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故事之人文青岛|石上墨痕犹在，护得百年青峰——明代即墨县令许铤给崂山立下护林“铁规”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一场瑞雪降临崂山，雾凇让山海灵韵独具风致。

早在周末前，就有登山爱好者提醒遇雪登山事宜，景区也在特殊天气会发布特殊公告。

其实，早在多年前，就有关于游览公告，有些游山规则还刻在石头上，保留至今。半岛全媒体记者采访了研究者，并多次登临崂山，寻找一座山上的刻石故事。

冬游青岛，冬游崂山，别有一番风景。

孤鹤飞来  

文豪县令的崂山情怀

明万历六年（1578年）深秋，胶东半岛的海风带着寒意而来。一位38岁的进士，踏入了即墨的土地。

他叫许铤，顺天府武清县（今天津市武清区）人，历经山西长子、山东莘县两任知县后，来到即墨上任知县。而这里，将成为他仕途生涯中最富传奇色彩的舞台，他与崂山的缘分，也自此开启。

初见即墨，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后来的《即墨县图说》中，他曾回忆道：“既抵其郊，耕居土之十五，鲜林木，罕庐舍，蒿莱极目，观之凄阻。”这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然而，在日后的调研和管理中，他惊奇地发现，即墨百姓“荐绅先生以及青衿之士，下至齐民，有等有容，相接之仪都甚”。无论是征发徭役还是约定事项，百姓皆能“如机而应”“百不一爽”。这位见多识广的县令在给友人的信中感慨：“晋卫之民，不是过也。”

也是在此期间，许铤第一次与崂山相遇是一个清晨。他轻车简从，沿古驿道而行的时候，崂山群峰令人十分震撼，“其山三面环海，群峰削玉，万壑凝烟，真海上仙山也。”

许铤对崂山的探索绝非走马观花。他雇请当地向导，耗时月余，遍访崂山名胜。在华楼峰顶，他看“峰峦秀拔如楼阁”，在太清宫前，他赏“古柏参天，浓荫蔽日”，在仰口海滩，他观“潮涌雪涛，声若雷震”。每到一处，他不仅记录地理形胜，更详细了解当地物产、民生、习俗。

所以，他留下了著名的《仙鹤洞》一诗：

孤鹤飞来几万秋，因餐白石化丹邱。

回翔似顾三标秀，振翮疑登七磴楼。

流水桃花云片片，青天碧海日悠悠。

兴来跨鹤扬州去，海畔苍生为勉留。

此诗不仅是崂山诗歌史上的杰作，更深藏许铤的治理哲学。诗中三标秀指崂山三标山，七磴楼即崂山七磴岭，许铤以孤鹤自喻，既表达了对崂山仙境般的赞叹，又以海畔苍生为勉留暗含了自己身为地方官的责任与承诺。

许铤的崂山之行还有意外收获。在太清宫与道士的交谈中，他了解到崂山道教宫观的维持多赖山林收益，而近年来盗伐严重，许多百年古松被偷砍贩卖。这个细节被他记在心中，成为后来颁布护林公告的缘起。

踏勘山海 

 “青岛”之名进入官名

不同于其他的知县，许铤走马上任，却“马不停蹄”。

初上任的时间里，许铤展开了一场系统性、全方位的县域考察。这次历时数月的踏勘，不仅成就了著名的《地方事宜议》，更让一个地名首次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青岛。

许铤自创考察方法，成为明代地方官中的典范。他独创了“三步法”。

第一步，首先是“登高望气”，登临崂山诸峰、马鞍山、灵山等制高点，绘制山川形势图；第二步，“沿脉寻源”，顺着白沙河、墨水河等主要河流探查水源与农田分布；第三步，是“访老问俗”，每到一村必邀当地长者座谈，记录物产、人口、赋税实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方事宜议·海防》中，许铤以精准的地理描述记载：“本县东南滨海，即中国东界。望之了无津涯，惟岛屿罗崎其间。岛之可人居者，曰青、曰福、曰管、曰白马、曰香花、曰田横、曰颜武。”这短短的53个字，成为文献中关于“青岛”较早的明确记载。文中的青，指的就是胶州湾海口北侧那座山岩耸秀，林木蓊清的小岛，即小青岛。

许铤发现“青岛”并非偶然。他在考察笔记中详细描述了这座小岛：“岛周约三里，高十余丈，遍生青松，远望如翠螺浮海。潮落时，岛西南有沙洲与陆相连，可行人；潮涨则四面环水，真天然良港屏障。”他还敏锐地注意到，岛上已有渔民搭建的临时窝棚，“渔汛时，泊船数十，皆即墨、胶州渔户”。

这次踏勘让许铤系统总结了即墨的四大症结，他在《即墨县图说》中逐一分析：一是“差繁赋重，土旷民逃”，也就是说赋税过重，导致人口流失，耕地荒废过半；二是“军民杂处，县卫不相摄”，因为明代实行的卫所制与州县制并行，造成管理制度的混乱；三是“东北地多山瘠”，先天的自然条件限制了农业发展；四是“舟车不通，商贾不至”，丘陵地带道路不变，导致交通闭塞，经济如死水一潭。

