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青岛之青岛与海|揭开一层土，遇见一场对话——探访平度市博物馆，揭开从远古到岳石文化的文明印记

青岛与海，自古便休戚与共、血脉相连。

近段时间，不少市民沉醉于赶海之乐，在潮起潮落间寻觅海洋馈赠。这份对大海的亲近，竟与半岛全媒体记者探访先民遗迹时的发现，形成了奇妙的古今呼应。

数千年前的先民，亦是靠海吃海。他们向海而生，将大自然的寻常物件打磨成谋生工具与生活用具，那些巧夺天工的造物，既是生存智慧的凝结，更是人类文明的鲜活印记。

近日，半岛全媒体记者专程赶赴平度市博物馆，从细如发丝的骨针眼到形制厚重的陶器，再从陶器到温润精致的玉器，文物无声讲述着先民的智慧历程。当岳石文化的遗存破土而出时，这片土地层层叠叠的文明积淀才愈发清晰。循着考古专家的细致解读，透过博物馆橱窗里文物的诉说，我们得以聆听那来自数千年前的文明回响。

层层叠加

龙山之巅的演进

驱车赶赴平度市博物馆，上午10时，终于抵达。

去年年初启用的新馆，是现代化的建筑，与隔壁的古朴老馆，一今一古，形成不同时代的对话。

馆外，市民三五成群，打牌聊天；馆内，静谧的文物，在橱窗内闪烁着文明的光芒。

展厅开篇的“远古的演进”，打开了平度历史的第一页。平度境内，胶莱河与大沽河如两条银色纽带，串联起这片土地的千年沧桑。

平度的文明基因，早在数十万年前就已埋下。1975年胶莱河治理工程中，一批古生物化石的出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远古生态画卷。那时，这片土地处于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区，麋鹿在草丛中徜徉，纳玛象踏着泥泞前行，犀牛在河畔饮水，这些原住民的骨骼化石，为我们提供了最直接的佐证。

人类的足迹，是何时踏上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的？

答案藏在大沽河中游西岸的南村镇柏家寨。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这些石器器身斑驳，边缘还留存着先民敲打雕琢的痕迹，说明人类活动史可追溯至万年之前。

进入新石器时代，平度的文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形成了脉络清晰的文化序列。平度市博物馆里，清晰陈列了其中的历程：公元前5400年至公元前4400年的北辛文化时期，南郭家遗址的遗存见证了早期农业的萌芽；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的大汶口文化阶段，韩村遗址展现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先民们不仅制作陶器、饲养家畜、种植粮食，还掌握了酿酒技术，纺轮的出现标志着“男耕女织”模式的雏形，社会形态也开始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

尤其是工艺水平，令人惊叹：石器制作从打制与磨制并存发展到后期的通体精磨，穿孔技术日臻成熟；细致的骨针上竟能钻出小针眼，这精湛工艺堪比现代的钢针；陶器制作从手工迈向轮制，白陶、黑陶、彩陶等多种品类涌现，部分器物口沿的鸟喙状突饰，恰好印证了东夷族“鸟图腾”的古老传说。据《左传》《诗经》等古籍零星记载，东夷始祖少昊氏“以鸟名官”，凤凰为其图腾象征，韩村遗址出土的这些鸟形饰陶器，让传说有了实物载体。

到了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平度的文明发展达到了新高度。2002年烟潍高速公路工程建设中，明村镇逄家庄遗址的发掘取得重大突破，首次在胶东半岛发现了龙山时期的环壕遗迹。环壕之外，房基、窖穴、灰坑、墓葬等遗存错落分布，鼎、鬲、鬶、豆等完整器物及大量陶片的出土，生动展现了龙山文化早中期平度先民的生活图景，为后续岳石文化也埋下了伏笔。

石破天惊

岳石文化横空出

平度大泽山镇东岳石村东南，淄阳水库北岸的台地上，一片总面积约4.9万平方米的遗址，承载着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突破。

时间来到1959年秋冬，村民们在修建淄阳水库时，意外发现了这片遗址。

当地老人回忆，当时村民在清理河底淤泥时，挖出了一件“带花纹的泥罐”，起初以为是普通瓦罐，随手放在一边，直到负责工程的技术员看到器物上的古老纹饰，意识到可能是文物，才紧急联系了文物部门。可惜当时人们考古意识有限，仅关注上层战国墓葬中的铜器，幸而这一偶然的发现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为后续发掘保留了希望。

1960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对遗址残存部分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大量珍贵文物。1962年，《考古》杂志发表了《山东平度东岳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战国墓》的发掘报告，首次公布了这批遗存，指出其中存在“一群前所不见、有别于龙山文化的典型品”。此后20年，随着山东各地同类遗址的陆续发现，这一文化类型的独特面貌逐渐清晰。

