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轼说丨苏轼帮这位“莘县老铁”扬“铭”立“腕”
如轼说
2024-08-26
冀、鲁、豫三省交界处,聊城莘县。
如今的东鲁街道群贤堡村,已是高楼并立的村办社区。群贤堡花园主路入口牌楼两侧高悬“三槐王氏忠恕仁厚”“三槐文化源远流长”的对联、“三槐王氏一家亲”横批,于简朴中透出这方水土这方人特有的底气。社区楼后,虽然宗祠三槐堂早已荡然无存,但自北宋政和二年(1112),由开封回迁归根的北宋丞相王旦坟头依然草木蔓发、祖陵列列碑林,于时空交错中无言诉说着今古传奇……
王旦墓前
古村新状
莘县是三槐王开基之祖王言、王彻、王祜、王旦的祖居地和最后归葬地。
三槐王氏发祥于莘,由此可上溯至王言的五世祖、唐代任莘县尉迁徙定居于斯的王练。如今,王姓作为全国唯一人口过亿(约1.04亿)的最大姓氏,占全国汉族人口的7.94%,三槐王作为王氏子孙繁衍最大的支派,人口高达4千多万……
三槐王祖陵局部
欧阳修撰写的神道碑文
莘县王氏祖陵碑上的《三槐堂铭》
“忠信仁厚”,这一由苏轼概括提炼的三槐家风已成为历代三槐王氏共同的价值取向,而由其撰写的《三槐堂铭》,不但成为入选《古文观止》的经典力作,更让“三槐堂号”这块金字招牌,至今熠熠生辉……苏轼与三槐王氏的这段历史佳话,虽缘起于王旦之子王素,却情定于王素之子王巩(字定国)。
苏轼与这位“莘县老铁”好到什么程度?南宋文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评价:“东坡于世家中得王定国、于宗室中得赵德麟,奖许不容口”。
01
《三槐堂铭》成名
最早竟是苏轼“乌台诗案”的罪名
《三槐堂铭》作为苏轼的17篇佳作之一被吴楚材、吴调候选入《古文观止》是发生在清康熙年间的事情,而其最早被当朝士大夫所瞩目,起因竟是北宋的一起文字狱:“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4月20日,苏轼由知徐州到知湖州任所,作《湖州谢上表》。7月,御史李定抓住一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无限放大、并收罗此前苏轼所作诗中语,弹劾他讥讽朝廷、谤讪新政。8月苏轼被拘捕到京,入御史台狱。后经多方营救,历时130天,于12月26日结案,苏轼被责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判,史称“乌台诗案”。
文书遗存
据朋九万撰《东坡乌台诗案》记载, 苏轼为王巩作的《三槐堂记》并《王仲义真赞》被寻章摘句、臆断附会为“讥讽当今进用之人,出于贫贱,意见鄙俭,空多劳忧,不足为利也”等等罪证,王巩由此亦被收坐。
据黄庭坚证词,元丰元年(1078)10月,王巩来书,求轼作本宅《三槐堂记》,并其父王素真赞。另据傅藻《东坡纪年录》得知,《王仲仪真赞》乃苏轼作于元丰二年(1079)正月十五徐州知州任上,由此推断,《三槐堂铭》应与《王仲仪真赞》作于同一时段前后,这篇文章至案发后黄庭坚也仅大致知悉,因此误供为记。
坊间广传《三槐堂铭》系苏轼作于湖州任上的说法,显失严谨准确。三槐王始迁祖、唐代黎阳令王言的儿子王彻是五代后唐状元,其子王祜因力保一贤臣无罪而失宠于宋太祖赵匡胤,与相位失之交臂,他取《周礼》“面三槐,三公位焉”意,在开封宅院内手植三棵槐树,欲言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至宋真宗朝,次子王旦成为居相府18年的“太平良相”。王巩请苏轼将这段家史作铭以家传之。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正是“乌台诗案”,使得苏轼的《三槐堂铭》得以被官方刊印,广泛流传。在“乌台诗案”遭受处罚的24人中,22人被罚铜,遭受行政处罚的苏轼、苏辙、王诜、王巩4人中,王巩遭受处罚最重,直接由秘书省正字(从九品)贬至广西宾阳,监宾州盐酒务,“令开封府差人押出门,驱赴任。”重责王巩表面理由是“收苏轼有讥讽文字不申缴入司者29人。王巩名列第一”,更深层原因是他系“太子少师致仕张方平”的女婿、旧党要员刘挚的儿女亲家,而张方平又居“罚铜者首位”,神宗皇帝为刹住反对新法士风而杀鸡儆猴意谓甚浓。
02
苏王之交
“铁”在历经生死的患难真情
王巩元丰二年(1079)12月自开封府被押解出京,至元丰三年(1080)八九月间到达广西贬所,是“乌台诗案”被贬最远的一位。
宾阳古貌
至元丰六年(1083)秋离开,若从被押解出京算起,为5个年头,从到达广西贬所算起,则正好3年时间。这期间,王巩付出“一子死贬所,一子死家中,定国亦病几死 ”的惨痛代价。贬谪黄州的苏轼对王巩遭受牵连感到不安和痛心,对王巩主动联系自己甚为感动,在给王巩的第二简中写道:“罪大责轻,得此甚幸,未尝戚戚。但知识数十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今得来教,既不见弃绝,而能以道自遣,无丝发蒂芥,然后知定国为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甚幸甚幸!”
