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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型媒体对新闻从业者职业化的影响分析

青年记者 | 2023-12-16 22:24:47原创

来源:青年记者

作者:苗勃(海南大学国际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佘雨夏(海南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21期


导  读

本文通过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平台型媒体对新闻从业者去职业化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

职业化是一种工作状态的标准化、规范化与制度化,是使员工在知识、技能、观念、思维、态度、心理上符合职业规范与标准[1]。中国新闻职业化进程缘起于辛亥革命时期,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时至今日,互联网平台的迅猛发展冲击了原来以传统媒体为主的传播格局,UGC创作模式也让许多“非科班”出身的“自媒体”人加入内容生产队列当中,传统的职业规范失去约束力,新的职业规范仍在探索之中。因此,新闻职业也被推向去职业化的道路。

新闻职业化的历史发展进程

西方职业社会学领域代表人物拉森认为,一项工作要发展为职业,需要满足以下三个维度:第一,从事这个职业的成员拥有经过专门训练所达成的知识与技能,即职业的认知维度;第二,这个职业具有服务取向,能够以公众利益为诉求建立起一套自身的伦理规范,即职业的规范维度;第三,职业要有自主性、拥有自我管制的特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特定的声誉,即职业的自主维度[2]。

中国新闻职业化进程滥觞于辛亥革命[3]。与早期报人强调政论以实现政治理想所不同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的新闻记者在认知、规范与自主维度上建构起更加专业的新闻职业主义。在认知维度上,黄远生强调新闻记者所应具备的叙事能力和“交游肆应”[4]的奔走能力。在规范维度上,客观、真实、公正、全面的新闻报道规范被提出。邵飘萍认为新闻记者应该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之公人”[5],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在自主维度上,邵飘萍也认为新闻业应当超然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独立于党派分歧,不被权势利益集团所利用[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职业在认知、规范与自主维度上重新走向职业化。首先,随着大学新闻教育的发展,传统媒体吸纳了越来越多具备专业采写编技能的新闻从业者。其次,传统媒体从业者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职业伦理规范,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忠于职守,肩负起这份社会分工。最后,传统媒体对内容生产与信息渠道的掌控也赋予了新闻记者一定的自主空间,让他们有更多可转圜的时空进行信息收集与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新闻选题与报道。

但是,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职业化刚刚走上坦途,就遇到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打击。目前,以今日头条、抖音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型媒体已成为中国社会信息连接的重要渠道,传统媒体与社会公众的连接部分地“失效”了。帕克和埃尔斯坦恩将互联网平台定义为一种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价值创造互动的商业模式[7]。互联网平台有两个主体——生产者与消费者,两者在平台上交换信息、商品、服务与金钱。对于新闻而言,平台型媒体既不是新闻的主要生产者,也不是新闻的主要消费者,其关键功能在于吸引、聚集海量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生产者所生产新闻与消费者需求之间的高效匹配,以促进两者在平台上的良性互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内容生产者的传统边界日益模糊,依托人工编辑的新闻把关模式也让渡于算法推荐的精准分发模式,新闻从业者的去职业化现象日渐凸显。

互联网时代,平台型媒体是如何影响新闻从业者去职业化的?为回答该问题,本文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于2023年9月访谈了16名“自媒体”从业者。其中,11名被访者有传统媒体从业经历,后转行至“自媒体”行业,5名被访者一直从事“自媒体”行业。访谈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个问题:(1)您过去在传统媒体工作时的职业要求如何?(2)您在“自媒体”工作时职业要求如何?(3)您觉得在传统媒体与“自媒体”工作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4)您觉得平台对您写新闻的影响是什么?访谈对象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平台型媒体对新闻从业者去职业化的影响机制

在对访谈内容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拉森所建构的职业主义三个维度为分析框架,从认知、规范与自主维度分析平台型媒体对新闻从业者去职业化的影响机制。第一,在职业的认知维度上,生产者泛化使得不具备专业新闻知识的从业者进入新闻采写领域,降低了行业的技能水平。第二,在职业的规范维度上,以用户偏好为核心的信息推荐算法使得新闻职业的公共性与全面性被削弱;流量“押宝”逻辑也使得从业者不得不通过洗稿的方式“以数量博流量”,消解原创性这一新闻职业规范。第三,在职业的自主维度上,平台权力与用户权力主导着新闻选题与报道方式,使得从业者的自主性受限。