基于这些发现，许铤制定了一整套治理方略。其中最接地气的举措之一，就是在全县设立12处定期集市，其中就包括流亭集（逢农历一、六为集日），同时在即墨城设5处集市。他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市集者，货殖之枢，民生之系也。无市则农余无所鬻，工器无所易，民用困矣。”我们现在熟悉的流亭大集，是许铤的远见。此地处于即墨与胶州交通要道，北依墨水河，南望崂山，既有水运之便，又得山海之利。许铤亲自勘察选址，规定集市“南北百步，东西五十步，中立市亭，周设廊庑”。他还减免集市初期的商税，“新集三年，十取其一，以招远贾”。这一政策立竿见影，流亭集迅速成为半岛北部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其“一六逢集”的传统延续至今。

冒死上书  

开海禁，青岛命运转折

刚到即墨的时候，许铤是有顾虑的。

因为自唐末至明初的五百年间，北方战乱灾荒频仍，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元世祖至元二年（1281年），即墨县建制一度被废除，足见其萧条程度。明初，朱元璋推行移民政策，即墨迎来了大量移民，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户口已达13480户126800人，重现“室庐相望，差赋咸轻，百姓有鱼盐之利”的繁荣。然而，多山地形限制了农业发展，加之明朝长期实行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和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靠海吃海的即墨再陷困境，至万历年间已沦为山东最贫困的县邑之一。

万历年间，虽然倭寇之患已平，但海禁政策依然如铁幕般笼罩着万里海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许铤提出开海通商，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例证。

在《地方事宜议·通商》中，他详细记述了城阳社民牛稼的故事：“嘉靖十八年，本县城阳社民牛稼者，自淮安觅船，载货循海北上，两昼夜抵金家口贸易。是岁大饥，沿海之民赖其贩粟得活者无算。稼以此起家，从者皆富。”这个案例的精妙之处在于：一是时间近，距许铤上书刚刚40年，可信度高，效果显著，路径清晰。

许铤的奏章非常有水准，他提出，所谓的海防，本来是防御倭寇和盗贼的，不是防御淮商的，现在淮商可以登临莱州，而唯独即墨实行海禁，将利益拱手让给邻邑，把弊端留给了即墨。所以，“请于青岛口、金家口、女姑口三处设关验货，官给文凭，量抽税银，则商贾通而海防固矣。”为了使得奏章更有说服力，他还算了一笔严谨的经济账，即墨每年需要赋银两万两，老百姓靠卖粟米上缴税费，如果要是通商的话，淮商的货物可以进来，粟米卖出去，老百姓的压力减轻了，三个口岸又可以抽去税费5000两，来补充赋银，老百姓的压力减去了一半，国家也得到更多的利益。他还考虑到更深的层面：商船聚集在各个港口，必然会需要修补船只，补给供应，仓储设备，搬运工人等，可以说又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工作的机会。

奏章写完了，递上去却一波三折。许铤先是呈报莱州府，被以祖制不可违驳回，于是他连忙修改措辞，再报山东承宣布政使司，仍未获准。最后，他冒着越级上奏的风险，通过同年进士的关系，将奏章抄件送至北京都察院。转机出现在万历八年（1580年）春，时任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其中就包括恤商政策。许铤的奏章恰在此时进入决策视野，终获得了“特准即墨三口岸试开海禁”的批复。

好消息传到即墨时，许铤正在崂山勘察水利。据县志记载，他闻讯后北向再拜，喜极而泣。随即，在女姑口亲自主持了开埠仪式，立下通商惠民碑，并颁布了《海口管理条规》八则，从船舶登记、货物查验、税银征收到纠纷调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

事实证明，开海的效果立竿见影。清代女姑口《重整旧规》碑文记载：“我即邑自前明许公奏青岛、女姑等口准行海运，于是百物鳞集，千艘云屯。南货则闽广苏杭之绸缎、糖纸、竹木、杂器，北货则辽东之参貂、豆麦，交易往来，岁无虚日。”青岛口更是迅速发展为“舳舻相接，帆樯如林”的繁忙港口。

于是，青岛的海岸不再只是渔舟唱晚的农耕渔猎之地，而是贸易日渐繁盛的港口城市。到清朝中后期，青岛口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山东沿海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商船不仅往来于南北沿海，更与朝鲜、日本等国有着间接贸易往来。此后数百年，青岛的发展始终与海洋紧密相连，而这一切，与许铤在四百年前冲破海禁的那份勇气与远见密不可分。

石刻为证  

下达崂山保护令

“崂山刻石，分很多个门类，护林公告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传拓专家李继伟先生说，这种刻石也非常重要，现在仰口的狮子峰下还有一处，由于年代久远，字迹不清了。另外在华楼山、凉泉村等还有五处有相关的刻石。