元丰六年(1083)12月,谪居期满北归的王巩将自己在岭南数百篇诗作寄给仍在黄州的苏轼,苏轼欣然提笔为之作《王定国诗集叙》,“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坦露一开始自己怕王巩怨恨自己,不敢主动联系的内心惶恐,检讨自己把王定国看浅了:“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国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后废卷而叹,自恨期人之浅也”。遭受“乌台诗案”打击,贬谪黄州的苏轼一度以“幽人”“孤鸿”自拟,感叹“寂寞沙洲冷”,可以说,是王巩的“渡尽劫波兄弟在”的患难深情,不以友人牵连而有丝毫怨怒弃绝的宽大胸怀,给了苏轼巨大的心灵慰藉,使他收获了患难与共的铁杆友谊。
宾阳古迹
苏轼比王巩年长12岁,他在黄州几次写信,以老大哥身份提醒寓居宾州的小老弟不可贪恋女色,“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愿深以道眼看破”;“宾州必薄有瘴气,……但恐风情不节,或能使腠理虚怯,以感外邪。此语甚蠢而情到,愿君深思先构付属之重,痛自爱身啬气”;“惟恐定国不能爱身啬色,……又寻常人失意无聊中,多以声色自遣。定国奇特之人,勿袭此态。相知之深,不觉言语直突,恐欲知。他日不讶也”。
宾阳古村
他甚至不厌其烦在信中举例传授“磨脚心”“服膏丸”以助王巩避瘴气、舒肠胃,“扬州有侍其太保者,官于瘴地十余年。北归,面色红润,无一点瘴气。只是用摩脚心法耳。此法,定国自已行之,更请加功不废。每日饮少酒,调节饮食,常令胃气壮健。安道软朱砂膏,某在湖州服数两,甚觉有益”。
元祐元年(1086)旧党执政,废除新法,因苏轼和司马光举荐,还朝的王巩被擢升为宗正寺丞,因上书论宗室事,被言官连带苏轼一并举报,苏轼愤然上《辩举荐王巩状》为挚友撑腰(详见《苏轼公文课②面对诬陷,这样申辩言简意赅》),此事被临朝听政的高太后将王巩平调至西京通判,息事宁人。
王巩第二次、第三次被贬广西,分别在元符元年(1098)11月至元符三年(1001)由全州贬所回归,徽宗崇宁元年(1102)9月至大观年间,贬所已不可考,终归隐于高邮。这期间,苏轼以被贬谪惠州、儋州。在惠州,一向以倔强超脱形象示人的苏轼在与王巩信中展露柔软的内心世界:“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某一味绝学无忧,归根守一,乃无一可守,此外皆是幻。此道勿谓渺漫,信能如此,日有所得,更做没用处,亦须作地行仙,但屈滞从狗窦中过尔。勿说与人,但欲老弟知其略尔。”
建中靖国元年(1101)5月20日,自海南被赦北还的苏轼舟行至常州,望着案头著名砚工汪少微所制砚台,不禁想起老友王巩。砚台是自己为王巩作《清虚居士真赞》时收到的润笔礼。绍圣二年(1095)春天,王巩在扬州看到笔工吴说用好笔换来苏轼所写的砚铭,“览之怅然”,感慨“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为耐久。何日复相从,以砚墨纸笔为适也”,并把以上回忆感慨致简苏轼。是的,两人的友谊,耐久弥珍,彼此惺惺相惜。