(一)职业的认知维度:生产者泛化对新闻叙事与采访能力的消解

新闻职业要求拥有经过专门训练达成的知识与技能,尤其是新闻叙事能力与采访能力。但是,平台型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垄断传播市场的格局,激活了个体的信息生产与分享行为,以往通过专业、学历、资历等标准筛选新闻生产者的机制已经失效。这也意味着新闻行业的准入门槛更低、参与性更强。在“我即媒体”的环境之下,个人文化水平、背景阅历与媒介素养的不同使得信息生产的质量参差不齐。当从未受过专业训练、“半路出家”的“自媒体”人入场之后,专业的新闻叙事与新闻采访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很多同行对自己要求很低,对稿件质量的要求也很低。我感觉从正规媒体机构转行过来的人基本不会这样,很多人半路出家写自媒体内容,把整个行业弄得乌烟瘴气。”(被访者2)“什么人都有,鱼龙混杂,很多人因为学历不高,写的很多内容是不太恰当的。”(被访者5)“一些‘自媒体’同行参加活动、采访企业高管,有人甚至在现场要给高管看手相,给人感觉采访特别不专业,莫名其妙的。”(被访者2)

(二)职业的规范维度:算法机制与流量“押宝”对职业规范的削弱

在职业的规范维度上,新闻职业道德要求新闻记者服务于公众利益,进行全面、客观的新闻报道。但是,平台型媒体对新闻职业的公共性与全面性等职业规范都有所削弱,甚至基本的原创性也难以保证。

传统媒体由人工编辑进行新闻把关,互联网平台则主要通过算法推荐的精准分发模式实现新闻信息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高效匹配。目前信息推荐系统的主流算法是协同过滤,包括以用户为基础的协同过滤和以产品为基础的协同过滤[8]。前者分析用户之间的相似性,假定相似的用户有相似的偏好;后者分析信息的相似性,当用户多次关注了某一类信息,就假定他对该类信息感兴趣,并更多地推送类似信息。新闻行业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但是算法理解的用户只是单个的个体。因此,算法机制将原有的核心问题“人们需要关注什么”转变为个体化问题“这个人需要什么”,这一转变意味着新闻公共性的削弱[9]。“我觉得做‘自媒体’和传统媒体很不一样。传统媒体更多地告诉公众真相、铁肩担道义。我最开始是怀着这种正义的使命感来(做媒体)的。但是做‘自媒体’之后就清楚了,我现在就是一个服务者,为平台和客户提供撰写文章、推广产品的服务,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被访者2)平台型媒体一方面通过掌握用户注意力获取商业利益,另一方面将原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服务公共利益”责任转化为用户的自主选择,通过强调算法技术的中立性以规避社会责任。正如荷兰学者何塞等提出的互联网平台所面临的悖论:它本身是一个营利性质的科技公司,但有很强的公共性;它看上去中立,但又表明自己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10]。个体偏好与公共需求之间虽有重叠,但是也有错位与偏差,在以用户个体偏好为主的价值取向之下,“服务公共利益”这一传统新闻业所强调的职业规范被削弱。同时,在以用户偏好为核心的算法机制下,内容生产也很难保证其客观性与全面性,而是具有较强的偏向性。“我们是靠流量吃饭的,流量才是王道。那么这个平台的受众群体喜欢什么?在写东西的时候难免就会向这方面靠近,最后写作就很难保持纯粹了,因为纯粹的东西大家可能不喜欢看,影响创作热情,最后慢慢的就只能写一些自己感觉大家爱看的东西。”(被访者3)

虽然用户偏好成为主导的价值取向,但是如何在平台型媒体上获取流量依然是一门“玄学”(被访者4、被访者5)。“我刚刚做视频号的时候,发了三十条左右的视频,浏览量最多只有五六千。我妈妈随便在视频号上搬运了一条内容,就有几万的点赞量。这个算法的底层逻辑是怎么回事,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可能有运气的成分。”(被访者9)互联网时代,平台型媒体对于用户行为数据的精准记录、实时捕捉和完全量化是前所未有的。用户关注热点在短时间内不断更迭,难以把握与预测,甚至让从业者毫无头绪。在用户关注热点快速流动、而用户流量又与媒体收益直接挂钩的互联网平台逻辑下,基于采访调研所生产的原创性新闻报道相对滞后,可能无法“押中”流量热点,新闻从业者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原创,通过“洗稿”、铺陈大量稿件的方式以“押宝”流量、保证收益。“洗稿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获得利益的方式就是流量,流量从哪里来?需要不断地押宝。只有今天发布的文章数量够多,才有可能押中一到两个流量法宝。所以不可能每篇文章都做原创,工作量太繁重。”(被访者3)所谓洗稿,是近年来互联网领域出现的一种知识产权侵权现象,指通过对他人作品进行内容篡改、语序调整、结构重塑和表达转换等操作后,将其包装为自己原创作品的一种变相抄袭或剽窃行为[11]。在流量“押宝”逻辑下,显规则中不被允许的变相抄袭行为,成为从业者不得不采用的潜规则,削弱了新闻职业既有的道德规范。平台型媒体中,抄袭内容识别机制与原创内容溯源机制也不够完善。在抄袭内容的识别上,部分平台的算法机制可以识别完全抄袭的文章或视频,但对于“伪原创”的文章或视频则难以判断。“譬如在短视频平台,一个视频的文字内容是抄袭他人的,但是换一个人拍摄或换一个场景拍摄以及视频里换些素材,就可以是原创了。”(被访者4)“只要抄袭的方法对了,平台也会给你流量。”(被访者8)而在原创内容的溯源上,平台也无法在众多涉嫌抄袭的内容中追溯到最初的原创内容。“最难的是原创者自己本身的内容没有获得流量,反而是翻拍抄袭的人获得了流量。”(被访者5)