1981年，北京大学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正式将这类以平度东岳石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岳石文化”，东岳石遗址作为该文化命名地的核心地位就此确立。这个名字是有来源的。根据《续平度县志》的记载，岳石乡仅辖三村，分别是东岳石、西岳石和岳石庄子。这三个村庄都带有“岳石”字样，现在属平度市大泽山镇管辖。关于“岳石”地名的由来，《平度市地名志》记载为从“药石”演变而来，相传明朝初年先民迁至药石河北岸，在此建村，定村名为药石村，清末改为岳石（胶东方言“药”“岳”同音）。

本来，岳石乡只是地图上的名字，却因遗址的发现而名声大噪。此后，经过了多次考古发掘，2006年，东岳石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碳-14年代测定法”测定，岳石文化存在于大约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600年，个别地区可能略有早晚，其上限可触及夏王朝的建立时期。这是继山东龙山文化之后，分布于海岱地区的一支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其创造者，正是古籍中记载的“东夷”人。这也是山东境内继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之后，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古突破。

那么，岳石文化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目前专家们的观点不一，有专家称是因为在龙山文化晚期（公元前2000年左右），全球性气候变迁导致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洪水泛滥和海平面上升。这场环境灾难摧毁了山东半岛低地的龙山文化聚落，幸存者逃往地势较高的丘陵地带，发展出了岳石文化。恰恰在黄河流域的许多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上都发现了洪水淤积层，证明大洪水确实发生过。历史传说中“大禹治水”的故事背景也正对应这个时期。还有专家称面对恶化的环境，一部分文明程度较高的龙山文化先民主动或有组织地向西迁徙，进入中原地区，参与了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的形成。而留在原地的、或被迫迁往丘陵的东夷先民则发展出了岳石文化。

器物密码

一把石刀见智慧

橱窗里，一把半月形双孔石刀，起初并未引起记者的注意。等看到“一级文物”的解读后，这才发现了它的魅力。

那么，它是如何跻身于“一级”的呢？考古专家说，半月形双孔石刀是岳石文化的典型工具，方便人们把刀背放置于手心，双孔便于穿绳套牢大拇指相对固定在手中，足见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还有亚腰形石斧，则为“二级文物”，它们堪称岳石文化的“名片”。

此时，石器是岳石文化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以磨制为主，大多通体磨光，制作精细，涵盖刀、铲、斧、钺、锛、凿、镞等多种类型，最突出的进步是方形凿孔技术的应用，取代了此前的圆形钻孔，这种技术革新是农业生产工具的重大突破。

它们按照功能可分为砍伐、掘耕、播种、收割、脱粒、碾磨六大类，配套齐全，也就是说，当年的先民生活是以农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狩猎、采集为补充的经济生活模式。有学者推测，当时有了青铜器，所以为石器凿孔提供了工具，这也是石器工艺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

当然，陶器自然必不可少。岳石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兼有泥质灰陶、黑皮陶，整体呈现出古朴简洁的实用风格。同样，分工明确：夹砂陶质地坚硬，多用于制作鼎、甗、罐等炊具和部分盛器；泥质陶则用于制作尊、豆、盒等盛器。

这些陶器烧成温度较高，胎质厚重，制作工艺兼顾手制与轮制，小型器物多用手捏塑而成，大型器物采用泥条盘筑法，即将泥料搓成长条后逐层盘筑，再用工具修饰抹平，内壁常留有泥条痕迹；复杂器物则分体制作后黏接，口颈部还会经过慢轮修整，器壁表面因此留下环状弦纹。装饰方面以素面为主，磨光之外，附加堆纹、弦纹、几何形纹等点缀其间，少量彩绘陶的出现更是一大亮点，红单彩或红黄白多彩的装饰，让实用器物升格为礼仪用具，彰显着社会的进步。

骨器在岳石文化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骨针、骨饰、卜骨等器物遍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其中几枚骨针磨制的精细技艺，让人不禁联想到东夷“织女”的传说。平度当地流传着远古时期有夷女善织，能用鸟兽之毛织出细密织物的故事，传说毕竟是传说，不过遗址中出土的精美骨针，正展现了东夷先民精湛的加工技艺。

而那磨制精细、几乎可与现代钢针媲美的骨针，尤令人叹服先民的匠心。同时，在牟平照格庄、泗水尹家城等遗址均发现了青铜器或相关痕迹，虽然尚处于早期阶段，却宣告了青铜文明在东方已然萌芽。

