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青岛之青岛与海|大沽河畔古即墨，见证胶东半岛的兴衰——王城里的鎏金瑞影

平度市古岘镇大朱毛村的田间地头，以前总能翻出些带着岁月印记的残砖碎瓦。

当一座城市的历史，在泥土中露出真面目的时候，震惊国内的全新发现，也成为了一段佳话。

即墨故城，让青岛的文化底蕴更进一层。为了探寻这段过往，半岛全媒体记者赶赴胶州，寻访大沽河博物；赶赴平度，在旧址与博物馆之间穿梭，了解了千年王城的过往。从即墨故城到康王城，这座曾掌控胶东半岛数百年兴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通过考古勘探与史料考证，揭开了神秘面纱。

王城密码 

几块方砖，城墙遗迹

驱车前往平度市古岘镇，在大朱毛村（又称前朱毛村）以南的广阔土地上，目光所及是成片的农田与民居。若非特意寻找，很难察觉那些高出地面的土垄，竟是昔日巍峨城墙的遗存。

“我们的祖先总是择水而居，有了水，土地才有了生机，生命才有了活力。即墨故城就建在山前的冲积平原上，沽、洙二水在此交汇，这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大沽河博物馆的解说词，精准点出了即墨故城崛起的地理根基。

平度博物馆里，详细记录了这座古城的信息：坐落于平度市古岘镇大朱毛村南，东临小沽河中游，西接古墨水河，北依六曲山脉，恰好处于山前冲积平原之上，沽、墨二水在此交汇，造就了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天然优势。

这样的地理格局，不仅孕育了丰饶的农业产出，更构建了便捷的水陆交通网络。

大沽河博物馆，还原了王城的旧貌，并为我们展示了王城的发展历程。前朱毛村村民孙浩芳早已习以为常：“这个地方原来是码头，就是说好停船，运粮各方面的，从这个地方一停，接着上南仓，农田曾经是金銮殿，北面还有养鱼池。”这些散落的古物，连同村南那片连绵的夯土城墙遗迹，都在诉说着一座千年王城的过往。

孙浩芳口中的古码头，印证了当年“运粮通漕”的繁忙景象。考古勘探显示，即墨故城遗址分内城和外城，外城南北长约4.5公里，东西宽约3.2公里，内城紧靠外城东南角，与外城共用一段城墙，由水门与小沽河相通。现存千余米城墙全为夯土板筑，城基宽约40余米，高约5米，夯层清晰可见，见证着古人的营造智慧。

三级文物西汉龙纹灰陶空心砖和汉回纹灰陶方砖，在平度博物馆的橱窗里，为城市的存在悄然“举手”做证。

这座古城的历史序幕，在公元前567年正式拉开。

平度博物馆史料记载，齐灵公派大夫朱毛来主政胶东，居于此城，始置即墨为齐国下都，棠为属邑。“即墨”之名，便源于“靠近墨水之城”的地理标志。从最初的军事重镇到战国中后期的齐国东部核心，即墨的地位不断攀升。曾任山东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郑同修，提出的考古论断更为直观：“保守一点讲，最起码是在战国时期，这个城已经存在了，而且规模相当大。进入汉代呢，它也是作为一个胶东国的国都，所以应该说它是最辉煌的时期，应该是战国到西汉这么一个阶段。”

秦代设即墨县，开启了其行政建制的延续性。西汉初年，这里的政治地位达到顶峰。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项羽分齐地为三，以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韩信灭齐，齐地尽归于汉，以胶东为郡；汉文帝时设胶东国，即墨始终为都城所在。

更值得一提的是，文韬武略的汉武帝刘彻早年曾被封胶东王于即墨，只因年幼未就，后其同父异母兄弟刘寄接任胶东王，即墨由此被民间称为“康王城”。平度专家崔传富评价说：“这段时间，就是整个胶东半岛的一个中心，存在了那么长的时间，几百年的时间，这里面包含的信息量、这种文物价值、考古价值是巨大的。”

