他们最终抵达渤海。这趟黄河全程考察凝结成了六十多万字的日记，也让他们亲眼看见了母亲河的生存危机：污染、断流、雪线上升……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一堆堆固体垃圾，从岸上直接倾在了河水中；两处排污口的污水直接流入黄河；一条粗大的铸铁排污管道，从岸边的工厂一直架进黄河20多米，从工厂内排出的废水就像瀑布一样直流入河。水中看不到水生物，更看不到水鸟。”

三次黄河考察，共计167天，行经180多个县，搜集的资料有1000多公斤，拍摄的照片万余张，采集的昆虫标本2万多件。部分成果被青海省人民政府收入地方志办公室存档，杨同杰也被誉为“黄河流域昆虫生态考察第一人”。

“2000年我们去黄河源头，冰雪覆盖在海拔三千多米的位置；后来再去，要到四千多米才有冰雪。”他回忆起自己十几岁时，山东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条清亮的河流穿过，然而现在大部分村子里都找不到河了。这份亲眼所见的危机感，推动他后来五次深入雅鲁藏布江。作为一名自然科学研究者，他的肩上有一种无法推卸的重任，“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做这些，是为了子孙后代还能在这片土地上好好地活下去。”

2011年，杨同杰站上了“黄河精神人物”的领奖台，他的脚步再未停下。

他的“西游记”从黄河扩展到了全国的江河版图。长江、澜沧江、怒江、黑龙江、珠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直至2021年，中国十大河流中他已经考察了九条。

“这些江河，我完完全全从头走到尾。”他说，这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旅行。以辽河为例，首先要确定源头的准确位置，观察山体结构、估算高度，分析水源成因。他要弄明白周围长着什么植被，白桦如何分布，最近的村庄在哪里，人类何时开始在此定居。他要记录溪水流向，分析两岸的农作物、土壤、植被，观察昆虫物种的变迁。

照片、录像、文字，一样都不能少。他还会去找当地的村民聊天，在笔记本上做满记号，回来后再一点点整理、对照、成文。走到哪，看到哪，想到什么，就记下什么。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最终都化作带着泥土与风霜的文字。

杨同杰的笔下有生态环境的真实记录，通过实地调查，他把自己的观察、思考与建议悉数写进考察报告。“整个考察贯穿一条主线，就是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把最终成文的考察报告无偿送给当地。一份份报告，就像一颗颗种子，被他亲手埋进走过的土地。

考察之路哪有什么坦途，人迹罕至的荒漠、神出鬼没的毒虫、反复无常的极端气候，一次次让他徘徊在死亡边缘。“说不害怕是假的，”杨同杰坦言。即便是无人区的夜晚，狂风卷着雪粒抽打帐篷，野兽的脚步声在四周窸窣作响，恐惧也从未让他止步，就像军人明知前线危险仍要上前，“人选定了一件事，就得做下去。”

他觉得自己天生属于这条路，“一步一步，越走越宽阔，越走越驾轻就熟。”

杨同杰家中的藏书

当代徐霞客

长期野外风餐露宿，给杨同杰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的伤痛。确诊贲门癌那天，杨同杰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是写遗书。他给妻子写，给孩子写，写了整整两天。这位与山川河流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对医学知识懂得不多，只觉得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提笔间，一首诗流淌而出：“曾与昆仑解山岳，亦同东海释涛声。无知病魔侵肌体，吾心早已化彩虹。”

他的心早已如彩虹悬在天上，病魔只配“靠边站着”。

手术在杨同杰的背上留下了一道长达30厘米的疤痕。2022年，术后三个月，他仍躺在床上，每次起身都疼得冷汗涔涔，去卫生间要拄着拐棍一寸寸挪动。他却对妻子说：“我们考察辽河去。”他要完成十大河流中最后一条的考察。家人拗不过他。妻子只好买了个马扎，打算走到哪儿就让他坐到哪儿。很快，他们就出发了。在河北平泉辽河源头，他雇了辆车。下车拍照、记录、观察，完成对源头的全面考察后，再一段段往下走。有时雇车，有时靠妻子搀扶。

