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假落地“首考”，几多欢喜愁盼

“放春假，我们希望把孩子们‘赶’出教室，去观察，去体验，会比坐在课堂里更有成长感。”谈及春假初衷，临沂开慧实验学校‌小学部主任毛晓飞颇为动情。

‌4月16日至20日，清明既过，谷雨欲来。春意正盛时，群山与水脉环抱的临沂迎来新鲜无比的首个春假。恰与周末衔接，巧妙凑成一个“小黄金周”。

教育局下发文件中，亦强调“不得以任何形式布置任何作业”，一纸明文将减负进行到底。

只是，5天近乎零负担的假期，究竟该如何度过？

临沂市博物馆（北城馆区）内，讲解员带领参与研学的孩子们了解文物 许金星摄

在这幅“春风课堂”的涂鸦里，有生机盎然的研学游和亲子消费，也有走形的落笔——例如，临沂第二十中学初二女生的母亲闵庆龄说，“我连带孩子去西门路口的时间都没有。躺在床上看手机，这就是我孩子的假期。”在其看来，假期即意味着看管责任从学校转移至家庭，并非乐事。

一场春假，首秀亦“首考”。全城应考之际，有人紧扣主题，有人左顾右盼，亦有人合力作答，多元解题思路纷呈。

这是一个教育课题，但其答案，显然早已越出校园的围墙。

“钱”“闲”为变量，几多欢喜几多愁

兰山区坐落临沂主城，常住人口、GDP、财政收入居前。仅公办小学就超百所，名校规模与密度亦全市第一，可谓教育资源富集。

4月17日，当记者踏入兰山区的学区一带时，托管机构显得冷清空荡，仅有几个初二学生尚在自习。东鲁素养托管中心工作人员解释说，附近家长多数经商，时间较自由灵活，有些甚至在正式放假前已帮孩子请假出游，只为早早“抢春光”。

若家长无暇陪伴但预算充足，研学则是理想的替代选项。中高端定位的狼爸爸研学机构工作人员孔祥婷透露，定价3000余元的上海、北京研学套餐，上线次日便火速售罄，是本次春假中最受家长追捧的单品。此外，若家长不放心孩子在外多日游，叠加购买近郊单日、半日的“微研学”也甚流行。

事实上，自从春假政策一经“官宣”，其后台的咨询量已经翻倍，许多客户因春假头次尝鲜，拉新效果突出。与之配套的相关行业也升温显著，如高速路上疾驰的鲁Q大巴车，“临沂的大巴早订完了，现在我们得从周边调车。”

孔祥婷和同事一起整理物料 张瑞雪摄

“今天我早上五点就起来了，忙得脚不沾地。所有老师基本都派出去带队了，办公室早空了。”孔祥婷面色显出疲惫，桌面杂乱堆叠着线路图，不过兴奋神色仍占据了上风。她从长周期分析，二、三线城市的高端研学市场仍处于发育阶段，此前家长认知有限，春秋假犹如一把燎原之火，将有效“催热”其土壤。  

不过，当记者的脚步调转向罗庄，这里的景象便与兰山区热火朝天“过春天”的氛围显现出温差。居民告诉记者，罗庄工厂林立，传统商贸活跃，被称为临沂的“南工重地”。同时，城中工厂与村庄交错，大量外来务工人口与本地城乡居民混居。

这一背景即意味着，许多中小学生的父母是流水线工人和服务于工业的个体商贩，带薪休假和弹性调休制度并无落地土壤。因此，生计所系，“手停口停”，他们或无闲暇照料孩子，或鲜有余力支付托管或研学费用。家庭，在这里往往难以成为托载春假的支点。

位于临沂罗庄区的临沂河北小学 许金星摄

走在罗庄街巷，常见三三两两聚集的孩子骑着电动车在城中四处穿梭，扎堆消遣时间，不少留守儿童在假期落入“托管真空”。

闵庆龄经营一家街边餐饮小店，罗庄来往的货车司机常来吃饭，丈夫在陶瓷厂打工，她忧心青春期的女儿出门或有风险，但也少有时间加以照料。她不无担忧地提到，放假以来，女儿每天睡到日上三竿，而后便躲在房间里使用电子产品。更深的焦虑则来自想象开学后，女儿与假期“弯道超车”的同学成绩差距会进一步拉大，“送不起辅导班，也管不住玩手机。”闵庆龄感到无力。

兰山与罗庄，折射出两种典型的现实截面。在社交平台，有一句评价也颇为流行——“对春假的态度，其实取决于家长解决问题的能力。”无论支持或反对春假，许多家长均对此深有共鸣。