如今,苏轼拿出这封《王定国赠吴说帖》题跋,写下他与王巩的最后一封往来书信:“去国八年,归见中原士大夫,皆用散毫作无骨字。买笔于市,皆散软一律。惟广陵吴说独守旧法。王定国谓往还中无耐久者,吴说笔工而独耐久,吾甚嘉之。建中靖国元年五月二十日,东坡居士”。
寿终常州
两个月后,农历7月28日(公历8月24日),苏轼于常州凄然病逝。
03
苏王之交
“铁”在文学艺术的志同道合
如果把“乌台诗案”比作苏轼人生的分水岭,那么黄楼诗会,就是他人生上半场最后一次盛宴。
黄楼古画
熙宁十年(1077)4月,由密州调任徐州不久的苏轼就向颜复并通过他向王巩发出重阳相会的邀请。颜复是颜子的第48代孙(关于与颜复交谊,参见《苏轼与山东(4)乐亭之上:眉山“三苏”与颜回后裔的深情厚谊》),此时离开徐州赴京师求官,苏轼在《送颜复兼寄王巩》诗中写到:“京师万事日日新,故人如故今有几。君知牛行相君宅,扣门但觅王居士。清诗草圣俱入妙,别后寄我书连纸。苦恨相思不相见,约我重阳嗅霜蕊。君归可唤与俱来,未应指目妨进拟。”
苏轼嘱咐颜复,到京师后去牛行街上的王旦丞相府找一下清虚居士王巩,他的清新诗词和入圣草书都很精妙,希望重阳时节一并邀请他来徐州赏菊唱和。苏轼曾经评价过王巩的草书:“近日米芾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
王巩手书
苏轼作诗《王巩久约重九见访,既而不至,以诗送将官梁交且见寄,次韵答之。交颇文雅,不类武人,家有侍者,甚惠丽》,并为王巩留出官舍最尊贵的东屋等候。熙宁十年(1077)7月,黄河决口,苏轼仍热情邀请王巩,“每得君诗如得书,宣心写妙书不如。眼前百种无不有,知君一以诗驱除。传闻都下十日雨,青泥没马街生鱼。旧雨来人今不来,油然独酌卧清虚。我虽作郡古云乐,山川信美非吾庐。愿君不废重九约,念此衰冷勤呵嘘。”
8月21日,洪水围困徐州,苏轼指挥抗洪,打赢徐州保卫战,但王巩却因儿女情长未能赴约。自元丰元年(1078)2月起至8月,苏轼指挥兴建的抗洪纪念性地标黄楼落成,苏轼遍邀文友于重九来徐州欢饮倡酬,王巩欣然赴约。他在徐州逗留十日,苏轼为之作诗《九日次韵王巩》:“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由此贡献了成语“明日黄花”,苏轼挽留王巩,相逢难得,不用忙着回去,如果过了重九赏菊佳节,菊花也会身价大跌愁刹蝴蝶。
黄楼今姿
苏轼在《王定国诗集叙》中回忆黄楼诗会情景:“往返作诗几百余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国与颜复长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余亦置酒黄楼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王巩离徐返京时,苏轼作《次韵王巩留别》,和王巩开起玩笑,他说王巩来徐州虽然与“盼、英、卿”相伴登山泛舟,却终是“无人伴客寝,惟有支床龟”,希望王巩回家后,“持此调张子,一笑当脱颐”,可以把这段故事讲给媳妇听,相信她会笑掉腮帮子哈。王巩的妻子正是苏轼恩师张方平的女儿,玩笑开到这种程度,可见俩人私谊之亲近。
元丰七年(1084)12月,由黄州移汝州团练副使苏轼行至泗州,是时,王巩因“乌台诗案”贬谪宾州期满南迁,收到王巩寄来的“新诗六首,妙曲一首,大慰所怀”,王巩谈及6年前的黄楼诗会,苏轼慨然赋诗“却思庾岭今何在,更说彭城真梦耳!”
