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齐鲁｜李攀龙：诗意济南的逆行者

如果说“人不是活一辈子，而是活几个瞬间”，那么李攀龙一生中尤为重要的“瞬间”，都在1558-1567年间。

10年，在他的人生历程中，注定不是一个瞬间。而相对500年的时空，10年又何尝不是白驹过隙？

这十年，他的人生足迹遍及济南的山泉湖河城。作为明代“后七子”之首，李攀龙曾名震明代中后期的江湖朝野，后来他的声名又匿于时代浪潮的起伏之间。如今，当我们在白雪楼前驻足，或许会忍不住发问：李攀龙是谁？他又为什么重要？

拨开历史的烟云，溯而望之，一副“逆行者”的诗人面孔越发清晰。

此地空余白雪楼

李攀龙一生快意疏狂，不为俗规拘囿。

《明史·李攀龙传》载：“李攀龙，字于鳞，历城人。九岁而孤，家贫，自奋于学。”

李攀龙生于1514年，自幼不乐受人约束。18岁入县学为诸生，并取得府学廪生资格。“耻为时师训诂语，人目为‘狂生’”，他却夷然不屑地说：“吾而不狂，谁当狂者？”及至入仕，则多次辞官。嘉靖十九年（1540年），李攀龙中乡试第二名；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赐同进士出身，试政吏部文选司，始而入仕。次年，即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以疾告归”。

归家一年，李攀龙发愤读书。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李攀龙返京，充顺天乡试同考官，次年授刑部广东司主事。其间，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七人定交结盟，是为“七子”。后为区别于前朝的“前七子”群体，史称“后七子”。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李攀龙擢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督抚陕西的东阿人殷学挟势倨傲，“尝下檄于鳞代撰典章及送行序”，“即上疏乞休，不待报竟归”。“攀龙怫然曰：‘文可檄致邪？’拒不应……遂谢病。”（《明史·李攀龙传》）

类似“不辞而别”的罢官行为，在当时属于“永不录用”。终因李攀龙声名之盛，“吏部惜之，用何仲默（“前七子”之一何景明）例，许养疾，疾愈起用”。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李攀龙罢官归济。次年，筑楼于历城东郊，杜门谢客，悠游于济南湖山之间。自此隐居，十年不起。其间，进一步倡导文学复古，执天下文柄，名声日隆。因取“阳春白雪”之意，是有“白雪楼”。

白雪楼，是李攀龙一生的象征。

明·王象春《齐音·白雪楼》注：“李于鳞白雪楼旧有二处：其初至林下卜地鲍山，则诸名公往来登觞题咏者最盛者；末年，又筑楼于城中湖上碧霞宫之侧，许殿卿赠诗所谓‘湖上楼’是也。”

李攀龙的一生与白雪楼融为一体，且在其身后，曾经容纳过彼此深情厚谊的空间，也成诗友知己的寄托思念之所。

而遗憾的是，当我们在趵突泉公园的东南一隅再见白雪楼，已然人非物亦非。

“今皆凋落不堪，士人不忍，因于第一泉间两起杰阁，要之非实（明·王象春《齐音·白雪楼》语）。”根据李攀龙研究专家、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伯齐先生考证，鲍山白雪楼圮废后，明万历年间，山东按察使叶梦熊重建于趵突泉，年久亦废；清顺治年间，张缙彦重修；道光年间，李攀龙九世孙献方重修。同治十年，更筑围墙，以资防卫。原楼已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拆除。当前我们所见为在其旧址重建。

当独属于李攀龙的“鲍山白雪”及“湖上白雪楼”早已销匿于历史的烟尘，这一处似是而非的白雪楼，是一种怀念，更是一种寄托。

诗赋盛年独济南

济南自古是诗城。近些年，济南老城腹地以“明古城”之名，多有建设。实际上，济南诗名之盛，更早于城池。

读书期间，李攀龙与同乡殷士儋（后为内阁大学士）、许邦才（后为王府长史，济南诗人）结为知己。三人情趣相投，终生为友。

当时县学和府学都在今大明湖南侧，殷士儋居趵突泉西侧，许邦才家住大明湖畔。大明湖、趵突泉成为李攀龙等常往聚会、读书和流连之处。而湖泉之上，林木苍翠，景致优美，唐宋以来的诗人李白、杜甫、苏轼、曾巩、苏辙、赵孟頫、元好问、张养浩、边贡等均曾游历并留下诗篇。李攀龙等徜徉其中，俯仰湖山，领略泉音柳韵，触摸前代诗人的诗心诗境，切磋诗艺，陶冶情性，对其诗歌情趣的形成自然有着重要影响。

