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作的边界流动与再职业化启示

作者：王昀（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张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21期

导  读

围绕新闻人职业化建设中的边界流动特征，本文试图描绘再职业化值得关注的理论研究向度，讨论当下热络的再职业化问题如何协助我们认识新闻产制的演化与困境，从而为媒介化社会新闻业日趋开放、网络化的结构提供新的分析工具。

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以及媒体行业结构的持续变迁不仅改变了新闻实践及其专业规范，也改变了新闻业运作的整体生态环境，根据迈耶斯的观察，“新闻业已经失去了一些凝聚力，并分裂成由不同行为者实践的职业部落”[1]。如今，不仅大量声称具有专业技能的非传统新闻从业者正在内容领域涌现，新闻组织内部的记者也愈发积极地在编辑室之外寻找其他职业可能：他们有的主动或被动离开既有行业，在更为广阔的地带开展媒介实践活动；还有一些人维持着新闻业内的正式身份，选择在传统媒体中成为新媒体记者或产品经理。

不论新闻人在寻找自我转型的过程中是否真正地在专业领域内部找到合适的位置，当大众媒介系统中新的内容生产类型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的时候，这种新闻实践意涵被消解以及重新被建构的趋势，决定了我们需要重新确认新兴工作类别在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定位。[2]个人如何将新的工作类别纳入选择，又如何于再职业化的浪潮中寻找和建设职业媒体人的身份，也就成为亟待回应的问题。然而，纵观牵涉新时期新闻业转型的经验研究，虽然不乏针对从业者再职业化的关切，但多是聚焦传媒组织内部的新闻创新实践，或是立足“离职潮”背景，独立地考察媒体人进行创新性创业的路径，较少将两者置于一个持续的职业发展进程中予以系统性考察。基于此，本文强调新闻编辑室与社会媒介文化之间的相互建构，针对职业媒体人开展的创新性新闻工作，考察新闻人不断延伸的概念边界与身份角色。通过重新思考新闻人确立职业道路的方式及知识界关于再职业化的研究趋向，我们期望讨论媒介化社会的新闻业态变迁，从而讨论新闻人当下职业能力建设中面对的现实机遇与挑战。

流动的边界：新闻人的职业化建设与危机

作为职业的新闻工作历来被认为总是处于持续的边界流动当中。过往成果在将新闻工作视为社会职业进行考察时，常使用“半职业化”等术语将记者与医生、律师等更为成熟的领域相区隔。[3]芭比·泽利泽提出一种不以理想的职业观解释新闻业的主张，在她看来，记者是“通过关于他们过去的故事而走到一起的”，将新闻业视为一个阐释共同体，某种程度上要比将之仅仅视为特定职业来得更加有益。[4]因此，近年来研究者逐渐形成的共识在于，考察新闻人建立的职业认知，重点并不在于问询、发掘一种应然、岿然不动的职业观，而是站在更加动态、弹性的视角，去捕捉人们如何生成对于职业的理解以及当中呈现的管辖权争夺，以此将其中包含的一系列制度与实践正当化的机制。

那么，如何理解新闻人的职业化方式？一方面，任何职业自有其诠释框架，新闻也总是不断挪用一整套专业话语形塑其标准与规范，包含诸如客观性、独立性等道德规范以及对公共服务的承诺来推进新闻实践的常规化[5]，在此意义上，“职业化”很大程度上等同于“专业化”建设，在塑造新闻价值信念的过程中建构新闻的文化权威。过往研究者实际着重的方向，往往也在于探索围绕新闻专业理念的历史话语如何协助新闻业构筑在公共世界的正当性位置。另一方面，职业形态的生成实际又不只赖于新闻业内部力量，更是在广阔的社会现实语境当中，通过与外部条件之间的互动逐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边界工作被广泛地引入新闻学研究，用以解释新闻职业实践如何通过特定策略，在多元竞合中维系自身历史地位。[6]人们习惯围绕卷入新闻生产机制的各类参与者，根据不同物质和象征资源进行分层，使得针对新闻边界工作的讨论往往以传统媒体系统中的专业新闻从业者为中心，创业记者、公民记者、业余爱好者等主流新闻场域之外的个人、组织机构则被赋予“外围行动者”“陌生人”和“闯入者”等名号，纳入更广泛的传播生态的一部分，两者间的相互构建与意义争论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新闻人职业发展的考察路径。新闻组织始终在与外界环境的牵制中，激发着关于新闻如何成为一种社会职业、一种社会实践的讨论，如阿伯特所说，“职业存在于系统当中……外部力量会不时地创造、取消或重塑职业业务，结果就导致职业系统内部争相予夺、重新调适”[7]。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既在现实意义上冲击着新闻的职业意涵，也可能为新闻职业的合法化提供新的基础。

