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故事之人文青岛|笔墨中的春风得意，文物里的马上封侯——博物馆里找马，解锁华夏马文化的千年浪漫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腊八已过，俗语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也就是说，我们离春节的脚步更近了。1月23日，青岛市博物馆联合多家博物馆的“骐骥王国丙午马年生肖童趣展”开展，展览用文物串联起了马的故事。于是，马年说马、马年寻马的第一站，我们便从青岛市博物馆开启。

马车，是古代身份的象征；马儿，也是帝王将军的挚爱；逛展，可以看到不同形态的马，它们或驰骋战场，立下汗马功劳；或作为身份的象征，出现在不同的场合。然而，在绘画中，在汉代灰陶中，在唐三彩中，在玉器中，它们带有萌态的可爱形象，又让人感觉亲切，不觉赞叹。于是，在策展人的讲解下，记者与游客一起领略了华夏马文化的万千风华。

千乘之国 

马车如汽车，是身份的象征

马儿是人类社会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跑得快，力气大，能驮人运货，是人类的好伙伴。当然，它更是战场上的大英雄。

展览的第一板块，是古代战场上的小坦克，因为马车在当时有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主要的判断依据就是数一数马车的数量，因此有了“千乘之国”的说法。

策展人周瑞，给记者讲述了马车的部件，来参观的绘画老师秦蓓蓓也跟随一起听起来。

马与车的结合，是古代交通与礼制发展的重要标志，自商周起，车马便不再是单纯的出行工具，而是贵族身份与社会等级的具象化象征，其形制、规格、装饰皆有严苛定规，成为王朝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馆藏文物中的车马遗存与相关器具，清晰勾勒出古代车马文化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轨迹。

周瑞说，商周时期，车马制度已趋完善，周朝更是定下“天子驾六，诸侯驾四”的严格礼制。“这架在车横之上的铃铛，也就是车銮，并非装饰，而是古代驭手的车速仪表盘，通过铃铛声音的快慢，驭手可以判断和控制车速，这些马车零件，其实就跟我们当代一些汽车的零件很像”。也就是说，车銮的铃声会随车速快慢产生不同的节奏，驭手便能凭借铃声精准判断车速、掌控行止。

到了汉代，车马文化迎来新的发展，礼制的规范更为细致，马也成为皇家与贵族出行“仪仗队的大明星”。汉代建立了皇帝出行的卤簿仪仗制度，对车马的使用制定了更为严苛的规范，什么身份乘坐什么马车，要配备多少马匹，都有明确规定，不容僭越。

在清末民初拓仿昭陵六骏图里，我们看到“汗马功劳”一词的意义。

六匹曾随唐太宗李世民浴血沙场的战马，被刻在了陵前，表达了特殊的君臣之谊。这六匹御用战马，曾随太宗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太宗驾崩后，六骏被刻成石刻置于陵墓之前，如挚友般相伴左右，这份对战马的珍视与怀念，超越了君臣与主仆，成为千古佳话。遗憾的是，战争年代，六骏石刻有两匹遗失，如今馆中留存的拓片，皆从原比例仿刻的刻石上拓印而来，虽非原拓，却依旧保留了六骏的雄健身姿，成为见证初唐军功与太宗情怀的珍贵记忆。

而汉代墓葬中，真马殉葬逐渐被马俑替代，这不仅是资源的珍惜，更是人们对战友的喜爱与尊重。马的珍贵就体现在了丧葬习俗的转变之中。因马成为守护国家安全、立下汗马功劳的重要力量，其作为战略资源与珍贵牲畜，让人们愈发不舍以真车马随葬，马俑便应运而生。

馆中的汉代马俑，一改前朝车马的威严，多是胖胖的可爱模样，线条圆润，体态敦实，却难掩其健壮之美。这一独特的造型，与汉代的民风社会息息相关。彼时，马是边防戍守、交通往来的核心力量，国人对马充满喜爱与尊崇，马俑的“萌态”，正是这种情感的自然流露，既保留了马的健硕身姿，又融入了民间的审美意趣。