究其本质，核心的两个变量正是“钱”与“闲”。有钱有闲，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有钱无闲，可外包于托管、研学机构；无钱有闲，亦有丰富的本地免费文化资源可供游乐。处境最为为难的，无疑是“闵庆龄们”——无钱无闲，春风难渡。

一场复杂应考，多元主体共写“解”

在临沂平邑县汇金湾社区，“闵庆龄们”的孩子或许可以找到安心的去处。春假期间，这里的社区并未袖手旁观，而是主动介入、主动解困，以公益托管形式“接住了”无人看护的学生。

明亮的护眼灯、整齐的桌椅、齐全的文具，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全程陪伴，孩子们可在安全环境中阅读、做游戏。县中、县小的孩子们虽无法远游，却有了与同龄人相处的自在空间。

此外，优惠供给的文旅资源也为财力有限的家庭“解了围”。如平邑的龟蒙景区、九间棚景区等对八年级及以下学生免首道门票，天宇自然博物馆面向本地群众实行优惠票价。

临沂市博物馆（北城馆区）内，讲解员带领参与研学的孩子们了解文物 许金星摄

临沂市博物馆则提供了免费公益讲解及价格适中的研学项目。二年级的男孩走出博物馆，兴奋地抱住下班后来接送的妈妈说，“原来青铜器在很久以前是金黄色的！”

在较早试行春假的江苏、佛山等地，工会、妇联、团委等均组织了主动兜底的公益托管服务，初具“社会化抚养”的雏形。

过去，农耕忙时，乡村小学也会放春秋“麦假”，孩子们在田间地头分忧家中繁重的劳作，同时也可享受几日痛快春光，这是很多“80后”于乡村生活的美丽记忆。临沂桃园小学的家长丁一鸣便选择将孩子送回农村老家，来一回爷爷奶奶做领队的免费游学，兴许结束后孩子就能“分得清韭菜和麦苗”。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了一种富有民间智慧的形式——“互助拼娃”。同小区的父母若均需上班，可轮流请短假后接力看护，几家孩子凑在一起短游或户外活动，亦可享无限春光。山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晴对这一解决方案十分赞同，“这既降低了单个家庭的压力，也让孩子在交往中获得成长，恰恰契合了春假锻炼社交能力的初衷。”

临沂开慧实验学校

临沂开慧实验学校小学与初中部在春假的头两天，选择免费组织集体去金锣火腿工厂参观，“如果连本地的龙头企业怎么生产、用到了哪些技术，都没有实感，谈何激发孩子对家乡的认同呢？”毛晓飞的考量很实在，能减少头两日的看护压力，家长亦感到轻松许多。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胡浩然强调，若让托管压力、看护成本仅仅转化为家庭隐性支出，就削弱了政策原本应有的社会效益。

换言之，尽管这是一项教育政策，但家庭、学校不应成为唯二提供解决方案的责任主体，它们也无法真正“包办”一切。社会、政府等主体均需共同介入，积极补位，主动伸出双手，托举每一个孩子充分享有春天的美好权利。

值得关注的是，一个常被简化的视角在于：学生作为这场假期的真正主角，其声音却鲜有被倾听。从走访来看，低年级的学生普遍渴望春假，但仍有部分学校“换汤不换药”，布置了每日打卡任务及周末作业，甚至有学生反映作业较平日更繁重，负担并未真正卸下。

被升学压力裹挟的高年级学生则对假期反应不一。有学生计划抽出一天和同伴去露营，也有学生准备埋头苦学。因为四月以来，适逢清明、春假及此后“五一”假期，为完成预定教学计划，本就较短的春季学期日常课业只得进度更快、压力更大。并且，假期一旦结束，马上需直面中考改革后首次“一模”，假期只能和玩乐脱钩。

幸好放假仍能带来相对放松的心情，它本质上提供了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强制暂停——“让我们能在统一的节奏里，自己喘口气。”临沂第三十四中学初二学生丁子涵说道。

正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学男的观点：春秋假就像学习节奏中的缓冲带，也如一份恰到好处的留白，让孩子在张弛有度中找到学习节奏；亲身体验后形成的具象记忆，也远比抽象的文字符号更易被吸收。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亦向记者强调，“学生教育，远不止学校教育。”回归教育本质，打破有围墙的教室，将教育延伸至社会、自然等“大课堂”和“行走的课堂”。

这便是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蔡可所述的“泛在教育”——让教育无处不在，让学习随时发生。

