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历史文化的起点应定位于万年前—兼谈青岛历史文化与文明的相关问题

　作者：程玉海

　　1978--1983年间，随着即墨、胶南、胶县，平度和莱西相继归入青岛，无论历史意义上的回归，还是当代意义上的地域的形成，必然为青岛历史研究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新的任务，也要求学界站在大青岛的基础上，从大青岛的视野出发，对青岛历史的一系列问题给予科学的回答，这也包括了青岛历史文化的源头在哪里?换句话说，那就是应如何确立和定位青岛历史文化的起点。这既是青岛历史研究首先应回答的问题，也是推进和有利于形成“青岛地区群体文化认同”的重大问题，其研究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都在这里了。

　　当然，谈到文化发展，必然谈及文明发展。在我国，文化与文明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易经》，“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角度上说，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是总结和认知人类生活和活动的产物。一般认为，人类在生活和生存中，在实践中获得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文化。所以，有人类活动，方能有人类历史，方有人类文化。本地人类活动的起点，也就是本地历史文化的起点，两者相生相成，不可分离。

　　历史学和考古学意义上的文明也是这样，一般认为，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的文化状态，或它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更进一步说，它是伴随生产力发展、阶级分化、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在类似于国家组织，或国家管理下的物质、精神和制度的发明创造的总和。所以，文明更多的指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和制度，以及由此推进产生的，物质的、精神意义上的各种进步与发展。同时它也是指人类脱离“野蛮”状态，进入的文明社会，以及社会文明的程度和水平。

　　关于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有国外的所谓“三标准”，也有我国较多使用的“四要素”：冶金技术和工具、文字发明、都市出现、国家形成。有的还加上了具有宗教、政治意义的礼仪建筑等。

　　当然哲学、政治、教育意义上的文化与文明概念，还要更抽象、更复杂的多。社会和交往中使用的文化与文明概念，则更宽广的多，泛用的多。

　　在20世纪80年代前，青岛学界和社会，对青岛历史文化和文明的研究较为薄弱，这两个概念混用、使用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当时，更多的历史研究和成果，多集中于青岛城市史领域。80年代后，随着新的青岛地域的形成，在新的基础和视角上的研究工作也有所起步和发展。于是，关于青岛历史文化的起点问题，关于进入历史文明时期的大体时间和时机问题，也提上日程并进入青岛学界的研究和成果中。

　　如果深入考察80年代以来，青岛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定位，还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伴随着青岛地区考古和考古调查的新发现，学界关于青岛历史文化起点的定位，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而且，第二、第三阶段都大幅度向前提升了千余年以上。今天看来，第三阶段的研究还应进一步加强，应依据考古和考古调查的新成果，更明确地把青岛历史文化的源头和起点，定位于旧石器晚期的万余年前。

　　一、上世纪80年代：定位于距今6000年前的新石器大汶口文化时期。

　　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500—前2500年，距今6500年—4500年）属于新石器时期文化，也是结束母系氏族社会，完成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时期的文化。

　　20世纪80年代前，根据青岛地区考古发现，文物普查、史料研究和整理，青岛学界把大汶口文化定位为本地历史文化的起点或源头。1986年9月，青岛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整理出版了《青岛胜迹集粹》一书，并在本书“青岛历史的见证”一节中指出：“建国以来，经过全体文物工作者的普查和发掘”，证实“到距今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原始的东夷居民就在青岛地区集群而居了”，其根据在于“即墨南阡、北阡、东演堤、胶县三里河等12处大汶口文化遗址”。（《集粹》第1一3页）。这一定位在当时和此后的一个时期，基本属于青岛学界的共识。

　　二、进入21世纪：定位于距今7000—6000年前的北辛文化时期。

　　北辛文化（公元前5400—前4400年，距今7000余年前）。北辛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同属新石器时代山东文化序列，但它早于大汶口文化千余年，并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最繁荣的阶段，也是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初始时期。

　　确立北辛文化为青岛地区历史文明的起点，同山东大学考古队、青岛考古所，于2007年—2013年间，在即墨北阡遗址进行的4次发掘直接相关。因为这四次发掘完整还原了此地距今7000余年前的北辛文化、距今6000余年前的大汶口文化的历史进程，从而将青岛历史文化的起点向前提升了1000余年。所以进入21世纪，以北辛文化为青岛地区历史文化起点，逐步成为青岛学界的共识，并广泛应用到各个方面。

　　2010年出版的，由青岛档案馆组织编撰的《青岛通鉴》，（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虽仍以“即墨南阡、北阡、东演堤等遗址”为依据，但它同时已明确提出：“早在7000年前这里就出现了人类文明的曙光”。显然，它已将北辛文化定位于青岛历史文化的起点。