这座王城的辉煌延续千年，直至北齐天宝七年（556年），即墨县废，才渐渐隐入历史尘埃。但它留下的城市规模记录，足以震撼后世。郑同修对比同期都城规模指出：“齐国古城遗址，作为齐国的国都，也就是十来平方公里，曲阜鲁国古城不到11平方公里，即墨的面积已经超过了鲁国的国都，就和临淄的面积差不多，应该说是非常大。”要知道，临淄作为战国七雄齐国的都城，总面积约15.5平方公里，即墨能与之比肩，足见其当年的繁荣盛景。

军事传奇 

火牛惊世，田单破燕

汉铜弩机，三级文物，这是战争的见证者。

即墨故城的历史记忆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属田单火牛阵破燕的传奇。这场发生于公元前279年的战役，不仅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更将即墨这座孤城的战争潜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战役的背景要追溯到公元前284年。

据《史记·田单列传》记载，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统率燕、秦、韩、魏、赵五国联军伐齐，济西一战大破齐军，随后连下齐国七十余城，仅莒城和即墨两座城池未被攻克。此时的田单，还只是齐国临淄的一名市掾（副官佐吏），燕军破临淄时，他因提前将车轴两端锯断并安上铁箍，得以顺利逃至即墨，这一细节已显露出其过人智谋。

当即墨大夫战死疆场后，军民一致推举田单为将，坚守孤城。当时处境十分危急：乐毅分兵围攻莒和即墨，即墨被层层包围，外无援兵，内缺粮草，却在田单的统筹下坚守五年之久。这座被围困五年的孤城为何有如此巨大的战争潜力？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共同揭示了答案。

古代城邑“往往包含生产功能，里面甚至还有农田、盐矿、作坊，并不纯粹是居住的地方”。即墨故城内外城之间的大片良田，为长期坚守提供了粮食保障。而距故城15公里的铁岭庄汉代冶铁遗址，则为兵器制造提供了技术支撑。更重要的是，孙浩芳所说的古码头与南仓，构建了隐秘的补给通道，让孤城得以维系生机。

田单的军事智慧，在坚守中逐步展现。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燕惠王即位，田单敏锐捕捉到敌方权力更迭的战机，率先施展反间计。他派人散布谣言，称乐毅欲在齐称王，燕惠王本就对乐毅心存猜忌，随即派骑劫代替乐毅为将。这一换将，为齐军翻盘创造了关键条件。

为激发军民斗志，田单导演了一系列心理战：他下令城中军民每餐必以食物祭奠祖先，引来飞鸟盘旋争食，制造“天神护佑即墨”的假象；又派人唆使燕军削去被俘齐兵鼻子并押至阵前，挖开齐人坟墓焚烧尸骨。即墨军民见此情景义愤填膺，士气高涨。与此同时，田单身先士卒，“乃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更“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让燕军误以为齐军少壮已伤亡殆尽。他还聚金千镒，派富豪送给燕军假意投降，进一步麻痹敌军。

决战之夜终于来临。

《史记·田单列传》详细记载了火牛阵的壮观场景：田单集中全城千余头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入夜后，城墙被凿开数十处洞口，牛尾芦苇被点燃，千余头火牛发疯般冲向燕军营垒，5000名齐军壮士紧随其后，城中男女老少击鼓擂器呐喊助威。火光冲天中，燕军从梦中惊醒，见“五彩龙文”的火牛奔袭而来，以为神兵天降，仓皇逃窜，主将骑劫死于乱军之中。

田单乘势挥师追击，不仅收复即墨，更一路横扫燕军，光复齐国全部失地。司马迁在《史记》中盛赞此役：“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其田单之谓邪！”这场奇迹般的胜利，不仅成就了田单的赫赫威名，更让即墨故城名垂青史，成为军事智慧与城市韧性的双重象征。

冶铁遗址 

点亮古代的科技火花

如果说火牛阵展现了即墨故城的军事韧性，那么铁岭庄汉代冶铁遗址则揭示了经济繁荣的产业根基。

《后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全国设铁官49处，其中“郁秩，有铁官”，而郁秩县即今平度城。1982年，平度市云山镇铁岭庄村南发现的大型汉代冶铁遗址，让考古学家推断这里正是当年“郁秩铁官”之所在。