(三)职业的自主维度:平台偏好与用户关注热点对职业自主性的限制

成熟的职业应该拥有充分的自主性,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则与体系。尽管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职业也并非完全自主,但是平台型媒体在改变原有规制力量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权力中心。平台权力与用户权力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限制着新闻从业者的选题自主性与报道自主性。

在流量主导的逻辑下,分析平台偏好与掌握用户热点成为内容生产者的出发点,他们要观察不同平台的“推流形式”、总结不同平台的“用户偏好”、规避不同平台的“审核制约”,在此基础上再选择自己要写的题目与切入的角度。“做‘自媒体’要有不同平台新闻热点的敏感,要观察不同互联网平台的推流形式,什么主题和角度在什么平台可能会被推起来,要心里有数。譬如《拜登参加G20峰会,美国带33个国家建新群》这条新闻,一个角度是拜登这个行为反而对中国有益,另一个角度是印度与美国有分歧。这个时候就要看你积累的‘网感’了,凭着自己看了许多百家号与头条号的新闻,就会有大致的感觉,在不同的平台上应该从哪个角度切入才能获取更多的流量。”(被访者3)“不同平台会有很多主题活动,如果契合了平台的主题活动,就能给自己的文章增加流量,增加曝光度。如果不契合平台的选择,流量数据就会受影响。”(被访者9)

不同平台的引流方式、用户偏好和审核机制不仅影响着选题的自主性,也影响着内容生产的自主空间。过去,新闻记者以能够提供深入全面地报道新闻为荣,着重于对新闻的溯源分析、对真相的深入挖掘和对事件的全面掌握。平台型媒体内容生产者的关注重点则是平台规则与用户兴趣。为了适应不同平台的运作模式,原本全面的新闻报道也不得不进行拆分、调整和重组。“我们了解每个平台的算法,会针对平台的性质来调整我们的板块内容。”(被访者8)即便是同一平台型媒体,其运作模式也在不断变化,内容生产者不得不以平台为核心不断调整自己的报道方式。“平台的审核机制决定了我们的报道方式与风格。而且这些机制还不是固定的,它随着时间而变化。平台运营风格也在变化,昨天这个套路能行得通、今天可能就行不通了,所以我在逼迫自己不断地转变。”(被访者11)

对于重构新闻职业化的思考

互联网技术革命浪潮浩浩汤汤,形成对新闻从业者职业化的强烈冲击。但是,新闻职业主义中所彰显的对严肃叙事的崇尚、对公共性与全面性的追求以及对原创信息的偏重依然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因此,本文试图思考重构新闻职业化的可能方式。

(一)推动新闻教育普及化,提升“自媒体”人的职业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好的新闻报道,要靠好的作风文风来完成,靠好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得来。”[12]在高度碎片化的信息时代,“短平快”的文章或视频层出不穷,但是依靠“脚力”深入新闻现场、凭借“眼力”捕捉新闻价值点、倚赖“脑力”与“笔力”所创作的全面深入的新闻报道却成了稀缺品。“好的新闻报道”对于社会具有重要价值,因此,面对庞大的“自媒体”内容创作者,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新闻职业知识与能力。调研过程中,也有被访者提到希望能设立互联网平台内容生产者的职业规范与门槛,改善从业者的职业素养。“‘自媒体’新闻从业者还没有形成规范,我希望未来能形成规范,譬如想在抖音上发布新闻要先考资格证。”(被访者11)

平台型媒体可以通过算法机制识别主要从事新闻生产与时事评论的“自媒体”人,并与地方高校合作共建,针对识别出的“自媒体”人进行新闻职业培训。地方高校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授课,对新闻基本原理、新闻工作技巧以及新闻伦理规范进行讲授,以此提升“自媒体”人的职业素养。平台型媒体也可为完成新闻职业培训的“自媒体”人提供流量奖励,引导更多“自媒体”人加入新闻职业培训,推动新闻教育普及化。