　　2018年11月，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青岛史话》，明确将北辛文化定位于起点，在本书第一篇的第一行文字中就开宗明义的指出，“已有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北辛文化晚期，在北阡贝丘遗址上开启了青岛地区人类文明的曙光”。（《青岛史话》第1页）

　　2012年5月出版的《青岛文化通览》指出：“据考古发现，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东夷先民已在此集群而居”，（第1页）“早在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时期，东夷先民就在此择地而居”。（第20页）显然，此书也是把北辛文化作为青岛历史文化的起点。

　　三、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2007—2012年），青岛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2013年10月，在大珠山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青岛历史文明起点将面临再次向前提升：旧石器晚期—万余年前。

　　旧石器时代是具有漫长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概念，它从距今约300万年前的人类早期，延续到距今1万年左右。

　　山东是古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四、五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同青岛西部相联的泰沂山区，古“沂源人”就已经劳作、生活和居住在这里。2—5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同沂源西部相联的新泰，还生活着“乌珠台智人”。

　　同沂源东部相联、相近的青岛地区和沿海，应该也属于古人类易于生存的地区。但是在21世纪前，青岛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处于薄弱而无突破的状态中，有地质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更是青岛地区考古的空白。所以，很长时期以来，由北阡遗址证实的北辛文化，就成为“起点”的标志。

　　2013年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市文物考古所等，在黄岛区乔家洼社区东1公里、距海岸2公里的大珠山东麓的考古发掘，终于揭开了青岛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神秘面纱。在这里发掘出更新世晚期（距今1.2—1万年前）动物化石500余件，人类使用过的各种石器百余件。考古专家判定，这些石器人工打制痕迹明显，加工精致，石器打制技术成熟，又是根据考古地层发现的，有确切证据的人工打制石器（旧石器），据此证明，大珠山遗址是一处万余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址。青岛文物考古所的专家认为：“遗址绝对年代距今四万年前，属于旧石器晚期偏早的阶段。”“这一发现将青岛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到约四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陈宇鹏《关于青岛大珠山旧石器遗址考古发掘的几点认识》，《青岛考古》第二期第211—215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版}。同时，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器共存，也证明在1—4万年前后，青岛古人类为适应寒冷的自然环境，过着狩猎、采集为主的迁徙生活。由于这是青岛地区首次发掘出的有地层依据的旧石器晚期遗址，所以，它也是青岛地区旧石器考古的、具有巨大历史文化意义的重大突破。

　　无独有偶，几乎与此同时，2012年结束的文物普查工作，又在莱西获得了重大发现。即发现了莱西河店镇肖庄西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根据2011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青岛文物局编撰、邱玉胜、巩升起先生为执行主编的《今古和声：青岛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辑录》一书记载：这是一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距今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存在”。“普查过程中采集到大量石器标本”，“石器加工技术较为先进，采用间接打击法和压制法”制作，包括了“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簇”，“石簇的出现，说明当时的人们……狩猎水平已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为此，普查结果“判定这是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今古和声》第3—4页）。

　　由于对肖庄西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工作尚未进一步展开，从而影响到对遗址全貌的认识，包括遗址范围、原始地形、地层依据、生活状态、生存环境等。大珠山旧石器遗址，虽然是考古发掘的结果，但是，实验室测定还认为，“大珠山遗址人类遗存集中出现于黑色泥炭层，……各种石制品、动物化石、沙砾石混合杂乱，且遗物和化石表面存在一定风化和磨蚀现象，这些均表明，埋藏过程可能受到水流改造……，因此属于就近搬运埋藏”。而“搬运介质极有可能是河流”。（王健等《山东青岛大珠山遗址晚更新世人类活动环境背景》、《人类学学报》2018年11月第37卷第4期）。

　　当然，上述缺憾还需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去扩大和完成，极有可能还会出现更大的惊喜和发现。但是，它并不影响对这两处旧石器晚期人类文化遗址的判定，因为现有证据所做出的结论，仍属于正确性、科学性的结论。

　　由此而来，将青岛地区历史文化起点、人类活动的起点，推升到万余年前的旧石器晚期，已经成为青岛学界的重要工作，且已经具备了这种推升的考古学依据，能够确保新的“万余年前”的定位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目前，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2020年出版的、巩升起先生为本卷总撰稿人的、国家人文地理丛书《青岛》，序言中指出：“大珠山遗址是山东半岛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彼时，古人类从内陆走向海洋，寻找日出的足音就在这片海岸线上回荡”。（《青岛》中国地图出版社，2020版第3页）。