2005年，铁岭庄冶铁遗址被公布为青岛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勘探显示，遗址中心冶炼区总面积达14070平方米，东西长10华里，南北宽40余米，遗址四周散落着大量陶器残片，从器物纹饰判断，遗址存续时间上起战国晚期，下至东汉，年代跨度大，规模在山东省已知冶铁遗址中首屈一指。

这座冶铁遗址的技术水平，印证了汉代钢铁产业的辉煌。有研究指出，中国在公元前6世纪率先掌握生铁冶铸技术，汉代通过高大竖炉实现规模化生产，河南古荥镇铁官遗址的竖炉日产生铁可达半吨至一吨。铁岭庄遗址虽未发现完整竖炉，但出土的冶炼工具显示，其技术水准与同期国家级铁官遗址相当。

作为胶东国都城的配套工业基地，铁岭庄冶铁遗址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汉武帝推行盐铁专营后，铁官掌控的冶铁产业成为国家命脉，既支撑农业生产（铁犁、铁锄），又保障军事装备（铁剑、铁甲）。

平度文史专家李树指出，“西汉中后期，胶东半岛虽分为胶东国和东莱郡，但即墨依然保持着大半个胶东半岛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这种地位的维系，离不开冶铁、制盐等产业的支撑。

考古学家在遗址西南角的洼地发现了密集的陶片堆积，推测此处为器物作坊区；北侧因开采矿石形成的深沟及土石堆，见证了当年采矿冶炼的繁忙景象。距遗址不到7公里的六曲山墓群，出土的铁器文物与铁岭庄遗址的冶炼产物存在技术关联，进一步证实了从冶铁到消费的产业链闭环。

铁岭庄冶铁遗址的发现，不仅佐证了即墨故城的产业规模，更填补了胶东半岛汉代工业的空白。正如考古报告所言，“该遗址再一次证明我国是世界上较早掌握先进冶炼技术的国家之一，证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半岛地区就已然点亮了照耀古代夜空的科技火花”。

王陵连绵 

打开康王坟，山东不受贫

精美的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寓意的象征。

平度博物馆里，两件一级文物分外引人注目。

西汉猴子抱树铜灯台：一盏灯，造型精巧，底座上一尊猴子小巧玲珑却形神兼备，它呈蹲坐姿态，前肢紧紧环抱树干，双眼圆睁有神，嘴角微扬似含笑意；沿树干向上延伸出数枝灯臂，错落有致，平衡又舒展。在灯枝的关键节点处，两只禽鸟左右对称分布，一雄一雌。雄鸟羽冠高耸，双翼微展，雌鸟姿态温婉，羽翼收拢，二者喙部皆微张，正呈放声歌唱之态，构成“双鸟和鸣”的生动场景；灯枝上方，一只蝉发出“知了”的鸣叫，据考古研究，汉代青铜灯具中常以蝉、鸟等小生物为装饰，既起到平衡器物重心的作用，又增添了自然意趣。猴子在汉代文化中被视为“灵动吉祥”的象征，《论衡》中记载“猴，候也”，有“等候佳音”“封侯拜相”的谐音寓意，而蝉因“蜕壳重生”的特性。多灯臂设计兼顾照明与重心平衡，实用与审美交融，不仅是青铜铸造的技艺结晶，更藏西汉人对仕途、家庭、生命的美好期许。

与灯台同为一级文物的国宝，还有一组西汉鎏金铜凤鸟和翅膀：以青铜为骨、鎏金为衣，将西汉金属工艺的精湛与图腾崇拜的深邃凝于一体，历经两千余年依旧鎏金流光。凤鸟昂首振翅，尽显百鸟之王的威仪，尖喙下弯似含灵韵，嗉部饱满，羽翼张开，线条简约层次分明。汉代鎏金器物专属贵族，而凤鸟本身在汉代为朱雀演化而来，是祥瑞与长生的化身，与六曲山汉墓的贵族规制呼应，藏着对家族兴旺、福寿绵长的期许。这些珍贵的文物均出自六曲山墓群。