时至今日，新闻生产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社会的深度媒介化和数字化带来了大众传媒经济结构和组织运作层面的剧烈转型，记者不得不重新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的新工作环境。在流媒体环境对新闻业的持续冲击下，新闻机构改革、裁员与行业重组的盛行导致许多新闻工作者的劳动处境日趋恶化，[8]新闻机构正在试图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如无薪实习生、弹性加班制、外包等作为资源节省手段广为流行，而对记者来说，除了被要求更加努力和高效地工作，有时还会被以临时的雇佣合同取代长期全职工作，由此，新闻工作者的压力和倦怠感在部分群体中日益上升，“离职潮”和“创业潮”构成近期新闻研究的热门选题。

与此同时，随着数字媒介资源的扩展，外围行动者们能够更易接近、使用相关渠道，参与到新闻生产环节中来。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人们获取新闻的来源正日趋多样化。社交媒体、非新闻机构搭建的信息平台乃至播客都成为人们了解公共事务的方式。此外，“自媒体”等内容生产者也强烈冲击着传统媒体的既有格局，与专业新闻组织构成明显的竞争关系。在此之中，随着数字媒介不断强化其技术赋能，平台资源也为新闻记者的职业流动提供了更多可能。新闻的职业边界被进一步打破，原本便存在争议的新闻职业愈发呈现出不确定性，记者开始重新考量和公共关系从业者、受众、“自媒体”生产者等群体之间的关系。

当下新闻实践面临的境况，既需要寻找与“自媒体”等争夺受众有限注意力的策略，也需要在充满不稳定性的组织内部重新厘清职业的发展方向，于是，围绕新闻生产方式的变革，探讨新闻人工作实践如何塑造其与组织文化、专业规范之间新的关系，成为中外新闻业的重要考量。近年来，新闻从业者在诸多现实压力的促使下，主动在传统媒体组织内部与外部推动职业的创新实践，更多研究者开始以一个相对积极的媒体创新视角考察新闻人的职业转型，有鉴于此，研究者不仅“应当反复地审视新闻领域边缘的闯入者，以查看我们是否应当扩大新闻领域，将它们包含在内”[9]，也对新闻职业群体内部发展而来的自我革新产生了极高兴趣。

再造职业：职业生态变迁下再职业化的观照向度

在当今的新闻生态环境中，职业转型成为许多媒体人需要面对的现实议题，为我们探寻新闻领域边界的结构性变化提供了颇为丰富的视角，也因此诞生了不少经验研究可供观照的余地。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新闻人再职业化研究的主要思路，从而勾勒未来可聚焦的理论空间。

（一）职业的类型学研究

目前，研究者们对各式各样的新型工作是否以及如何成为重构新闻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展开调查，这些由职业媒体人参与制造的独立新闻活动既具有独特且可识别的新闻特征，又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传统新闻编辑室，由此构成了一种特别的职业形态。为了进一步了解再职业化发展产生的职业类别以及它们可能改变新闻领域的方式，研究者需要对新闻职业进行详尽的类型化讨论，从而捕捉时下新闻工作的潜在变化。

在此前考察非典型工作方式的研究中，加尼翁等人基于埃尔德里奇的“闯入者”概念，发展了针对非传统新闻从业者的类型学讨论。所谓“闯入者”，指的是那些公开声称自己是新闻领域成员的外围行动者，他们接受了新闻的理想，并批评传统记者未能坚持这一角色，或者认为他们提供的东西在功能上等同于新闻。[10]加尼翁等人的论述则进一步划分出显性闯入者、隐式闯入者和内部闯入者，由此对非传统行为者，与媒体组织合作的行为者以及在媒体组织中以非传统角色工作的行为者加以区分。[11]虽然新闻人的职业创新和“闯入者们”同属于新型、非典型的工作形式，但二者职业化的发展方向以及所处群体位置有着明显的差异，本文所讨论的新型职业由传统新闻人为主体向外流动而生成，是一种杂糅着职业媒体人与新兴工作形态的特殊职业类别，不能简单以所谓“闯入者”群体的新闻创新活动加以概括。