　　在确立历史文化起点的同时，必然涉及到青岛文明史的相关问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认为，北阡、三里河等考古发现，可称为“青岛历史文明的曙光”。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文明的曙光”，毕竟不是“文明”本身，实际上说的还是文化的起点。按目前的研究成果，如果把青岛历史文化的起点定位于万余年前，那么青岛历史文明的发展应是什么时期的事情呢？它的步伐是否晚于山东其它地区呢？大量的考古成果已证实，这里的文明步伐并不晚于上述地区。

　　首先大量的考古成果已证实，这里存在着同山东其它地区古代文化序列发展基本相同，时间、发展水平和状态基本一致的文化序列。即新石器时代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序列。当然，国内许多专家在承认这种“一致性”的同时，还强调了“独特性”。

　　其次，这里不仅存在完整的大汶口文化的早、中、晚期的全过程，而且全市大汶口文化考古发掘范围非常宽广，证据充实，器物丰富。北阡遗址的四次发掘，不仅发现了大汶口早期的文化层，而且发现了大量的“二次葬”，对这些史前人骨进行的体质人类学和医学鉴定，发现了口含石珠、拔门齿、枕骨变形。（《青岛考古》第一期第136页，第二期第218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2015年10月版）。而这些恰是典型的大汶口文化特征。特别是三里河遗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同龙山文化早期的叠压，不仅证明了大汶口文化基本面貌，而且证实了青岛地区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承继关系。（《青岛考古》第一期前言，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国内主流意见也认为，大约在距今4000余年前后，包括胶东地区和青岛在内的、考古学意义上的大汶口文化，被龙山文化所替代。这些同山东各地的情况基本相同。

　　再次，对胶州赵家庄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证实，这是一处大汶口到龙山文化，直至东周时期的遗存。对它的炭化植物遗存、土样植硅体分析研究证实，这里已形成了“稻粟混作，多种作物共存的农业生产模式”。（《青岛考古》第一期第196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碳化遗存显示，这里的“农业是主要生计活动，水稻和粟是主要粮食作物，粟、黍和小麦是典型的旱地作物”。这里的作物遗存，再加上三里河及其它遗址出土的作物遗存，“说明在这个区域内，农业耕作比较普遍”。研究还证实，龙山文化时期，这里的农业发展可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青岛考古》第一期第184—224页）。

　　农业的发展必然推动着古代居民的内部分化，在赵家庄及附近地区，“伴随农业的耕作、作物收割、粮食作物脱粒、脱穗加工等活动，人们不仅将遗址周围的粮食作物以外的植物带进聚落内，而且各种农作物也会以多种方式保存在聚落中”（同上《青岛考古》）。这一方面证明粮食收成已达到了多种存储水平，农业经济、农耕文化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同时，粮食已有剩余，已经有人可以储藏，这也意味着这里的古代居民已经开始或已经分化。到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形态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其生产关系必然随生产力发展而变化，这一进程同山东各地的同期发展基本相同。

　　从考古资料看，青岛地域大汶口遗址曾广泛存在，龙山文化时期大量遗址，已分布于各市区。所以赵家庄遗址的发掘成果，以及严格的考古学报告，已具有更广泛的意义。目前关于赵家庄遗址考古的两篇科学报告，已刊登在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青岛考古》第一期上。

　　关于文明要素中的冶金技术、都市之城、聚落和原始古国等因素，由于田野考古工作仍需深化，当前尚无更直接的资料予以证明。但有两点应加以注意：一是某个地域的文明要素，不可能象国家那样完善。其实，就是公认的世界级文明古国，也未必全部要素齐全。二是就当前已有的考古资料，已有可能对青岛历史文明发展窥之一斑。仅从城阳的城子、半阡子、财贝沟和霸王台龙山文化遗址，到李沧古城顶遗址的考古成果，遗址分布和道路联系，就足以说明许多问题。这些遗址相距较近，基本是在一个狭小区域内的密集存在，而且有些遗址已探明规模很大，不应仅仅简单地把它看作一个“聚落”。有的遗址已具有古城的性质。《青岛文化通览》一书，对古城顶遗址有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评价： 古城顶考古表明：它是“远古宜居的城邦古国”，“原始城市的重要标志”。还指出，古文物表明“连续几百年……都有远古先民在古城顶一带繁衍生息”，“这是一处由大型生活聚落而逐渐形成的城市，很可能是当地的政治文化中心，是一处没被收录的文明古国”。（《青岛文化通览》第30—31页）虽然这些论述更准确、更直接的证据，仍需考古工作的深化，但它的参考和佐证意义还是不容忽视。

　　尽管如此，上述已有资料至少可以说明，青岛历史文化和人类活动的起点，应定位于万年以上，文明的步伐同山东其它地区基本一致，由此，确立其5000年前后的文明史，应是有依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