在即墨故城北约10公里处，六曲山脉蜿蜒15公里，东起龙虎山，西至窟窿山，横跨古岘、云山、麻兰三镇的30余座山峦上，分布着700余座东周至西汉古墓葬，这便是山东省最大的古墓群之一的六曲山墓群。

平度博物馆记载，以刘寄为始的六代胶东王，死后均葬于此，使这片山地成为解读胶东国兴衰的“地下史书”。墓群的核心，是胶东康王刘寄的陵墓。《汉书》记载，刘寄为汉景帝第十二子，于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受封胶东王，在位28年。这位与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兄弟，不仅身份尊贵，更“治郡有方，府库累金”。当地《平度州志》更记载，其陵墓动用五万工匠，耗时17年建成，墓道以“铜汁浇灌防滑”，这般规格让民间流传着“打开康王坟，山东不受贫”的传说。

刘寄陵墓的奢华，可通过其兄长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葬窥见一斑。1968年，河北满城发掘的刘胜墓出土了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万余件珍贵文物，震惊世界。考古专家指出，汉代胶东国比中山国更富庶。因为胶东靠海有渔盐之利，土地肥沃为粮食主产区，刘寄在位时间比刘胜还长8年，其陵墓陪葬品数量可能更胜一筹。

考古实地勘察可见，刘寄主墓占地30亩，封土堆高40余米，南北长120米，东西宽100米，宛如一座人工小山。400多座中小型墓葬如众星捧月般环绕主墓，构成庞大的陵墓体系。1978年，六曲山墓群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2001年升级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六曲山墓群的墓葬序列，完整记录了胶东国的传承脉络。

《汉书》记载，刘寄因暗中筹备应对淮南王谋反，事发后“意自伤，发病而死”，不敢置后。汉武帝怜惜这位亲弟弟，立其长子刘贤为胶东王，奉康王祀，封少子刘庆为六安王。此后，刘贤、刘通平、刘音、刘授、刘殷先后袭爵，共六代胶东王葬于六曲山，形成绵延百年的陵墓群落。这些墓葬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文化交流的载体。平度文史专家李树研究发现，“西汉中后期，胶东半岛虽以莱州为中心设东莱郡，但即墨依然是大半个胶东半岛的政治经济中心”。墓群中可能出土的器物，既能见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又会保留胶东海洋文化的特色，其考古价值远超金银财宝本身。

“从2011年开始，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会同当地考古所对即墨故城遗址展开了考古勘探，试图穿越历史长河，还原一个清晰而真实的即墨故城邑。”时任山东省考古研究所考古队队长郝导华的这句话，道出了考古工作者的初心。十余年来的考古勘探，不断刷新着人们对这座古城的认知。除了确认内外城布局、夯筑工艺外，考古队更将重点放在“小城里的工业布局”。在城内发现的陶器作坊、铸铜遗址与建筑构件，印证了其政治中心的城市属性。孙浩芳在整修土地时经常发现的砖瓦，正是当年宫殿建筑的遗存，让人不由得开始遐想“康王城”的恢宏气象。

汉武帝曾言“关东之国，莫大于齐者；天下膏腴之地，莫胜于齐者”，即墨作为胶东国都城，其繁华程度可想而知。上世纪40年代川康考察中发现的高颐阙，作为偏远地区地方官的墓葬附属建筑，已尽显精美气派。考古学家推测，在即墨故城这样的王国都城，必然存在比高颐阙更为精美的宫殿建筑与礼制遗存。

这座王城的文化影响力，早已渗透到胶东半岛的肌理之中。刘寄之后，六七位刘姓胶东王在此“舞弄权杖，坐享荣华”，其权力笼罩大半个胶东半岛，即墨也成为胶东国文化的辐射中心。六曲山墓群的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与即墨故城的考古发现相互印证，构建起胶东国的历史图景。（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