未来针对新闻职业创新的类型学考察，可以围绕多种方式进行。其中一个可供参考的向度即根据不同职业所在物理空间进行比较分析。在新闻编辑室内部，主流新闻媒体积极适应新的技术与传播语境，典型如石玉婷等以《央视新闻》记者王冰冰为案例，描述了媒体人如何在新媒体语境下成为“网红记者”，并谈到这可能是未来媒体融合发展中媒体专业人才品牌塑造的新路径。[12]而在新闻编辑室之外，公关、“自媒体”和媒体初创公司是当下比较热络的再职业化方式，陈先红等也谈到越来越多职业新闻人纷纷离职转行做公关，由此带来公共关系“被融合”的契机。[13]这类工作有助于保留、延续离职媒体人的技能优势，将之融入更为独立的内容创业生态。除此之外，记者的转型也可能同时发生在多重空间当中，尤其在记者被日益零工化的现实场景中，[14]新闻人完全可能在新闻编辑室当中，成为与新闻机构无关的网络微名人。在这一考察过程中，可以显见的是新闻编辑室作为一个地方，不仅从技术上可以在物理上定义为每个工作的生产场所，同时作为一个关系场所，也在记者对专业社区的归属感和他们的新闻人身份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国外有研究者在考察被解雇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的变化时就发现，“职业身份可能在失业后消失，这表明身份可能与新闻工作环境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5]。这一发现为我们考察中国新闻人语境下的职业转型提供了借鉴，可以说，借助从物理空间视角对新闻编辑室活动的区分过程，我们可以更为系统性地分析新闻人如何走向与新闻生产工作相联系的其他领域，并通过这一转型过程重新理解自身的新闻贡献与专业身份。

（二）新闻人的职业身份认同

再职业化的过程也带来对个体身份认同的调整和重建。长期以来，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新闻人职业化研究的核心关注点之一，被广泛认为是新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6]记者如何看待并认同自己的角色，不仅决定着新闻报道的风格与内涵，也“有可能成为帮助记者应对变革中工作环境的资源”[17]。换而言之，从业人员总是将有关“记者”的身份期望与自身日常实践紧密结合，这赋予了他们对工作意义的认知。同时，新闻人对职业的身份认同并不是同质或单一的[18]，而是各式观点交相编织，共同创造了一个意义和态度网络，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反过来推动着人们对新闻业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

研究者需要提问，快速变化和时常重叠的工作背景如何改变新闻人对职业内涵的看法，这当中亦会生成不同程度的冲突。即便在进入再职业场域之后，新闻人对自我身份的表达，仍常常与过往职业角色相联结。例如，梁君健等的调查研究发现，有赖于新闻机构的要求和记者的专业判断，Vlog记者会展示出区别于其他Vlogger的独特性和辨识度，主流媒体机构在重大新闻采访方面的信源优势也直接地转变为内容优势。[19]此外，也有研究者在考察新闻创业项目时发现，部分创业者对利润最大化不感兴趣，而是利用规范化的新闻理念来提供“优秀的老式”新闻，[20]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人再造职业的结果反而更好地维护了新闻生产声誉，其再职业化实践也就成为面向当下数字喧嚣环境的应对手段。另外，记者的职业身份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转变，再职业化的结果也可能远远超越过往采编人员的工作内容。入场互联网之后，媒体人身份从单一的新闻报道者逐渐泛化，转为兼顾媒体创始人、内容提供者、服务商、生产商，甚至商人的多重角色。[21]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记者会同时受雇于新闻界和其他领域的多个雇主。