世人多知历史上的济南诗词大家，乃李清照和辛弃疾。诚然，二人分携婉约与豪放之别，佳句无数而名垂千古。不过，李清照18岁嫁给赵明诚后即远离故土。辛弃疾在故乡济南生活至约21岁，后则跟随南宋偏隅南方纵横于抗金一线。与“二安”不同的是，李攀龙的创作盛年都扎根于故土济南。

李攀龙青年入仕，壮年辞官归济。史载，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李攀龙考中进士，从此离开济南，先后任职于京师、河北、山西、陕西等地。此间，他虽因公务短暂回过济南（如1556年送妻子灵柩回乡安葬），但大部分时间不在济南。及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因与上级不和，他从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任上辞官，返回故乡济南，直至1567年再度返仕。

这十年，作为“后七子”的领袖，李攀龙以白雪楼为据点，通过书信和接待四方来访的文人，与王世贞等人遥相呼应，倡导文学复古运动。济南因此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文学中心之一。李伯齐直言，这是李攀龙与济南故事中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也是他文学声望达到顶峰的时期。

这十年也是李攀龙近体诗创作的高峰期。李伯齐介绍，李攀龙传世诗作1380余首，其中艺术性较高、素为人赞誉的近体诗约占三分之二。而这些近体诗多抒情言志、描绘家乡山川的秀美风光。如大明湖、千佛山、华山、龙洞、开元寺、锦阳川、玉函山等，均有入诗。

当然，若仅以个体创作而论，元代诗文大家张养浩，作为土生土长的济南人，亦将最为旺盛的创作时间留给了故乡济南。而白雪楼与云庄不同的是，张养浩似乎贵在隐居，而李攀龙并不真正甘于寂寞。在自我创作之余，李攀龙近交挚友远会知己，以结社之姿让自己的寓所成为备受瞩目的文化中心。

以一己之力将一个城市构建为时代的文化中心。在济南的文化史上，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这无疑是李攀龙对故乡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贡献。

以复古之名逆流而行

李攀龙其人殊为孤傲。明·陈子龙《陈忠裕全集》记载：“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子’之名播天下。”而其一贯闭门谢客，“自两台监司以下请见不得，去亦无所报谢”。其孤傲并不仅仅在待人接物上，更贯穿于其极端且不妥协的文学复古主张。

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及其后学（如泰州学派）风靡天下，“百姓日用即道”、“童心说”等观念极大地冲击了程朱理学的桎梏。士人群体中，追求个性解放、肯定人欲、思想活跃成为风尚。城市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兴起也日益驱动着更重个体情感、不拘俗套的倾向。同时，曾长期占据文坛主流的“台阁体”余威犹在，其阿谀奉承、雍容平正、缺乏真情的文风深为有识之士厌恶。而作为其反拨出现的“唐宋派”，虽主张学习唐宋古文，但更重“本色”与“精神”，强调文章要直抒胸臆，与心学思潮有所呼应。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立而划界，断不与时俗为伍。

李攀龙编选《古今诗删》，“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以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在他看来，“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甚至“视古修辞，宁失诸理”（《送王元美序》），认为为了追求古文的法度、音节、气象，甚至可以牺牲一些说理的顺畅，刻意模仿古人，几可乱真，这种行为在当时追求“真我”的风气下，更显得格格不入。及至结社，更多排挤，对于“异己”，断不与之交际。

作为一代文坛领袖，李攀龙影响跨越百年。李攀龙生前已有《沧溟集》《白雪楼诗集》流行于世。《沧溟集》今藏有明、清等多种刊本。在他身后，有《李沧溟集选》《沧溟集选》《李沧溟近体诗选》等多种版本流传于海内外。而今，更有《李攀龙诗文选》《李攀龙全集校注》等面世。

对其一生，推崇者奉之为“一代宗师”，认为其文学主张和实践重振文风；批评者则诟病其“食古不化”，生吞活剥，开启了明代诗文模拟剽窃的坏风气。当我们驻足白雪楼前回溯李攀龙的一生及其所在的时代，也禁不住疑惑，李攀龙为什么重要？