这些公告就是许铤的一项举措，也是他具有前瞻性的一面。

许铤在青岛的贡献，还有他主持编修的《即墨县志》，其中对崂山的系统梳理，成为后人的蓝本。明万历七年（1579年），许铤启动即墨历史上第一部县志的编修工作，历时五年而成，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刻印。这部志书不仅是即墨的首部史书，更是第一部系统记载崂山的官方文献。

在《即墨县志》中，他将崂山的山川、景观、古迹、释道、诗文等分门别类予以记述。在《方舆志·山川》条中，详细记载了崂山的山脉走向、主要山峰、溪流泉瀑；在古迹条中，收录了太清宫、太平宫、遇真宫等道教宫观的历史沿革；在艺文条中，辑录了历代文人咏叹崂山的诗文，为崂山文脉的传承留下了珍贵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许铤在编修县志时，亲自踏勘崂山多处景点，核对史实、订正谬误。他在志书中既记载了崂山的洞天福地之美，也记录了当地百姓的生活状况与宗教信仰。清乾隆版、同治版《即墨县志》均以万历版为蓝本，崂山的历史记载得以延续，而许铤的开创性贡献，功不可没。

也就是在此期间，万历八年（1580年）至十年间，他在崂山刻石立碑，颁布了官方护林公告。这些历经四百年风雨幸存至今的石刻，成为珍贵的文物。

其中最完整的是仰口狮子峰石刻。这块高约1.2米、宽0.8米的天然岩壁上，刻着428字的护林公告。开篇即阐明宗旨：“即墨县衙为查禁伐事”，宣告崂山上苑（今仰口景区）“现有松树叁佰柒拾陆株，杂树壹仟贰佰肆拾株，俱系官物”。这意味着盗伐将按盗窃官府财产论罪。

公告的核心是建立双重守护机制：“仰附近道士及保正等知悉：尔等务须朝夕巡查，不时看管。”并规定了巡查制度：“道士日巡三次，保正周巡一次，逢五逢十报县备查。”

处罚条款很严厉，也具有操作性：“盗伐松树一株，杖六十，徒一年；盗伐杂树五株，罪同……若团伙盗伐，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从者减等……树木计价，值银五钱即入刑。”更绝的是连坐条款：“道士、保正纵容或失察，一体连坐；告发者赏盗物之半。”

这些石刻的保存本身就是传奇。

仰口石刻位于狮子峰北侧崖底，离地仅半米，常被落叶遮盖。2012年，崂山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在清理积叶时偶然发现，石刻表面已覆满青苔。他们用软毛刷蘸清水连续清洗三天，方使字迹重现。而华楼山的两处石刻因位于崖壁高处，受风雨侵蚀较轻，仍清晰可辨。

华楼山的两处护林公告内容基本一致，针对名山景观保护作出专项规定：“华楼山乃本县名山，峰峦秀拔，林木葱郁，为一方胜概。近有不法之徒，肆意砍伐，破坏景观，损伤地脉。今特委华楼宫道士与所在保正共同看守，将现有松、柏、杂树逐一登记，造册存案。凡盗伐者，不论树木大小，一经拿获，即以盗窃官物论，从重治罪。”

在许铤的护林理念里，崂山是即墨之镇，东海之表。林木繁则泉源旺，泉源旺则民生安。且山海之气，相通相济，林毁则山秃，山秃则海蚀，自然之理也。这种将山林、水源、民生、海岸线视为有机整体的认知，在四百年前实属卓见。

这些护林碑刻产生了深远影响。万历之后的明清两代，即墨官府均延续了许铤的护林政策，只是处罚力度有所调整。清康熙版《即墨县志》特别收录了许铤护林公告全文，并加按语：“许公之令，垂二百年，崂山古木得存者，皆赖此也。”

所以，如今，当我们游览在崂山，可以感慨于千年银杏的历史底蕴时，应该感激制度源头，明代那位叫许铤的县令。

许铤在即墨任职五年，万历十一年（1583年）离任时，升任兵部车驾司主事。五年间，他交出了一份令人惊叹的政绩单：垦复荒地3.8万亩，招募安置流民4200余户，修筑海堤30余里，开辟定期集市17处，编纂第一部《即墨县志》，更实现了开海通商的历史性突破。

他离任那天，即墨百姓“扶老携幼，送至十里亭”。许铤在亭前最后一次回望崂山，写下《别即墨父老》：

五载劳形瘁，一朝别绪深。

青山犹顾我，碧海最知心。

市舶通南北，桑麻遍野阴。

愿言各努力，莫负此山林。

最后一句，是他对生态保护的最后叮咛，对崂山最后的牵挂。

许铤留下的不止于此。他参与编纂的万历《武清县志》，虽已散佚，但开创了武清修志传统；他在崂山留下的护林石刻，2013年被列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他提出的“山海一体、农商并重”发展理念，至今对沿海县域经济仍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