随着当前媒体发展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媒体人在职业转型过程中也不免面临身份认同的困境。尽管从过往数据来看，离职媒体人做出的职业选择通常与过往行业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两者在工作常规和专业要求方面仍具有很大差异。较为典型的案例譬如转向公共关系领域的记者，会对自我工作角色产生新的、可能相互矛盾的看法，“从新闻业中学到的道德和角色模式仍然存在，但这些模式并不完全符合公关的目标”[22]，新闻记者因此认为自己处于一个混合的境地。诸如此类的趋势也引起人们对新闻职业消解和职业认同衰落的相关担忧，如陶文静所说，“近年来关于原有新闻专业认同能否在其机构和制度环境之外得以维持，已经成为一个显在议题”[23]。研究者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在职业创新的过程中，新闻人是否会丢失最初的角色期望，这种“丢失”是主观的还是被动的，又可以通过何种方式进行策略性协商。

（三）新闻受众的生态研究

我们在今天讨论新闻生产问题，已经很难回避新闻消费者。一方面，当前媒体环境中新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日益模糊化，“公民新闻”“参与式新闻”等的流行强化了产消者之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可以说，新闻组织不仅出于盈利考量需要更为精确地去识别和分析受众，与此同时，部分消费者也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了新闻编辑室内部，推动新闻业形成了一种更加面向用户的新闻逻辑。[24]另一方面，新闻渠道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扩张趋势也增加了人们在日常媒体使用时遭遇新闻的可能性，因此新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构成了个体生活和数字福祉的一部分。正是这些领域与消费文化中的受众越来越相关，这些领域已经转向关注个人福祉和对新闻的需求。[25]

由此看来，新闻的再职业化研究不仅需要从生产角度介入，同时也应当适当地纳入受众对新闻业的看法，探讨新闻人如何基于对读者环境的理解，重新选择建立他们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鉴于记者与观众的关系具有“间接预期”的特征，或者说，记者不可避免地会假设受众想要获取的内容消费期望[26]，受众如何考量新闻职业社会功能的变化，以及他们在大众媒介系统的消费方式和参与方式如何进一步反馈于从业者，也就成为扩展我们理解新闻再职业化的重要路径。  

从再职业化重新认知新闻产制

新闻人的职业发展趋势是关乎社会传播生态趋势的重要议题。如今，新闻人在创新的过程中发展着新的职业身份以及实践类型，面对日益丰富的再职业化选择以及更具有渗透性的媒介生产边界，新闻业转向了更为开放的产制结构。

在现实层面，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讨论再职业化发展带来的创新性可能。作为新闻生产主体，记者面对的多元职业选择使得其自身能够跳出转型危机下的困局，面对更为广泛的社会网络寻找个人机遇。而对部分新闻人来说，新的职业实践方式也有益于更为弹性地践行自我专业理念。譬如说，Decaturish是一家美国的独立地方新闻网站，以“做不受广告商制约的新闻”为编辑原则吸引大批媒体人进入，至今已拥有2500名付费用户，并在2022年带来了约250000美元的收入。当然，跳脱个体角度，职业创新的另一意义在于它可能成为当前和未来传媒业变革的关键因素，助益新闻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媒体转型经历着艰难而反复的探索历程，“自媒体”以及商业媒体的发展挤压着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顺应最近的职业转型趋势，新闻组织内部的创新实践与离职媒体人的创业活动或许可以形成合力，在日趋激烈的内容市场竞争中打造优质新闻产品、提升个性化的用户体验。

不过，新型的工作方式在为新闻业注入新的想象力的同时，也可能使得新闻业更加被动。再造职业的过程中，记者不得不接纳新的工作逻辑，紧跟转型节奏，也需要在外部环境的变革中坚守伦理规范，生产符合专业理念的新闻产品。商业主义与专业主义的协调困境由此构成其中的矛盾重点，在此情境下，进入全新赛道的新闻记者有可能在应对互联网流量等市场压力中逐步转变生产意识，甚至可能放弃其原有的角色规范。将商业成功作为主导目标的结果是，低水平流水账式的报道取代了生产速度慢、质量高的报道，缺乏严谨的调查核实过程的非原创新闻产品越来越多，诸如此类的趋势无疑进一步加剧着人们对新闻职业的担忧。新闻业虽在实践中以越来越多创新、创业的形式拓展着其职业边界，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生产机制的变化是非常不稳定的。未来真正的挑战，可能恰恰在于记者能否重新理解新闻，以及建立自身再职业化与新闻历史传统之间的对话和联系。

