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轼说丨胶州海航知登州 斜穿齐鲁入汴京
如轼说
2024-08-17
苏轼赴任登州,由密州板桥镇码头上船,航行一周左右,经文登海域,绕行成山头抵达蓬莱治所……对苏轼在登州往返的行迹,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里做过极其简短的概述:“苏东坡在六月,到山东沿海去就新职。由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十月十五日到达登州后五天,他又应召进京。全家开始行动起来,将近元丰八年十二月半,到达京都。”
北宋板桥镇地图
苏轼是经金陵、扬州、泗州、常州、海州(今连云港)抵达密州的。这一段史料非常清晰。苏轼上次来密州还是在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三日,由杭州通判异地升迁为密州知州,至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两年有余,功业屡屡。9年后再次踏上这片热土,密州父老、儿童遮道相迎,太守藿翔置酒超然台,为寻旧迹并赋诗。
林语堂说:“(苏轼)由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自唐始胶州属于密州板桥镇,板桥港这个区域在北宋称为唐家湾,又称唐湾,东临胶州湾海域,水面开阔。公元836年(唐开成元年)日本著名僧人园仁法师回国时,曾在板桥镇海域(密州大珠山)乘船至荣成赤山法华寺。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还记录了一批船人自称“从密州来,船里载炭向楚州去,本是新罗人,人数十有余”。圆仁描述了晚唐时期楚州—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密州—登州一线繁忙的海上交通线,自晚唐以来就是一条传统的航海线,密州板桥镇是这海上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港口。到了宋代,板桥镇港在全国海港中的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因北宋和辽对峙,朝廷明令禁止海船入登州、莱州港,板桥镇自此成为我国五大通商口岸之一,也是北方唯一的海关重镇。
秦汉之际已形成传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沿海诸港起航后,循海岸线向东航行,绕过成山头北上,经渤海至辽东半岛南端,再沿海岸线东行抵鸭绿江口,然后南下至朝鲜半岛西海岸相关港口;若到日本列岛则要经过朝鲜海峡西水道至对马岛、北九州海岸,然后航行到日本相关港口。这一传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继续被民间商船沿用之外,又新开出一条由胶东半岛横渡黄海抵达朝鲜半岛西海岸的新航道。苏轼乘船抵蓬莱的历史证据,也藏在苏轼第二次提及文登的《书柳子厚诗》的题跋里:仆自东武适文登,并海行数日,道傍诸峰,真若剑铓。诵柳子厚诗,知海山多尔耶?子柳子云:“海上尖峰若剑铓,秋来处处割人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峰头望故乡。”在这篇题跋中,苏轼一如既往地用东武和文登古称代指密州和登州。大意是:我从东武前往文登,在海上乘船行了数日,所见到的道傍山峰,真像剑鋩一样。读柳宗元的诗,知道海上的山峰多是这样。他有诗说:“海上尖峰若剑鋩,秋来处处割人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锋峰头望故乡。”
吴忠波、夏婧尧在《苏东坡经古之罘到达登州》一文考证:“十月下旬,苏东坡陆路到达密州。从离开密州时间推算,他应该是十月上中旬自板桥镇乘船赴登州。海行数日,也就是高密板桥、崂山、过威海成山头,到烟台芝罘,古称之罘,东坡所乘的官船径直飘过,再从蓬莱水城上岸。”
从密州到登州,之所以不选择陆路,而走海路,也足显当时陆路交通的不便,更说明板桥镇港的便捷。在整个过海的过程中,苏东坡留下的资料不多。学界和苏作中对此的表述,也是一笔带过。其海路行程时间,据苏东坡《书柳子厚诗》云: "仆自东武(高密)适文登,并海行数日。”这里的数日,应该是一周左右的时间吧。“如同一路行来一路歌,大诗人过海行舟,也与众不同,即使是秋风海浪的情形下,苏东坡也是闲不下来。尽管在船上,进行创作,还是有一些限制。但是,书名人书还是小菜一碟。不知是这时,他正看着柳子厚的诗书,还是适宜于用柳诗表达。他将海路一程, 或包括登岸后一段时间,让柳诗唱了主角。他自己本人,只是作了个点评人而已。顶多是随和着发点感慨。出海后的沿途,他能看到的是崂山、田横岛、海阳凤城、乳山口及槎山、石岛湾、成山头、昆嵛山远景、古芝罘沿岸、蓬莱阁及水城。而他能表达的仅是:‘道傍诸峰,真若剑铠’。其他, 也许是舟船劳顿等因素,他没有大发感慨,而是让柳诗等登场,他则是书题、评议而已。”因为苏东坡是乘船由胶东半岛南部环海到达北部登州驻地,而宋时胶东半岛东部俱属文登县境,因此可以确认苏轼确曾航行到过文登海域。台湾学者李常生著有皇皇五卷本《苏轼行迹考》。在第四卷中,他也注意到苏轼《书柳子厚书》中的海行说,并发出疑问:“或古代陆行不易,部分入海州行至登州?有无过莱州,亦不得而知?”然而他还是凭自己的想象画出苏轼自怀仁(海州)至登州的陆路行迹图:密州—莱州—登州。
其实,苏轼在诗文中也留有到过莱州的证据,只不过,那是他离任登州太守后的返京师路线。