(二)完善算法推荐机制,重视新闻的公共性与全面性

不同于传统媒体有国家与政府的资金支持,平台型媒体上的内容生产者几乎完全依托于市场以获取利益。“‘自媒体’是市场化运作,唯一要求的就是流量,今天流量多了就赚得多,明天歇一歇可能就没有收入了。”(被访者11)在流量主导的逻辑下,迎合人们猎奇、窥私心理的标题党、低俗内容、虚假信息曾经泛滥一时。近年,在政府与互联网平台的共同努力下,标题党与低俗虚假内容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以前,标题党在百家号、头条号上有流量,但是现在平台的监测机制和评价体系日渐完善,标题党已经很少了。平台已经严厉打击过几次标题党,我觉得在我从事的国际政治这个领域,标题党已经不被允许了。标题党的流量也会被打压,得不到想要的流量效果。”(被访者3)腾讯也开发了“较真”辟谣平台,平台上的每一位用户都可以对信息的真伪进行监督与管控,借助用户力量扩大事实核查范围,使信息内容更加真实可靠。

整体而言,平台型媒体在完善算法机制、保障信息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方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在此基础上,平台型媒体可进一步建构多维度的算法推荐机制,适当降低个人兴趣维度的权重,重视新闻信息的公共性与全面性维度,给予服务公共利益、全面且有深度的新闻报道更多的算法推荐权重。即在算法推荐机制中不仅考虑个人兴趣维度,也应考虑信息的公共性、全面性等新闻价值维度。

(三)改善流量分配规则,扶持原创性新闻内容

互联网平台在发展前期需要大量内容以吸引用户,因此前期进入平台的“自媒体”人在流量红利上抢占了先机。随着越来越多的“自媒体”人入驻,总体流量并没有较为明显的扩大趋势,“自媒体”人的竞争也日渐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抄袭”几乎已经成为行业心照不宣的“秘密”,复制“爆款”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许多关注。“平台上有很多的爆款,我们会根据业务找到对应领域的作品来复制。我们会进行反复测试,如果这个不行就再换另一个,就是模仿形式,模仿内容,模仿核心关键词。”(被访者15)

虽然互联网平台上的抄袭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但仍有部分内容生产者坚持原创,有的公司从内部建立完善的原创保护机制,鼓励和支持从业者打造原创内容。但是,离开少数公司的制度保护,平台层面的原创保护机制还较为匮乏。“我们公司内部有相应的机制鼓励原创内容,也有保护机制,所有内容都可以追溯到最开始原创的那个人。但是现实情况来说,很多互联网平台暂时还无法很好地保护原创作者。”(被访者8)“我会制定规则,无论是在上一家媒体做主编还是现在做‘自媒体’,必须原创是我最重要的规范准则。引用和参考他人内容的时候也必须进行标注。”(被访者14)对于平台型媒体而言,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完善抄袭内容识别机制与原创内容溯源机制,避免部分抄袭者通过截取、拼接不同作品内容的方式规避平台审核。另一方面,也应该改善流量分配规则,给予原创作者更多的流量推荐,并完善抄袭申诉机制。

结  语

在互联网平台成为社会信息连接主导方式的当下,稳定与结构化的内容生产与消费体系已不复存在,新闻职业的传统结构也面临危机。流量成为新闻信息的评价指标,在“计件制”的基础上,“计流量制”成为新闻记者的核心绩效考核机制[13]。“计流量制”也意味受众的点赞、转发、阅读、评论等数值的量化成为众人追求的目标。新闻从业者被裹挟其中,在传统职业主义的价值理性与流量至上的工具理性中感到迷茫、无所适从。“做传统媒体很有成就感,譬如发了好的报道或是做了好的片子,都会很有成就感,很快乐,有一种满足感。做自媒体不会有这种感觉,除了挣钱基本没有别的用。”(被访者4)但是,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当新闻学者与新闻工作者都对新闻专业性产生迷惑的时候,恰恰就是其终极使命应当回归之时[14]。

平台型媒体消解了新闻职业的知识技能、伦理规范与自主权力,但我们也要思考如何恢复其从业者追求专业性、公共性、全面性与自主性的职业精神,以在流量纷扰中建构更加健康的舆论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平台型媒体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通过推动新闻教育普及化、建构多维度的算法机制与改善流量分配规则等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彰显而竭诚尽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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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arlson, M. The Robotic Reporter[J].Digital Journalism,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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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从“挣工分”到“挣流量”:绩效制度下的市场、共谋与流量锦标赛[J].国际新闻界,2022(06):130-153.

[14]马立明,苗玉薪.新闻专业省思:学术逻辑、业务逻辑与流量逻辑[J].青年记者,2023(17):42-45.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苗勃,佘雨夏.认知、规范与自主:平台型媒体对新闻从业者职业化的影响分析[J].青年记者,2023(21):15-18+23.  

责任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