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帮办｜建起心理咨询室之后，还要拆掉无形的“门槛”

前段时间，高中生王雨的班主任发现他上课频繁走神，成绩开始波动，同学也反映他有时候突然身体发抖。起初，王雨不觉得自己需要帮助，但在班主任的反复沟通和陪同下，他走进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

王雨告诉记者，自己比较内向，平时也跟同学相处不好。“心理咨询室就在教学楼里，但没想进去过。”王雨的父母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带着他去医院检查，精神科医生评估他存在重度焦虑伴轻度抑郁倾向。考虑到临近高考、症状表现及家庭意愿，医生建议暂不进行药物治疗，先定期进行认知行为取向的心理咨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全国超过3万名青少年样本中，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

记者在山东济南、日照、菏泽、聊城等地走访发现，大部分中小学的心理咨询室设施完善，相关制度也逐渐健全，但在实际运作中，依然存在一道无形的“门槛”：外向、善于表达的学生较容易获得帮助，而内向、习惯回避表达的学生，尽管可能已经出现明显的心理困扰，却较少主动求助。与此同时，越是与学生日常关系亲近的校内老师，越难让学生放下顾虑、说出真话。

问卷难测沉默

山东东部某中学心理咨询室内部环境 王雨萌摄

“最容易被忽略的，往往是安静、乖巧的孩子。”心理老师陈凤在某高中工作已有3年，主要负责高二年级的心理健康课程，并接待学生咨询。她上个学期接触的43个案例中，主动求助的只有3人，余下皆由班主任推荐而来。

“他们会在课堂上表现得很乖、很听话，成绩也不错，外界很难察觉他们的真实感受。”陈凤感慨，心理服务依赖学生主动走进来，但真正更需要帮助的，往往是那些不主动的学生。

为了弥补主动求助的不足，多数学校通过问卷测评筛查学生心理状态，但在实际执行中，也遇到信任难题。

不少家长曾替孩子填写过心理健康问卷。济南家长雪婷告诉记者，孩子读初中时，学校曾通过线上方式发放问卷，“有时候孩子作业多，或者不想填，就让我帮着点一下。”她坦言，作为家长，看到一些涉及情绪、亲子关系或极端想法的问题时，也会下意识选择“更安全”的答案，“总觉得孩子状态挺好的。”

即便是自主填写，也有许多学生不愿如实作答。“有些题我会往中间选。”高中生袁飞说，对他而言，问卷不是表达真实感受的通道，而是一场需要避免麻烦的小测试，他担心如果填得太负面，会被老师叫去谈话，甚至通知家长。

陈凤的接触记录显示出筛查与实际求助之间的落差。在30例由班主任推荐来咨询的学生中，只有10人在心理筛查中显示存在风险。更多学生不是通过测评被识别出来，而是在日常课堂、作业和师生接触中，被班主任发现了异常。

记者了解到，心理咨询过程应遵守保密原则，但在涉及自伤、伤人意念等情形时，需要告知监护人。对学生而言，这种专业边界往往会被转化为一个更现实的顾虑：我说了以后，会不会被别人知道？

引入“局外人”，能否解决堵点？

“有需求但不求助”，是学校心理健康服务中最常见的堵点。

“存在心理困扰的青少年，常对熟人圈子保有防御心态。”孙彦良分析，对许多学生来说，走进心理咨询室意味着可能被同学看见，被猜测“是不是有病”，引来老师和家长的过度关注。

多位心理教师坦言，他们名义上是“专职”，实际上却身兼数职。一位中学教师刘涵向记者透露，自己既是心理辅导老师，也兼任班主任和语文教学任务。“既是裁判员，又是倾听者”的角色重叠，使得学生面对她时很难放松倾诉。

如何在熟人环境之外，为学生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倾诉空间，成为一些地方尝试破题的方向。

2024年起，山东东部某区县教体局引入外部心理咨询机构，以弥补学校现行心理服务存在的不足。在8所试点学校，每周四安排专业咨询师进校园，为学生提供一对一免费咨询，每次50到60分钟。

咨询师远离学生熟悉的人际圈子，不参与教学评价，对学生而言，这种“局外人”身份，成为较为安全的倾诉前提。据统计，试点学校学生的主动求助率从28%提升到了58%。“签好保密协议，孩子们很快就和我建立了信任。”一位外部心理咨询师告诉记者，“有个家庭情况特殊的高中生连续来了7次，最近一次见面，他已经停止了自残自伤行为。”

但“局外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学生的咨询仍依赖校内教师安排报名。高二班主任李嘉说：“大部分学生是我推荐去咨询的。”他每天巡课，看哪个孩子状态不对就主动去问，最难处理的是那些不愿意跟自己交流的学生，“问不出来，就没法解决”。

在一些乡镇学校，学生对心理咨询的病耻感更强，家庭的接受度也更低。当地某乡镇寄宿制高中以周边农村生源为主，校长最初发动学生去咨询，“没有一个主动报名的”。后来他换了个说法，不再提“心理咨询”，只说有什么烦恼可以去找“知心大姐”聊聊天，这才有人预约。

经费也是现实压力。“咨询师在校外市场一小时要五六百元，我们显然承担不了。”当地教科研中心主任表示自己经常跟机构“拉锯”，不但要把价格谈下来，还要保证咨询师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

如何拆掉无形的“门槛”？

“当前很多地方已经完成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阵地建设，能力建设和闭环建设是下一步的重点。”孙彦良表示，政策要真正落到学生身上，关键不只是“建起来”，而是“用起来、接得住、跟得上”。

日常教育能否降低污名感，筛查能否获得真实信息，教师能否识别早期信号，心理老师能否保持相对独立，校外资源能否及时介入，家长能否在必要时成为支持者而不是新的压力源，任何一个环节断裂，学生都可能重新退回沉默。

王雨现在每周接受外部心理咨询，他告诉记者，自己有时“靠学习麻痹”，对未来还很迷茫。但每周咨询的那段时间，有人听他说话，有人给他反馈，“感觉挺好的”。

谈及改进建议，他提到了两点，希望每周来的咨询师都是同一个，因为“换人的话，还要把那些事再重新讲一遍”。另外，“年龄差不要太大，不然有些话还是不太想说”。

“我愿意跟你们讲我的事，因为你们离我很远，而且看起来跟我年龄差没那么大。”王雨对仅有一面之缘的记者表达了自己的信任，他需要的似乎只是一个安全的、不会评判他们的、可以放心倾诉的地方。

“不少学生和家长对心理咨询的理解仍然比较狭窄。”孙彦良说，“心理求助不是‘我不正常’，而是面对压力时一种正常、成熟、负责的应对方式。”

对许多学生来说，心理咨询室的门并不容易跨过去。建起一间咨询室只是开始，拆掉心理咨询室前无形的“门槛”，才是真正的考验。

（应受访者要求，王雨、陈凤、雪婷、刘涵、袁飞、李嘉均为化名）

（大众新闻记者 张梁 王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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