而马的器具创新，更是推动了古代军事与交通的发展，马镫的发明与普及便是其中的典范。馆中北齐的马俑尚无马镫，而明代青岛特有的滑石马，已然配备了实用的双马镫，这一细节见证了马镫从单边到双边、从局部使用到大范围普及的历史进程。马镫的出现，是冷兵器时代的重要军事变革。骑兵得以空出双手作战，甲骑具装的重甲骑兵应运而生，人着铠甲、马披护具，成为疆场的主力。青岛滑石马以本地特有石材雕琢而成，不仅是明代丧葬文化的体现，更以马镫这一细节，勾勒出古代骑兵发展的脉络。

马上封侯 

猴子逗马，春风得意

马的意象，早已融入华夏的语言文化之中，诸多与马相关的成语，不仅是语言的瑰宝，更藏着古人对生活、仕途、人生的美好祈愿。

而馆藏的一件件文物，将这些成语从文字化为具象，从明清的玉马猴摆件到文人的楹联笔墨，从杨家埠的非遗年画到民间的吉祥纹饰，皆以马为媒，将“马上封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美好祝愿刻进器物、融于笔墨中。

“马上封侯”，是与马相关的最经典吉祥成语之一，“猴”与“侯”谐音，一马一猴的组合，便成为仕途顺遂、建功立业的美好象征，这一祈愿在明清玉马猴摆件中被演绎得淋漓尽致。馆中明代青玉马猴，是极具代表性的珍品：卧马体型健美，长鬃小耳，四肢屈于腹下，马首轻轻回望，长尾优雅侧弯，一只小猴乖巧骑于马背臀部，左爪轻拉缰绳，右手搔头挠腮，双目圆睁，神态俏皮，似在逗弄马儿，又像在思索着什么，灵动的模样让冰冷的玉石多了几分生气。这一造型，精准契合了明代的社会风貌。彼时，科举制度盛行，文人学子皆以科举及第、建功立业为目标，“马上封侯”的玉饰，正是这种社会期盼的具象表达，成为文人雅士与官宦人家的吉祥之物，承载着对仕途顺畅、步步高升的热切期盼。

清代青玉马猴则在造型与雕刻上有了新的变化，尽显清代玉雕的工整细致。这件玉件以灰白色玉石雕琢而成，石上的黄褐沁与黑色杂质浑然天成，更添古朴韵味。玉马体态浑圆敦实，四肢较短，鬃毛浓密，马尾垂地，长圆眼目视前方，静立的模样沉稳大气；小猴则蹲立于马的前下方石台上，圆眼抿嘴，神情乖巧，右爪持一树枝，正轻轻搔挠马的前腿，动作逼真，神态俏皮。虽依旧延续“马上封侯”的吉祥寓意，但清代的玉马猴少了几分明代的灵动，多了几分雕刻的规整，恰如清代的社会文化，礼制更为森严，工艺更为精细，却依旧保留着对仕途顺遂的美好祈愿。

马的祈愿，不仅藏于民间玉饰，更融入了文人的笔墨之中，成为诗词楹联里的经典意象，或寄寓仕途理想，或流露人间温情。馆中藏有清代张之洞的纸本行书七言联，“黄卷青灯听夜雨，玉堂金马醉春风”，短短十四字，将古人的求学与仕途描绘得淋漓尽致。“黄卷青灯听夜雨”，是寒窗苦读的坚守，孤灯之下，伴着夜雨研读诗书，是无数文人学子的日常；“玉堂金马醉春风”，是金榜题名的欢喜，一朝及第，身入玉堂，骑上高头大马，于春风中意气风发，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生动写照。这副楹联中马的意象成为连接理想与现实的纽带，让这份祈愿更为真切。

马入丹青 

蹭痒摆心形，写马谢女婿

在书画领域，马的形象更是被演绎得淋漓尽致，从名家真迹到后世仿作，从山水配景到主体描绘，皆藏着文人与画家对马的喜爱与理解。

元代赵孟頫是画马史上的一代大家，作为宋室后裔，他在元代为官，其画马风格摒弃了宋代的工笔细致，转而追寻唐代的雄浑俊朗，唐风绘马的特点在其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

馆中藏有的子昂款《牧马图》，完美传承了唐风绘马的精髓：只见一牧人倚树闲望，一匹骏马于河边低头沐浴，河水潺潺，树影婆娑，马儿的身姿健硕，神态悠然，牧人的神情闲适，画面意境悠远，尽显唐马的俊朗与灵动；另一幅子昂款牧马图，则绘有红袍、绿袍两位牧人放马于郊野，数匹骏马奔腾驰骋，身姿矫健，鬃毛飞扬，人物的服饰风格、马儿的体态神韵，皆带着浓郁的唐代风情，让人仿佛窥见了盛唐时期草原放马的壮阔场景。