新闻生产环境日益变迁之下，数字技术使越来越多的非传统新闻行动者得以出现，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围绕职业新闻人与非传统新闻生产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讨论，大概可归为三种研究取向，一是职业群体如何通过“驱逐”不同的非传统从业人员，从而加强对新闻生产传统权威的控制。这一研究取向关注组织建立的具有排他性的话语实践策略。譬如，霍尔顿等人针对创业媒体的观察发现，新闻机构将创新者视为不受欢迎的陌生人，尽管他们可能对新闻业的规范和实践做出了贡献[27]。二是基于非传统新闻产品和角色所呈现出的特有价值，探察新闻职业群体如何策略性地接纳外部工作者。通过建立合作关系，这一接纳过程不仅可供捍卫新闻的自主性，驱逐越轨行为者，并且使新的参与实践以及相关专业精神能够纳入原有生产常规。[28]正如今日头条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样，随着媒介环境与竞争格局的变化，传统媒体人逐渐意识到今日头条所具备的技术优势，因此当传统媒体与今日头条拥有恰当的合作机制，越轨的行动者会被接受进入新闻领域[29]。三是将非传统新闻实践作为媒体产业自身发展的进阶层次，外围的工作本身即被纳入新闻生产的有机体系。[30]典型如新闻业正愈发积极将线上内容流通环境纳入自身产制，寻求社交网络的信息补贴，故而“公民记者”或“公民摄影师”提供的目击者图像、视频以及截图广泛进入新闻报道当中[31]。

我们可以在上述三种研究思路的渐进发展中窥见新闻业的转型逻辑，如上文所论述，研究者往往习惯借助中心与边缘的空间隐喻勾勒不同参与主体在媒体传播网络中的各自位置，而在今天，传统新闻组织作为“中心”以及与其他外部工作的关系发生了进一步转变，这不仅体现在职业媒体人似乎愈发难以回避与非传统新闻工作者的合作，同时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除了更多的非传统参与者的生产实践被视为新闻产制的组成部分，职业媒体人自身也在现实环境的激励下从传统中心走向了外围，并创造着新的职业未来。有鉴于此，一些学者主张跳脱出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观，于一个更为碎片化的过程中重新想象当代传媒业态格局，将新闻领域视为一个“正在经历近乎连续的规范和生产性变化的过程”[32]，以此推进新闻传播活动的职业能力建设。

结  语

媒体融合为新闻系统带来的转型契机是学界业界相当关注的焦点议题。如今，新兴新闻实践以及再职业化浪潮为传统新闻生产研究提供了尚未得到充分探索的情境，一方面，许多新闻记者自发地发展出新的职业化选择，通过新的职业类型建立个人事业与专业身份；另一方面，融合媒介语境下，国内外的新闻工作者都面临着与“自媒体”等竞争的现实情境，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积极将新型新闻实践方式纳入自身产制体系，以职业转型作为新旧媒体融合的主要手段进行探索。在此情境中，新兴的新闻生产方式从外围走向中心，构成新闻传媒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职业的“断裂”，另一些则认为这将赋予新闻职业更多可能。

无论学者们的辩论走向何方，我们都应当充分认识到新兴职业未来成为新闻人职业化方式的可能性。在数字媒介网络推动万物皆媒、社会深度融合的大趋势下，传统新闻人的再就业、再职业化，不仅关涉其个人事业，也投射出新闻生产实践的再构与演化，影响着人们对大众媒介生态的认知。虽然新闻职业发展衍生的新兴类型要想完全融入传统生产体系，还需要经历不断地摸索和相互协商，但现实诸多成功案例同样表明，这种职业转型为加快媒体融合纵深化提供了合作方案，也重新启发着当下新闻传播教育和传媒业界对新闻传播工作者职业能力建设的思考。

深度媒介化语境下新闻记者再职业化转向，反过来对既有新闻实践的职业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投射出新闻业日渐开放与多样的生产机制。未来研究者有待通过更具情境特点的个案与实证数据，描绘在新闻职业边界变化过程中衍生的职业类型学、职业身份认同流动以及新闻实践与用户反馈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拓展新闻生产的知识领域。在此过程中，中国语境下新闻人的再职业化路径，也需辨认媒体人与其他跨文化语境中媒介创新实践存在的差异，紧扣中国传媒体制、政策与社会现实背景，发展更具适用性的理论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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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王昀,张可.新闻工作的边界流动与再职业化启示[J].青年记者,2023(21):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