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轼说丨胶州海航知登州 斜穿齐鲁入汴京

苏轼赴任登州，由密州板桥镇码头上船，航行一周左右，经文登海域，绕行成山头抵达蓬莱治所……对苏轼在登州往返的行迹，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里做过极其简短的概述：“苏东坡在六月，到山东沿海去就新职。由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十月十五日到达登州后五天，他又应召进京。全家开始行动起来，将近元丰八年十二月半，到达京都。” 

北宋板桥镇地图苏轼是经金陵、扬州、泗州、常州、海州（今连云港）抵达密州的。这一段史料非常清晰。苏轼上次来密州还是在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三日，由杭州通判异地升迁为密州知州，至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两年有余，功业屡屡。9年后再次踏上这片热土，密州父老、儿童遮道相迎，太守藿翔置酒超然台，为寻旧迹并赋诗。

林语堂说：“（苏轼）由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自唐始胶州属于密州板桥镇，板桥港这个区域在北宋称为唐家湾，又称唐湾，东临胶州湾海域，水面开阔。公元836年（唐开成元年）日本著名僧人园仁法师回国时，曾在板桥镇海域（密州大珠山）乘船至荣成赤山法华寺。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还记录了一批船人自称“从密州来，船里载炭向楚州去，本是新罗人，人数十有余”。圆仁描述了晚唐时期楚州—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密州—登州一线繁忙的海上交通线，自晚唐以来就是一条传统的航海线，密州板桥镇是这海上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港口。到了宋代，板桥镇港在全国海港中的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因北宋和辽对峙，朝廷明令禁止海船入登州、莱州港，板桥镇自此成为我国五大通商口岸之一，也是北方唯一的海关重镇。

秦汉之际已形成传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沿海诸港起航后，循海岸线向东航行，绕过成山头北上，经渤海至辽东半岛南端，再沿海岸线东行抵鸭绿江口，然后南下至朝鲜半岛西海岸相关港口；若到日本列岛则要经过朝鲜海峡西水道至对马岛、北九州海岸，然后航行到日本相关港口。这一传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继续被民间商船沿用之外，又新开出一条由胶东半岛横渡黄海抵达朝鲜半岛西海岸的新航道。苏轼乘船抵蓬莱的历史证据，也藏在苏轼第二次提及文登的《书柳子厚诗》的题跋里：仆自东武适文登，并海行数日，道傍诸峰，真若剑铓。诵柳子厚诗，知海山多尔耶？子柳子云：“海上尖峰若剑铓，秋来处处割人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峰头望故乡。”在这篇题跋中，苏轼一如既往地用东武和文登古称代指密州和登州。大意是：我从东武前往文登，在海上乘船行了数日，所见到的道傍山峰，真像剑鋩一样。读柳宗元的诗，知道海上的山峰多是这样。他有诗说：“海上尖峰若剑鋩，秋来处处割人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锋峰头望故乡。”

吴忠波、夏婧尧在《苏东坡经古之罘到达登州》一文考证：“十月下旬，苏东坡陆路到达密州。从离开密州时间推算，他应该是十月上中旬自板桥镇乘船赴登州。海行数日，也就是高密板桥、崂山、过威海成山头，到烟台芝罘，古称之罘，东坡所乘的官船径直飘过，再从蓬莱水城上岸。”

从密州到登州，之所以不选择陆路，而走海路，也足显当时陆路交通的不便，更说明板桥镇港的便捷。在整个过海的过程中，苏东坡留下的资料不多。学界和苏作中对此的表述，也是一笔带过。其海路行程时间，据苏东坡《书柳子厚诗》云： "仆自东武（高密）适文登，并海行数日。”这里的数日，应该是一周左右的时间吧。“如同一路行来一路歌，大诗人过海行舟，也与众不同，即使是秋风海浪的情形下，苏东坡也是闲不下来。尽管在船上，进行创作，还是有一些限制。但是，书名人书还是小菜一碟。不知是这时，他正看着柳子厚的诗书，还是适宜于用柳诗表达。他将海路一程， 或包括登岸后一段时间，让柳诗唱了主角。他自己本人，只是作了个点评人而已。顶多是随和着发点感慨。出海后的沿途，他能看到的是崂山、田横岛、海阳凤城、乳山口及槎山、石岛湾、成山头、昆嵛山远景、古芝罘沿岸、蓬莱阁及水城。而他能表达的仅是：‘道傍诸峰，真若剑铠’。其他， 也许是舟船劳顿等因素，他没有大发感慨，而是让柳诗等登场，他则是书题、评议而已。”因为苏东坡是乘船由胶东半岛南部环海到达北部登州驻地，而宋时胶东半岛东部俱属文登县境，因此可以确认苏轼确曾航行到过文登海域。台湾学者李常生著有皇皇五卷本《苏轼行迹考》。在第四卷中，他也注意到苏轼《书柳子厚书》中的海行说，并发出疑问：“或古代陆行不易，部分入海州行至登州？有无过莱州，亦不得而知？”然而他还是凭自己的想象画出苏轼自怀仁（海州）至登州的陆路行迹图：密州—莱州—登州。