另外，馆中的诸多书画作品，也以马为景，让画面多了几分生动与意趣。李益亭的纸本设色《八骏图》中堂，是山水与良骏的完美融合，画面中远山朦胧，水边树木葱葱，八匹良骏或在水中嬉戏、或于岸边饮水、或低头啃食青草，姿态各异，灵动自然。尤为有趣的是，画面中有两匹马相互依偎，脖颈交错形成一个心形，让这幅古雅的山水骏图多了几分浪漫与可爱，成为馆藏书画中的趣味珍品，也让观者感受到了古人的浪漫情怀。

杜宗普的纸本设色山水轴，则将马的憨态刻画得入木三分，画面中山坡上流水淙淙，一棵挺拔的老松树下，一匹枣红白鬃骏马正抬起右前蹄，将头颈靠在树干上磨蹭休憩，马儿的神态悠然，动作憨萌，仿佛真的在挠痒一般，寥寥数笔，便将马儿的灵动与可爱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山水画面多了几分生活气息。

还有那幅《牵马问道图》，更是以马为媒，定格了古代旅途的生动瞬间。画面中，一位身着蒙古袍的牵马人，牵着两匹骏马，正躬身向一位路人问路，人物的神情恳切，马儿的姿态温顺，背景是郊野的小路与远山，简单的画面却如时光的快照，将古代旅途上的寻常一幕留存下来，既展现了马在古代交通中的重要作用，又让画面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让人回味无穷。“就像如今的照片一样，被留存下来”，周瑞说。

另有一幅书画作品《清连城绢本设色扇面联珠立轴》，更是将笔墨、山水与马完美融合，画面上方是龙飞凤舞的书法，笔墨苍劲，气势如虹；中间是红树青山，色彩艳丽，意境优美；下方则绘有两匹骏马，一匹昂首远眺，一匹回头张望，而那匹远眺的骏马，目光所及之处，正是天上飞过的一群大雁，动静结合，虚实相生，书法的刚劲、山水的秀美、马儿的灵动，在画面中融为一体，成为书画艺术中的精品。

清代法若真的纸本草书《白米答谢歌卷》，更是将马的意象揉进了人间温情，非常浪漫，成为馆藏一级文物中的经典。

这卷书法是法若真为感谢女婿梅野分惠白米而作，笔墨苍劲，提按飞动，充满激扬之气，其中一句“马首低垂分大黄”，将马的形象巧妙融入，成为点睛之笔。诗中，法若真将女婿送来的白米比作莹润的美玉，期盼着稻谷满仓、百姓温饱，“马首低垂分大黄”一句，既描绘出马儿低头食谷的生动画面，又将对丰收的期盼、对民生的关怀藏于其中，更让翁婿之间的温情愈发浓厚。八十八岁的法若真，将对晚辈的感激、对百姓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皆融于笔墨与马的意象之中，成为马文化与文人温情相融的典范。

清代张度的纸本隶书六言联“不必童鸟早慧，须孰斑马两书”，虽并非直接写马，却以“斑马”代指司马迁的《史记》，从侧面印证了马的意象在文化中的渗透，也让马文化与读书治学的祈愿相连，体现了古人对儿童教育的重视。

而民间的美好祈愿，更是将马的意象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杨家埠的非遗年画便是最好的体现。馆中的状元游街年画，以“连中三元、状元及第”为主题，画面中状元郎身着红袍，骑着高头大马，在前呼后拥中游街示众，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状元骑大马的画面，不仅是科举成功的象征，更是民间对子女成才、学业有成的热切希望，成为春节期间家家户户张贴的吉祥年画。

千古佳话 

马队送昭君，天马进铜镜

展览中的文物，以马为媒，将昭君出塞的千古佳话、丝路交融的文化传奇、文人以马喻志的家国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