李攀龙的价值，是文学上的，更是思想上的。他生前峻洁孤高的人格与复古决绝的文学主张，是特定历史语境下士人的精神困境与价值抉择。时迁事移，当古诗文的语境巨变，其“变法”本身的张力愈加彰显。

李伯齐说：“（李攀龙）名为复古，实为革新。”

以复古为革新。当以“台阁体”为代表的旧规范业已僵化，而以心学影响下的文学为代表的新趋势又失之油滑浅俗，在他看来，回归被历史检验过的最高典范便成为最有效的革新手段。其“复古”实则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为萎靡的文坛寻找出路。

重塑士人身份。明代商品经济初兴、世俗欲望日显张扬。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李攀龙的“复古”不仅是一种文学的主张，更是一种人生的取向。作为士人阶层的代表，他渴望重新确立士大夫作为文化传承者和价值守护者的崇高地位，无疑是一种既合理又十分必要的文化守诚之选。

无法回避的是，李攀龙们的选择，也必然源于普遍的时代焦虑。历朝历代，人们的思考总会囿于阶层与时代。明代中期，皇权高压、党争频仍、思想激荡。置身复杂局面，士人往往既无法实现政治理想，又难以在思想上安身立命。退守到文学艺术的领域，构建一个秩序井然、理想化的精神世界，便成为李攀龙们为数不多的选项。而与当时许多文人奔走权门、依托讲学以博取声名的风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的简倨，或许也是一种人格上的自我清洁。

一生逆行求革新

李攀龙一生逆行——少时，逆于家贫，鱼跃龙门；壮年，逆于仕宦，数度辞归；为人，逆于世情，行杜门、结盟、排挤之事，得简倨之名；为文，逆于时风，以复古为旗帜溯流而上，求革新之志。

李攀龙曾一度对后来的诗文创作产生深远影响。清初诗家如朱彝尊、毛奇龄、吴伟业、沈德潜、钱谦益等，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后七子”影响。清朝诗人张元《绿筠轩集·鹊华桥吊李沧溟》（其五）诗言：“七子琴樽翰墨场，风流异代付沧桑。百花洲畔休回首，寥落湖山半夕阳。”直到沈德潜编选《明诗别裁集》时，其论诗仍与七子有同调之处。但是，“后七子”的声名后来渐趋“寥落”。

为什么会这样？在李伯齐看来，这与后世文坛主流取向的变化息息相关。

明末清初对“后七子”的评价毁誉参半。《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攀龙资地本高，记诵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轹一时，实有不可磨灭者，汰其肤廓，撷其英华，固亦豪杰之士。誉者过情，毁者亦太甚矣。”而晚明清初，钱谦益等人言辞激烈斥其“摹拟剽贼”“文义违反”；朱彝尊也指其“止规字句，而遗其神明”。《明史》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来概括“后七子”的主张，虽然简洁，但也简化甚至一定程度上固化和扭曲了其文学形象。

这到底是文学之辩，还是时代之争？

客观而言，李攀龙古乐府诗固有“篇篇拟之”的偏颇，但他以复古为革新，确实为明代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其后的文学思潮正是在对这种复古主义的反思与超越中继续前行的。同为“后七子”的王世贞晚年即有诸多反思，认识到“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的道理，甚至肯定了“直写性灵”的价值。

当代研究者则认为，李攀龙及“后七子”所承受的激烈批评，更或是一种时代的必然。

清初，在反思明朝灭亡的背景下，思想界普遍归咎于时人的“空谈误国”。因此，清人将文学批评与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相结合。他们主张诗歌要根植于学问，尤其是经史考据之学，强调“学问为诗料”。

同时，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后七子”有强烈的门户之见和排他性，通过“相互标榜”来垄断文坛话语权。而清人尤其是官方致力构建一个统一、稳定、包容的文化秩序，厌恶明代的党争和文人结社。批判“后七子”的门户之见，意在打破流派壁垒，倡导一种能够博采众长、调和古今的诗学态度。

更重要的是，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迫切需要证明自身在文化上的合法性与优越性。从很大程度上讲，对前代文坛主流代表“后七子”的问题化和标签化，不仅是为当时诗学探索扫清障碍的需要，而且是构建自我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一环。李攀龙的重要性由此更加可见一斑。

（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