王巩奉调回返,路过江西,把在宾州作的诗数百首寄给苏轼。苏轼评价王巩宾州诗歌的风格“皆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可惜王巩在广西的诗作仅流传下来两首,其余皆佚,但这并不妨碍王巩名芳千古,自熙宁十年(1077)至元祐八年(1093),苏轼与王巩诗歌唱和时间跨度长达16年,仅苏轼留下来的诗词就多达58首,这一数量据苏轼文友唱和诗词数量前茅,甚至高于与“苏门四学士”或“苏门六君子”的诗歌唱和数量,可见两人关系之“铁”,而在元丰元年苏轼看到与侍妾柔奴一起归来的王巩“容貌如故,志气逾厉”,宛如人间琢玉郎,遂作《定风波》,将王巩一词封神:
比翼古意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04
苏王之交
“铁”在千丝万缕的世家契阔
早在嘉祐四年(1059)年,24岁的苏轼在服母丧期间就拜见过时任成都知府的王素,他作《上知府王素书》,点赞王素在蜀政绩,并将王素之贤,归功于其父王旦作为丞相掌载天下18年的言传身教,还将自己15篇政论文章呈报王素,以期知府能予以提携。是时,王巩12岁,或随父入蜀。苏轼与王巩最早交往,目前比较确定的时间,当在嘉祐六年(1061)夏天王素回京到11月中旬苏轼离京赴凤翔任之间,可见《次韵王震》:“携文过我治平间,雾豹当时始一斑”。二人实质性交往当在熙宁六年(1069):“王巩(定国)来从轼学,为巩跋所藏真书,应巩请作《邓公砚铭》。”
熙宁二年至熙宁四年,在京城任职的苏轼与王巩开始有密切接触,熙宁西年(1071)7月,“轼将往杭州,辞王素(仲义)。”此后,王巩和苏辙交往更为密集。王巩与苏门学士秦观、张耒、黄庭坚等,都是比较要好的朋友,唱和不断,由此与苏门形成千丝万缕的交谊纽带。而苏轼与王巩家族其他成员也交往密切,王巩的侄子王震在苏轼贬谪黄州期间多有帮助,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谪惠州期间与王巩的另一个侄子、太守王古(敏仲)交往密切,他借助这一关系,推荐邓安守用竹子将山泉水接入广州,建起广州第一个自来水系统,筹建医院解决广州商旅疾病治疗问题。
苏轼对王巩完全不设防,他总计给王巩写过48封书简,几乎无话不谈,即便是元祐六年与刘挚朔党争斗白热化阶段,他不因王巩与刘挚是亲家而遮掩内心:“近日都下,又一场纷纷,何时定乎?”元祐年间苏轼在京任翰林学士,向王巩坦露生活原生态:“知今日会两婿,清虚阴森,正好剧饮,坐无狂客,冰玉相对,得无少澹否?扶病暂起,见与子由简大骂,书尺往还,正是扰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为喜怒乎?仙人王远云,得此书,当复剧口大骂之。固应尔,然而不可以徒骂也。知公澹甚,往发一笑。”
05
天将复兴王氏也欤!
何其子孙之多贤也?
苏轼在《三槐堂铭》中感叹:“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并预言:“王氏之福盖未艾也。”北宋天禧元年(1017),王旦病逝于开封,棺柩暂厝于祥符县大边村(今开封新里乡)其外祖父家坟地。元祐六年(1091),王巩、王震率王祜后人在汴京东门外建王氏宗祠,定名“三槐堂”。北宋政和二年(1112),三槐王氏已基本无人在朝为官,面对辽兵不断南返,加之大边村地处黄河畔黄水泛滥,王氏后人遂决定将先人遗骨迁葬莘县故里群贤堡村,并重建宗祠三槐堂。
莘县旧匾
“郁郁三槐,惟德之符。” 仅从王巩这一支家族血脉传承看——王巩之子王奇的孙子王道,于南北宋之交徙居余杭,形成余杭三槐王氏家族……王奇的另一个孙子王随徙居山阴,绍兴山阴三槐王氏由此开枝散叶……王巩次子王华的后代迁居洞庭,形成湖南岳阳洞庭王氏家族……南宋建炎三年(1129),王巩之子王皋护驾宋高宗、孟太后南渡,定于姑苏,是为三沙王氏始迁祖,王皋后和岳飞同任南宋殿帅府太尉,后挥笔书写《王氏宗谱跋后》,并为王氏宗谱题写卷首“王氏世宝”,三沙三槐堂由此兴盛……
岳飞笔书
而如今,莘县王氏祖陵旁,三槐堂宗祠复建蓝图已经绘就……
聊城山陕会馆内古槐葱翠
“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归视其家,槐阴满庭。”
诚哉轼言!
(注:关于三槐王家风,据张志烈等主编《苏轼全集校注》及舒大刚登主编《苏东坡全集》等权威文献编校的《三槐堂铭》,均为“忠信仁厚”,本文从此说;据莘县文史资料第十八辑《槐荫千秋》,均作“忠恕仁厚”,群贤堡社区门前对联书“忠恕仁厚”,姑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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