元丰八年(1085年)十一月中旬,他从登州走陆路,经莱州、青州、过龙山镇入齐州(济南),年底自郓州(菏泽)出山东入河南商丘,至汴京开封。
元丰八年(1085年)十一月,《过莱州雪后望三山》就是作于离登赴京过莱州时,诗曰:“东海如碧环,西北卷登莱。云光与天色,直到三山回。我行适冬仲,薄雪收浮埃……”东坡取道青州时,他曾经的“政坛死敌”,原御史中丞、现青州知州李定热情款待了他,他们在诗酒共流连中实现了“相逢一笑泯恩仇”。苏轼在给好友滕元发的信中说:“青州资深(李定字),相见极欢,今日赴其盛会也。”继江宁府与王安石和解后,苏轼在青州又与一位严重伤害过他的政敌实现和解。
这次在齐州停留时,苏轼还到龙山镇看望过宋祁之子宋宝国。宋祁(998—1061),北宋著名诗人,有“红杏枝头春意闹”之句。宋宝国非常崇拜王安石,将王安石所书的《华严经解》示之,并请苏轼为之作跋。于是,苏轼便为其作了《跋王氏华严经解》一文。予过济南龙山镇,监税宋宝国出其所集王荆公《华严经解》相示,曰:“公之于道,可谓至矣。”予问宝国:“《华严》有八十卷,今独解其一,何也?”宝国曰:“公谓我此佛语深妙,其余皆菩萨语尔。”予曰:“予于藏经取佛语数句置菩萨语中,复取菩萨语置佛语中,子能识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独子不能,荆公亦不能。予昔在岐下,闻汧阳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偿,吾不知也。而与客皆大诧,以为非他产所及。已而事败,客皆大惭。今荆公之猪未败尔。屠者买肉,娼者唱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净,墙壁瓦砾皆说无上法,而云佛语深妙,菩萨不及,岂非梦中语乎?”宝国曰:“唯唯。”
全文不足300字,与其说是一篇跋文,倒不如说是对王安石的批评。苏轼批评王安石并未真正参透佛法,强分“佛语”与“菩萨语”是在梦中说话。苏轼以河阳猪失而复得故事讽喻迷信。
苏轼这次路过济南,还曾在长清真相院(位于长清老城区西北隅)作过短暂的停留。当时,苏轼得知该寺院住持僧法泰所建的十三层砖塔(名全阳塔,今已不存)未有葬物,便想将其弟苏辙所藏的释迦舍利捐献出来,为已过世的父母祈求“冥福”。法泰听后当然是求之不得,第二年就赴京师找苏轼拜请法舍利,并请苏轼撰写塔铭。苏轼出于对佛的虔诚以及对父母的敬重,一改往日之随意洒脱的书风,郑重其事地写下了《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然后又赠法泰“金一两,银六两,使归求之众人,以具棺椁”。
鞠持正何人?一段待考的历史迷案等待着有缘人破解……据李之亮笺注,鞠持正:东坡诗集、文集、词集仅此一说,不详为谁。检《万姓统谱》亦无此人。待考。网上有说法认为鞠持正为蔡确,因此字持正,不过缺乏实证。但对苏学的研究一直是一代代学人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取得成果的学术开放系统。苏轼一生交友广泛,自言:“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据无冕学者孔凡礼所编纂《苏轼年谱》,参考六百多种书籍,仅《苏轼交游录》就收录一千三百多人。
清初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十收有苏轼给友人公弼郎中的一封短简。这个公弼是谁,孔凡礼遍查苏轼全部著作、同时代人著作及地方志等,没有搞清楚。苏轼此简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当时在密州(今山东诸城)。1994年10月11日,孔凡礼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靖华、诸城市博物馆任日新、诸城市史志办主任邹金祥结伴到九仙山中寻访苏轼遗迹。
攀山途中,孔谈到石刻题名之类话题,任日新若有所思,拿出一个普查文物的记录本,其中记有在距九仙山深处十余里的大石棚的题名碑,其中有一则为:“诸士言公弼,□中立子达,壬寅四月同游。”孔凡礼不由得老夫聊发少年狂,大呼:“不虚此行!”原来“公弼”是诸士言的字。壬寅乃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年),距离熙宁八年 (1075年)不过十三年。再查《苏轼文集》卷六十二《密州请皋长老疏》提到诸郎中,此公弼即诸士言无疑。如果孔凡礼不到这深山来考察,“公弼”是谁的公案,也许就永远无法揭开。因为任日新虽抄下了这个题名碑文,并不知这个题石与苏轼有何联系。大石棚太峻峭,一般人视为畏途,将来即或有路可通,也未必有人熟悉苏轼交游达到孔凡礼的程度,而去仔细考察这个题石碑文。那天,孔凡礼以七十一岁之躯,攀山越岭,的确极累极累,但心里非常愉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吃了大苦,却破解了一大谜,不由得诗兴大作。也许,鞠持正是谁,就藏在相关的地方历史典籍和金石文物里,等待历史的有缘人破解。但无论如何,苏轼与文登的这段佳话,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值得好好挖掘,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不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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