春假迟迟“再出发”，年年常“春”有盼头

回看历史，春秋假并非新鲜事，其中更蕴藏着今日“又一春”需镜鉴的经验。

早年间，“麦假”“农忙假”随1995年双休制度全面推行而逐渐淡出。2004年，杭州市率先开设春假，最初的安排也颇为大胆：春假自4月25日开始，后与“五一”相连，共长达15天，直到2010年前后才缩短为3天。

从历史脉络来看，春秋假的推行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坦途。在杭州，2009年就因有学校对春假打折扣而导致学生自建网站呼吁“归还春天”，并引发社会热议。正是在这样涌动的民意反馈中，政策得以持续优化和“打补丁”。

但整体来看，这场于一个经济发达、资源充沛城市的春秋假实验更像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未能在全国掀起广泛效仿的风潮。

其实，国家政策层面也早有多次发力。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首次明确提出，地方政府可以探索安排中小学放春秋假。

此后2014年、2019年、2020年等，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多部门均多次重提春秋假。但十多年间，真正落地者寥寥，除杭州及少数城市零星试点外，多数城市始终未有响动。

那么，为何在今年，春秋假真正迎来各地纷纷落地的“脆响”？

临沂春假前一天，临沂三河口小学门口 许金星摄

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政策的位置与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

2025年3月与9月，国家多部门连发两道文件《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将春秋假从教育“独角戏”正式纳入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等经济战略紧密相连的大棋盘之上。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其推行进一步获得顶层设计的强力支撑。

政策的角色，便从一项单纯的教育安排，升级为以教育为圆心，联动经济与民生的重要抓手。

这一转向，源于清晰的经济外溢效应。正如张晴所分析，若只算单个家庭的账本，难免片面；其真正价值在于以亲子、文旅消费为支点，撬动整体市场的一池春水。

“这是一项需要长期评价的政策。”张晴说，“假期消费要是能带动上下游产业复苏，经济实现正向循环，最终会回馈到每个小家庭。”

然而，在释放红利的同时，也需警惕城乡落差的扩大。胡浩然提醒，尤其是济南、青岛这类中心城市，凭借其人口与资源集聚优势，易形成虹吸效应。政策需主动引导资源下沉，研学实践、红色教育、乡村体验等春假重点场景向县域、乡村延伸，让文旅资源和消费流量更多流向农村地区。

参考今年春假期间，沂水全县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300%的数据不难发现，春秋假作为一个新增变量，只要规划得当，有望成为县域经济又一强劲增长极。

更美好的愿景也在于：春秋假不仅可以做大蛋糕，还将优化“蛋糕口味”。

临沂春假第一天，家长们在下车点接结束研学的孩子 许金星摄

“除了给孩子‘买买买’，家长们未来会更乐于为研学、社会实践和高质量陪伴付费。”胡浩然指出，春假催生的“研学热”“亲子游”等新趋势，本质上反映了我国家庭消费需求正在发生一种结构性变化：从传统的物质与观光消费，向教育型、体验型消费升级；全年消费结构也将从集中式、突击式转向分散式与常态化。

“这不仅是一种消费选择的变化，”他强调，“更是一种能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结构优化。”

经济层面的红利十分清晰，另一重更隐蔽的社会价值在于，春秋假或可“倒逼”职工休假制度的完善。

如今，我国许多企业员工“不能休、不敢休、不愿休”的问题依然严峻。熊丙奇观察到，在其推广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父母是专门请假陪孩子出去玩的，它反而起到了一个促进职工带薪、弹性休假制度落实的作用。”

胡浩然也赞同，春秋假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抓手，经济越发达，社会越成熟，春秋假与职工休假制度的同步衔接也将成为常态，进而释放出更持久、更健康的红利。只是，这不能仅靠企业自觉，还需通过为企业减税降费、财政补贴等倾斜政策予以激励。

综而观之，作为一项教育领域的政策创新，春秋假的“性价比”尤为突出。

正如一块有分量的投石，其湖心落点是自然、人格、生命与社会教育，但当它掷入时，还激起了经济的涟漪、倒逼了制度的完善，并试图勾勒一个更加自主且富有成长性的童年图景，这或许正是其复合价值所在。

如今，首秀已在临沂和德州热热闹闹地开场，但若要年年常“春”，它更需被视作一场考验耐心、决心与施策智慧的“长考”。

春风赶人忙，不负少年游——回归育人本质，唯有各界共送春风，才能把这个“新鲜事”，讲成一个浇灌幼苗、静待参天的“好故事”。

（大众新闻记者 张瑞雪 许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