其实，苏轼在诗文中也留有到过莱州的证据，只不过，那是他离任登州太守后的返京师路线。

元丰八年（1085年）十一月中旬，他从登州走陆路，经莱州、青州、过龙山镇入齐州（济南），年底自郓州（菏泽）出山东入河南商丘，至汴京开封。

元丰八年（1085年）十一月，《过莱州雪后望三山》就是作于离登赴京过莱州时，诗曰：“东海如碧环，西北卷登莱。云光与天色，直到三山回。我行适冬仲，薄雪收浮埃……”东坡取道青州时，他曾经的“政坛死敌”，原御史中丞、现青州知州李定热情款待了他，他们在诗酒共流连中实现了“相逢一笑泯恩仇”。苏轼在给好友滕元发的信中说：“青州资深（李定字），相见极欢，今日赴其盛会也。”继江宁府与王安石和解后，苏轼在青州又与一位严重伤害过他的政敌实现和解。

这次在齐州停留时，苏轼还到龙山镇看望过宋祁之子宋宝国。宋祁（998—1061），北宋著名诗人，有“红杏枝头春意闹”之句。宋宝国非常崇拜王安石，将王安石所书的《华严经解》示之，并请苏轼为之作跋。于是，苏轼便为其作了《跋王氏华严经解》一文。予过济南龙山镇，监税宋宝国出其所集王荆公《华严经解》相示，曰：“公之于道，可谓至矣。”予问宝国：“《华严》有八十卷，今独解其一，何也？”宝国曰：“公谓我此佛语深妙，其余皆菩萨语尔。”予曰：“予于藏经取佛语数句置菩萨语中，复取菩萨语置佛语中，子能识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独子不能，荆公亦不能。予昔在岐下，闻汧阳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偿，吾不知也。而与客皆大诧，以为非他产所及。已而事败，客皆大惭。今荆公之猪未败尔。屠者买肉，娼者唱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净，墙壁瓦砾皆说无上法，而云佛语深妙，菩萨不及，岂非梦中语乎？”宝国曰：“唯唯。”

全文不足300字，与其说是一篇跋文，倒不如说是对王安石的批评。苏轼批评王安石并未真正参透佛法，强分“佛语”与“菩萨语”是在梦中说话。苏轼以河阳猪失而复得故事讽喻迷信。

苏轼这次路过济南，还曾在长清真相院（位于长清老城区西北隅）作过短暂的停留。当时，苏轼得知该寺院住持僧法泰所建的十三层砖塔（名全阳塔，今已不存）未有葬物，便想将其弟苏辙所藏的释迦舍利捐献出来，为已过世的父母祈求“冥福”。法泰听后当然是求之不得，第二年就赴京师找苏轼拜请法舍利，并请苏轼撰写塔铭。苏轼出于对佛的虔诚以及对父母的敬重，一改往日之随意洒脱的书风，郑重其事地写下了《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然后又赠法泰“金一两，银六两，使归求之众人，以具棺椁”。

鞠持正何人？一段待考的历史迷案等待着有缘人破解……据李之亮笺注，鞠持正：东坡诗集、文集、词集仅此一说，不详为谁。检《万姓统谱》亦无此人。待考。网上有说法认为鞠持正为蔡确，因此字持正，不过缺乏实证。但对苏学的研究一直是一代代学人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取得成果的学术开放系统。苏轼一生交友广泛，自言：“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据无冕学者孔凡礼所编纂《苏轼年谱》，参考六百多种书籍，仅《苏轼交游录》就收录一千三百多人。

清初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十收有苏轼给友人公弼郎中的一封短简。这个公弼是谁,孔凡礼遍查苏轼全部著作、同时代人著作及地方志等，没有搞清楚。苏轼此简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当时在密州（今山东诸城）。1994年10月11日，孔凡礼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靖华、诸城市博物馆任日新、诸城市史志办主任邹金祥结伴到九仙山中寻访苏轼遗迹。

攀山途中，孔谈到石刻题名之类话题，任日新若有所思，拿出一个普查文物的记录本，其中记有在距九仙山深处十余里的大石棚的题名碑，其中有一则为：“诸士言公弼，□中立子达，壬寅四月同游。”孔凡礼不由得老夫聊发少年狂，大呼：“不虚此行！”原来“公弼”是诸士言的字。壬寅乃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年），距离熙宁八年 (1075年)不过十三年。再查《苏轼文集》卷六十二《密州请皋长老疏》提到诸郎中，此公弼即诸士言无疑。如果孔凡礼不到这深山来考察，“公弼”是谁的公案，也许就永远无法揭开。因为任日新虽抄下了这个题名碑文，并不知这个题石与苏轼有何联系。大石棚太峻峭，一般人视为畏途，将来即或有路可通，也未必有人熟悉苏轼交游达到孔凡礼的程度，而去仔细考察这个题石碑文。那天，孔凡礼以七十一岁之躯，攀山越岭，的确极累极累，但心里非常愉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吃了大苦，却破解了一大谜，不由得诗兴大作。也许，鞠持正是谁，就藏在相关的地方历史典籍和金石文物里，等待历史的有缘人破解。但无论如何，苏轼与文登的这段佳话，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值得好好挖掘，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不断发扬光大。 

（作者已授权大众新闻客户端共享内容，如转载请经原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