明代无款绢本设色《昭君出塞图卷》，是馆藏中以马演绎历史传说的珍品，这幅长达三米的画卷，以宏大的场景、细腻的笔触，将王昭君出塞的千古故事定格于绢本之上，而马则成为这幅画卷的核心元素之一，全程陪伴着昭君的出塞之路。画卷首起，便是胡人马队开道，举旗、吹号、牵马者络绎不绝，骏马奔腾，锣鼓喧天，场面热闹非凡；紧随其后的是陪嫁的汉人队伍，吹、拉、弹、唱，乐声悠扬，队伍中的马儿皆温顺静立，驮着陪嫁的器物；画卷的核心部分，是伞盖之下的王昭君，她头戴金凤钗，身着华服，骑于一匹白色骏马之上，身姿优雅，神态从容，侍女们手捧书卷、琴瑟等物相随左右，那匹白色骏马体态健硕，步伐沉稳，成为昭君出塞之路的重要伙伴；昭君之后，是身着汉人红袍的新郎，在胡人的簇拥下前行，马儿缓缓迈步，尽显庄重；画卷的断后部分，是胡人队伍，他们头顶红毡黑边帽，边走边弯弓搭箭、抬枪打鸟，还有骆驼驮着猎物紧随其后，马儿与骆驼相间，队伍浩浩荡荡，尽显草原民族的豪迈。

整幅画卷共绘有人物79个，马匹92匹，骆驼两匹，还有狗、飞禽等诸多动物，马的数量之多、形态之异，成为画卷的一大特色，或奔腾、或静立、或缓步、或嘶鸣，每一匹马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既成为人物的坐骑与队伍的组成部分，又以自身的形态烘托出不同场景的氛围，让昭君出塞的故事更具画面感与感染力。因画卷过长无法完整展出，馆中还配备了电子材料供观者欣赏，让这一千古佳话得以完整呈现，而马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也让昭君出塞的传说多了几分豪迈与温情。

马的美，不仅在笔墨丹青之中，更从画卷走到了青铜、陶塑、瓷石、木雕等工艺领域，成为古代工匠的创作灵感。唐代的双凤天马纹铜镜与亞字形天马纹铜镜，便是中外文化交融的工艺珍品，更是唐代开放包容的文化象征。周瑞告诉记者，中国本土本无长翅膀的马，却有腾云驾雾、驰骋天际的天马意象，而铜镜上的飞马纹，其源头则是希腊神话中的双翼神马帕加索斯，通过丝绸之路，这一异域的神马云象传入唐代，与中国本土的天马意象相融，便诞生了独属于唐代的天马纹。

唐代的陶塑马俑，更是将大唐的开放与豪迈展现得淋漓尽致，馆中的一件件唐代马俑，造型各异，神态万千，成为唐代社会风貌的鲜活载体。唐持剑带马武士陶俑，泥质灰陶外施白色化妆土，马与人皆呈站立状，马头高抬，身体健壮，武士梳高髻、双目圆睁、面带微笑，身披铠甲、脚蹬尖头靴，右手牵缰、左手执剑，马的左后蹄旁还有八字印章，武士的英武、马儿的雄健，尽显大唐军人的豪迈；彩绘陶男骑马俑中，有一件胡人形象的陶俑尤为特别，俑头戴风帽，身穿宽袖衣，腰间挂鼓，双臂高抬、双拳紧握，身体左倾作击鼓状，马头高昂扭向左边，鬃毛及双耳直竖，马鼻及嘴施红彩，胡人的神态、马儿的灵动，完美展现了唐代胡汉文化的交融。

唐代的女骑马陶俑，更是打破了古代女子深居闺阁的刻板印象，俑梳高髻或裹幞头，身着襦裙，骑于健马之上，或昂首前行，或目视前方，身姿飒爽，神态从容，尽显唐代女性的开放与洒脱，也印证了大唐社会的包容与多元。唐代的三彩陶马与黄釉陶马，更是陶塑工艺的精品，三彩陶马脸部及四蹄施黄绿色釉，马鞍施红彩，马头高仰、张口嘶鸣，气势如虹；黄釉陶马虽釉色简单，却依旧身姿健硕，张口似鸣，尽显唐马的雄健，而三彩釉作为唐代丧葬文化的重要釉色，也从侧面印证了唐人对马的喜爱。

从商周的车马威仪到明清的玉饰年画，从笔墨丹青的良骏图到丝路交融的天马纹，马文化早已深深融入华夏文明的血脉之中，成为礼制、匠心、祈愿、交融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