三埠李家

一对母女的悲剧

转身，就从岳石文化，进入到了莱夷之邦。

一段被尘土掩埋了3000年的先秦史诗，正通过文物和展板介绍，向我们娓娓道来。

平度的故事，在商周时期，绕不开一个重要的古国，那就是莱国。早在上古时期，平度就已是一方要地，商代是莱国的地盘，西周时成了莱国的棠邑，直到春秋时期，齐侯一声令下伐莱，才正式并入齐国版图。这段“齐莱之争”记载进了《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是以与太公争国。”

原来，莱国是商朝后裔建立的子姓之国，作为东夷强邦，它曾想趁周朝初立、姜尚根基未稳之际，争夺战略要地。

时光来到春秋时期，日益强大的齐国开始向东扩张。在吞并了一系列小国后，强大的莱国成了齐侯的下一个目标。公元前567年，这场漫长的争斗落下帷幕：三月，莱国都城被攻破，莱共公浮柔逃奔到棠邑（今平度）；同年十二月，棠邑城破，莱国宣告灭亡。平度，由此从莱国的最后屏障，正式纳入齐国的版图。

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馆藏的青铜器同样承载着厚重的文明密码。青铜器古时称“金”或“吉金”，由铜、锡、铅合金铸造而成，具备熔点低、可塑性强、硬度大、耐磨耐腐蚀等优良特性，且色泽光亮，深受古人青睐。

商周时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阶段，当时花纹繁缛华丽，器型浑厚凝重，铭文数量也逐渐增多。春秋晚期至战国，随着铁器的推广应用，青铜工具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器物胎体变薄，纹饰趋向简化。秦汉时期，陶器与漆器广泛进入日常生活，青铜容器品种减少，装饰风格愈发简约，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逐步退出主流行列。

不过，幸好，有大量的青铜器留了下来。比如那个时代的瑰宝——春秋龙虎纹铜罐。它出土于大泽山半坡，是国家一级文物。它身上雕刻着龙虎纹饰，可能见证过莱国的离去，也凝视过齐国的喧嚣……

不曾想到，就这样能与一对母女“相遇”。

只是，她们给我们展示的是一场人间的悲剧。这令人震撼的一幕，出现在三埠李家遗址的发掘中。

为配合潍烟高铁建设，考古工作者在2021年至2023年间对位于新河镇的遗址进行了发掘，成果惊人，荣获了2022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奖。

其中的一个成果，就是一对母女的合葬，背后，是一场3000年前的难产惨剧。在遗址的一个灰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具约30岁的女性遗骨，在她的脚下，安放着一具女婴的遗骨。经检测，她们死于西周早期。令人心碎的是，女婴未曾有过哺乳痕迹。科学分析认为：母亲在分娩时，因骶髂关节融合导致难产，最终母女双亡，被合葬于此。女婴遗骨得以保存，在山东属首次发现。这也引起了专家的推测：灰坑葬可能是该地区西周时期聚落中非正常死亡人群遗体处理的特殊方式。不仅如此，遗址中还发现了山东省首次出土的骨器加工作坊。骨器，是用兽骨或角制成的工具或饰品。这次发掘出土了150多件骨角器，证明这里曾有一个运转有序的“生产线”，让我们得以窥见先秦时期手工业生产的一角。

三埠李家遗址被证实是一处功能分区清晰的战国齐人聚落。但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在遗址中，同时出土了具有齐国内陆风格的器物和本地土著风格的器物。还发现带地名戳印的战国陶量。战国遗址中发现整套陶量，包括带把陶量6件、无把陶量1件。其中一件陶量戳印地名“戴丘”，为首次考古发现。

这些也恰恰说明，在齐国用武力征服莱国之后，文化融合才刚刚开始。齐人与莱夷遗民，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日常文化习俗上，开始了碰撞与交融。

三埠李家遗址，因此成为见证那段“夷夏交融”历史的关键地标，也为探讨齐人东进的历史提供了全新视角。

更令人称奇的是，考古发掘还为探寻平度古海岸线踪迹提供了关键线索，地层中的海洋沉积物，散落的贝壳，都似乎在证明这里与海洋的千年渊源。结合墓葬遗迹与遗物分析，有专家推测：周代时此处曾是濒海地带，先民的生活与潮汐朝夕相伴。

无论如何，历史的云烟尚未散去，它正以另一种方式在今天的青岛海岸线上演。考古所见的先民“靠海吃海”的生活，在现代青岛则演变成了“赶海”文化。青岛与海洋相伴相生，这种延续而来的情感联结，在时光的沉淀中愈发深厚……（□文/图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