最艰难的一次在内蒙古，离饭馆还有两百多米时，剧痛突然袭来。他走不动路，整个人缩成一团，疼得坐不住，只能趴在地上翻滚。等剧痛稍缓，才勉强吃完饭，再以同样的方式挪回去。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他完成了两个月的辽河考察。回到山东，又花了三个月，写下近30万字的考察报告。

考察完辽河，杨同杰发现自己还活着。他下决心继续工作。

2023年的一个晚上，他躺在床上，看见月光透窗而入。顿时睡意全无，脑海中忽然摇出岷江的影子。历史上，岷江曾被认为是长江正源。明代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得出结论“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遗憾的是，直至双腿俱废，徐霞客也未真正抵达长江源头。

那条被误读为长江源头千年的江河，正在召唤杨同杰。于是，他决定考察岷江。三天后，他和妻子动身前往岷江源头。一个半月后，他们走完了岷江全程。回来后，他又用三个多月完成了书稿。

有人称他为“当代徐霞客”。他说：“我这一生，做的都是自己觉得该做的事，都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总觉得永远有做不完的事。”

生命的痕迹

杨同杰相信“万物皆有欲”，石块欲阳光，土壤欲雨水，人亦如此。“欲望不可无，但不可违背人伦道德、社会法则。能克制，正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对他而言，科学考察就是这一生最纯粹的“欲”。即便小有名气后，外界的赞助涌来，他也果断拒绝，只为让考察能完全听从内心指引。

为了这份纯粹，这对夫妇放弃的远不止金钱。那年杨同杰决定首探黄河源头，因无人区太危险，必须有人陪同。他唯一能找到的，就是妻子。

当时还是县食品公司工人的夏庆兰，向公司请了假，回来后却遇上企业改制，直接下了岗。“她哭了好几天，”杨同杰如今回忆起来仍歉疚，“一个农村孩子好不容易转正，却因为陪我考察，把工作丢了。”

漫长的旅途中，她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制作标本、摄影录像、辨别方向。几次在深山老林里迷路，都是她凭着直觉，一步步将他带了出来。夏庆兰愿意付出这一切，她深知，丈夫所做的都是有意义的事，是好事。她要让好事成真。

“从闻之江河，到认知江河，再到穷情于江河，我这一生，没有动摇过。”杨同杰说。童年时，贫瘠土地上大自然的灵气，早已烙印在他的血液与灵魂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能在这个星球上持续生存的唯一法则。这就是我的信念。”

这份信念，不仅驱使他走向江河，也指引着他为毕生积累的资料寻找归宿。

考察岷江时，杨同杰曾与四川眉山党史和方志馆结缘。眉山是三苏故里，馆内保存着上千年的先贤文稿。看着那些完好传承的典籍，杨同杰“灵光一闪”：若自己的资料能与三苏同藏一室，流传下去的概率，或许比别处更高。

今年四月，眉山史志馆派人专程前来，接收了他捐赠的526件珍贵资料。五百多万字的记录，终于安放于千年文脉之侧。至此，他人生的后顾之忧，也算是解决了。

如今，杨同杰的脚步慢了下来。“一边消耗生命，一边维持生命，不再能漫山遍野地走了。”他欣慰，快七十岁了，中国的大江大河几乎走遍，做了许多人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我这一生没有白活”。

病榻上、旅途中，他始终在思考人如何与自然更好地共存，如何将人类的索取降到最低。“一个人来到世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说高了是使命，说低了，是痕迹。”不论为官、行乞、痴傻或为科学家，“每个人都要把这痕迹做得尽量完美。”

杨同杰说，一个人若不能工作，活着便失去了意义。于是，他一直在路上——即使疼得在地上翻滚，即使要靠马扎才能行走，即使明知生命可能随时终结。

“吾心早已化彩虹。”他吟诵着自己的诗句，目光越过满屋的书籍，仿佛又看见了那些奔流不息的江河。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